2016年3月19日 星期六

策略分類學:前言

  在中西方的歷史長河中,充斥著數以萬計的戰例,以及數以萬計的軍事理論著作。尤其中國的兵書更在先秦時期便蔚為大觀,甚至導致東漢史學家班固在為《漢書》撰寫〈藝文志〉時不得不為「兵書」另立一個類別,並在這個大類別下面又區分出四個小類別。相比之下,西方歷史上的軍事理論著作非常稀少,多數將領仍然是從諸如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1]或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2]等歷史書籍中吸取戰略、戰術思想。至於專門討論軍事理論的著作,可說掛零,即便赫赫有名的古羅馬軍事家弗龍蒂努斯(Frontinus)所著的《謀略》[3] 以及維格蒂烏斯(Vegetius)所著的《兵法簡述》[4],也多停留在一些戰例的分類與陳述上,而甚少理論性的論述,更別談能成為一個體系了。西方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了比較理論性的軍事著作,即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此書開啟了西方軍事理論的著作風潮。二十世紀,西方軍事理論發展在薄富爾(Andre Beaufre,1902-1975)的《戰略緒論》等著作出版後,才趨於成熟並暫時劃下了休止符。
  中國軍事理論早在春秋時期便擺脫了依附於剖析歷史戰例的狀態,以成書於春秋末期[5]的《孫子兵法》為例,全書除了一些譬喻之外,竟不見任何歷史事件與戰例的蹤跡。東周時代流傳下來的幾本兵書,如《司馬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及《尉繚子》等書也多呈現出這樣的風貌,與西方早期軍事理論著作的寫作走向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往後隨著歷史的推進,有越來越多的歷史戰例開始加入兵書之中,在後人無法超越前人著作理論高度的時候,便開始往回頭路走。在唐朝時,趙蕤、杜佑、李筌等人便做過許多策略分類的嘗試,這些分類方法,除了將相關的兵法與戰例加以結合論述之外,在理論上並無多大創新之處。這種分類風氣到了宋朝,便產生了由政府主導編纂的《武經總要》這樣的大雜燴著作。到了明朝的《百戰奇略》與清朝的《兵經百言》則可視為是對策略分類另闢蹊徑之作。然而《百戰奇略》與《兵經百言》的分類方式,流於瑣碎而缺乏體系,難以讓人對特定目的的策略有一個整體性的理解。而缺乏這樣的理解與認知,也將使人們在使用策略時呈現出左支右絀的狀態,或者產生出明明有策略可用卻不知道的情況。
  綜觀全球的軍事理論著作,至今仍未有在策略分類上繳出成績的著作。而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兵書、軍事理論著作,也漸漸的因為時代與科技的演進與變遷而喪失指導作用。面對這樣的態勢,在當代軍事思想的訓練過程中便缺少一個足以指導現今戰爭的可靠法則。而策略分類的好處就在於,它能使人按照其目的進行索引,就好像有了生物分類體系之後,當我們想知道動物有哪些時,便能從動物這樣的欄目上獲得絕大多數已知的、成系統的知識一樣;而對於那些未知的、新近發現的動物物種,也能很容易對其進行區分而納入各自的綱目之中。於是當我們產生了一個意圖時,我們也能經由一套標準的程序、一整套有體系的綱目,對敵我雙方的戰略、戰術進行剖析與檢討,使我方的資源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率的運用,甚至因此在劣勢中反敗為勝。
在古代,宗廟祭祀與戰爭被當成國家的頭等大事,今日的世界雖然科技已經進步到了古代世界完全無法想像的地步,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也使得許多非軍事手段對國家安全具備了更多的破壞力;然而戰爭、軍事對於國家安全仍然起著主要的作用。歷史戰例,從最早期的黃帝與蚩尤一戰,到往後的越戰都明白告知世人,居於劣勢的一方唯一的取勝之道就是用腦力去戰勝蠻力。黃帝因為獲得了兵法知識,而成功的擊敗了擁有先進武器的蚩尤一方;越戰由於戰術使用得當,而打贏了擁有絕對優勢的美軍。在這種情勢與認知下,我們顯然要能裝備更先進的思想武器,以對抗各大國先進的武器系統。
  在這樣現實的因素的指導下,顯然我們更有必要即刻展開對於軍事理論往更深刻方向前進的研究計畫。而其成果將不僅能對本國國防產生正面的助益,對於區域安全以至於全球安全,以及各種領域的策略運用,都將發揮不小的影響力。在此,本文擬先就「制約敵人力量」這樣的主題,對策略分類進行初步的嘗試。

 
[1] History希羅多德,公元前5世紀(約前484年─前425年)的古希臘歷史學家。
[2]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修息底德,公元前5世紀(前460年至前455年間—約前400年間)的古希臘歷史學家。
[3] The Stratagems
[4] 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
[5] 《孫子兵法》於前515年四月至前512年八月間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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