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9日 星期一

〈道德經論正.導論〉

導論


  原本這本書可以在《孫子兵法論正》的架構下進行寫作,但兩本書畢竟有所不同。就作者部分的資料而言,其最大的不同在於關於老子、老聃的資料實在太多了,這一點與孫武只有稀少的資料存世是最大的不同。就疑古論點而言,攻擊孫武者主要集中在書中牽涉到的「具體的」「事物與制度上」,而攻擊老子者因為書中提到的實際事物實在太少,因此攻擊點便集中在「抽象的」「思想上」。若依照《孫子兵法論正》的框架,只需幾篇,如〈先秦諸子與老子〉、〈《老子》成書時間考〉便能解決書與作者所引發的問題。
  筆者在《孫子兵法論正》已經解決了很多春秋戰國的差異問題,但那些主要是對所謂具體的事物與制度上的證明或證反;但《老子》既然主要被疑古者用「思想線索」來進行攻擊,關於春秋末年的思想氛圍如何,便有必要加以考證與論述。因此,為了杜絕疑古者捲土重來的可能,筆者便決定釜底抽薪。因此,筆者最終將整個架構調整成新的架構。
  這個架構其實也與《老子》一書的內部特色有關。《老子》主張修身以至於治天下,是一個由內而外的過程。因此,本書一開頭便先討論《老子》文理,接著是老子思想探源、先秦諸子與老子、老子與先秦諸子、孫子與老子的比較與探索;並在此基礎上,對《老子》的成書時間、老子的身世之謎進行探索,並在最後利用以上所得出的總總結論,針對疑古謬論進行徹底反駁。
  文理的部份在《孫子兵法論正》中固然也是一個論證原書存在於春秋末年的強大證據,卻其實根本用不到,疑古謬論便已經被徹底終結了。因此在《孫子兵法論正》中《孫子兵法》文理主要被用在校對上。但既然要談「思想線索」,就不可能不從探索《老子》內在思想與規律開始。而要探索思想與規律,又莫過於直接對文理進行探索。由文理而及於思想。因此,一開始,筆者便先對《老子》文理與相關思想進行探索與總結。
  接著是《老子》思想探源的工作,於是有了〈老子思想探源〉。對於《老子》的思想進行探源,可以讓我們得知這本書的許多思想與觀念,甚至極度相似的文字,在春秋初期以前便已經存在的事實。由於這些客觀證據,因此也可為《老子》成書於春秋末年找到支持成立的條件。
  思想探源探討的是影響老聃、《老子》的人與書,那麼老聃成名與《老子》成書後,又影響了誰,便也成了一個證明老聃其人與《老子》其書、老聃其思想的客觀證據。於是有了〈先秦諸子與老子〉與〈老子與先秦諸子〉的單元。在〈先秦諸子與老子〉的單元裡,我們又能發現在《老子》成書以後,許多春秋時代中期以前已經存在的思想與概念,不再被徵引使用,並被《老子》的相關部分所取代,因而形成了所謂的典範轉移的現象。
  〈先秦諸子與老子〉在於藉由縱向的「時間線索」,以及散佈於時間點上的徵引實例與次數、人物,客觀勾勒出老聃與《老子》的影響力。但這部份的寫作方式也與《孫子兵法論正》的相應部分有所差異。這裡不僅將徵引實例列出,考證徵引的時間,同時也探討徵引者其他非徵引的部份是否也受到老子的影響,或者是否與老子的思想有相近的地方。因為按照常識通則,一個人是否受到另一個人的影響,「徵引」一個人的文字、話語,只是其中的一個影響結果與表現。
  〈老子與先秦諸子〉則藉由橫向的「思想片段、思想單元」為綱目,對春秋戰國諸子進行「思想探索」。藉由這樣的探索,最終我們能知道《老子》一書中所體現出的特色與氛圍、思想,最可能出現於何時!以及老聃其人的事蹟,最符合何時的時代氛圍!
  至此,《老子》一書的成書線索其實已經齊備,於是有了〈《老子》成書時間考〉,對《老子》究竟何時成書,藉由目前可見的總總資料的相互參照與比對,得出一個最精確與最符合實際狀況的結論。
  《老子》一書的成書時間已定,剩下的便是對老聃其人身世的探索,於是有了〈老子身世之謎〉。這一章綜合了以上的總總資料,以及其他的文獻,企圖證明老子其人其事的真實性問題,以及解決老子的年歲、姓氏、國籍等問題。
  有了以上的結論,最終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從宋朝以來對老子其人其書的相關謬論的徹底反駁。
  老子其人其書的問題,到此便告解決了!而中國學術史上最大公案,也就在此畫下了句點!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

疑古謬論綜駁


  說起這場跨越數百年,並且在民國初年形成一場大論戰的公案的起因,正在於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摻入了後人偽造的成份,而偽造者為了模糊焦點、取信於人所設計的種種思想陷阱,毫無懸念的捕抓了所有疑古者以及眾多正方學者的目光與心思。而另一個造成困擾的原因在於,在春秋以後,儒家學派勢力的擴大招來了許多其他學派、學者對於儒家的毀謗,這樣的毀謗又主要集中於攻擊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身上。既然是毀謗,當然是虛構的,但這些虛構故事的人為了取信於多數的人,因此把虛構的故事建立在一些真實的事件或元素上。其中許多關於孔子與老聃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製造了出來。這種虛假的故事,自然的更成了探索老聃其人其事其書的極大阻礙,也是困擾古今無數學者的第二大難題。
  關於詆毀孔子的言論,普遍存在於先秦諸子之中,即便是《論語》恐怕也無法完全排除這種虛構事蹟存在的可能。先秦諸子詆毀孔子的「事業」,目前可見主要集中於兩大派以及兩本著作中,兩大派即戰國時代與儒家並稱顯學的墨家,還有以莊子為代表的一派。兩本著作一是《墨子》,一是《莊子》。《墨子》一書有兩篇專門用來詆毀孔子以及儒家的,稱為〈非儒〉上、下篇,目前僅存下篇,下篇主要以晏子、白公勝、季孫等人與事,以及孔子遭厄的真實記錄,進行加工來達到詆毀孔子的目的。《莊子》一書主要藉由虛構老聃教訓孔子,以及虛造孔子、孔子主要弟子如子路、顏回、子貢的糗事與荒唐言論來達到詆毀孔子以及其門徒的目的。兩書在詆毀孔子的目的上是相同的,但所用的方式明顯有別。可惜〈非儒〉上篇已經失傳,否則很難保證這一篇沒有墨家學者用老聃來達到詆毀孔子目的的虛構文章。因此,若以目前可見的文獻而論,《墨子》與《莊子》在詆毀孔子一事上所用的方法,與所牽涉到的人物有著明顯區別。人物上的區別,《墨子》主要用非孔子弟子的人來詆毀孔子,《莊子》主要用孔子的老師與弟子來直接或間接達到詆毀孔子的目的;以領域區別,《墨子》主要用政治事件或孔子個人劫難來詆毀孔子,《莊子》主要用思想來詆毀孔子,更多的是借重於孔子與其老師或其弟子的對話。但也正由於〈非儒〉上篇已經失傳,因此我們難以因此質疑何以《墨子》不用老聃來詆毀孔子。因為這是無法證明的事情。且假若有這樣的文章存在,則老聃的公案可能早已結案了!
  由於從司馬遷、莊子的記載都有偽造的成份摻入,或者一開始就是偽造(莊子)。因此,這讓無數把心血、精力集中在《史記》、《莊子》的學者一無所獲,甚至只是讓自己陷入更深刻的謎圈之中而不可自拔。
  歷代學者從質疑〈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關於老聃的年壽(偽造)、家譜(偽造)的問題,而不顧邏輯關係,以此質疑整篇記載都是偽造,但卻又在這種主張之下採用了也屬於這篇文章中最不可能成真同時也是孤例的一個歷史記載,也即關於周太史儋的預測事蹟與言論。這種雙重標準,普遍見於當代學者的考證文章之中。關於老聃的記載,遍見於先秦諸子,其與孔子的互動也屢見於其他書籍記載,結果都被用荒謬可笑的理由或者完全不需要理由,僅僅以虛造的年壽與家譜而「證明」老聃不存在,卻完全不顧年壽與家譜更容易、更常被偽造、更不容易真實記錄的客觀事實!遑論如果老聃不存在,年壽與家譜如何能存在?因此用年壽與家譜來證明老聃的事蹟是偽造,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而所謂周太史儋的記載也只見於《史記》,而且《史記》所記載關於周太史儋的事蹟,除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之外,可以說完全一致(不計簡單的文字訛誤)。一個連姓氏、籍貫、著作、思想都沒有流傳下來,而從頭到尾就只留下了一個預測、一小句話的周太史儋,在眾多學者為了把老聃的著作權與人格權取消以幫自己戴上光環之際,被眾多學者拱成了《老子》的作者。完完全全的達到了造偽者的目的之一。至於這些學者所謂的證據,說來說去,無非幾個毫無客觀證據支持的謬說!更多的則是從一兩則古文中無限推演出來、泛化了整個時代的荒謬論調。至於所有其他先秦古籍所記載的關於春秋戰國時代的資料,則被完全拋開。其中又以「尚賢」說,最是經典。眾多學者完全不顧「尚賢」由來已久的客觀記載,以及「常識」,在那民國初年的剛剛接觸到西方邏輯學而以時髦自居的學者們,便紛紛用只掌握了皮毛的所謂「反命題」來進行立論。於是,笑話、笑料便因此層出不窮,幾場公案的論戰彷彿成了缺乏邏輯與常識的賣弄市場!
  關於老子其人其書的問題是怎麼引起論戰的呢?首先是胡適發表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其中認為史書上關於老聃的記載是可信的,論戰從此引爆,無數學者前仆後繼的加入論戰。按照疑古派大將羅根澤在疑古派論文大全集《古史辨》第六冊序言中的說法,歷來參與懷疑《老子》其人其書論戰的正反方,至其時已經有「宋代五家,原文照錄;清代五家,也詳列佐證;近人十九家」,共計二十九家之多。陣容比之懷疑《孫子兵法》者還要堅強、龐大,學術影響力總和更是無與倫比!而可慶幸的是,這裡面是包含了正反方的論述,而非像《孫子兵法》公案般幾乎是一面倒的疑古論述。
  由於羅根澤《古史辨》第六冊序言是他總結了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以前的關於老子其人其書論戰論文的所有正反雙方觀點的「大作」。因此,筆者以為要讓讀者們對這一場延續至今也即2016年都還尚未結案的論戰,有一個明晰的理解,最好就是從這篇總結性的論文著手。因此,筆者便將這一篇放到了第一篇,然後再逐個逐個的進行反駁。
  至於從民國二十五年至民國一百零五年的今日,其間所產生的眾多論文,其實已經不需要多說了。因為那些後起的質量並沒有比民國二十五年前的還要高,甚至更低落,低落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而絕大多數的論點都早已經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被反駁了,即便有些還不夠徹底。而徹底解決謬論正是筆者創作本章的目的。
  民國二十五年以後,發生了幾件大事,促使了與老子其人其書其事有關的疑古論述再次爆發!
  一是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這表明了孫武與孫臏確實是兩個人、《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確實是兩本書,於是一些學者開始轉變了自己的想法,轉而承認孫武是春秋末年人以及《孫子兵法》是春秋末年的書的地位與事實。而一些疑古者抓緊這一點,便把這個事實當成一種新的「證偽」武器,以達到下拉《老子》的成書時間到戰國時期的目的。
  二是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老子》的甲乙本,這一方面無情而有力的直接擊垮了諸如疑古派帶頭大哥顧頡剛等人的謬論,一方面引爆了《老子》上下篇順序的論戰,加上帛書文字與今本文字的差異,促使了一大堆的譯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既然是譯註就不得不介紹一下老子的生平與《老子》的成書時間,於是新的疑古學說在總結過去的疑古論點的情況下,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一是《孫子兵法》,二是其他考古實物。
  三是郭店竹簡《老子》的出土,由於郭店竹簡的時間經過科學檢定已經來到了戰國初期上下,因此這一次考古事業又再一次無情的直接擊垮了許多疑古謬論。然而由於郭店竹簡《老子》並非全本,且有三種版本,於是打死不退的疑古者便針對這一點繼續大作文章。而關於郭店竹簡《老子》的研究與譯註,自然也如雨後春筍般陸續面世,於是關於老子的生平與《老子》的成書時間就不得不再被拿出來討論一番。
  有了以上三件大事的出現,本書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公案,並不得不在民國二十五年之後的論文中挑出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與論述來進行反駁。因此,筆者挑選了馬王堆出土後、郭店竹簡出土前的兩位疑古者加入陣容,同時又挑選了兩位郭店竹簡出土後仍然堅持疑古謬論的疑古者加入被反駁的行列!老子其人其書的公案,自然的也就在此宣告結束了!徹底的結束了!
  嚴格說來,民國二十五年當時的學者對於西方學說,尤其邏輯學的訓練還很不足,對於傳統的訓詁學、校勘學的認知更是粗淺。因此,會有許許多多荒謬的、不合邏輯、甚至毫無邏輯素養可言的所謂考證文章出現,其實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在民國一百零五年前的數十年前,這些相關知識的缺乏應該要隨著教育制度的演進,資訊傳播的速度,資訊獲取的工具,以及教材的精緻化與豐富化而消失了,但很可惜的,這樣的設想卻完全沒有在現實上得到應有的反應。今日的我們還有的武器是統計學與概率論,以及語言學的相關知識。可惜的是,至今能把統計學與概率論的思想放進考證論文的也實在寥寥無幾。於是形成了主觀唯心不講證據或把證據完全隨意取消,再隨意抓取資料「扭曲」成為證據的論證基本套路,利用著「眾口鑠金、群起圍攻、互相追捧、天馬行空、信口開河、倒因為果、以偏概全、把簡單複雜化、把不是問題問題化」等招數,企圖把所有客觀證據用非證反的口水戰術全部淹沒。以致於最終「《老子》非一人一時之作」的謬論,居然一躍而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於是從這個謬論本身出發,在數十年的光陰裡,居然還產生出了一大堆的令人難以忍受的低劣質量的所謂「論文」,而且這些論文除了在形式上完全合乎所謂「社會科學論文」的格式以外,基本上沒有包含足夠多或任何的「科學」成分在其中。
  隨著考古的實際發現,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帛書《老子》甲、乙本;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簡《老子》甲、乙、丙本,近期北大收購了流傳在外的西漢竹簡《老子》,其實都應該自然而然的把某些謬論終結了。但很可惜的是,疑古者們依然負隅頑抗,死不認錯。不但不把客觀證據當成一回事,甚至根據某些考古學者的說法更有學者要求「下調」類似郭店楚簡的「客觀」書寫日期,以方便「寫文章」。簡直荒謬到無以附加!
  但事實上在這些文物出土之前,早在北齊後主的時代便已經挖出了項羽妾塚的古本《老子》,僅僅此一事實,其實就能使類似疑古派統帥顧頡剛的那篇論文無法產生。但可惜的是,顧頡剛居然可以忽略這樣顯而易見的事實,甚且不用經過任何反駁,就能加以忽視,然後費了一大堆功夫,得出了一個荒謬不實的結論,說《老子》成書於《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之間。疑古者之不學無術,漠視所有客觀證據的傳統在這裡顯露無疑。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切都將在此畫下句點了!所有關於老子其人其書所引發出的問題,幾乎都已經在前面各章獲得了解決。那些還沒徹底解決的諸如老子是否姓李,則顯然與老子其人其書的確切時間沒有關係!因此,這裡所要做的主要工作,並非重複論述老子其人為春秋末年人、其書成書於春秋末期的結論,而是針對疑古者論文中的謬論進行徹底的反駁與指正。因為,當我們忽略了這至關重要的一步時,疑古者將自我催眠似的以為是他們的謬論有著什麼堅不可催的地方,於是樂於繼續使用人海戰術,以企圖讓事實的真相繼續長期的沉睡下去!
  文章寫到這裡,我們卻不得不說,是該清醒的時刻了!疑古者們!以下我們就開始逐一逐一的針對所有疑古謬論進行反駁,同時由於有正方的存在,且正方許多的證據已經反駁了疑古者的主要論點。因此,這裡將按正反方論文發表順序進行反駁(反方為主)與批評(正方為主)的工作,以藉此徹底終結所有疑古謬論。
  以下,凡是羅根澤總結出來的一些清朝以前的疑古者論述,譬如汪中的論點,本書就直接採用,置於原文之後。最後才展開相關的論述與反駁。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許抗生《老子研究》〉

許抗生《老子研究》


  民國25年以前的大論戰,基本上已經在這一年畫下句點,隨著《古史辨》的出版,以及哲學大師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戰國史權威楊寬《戰國史》以及所有參與論戰的反方著作、論述的普及,「《老子》不是老聃寫的、不成於春秋末年、非一人一時之作」的「結論」幾乎已經成為「定論」。
  這樣的情勢一直延續到了1972年銀雀山漢墓以及1973年馬王堆漢墓的文物出土之後,才開始有了新的變化。一來,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因此這讓許多學者改變了原本認為《孫子兵法》為偽書的看法(詳見《孫子兵法論正》),譬如馮友蘭、楊寬便最終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承認了《孫子兵法》為春秋末年孫武所著的事實。有了這兩位權威的背書,於是春秋時代在某些學者的眼中終於產生出了一本書,雖然關於《孫子兵法》的公案沒有因此結束,但也因此讓關於《老子》的公案產生了新的變化,《孫子兵法》成為疑古者用來下拉《老子》的新武器。二來,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老子》甲乙本,根據漢墓的年代可以斷定其中一個版本早於劉邦之前,因此這樣的實物首先終結了顧頡剛的謬論,疑古者必須進行反擊。結合了以上的兩個因素,因此民國25年基本上已經停歇的論戰,隨著眾多學者對帛書《老子》以及馬王堆出土古籍《黃帝四經》展開了註釋工作而重新點燃了戰火。只是這一次,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足夠權威的正方加入戰局。最終,馬王堆漢墓《老子》的出土不但未能徹底終結疑古謬論,反倒讓疑古謬論找到了新的基點,延續了下去!這時期的疑古者的特色便是利用出土文物,以製造出新的疑古證據,以加強民國25年以前疑古派「大勝」的「結論」。
  1980年,許抗生出版了《老子研究》。這本書距離民國25年,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以上。此時,馬王堆帛書《老子》已經問世,距離郭店竹簡的面世還有接近二十年的時間。這本書所研究的版本就是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
  然而,馬王堆的出土顯然沒有動搖許抗生疑古的結論。
  許抗生的論點主要集中在兩章,一是〈關於《老子》產生的年代問題〉、一是〈老子哲學思想淵源的探索〉。主要論點與疑古前輩的種種謬論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在〈老子哲學思想淵源的探索〉這一章裡,許抗生比較了《老子》與孔子、孫子《孫子兵法》、范蠡、墨子諸人的思想與文字,結論是完全的倒因為果。除孫子的《孫子兵法》一如前面章節所得的結論,實不可能受《老子》影響,就其普及時間點與彼此未引用彼此等客觀證據來說,也未能來得及影響《老子》。其他的,根據《史記》記載,則《老子》為老聃所寫、老聃為孔子之師,老聃早於孔子、范蠡、墨子,那麼究竟是誰影響誰,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結果許抗生先是預設了《老子》不是春秋末年的著作。接著反過來,把原本是受到老聃與《老子》影響的眾人,說成是影響《老子》的眾人。這本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邏輯操作。
  那麼為何要收錄這篇呢?幾個重要的理由,一是需要一篇馬王堆出土後、郭店竹簡出土面世前的疑古文章,以「證明」疑古思想並沒有被「客觀證據」所「擊垮」!二是這篇文章牽涉到後來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這順便帶出了在郭店竹簡出土面世後的兩位比較「重量級」的疑古者。最後一個理由是,這是關於邏輯思維的一個非常好的反面教材。


朔雪寒駁


  許抗生推斷《老子》非春秋末年著作,而是戰國時期的著作,而說「它(《老子》)可能是處於墨子之後的戰國中前期作品……綜上所述,《老子》成書的年代恐怕不會早於戰國時期。……這說明《老子》的成書年代確實比較晚些,它很可能是處於墨子之後的戰國中前期的作品」。
  許抗生在〈關於《老子》產生的年代問題〉提出的幾點理由如下:
  一、「尚賢」,他說:「我們知道『尚賢』政治首先由墨子所提出的。……因此,《老子》一書不可能產生於春秋末年,只可能產生於戰國時期。」

  這個象徵著學者們不讀書、不思考、缺乏歷史知識的陳腔爛調,再次被疑古派所繼承下來。前面已經反駁了許多,這裡作點小補充。首先,說「尚賢」是墨子「首先」「提出」的,究竟「證據」何在?整個疑古派舉尚賢、一些反方也隨之起舞,居然沒人提出這個簡單的問題,豈不荒謬可悲?二是,一本被疑古者「形塑」成主要是用來「反墨子」思想的書,或者其中有對「墨子」的主要政治主張「尚賢」進行反駁的書籍,何以連「墨子」都未曾提過一次?須知,《墨子》批評儒家、批評孔子時,不僅指名道姓的批,甚是用「孔某」來指稱孔子、甚至把儒者嘲諷為「豬狗」。果真老子反的是「墨子的尚賢」,試問連墨子的名號都不提,這樣合理嗎?疑古者一方面用《論語》為何沒有記載老聃來質疑老聃的真實性,卻顯然忘了用同樣的標準來檢驗疑古派眾多前輩的假說是否合理!這不是標準的雙重標準嗎?

  二、「侯王」,許抗生說:「《老子》一書常用『侯王』兩字如〈德篇〉中說:『侯王德一以為天下正』……〈道篇〉中亦說:『道恒無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等等。然而在春秋末年的《論語》與《孫子兵法》中卻只有稱『諸侯』的,沒有稱『侯王』的。《論語》中只是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孫子兵法》則多處用到『諸侯』兩字,如說『諸侯乘其弊而起』(〈作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軍爭〉)、「是故,屈諸侯以害,役諸侯以業,趨諸侯以利。」(〈九變〉)等,而全無提及『侯王』之事。至於說到有『霸、王之兵』的事,但這裡的『霸、王』之稱,分明是指霸諸侯、王天下而言,並不是指『侯王』
  。『侯王』兩字的出現則是在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君主紛紛稱王之後。由此,我們可以肯定《老子》一書的產生,只能在戰國時期,而不能提早。」

  許抗生在這裡犯下了眾多邏輯謬誤與常識性錯誤。首先,《論語》何時成了春秋時代的著作?第二,按照許抗生的邏輯,「諸侯」是春秋時代的特徵,難道戰國時代的人都不用了?那麼為什麼《荀子》這本戰國晚期的著作,卻一共用了85次的「諸侯」,而連一次「侯王、王侯」都沒用到呢?同樣都是戰國晚期的著作,《呂氏春秋》用了78次「諸侯」、《韓非子》用了74次「諸侯」,一樣連個「侯王、王侯」的影子也沒有!即便是《孟子》這本幾乎從來沒被疑古者懷疑過的書,也用了59次的「諸侯」,而連一次「王侯、侯王」都沒用過!《墨子》用了84次「諸侯」,依然連一次「王侯、侯王」都沒用過!「侯王」不是戰國時代的特徵嗎?那麼整個戰國時代又有哪些人用了多少次「侯王」或「王侯」呢?「諸侯」在戰國晚期的著作依然「猛用」,還能當成春秋時期的「特色」?「侯王」戰國晚期的著作連用都不用,還能當成戰國時代諸侯稱王以後的「特色」?疑古者要用這種「結論」當成一種「證據」,難道不該舉點例子出來幫讀者長點知識嗎?難道不該先把基礎功課做好嗎?
  因此可見,這裡許抗生以及一眾疑古者所犯的簡單錯誤就是,他們連舉都不舉證據,就可以簡單的推出一個確定性的、無法被動搖的以致於可以用來定年代的所謂「證據」!至於許抗生對「霸、王」的解釋,更是欠缺語言文字學素養的說法。但這整個論點最荒謬的一點是什麼呢?這一點還真是從疑古派誕生以來,從未有任何正反方提出過的一個「常識性」問題!試問:「『侯王』兩字的出現則是在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君主紛紛稱王之後」,這句話能當成一種證據,是想告訴所有讀者,戰國以前沒有「王」的存在嗎?說戰國時代諸侯國才稱王,難道許抗生以及一眾疑古擁蠆竟不知道周朝本來就有一個王、一個最大的王:周王、周天子?不知道:楚王也稱王,吳王、越王甚至小國如徐國都自稱王了嗎?老聃既是周朝官吏,又是楚國流域的人,周朝有周王、楚國流域有楚王、吳王、越王等,其中春秋五位霸主中的「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句踐」正好都是楚國流域的王,而最後兩位更是春秋末年的王。難道一個哲學專業的學者竟然一無所知?老聃既然是服務於周王的,又是楚國流域的人,試問,即便《老子》講的就是統治與管理,或者至少統治與管理是《老子》一書的重點論述,為什麼老聃所面對的對象不能是周王、不能是楚王?這已經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了,但從疑古派誕生以來,竟然沒有任何正方或反方提出過這個問題,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到了極點!
  而且戰國諸侯什麼時候陸續稱王?許抗生難道不知道?如果許抗生知道,試問他怎麼會得出「它可能是處於墨子之後的戰國中前期作品」這樣的結論?僅引〈孫子兵法論正.春秋、戰國相關問題總論〉中對於戰國時代各主要國家稱王的記載如下:
  前334年:「齊威王、魏惠王」「互稱王」。
  前325年:「秦惠王」「稱王」。
  前323年:「燕君、韓君」「初稱王」。
  前318年:「宋君偃」「自立為王」。
  前288年:「秦昭王、齊湣王」「互稱帝(東、西帝)」。
  前221年:「秦始皇」「自稱始皇帝」。

  春秋、戰國時期的劃分,根據拙作〈孫子兵法論正.春秋、戰國差異淺說〉:的考證:「最早對春秋、戰國作劃分的史書,要算是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以後當然還有許多的劃分方式,如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為戰國起點,南宋呂祖謙在《大事記》中以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為起點,直到清朝的林春溥與黃式三則分別在《戰國紀年》與《周季編略》中不約而同的以周貞定王元年(前468年)為起點。……春秋時代起於周平王元年,也即前770年,終於前442年。戰國時代起於周哀王元年,也即前441年,終於前221年。」那麼戰國初期的結束在前367年((441-221)÷3,取整數為74。)、中期的結束在前293年,中期都快結束了秦、燕、韓、宋的國君才陸續稱王,於是我們當然得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試問:「戰國中前期」大家都稱王了嗎?這種稍微有點歷史知識就能反駁的謬論,竟然到了許抗生以致於往後的眾多疑古者的論點中還普遍的存在著!學術界是否已經「病入膏肓」了?
  這裡雖然使用的是個人的年代斷定結論,但從這件事情也不難暴露學界常用的所謂「戰國前中末」三期的劃分具有多大的模糊性!司馬光與呂祖謙的分法就相差了接近八十年,試問如果沒有一個「定論、共識」,用所謂「戰國前中末」三期來論年代,科學嗎?能得出可信的結論嗎?甲學者說的「前期」難道不能是乙學者所說的「中期」?乙學者所說的「中期」難道不能是丙學者所說的「末期」?
  最後,我們根據許抗生關於「諸侯」的邏輯來提一個簡單的問題。根據本書對《老子》的統計,《老子》全書共用:天下:62次。天地:9次。萬物:18次。自然:5次。聖人:32次。王侯:3次。侯王:3次。(「王侯、侯王」是常見的錯置錯誤。),其中「侯」不單用、「王」單用了幾次。於是我們不得不問:請問老子所說的聖人主要是指誰?「統治者」是一個無疑的答案!問題是哪個層面的統治者?顯然不管就統計資料或內文文意看來,老聃所謂的聖人、王都是指能管理「天下」的統治者,試問除了春秋時代的五位霸主,「諸侯」能管理「天下」嗎?戰國時期稱王的諸侯管得了「天下」嗎?實際上管了幾次、管了什麼?不幸的是,周王是一直存在到戰國時代的,而霸主管天下最出名的也只有春秋五霸,其中兩霸還集中在春秋末年,正當老聃之時,試問:戰國時代有哪一位「霸主(諸侯)」或「王」能管天下、管得了天下?而且老聃不就是在周王底下服務的臣子嗎?他在寫作時,預設了治理者就是「王」,究竟有何問題?學術界究竟有何問題?

  三、帛書《老子》提供給疑古者的「新證據」,許抗生提出了兩點:
  一是:「帛書〈德篇〉中說:『民之飢也,以其取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意思是說,當時收稅食稅的人很多,所以老百姓飢餓。徵收田稅始於『初稅畝』。據《春秋》記載: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稅畝』。《公羊傳》說:『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稅制從此逐步地由魯地推廣到各諸候國,但這個推廣是需要相當歲月的。最後實行這一稅制的是秦國。秦國只是在秦簡公七年(公元前418年),才實行『初租禾』的。『初稅畝』、『初租禾』,這是國家領布的屬於政府的收稅。至於地主私人的收稅,秦國只是在商鞅變法,實行『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才出現『或耕豪民之田,而見稅十五』的。『取食稅之多』,說明這一制度已經推行得很普遍,由此看來,《老子》成書時期的上限不會超過戰國時期。」

  「稅制從此逐步地由魯地推廣到各諸候國」這種說法的根據是什麼?「但這個推廣是需要相當歲月的。」這種說法的根據又是什麼?「最後實行這一稅制的是秦國。」這種說法的根據又是什麼?三句話產生三個疑問,三句推斷都需要證據證明,試問證據何在?考證文章不是編故事大賽,凡事都得講求「證據」。試問這種說法的根據在哪?退一萬步說,魯國的國力這麼小,能把自己的制度「推廣」出去?魯國的歷史會記載晉國、楚國這些不如魯國遵守周朝法律的國家的所有歷史、所有大事?甚至魯國還會比這些大國家還早推出新稅制?而不是由天下共主周王來推?不是由天下霸主如吳王來推?不是由強國、大國如楚國、晉國來推?反而是一個當時已經接近亡國邊緣的小國魯國來推?這一大堆違背常識的「結論」,難道不需要證據來證明一下嗎?但是這種「胡亂推論」的現象與作法普遍的存在於疑古者的論文之中,以致於商鞅的變法可以推廣到全天下、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可以推廣到全天下,以至於改變當時的世界好像變得再簡單不過!卻忘了商鞅剛開始變法時,與秦國舊部屬的許多辯論早已表明,秦國那些舊部屬並不贊成「變法」。改變當時的一個國家的制度之難,不難從商鞅的事蹟與其他人變法時遭到反對的歷史得知。而這些屬於基本歷史知識的東西,我們都無法在疑古者的論述中看到。
  至於「『取食稅之多』,說明這一制度已經推行得很普遍」這種「證明」更令人難以「理解」!如果僅以許抗生自己的說法來推論,試問從魯宣公十五年到前500年,這接近一百年的時間還不夠推廣?還不夠普及?即使拉後到孔子死年,也已經超過一百多年,這樣的時間還不夠推廣?那麼試問是要多少時間才能從一個國家推到另一個國家?全部推完要多久?證據在哪?
  若以出土竹簡〈吳問〉所揭露的事實而論,孫武預測晉國六將軍誰先滅、誰後存的根據就牽涉到幾種完全不同的稅制,試問:孫武做此預言時,不正當老聃之時嗎?如此一來,什麼魯國稅制的謬說、什麼推廣需要時間,完全都是假議題!相關引文如下:

  〈管子.匡君.大匡〉:
  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
  〈國語.晉語九〉: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論語.顏淵〉: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吳問〉:
  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為之次?」「智是(氏)為次。」「孰為之次?」「韓、巍(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吳王曰:「其說可得聞乎?」孫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為畹,以百六十步為畛,而伍稅之。其制田陝(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曰先〔亡。智氏制田,以九十步為畹,以百八十步為畛,而伍稅之。其制田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范、中行是(氏)次。韓、巍(魏)制田,以百步為畹,以二百步為畛,而伍稅〔之〕。其制田陝(狹),其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智是(氏)次。趙是(氏)制田,以百廿步為畹,以二百卌步為畛,公無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儉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吳王曰:「善。王者之道〔明矣〕,厚愛其民者也。」

  〈吳問〉以及其他文獻既然已經說得很清楚明白了!如果孫武能根據晉國六將軍的收稅多寡來做為他判斷六將軍滅亡順序的依據,並且這種說法能說服吳王闔閭等人,加上從常識判斷也能知道統治者不可能不向人民收稅,因此可以知道許抗生的說法是無稽之談。許抗生一方面想要拿《孫子兵法》來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到戰國時期,也能引出《孫臏兵法》還模糊焦點,卻又明顯忽略〈吳問〉篇等關於孫武以及當時社會實況的記載,未免令人覺得有失專業了!顯然這種疑問只是起源於基本工有沒有下足的問題!實在沒有多說的必要了!

  二是:「上面已經論及的『萬乘之王』,傅奕本、通行本皆作『萬乘之主』。『王』與『主』在當時是有不同的涵義的。各強大的諸侯國君主相繼稱『王』,並且擁有萬乘的兵車,這顯然反映的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稱、王稱霸的情勢。在春秋時代,當時的戰爭規模尚小,軍隊中的車乘尚少,不見有『萬乘』的記載。例如:《孫子兵法》一書中也只講到有『馳車千駟』和『革車千乘』。『萬乘』的出現。只是在戰國時期。《墨子》書則首先提及到『萬乘』一詞(〈非攻中〉說:『今萬乘之國。』),而後的《孟子》、《孫臏兵法》等書就比較廣泛地使用『萬乘』一詞了。因此《老子》一書也就不可能產生於春秋時期,只能出現在戰國時代。」

  「《墨子》書則首先提及到『萬乘』一詞」,《墨子》不是被疑古者以及眾多學者普遍承認是戰國初期的著作嗎?試問,到底是誰施展了大魔法,以至於春秋末年只能「千乘」的國家,一到了戰國時期(初期),就能「莫名其妙」的把自家的兵力「提昇十倍」?至於《墨子》提到的「萬乘」這是目前可見唯一的一次。《孟子》全書不過8次、《孫臏兵法》全書不過三次,而且集中在一篇,即〈孫臏兵法.八陣〉:「知(智),不足將兵,自恃也。勇,不足將兵,自廣也。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幸也。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三次能算「比較廣泛地使用『萬乘』一詞了」?這是睜眼說瞎話嗎?還是不懂統計學、不做基本工的信口開河?反過來說,《老子》全書提到幾次「萬乘」?一次!〈老子.二十六〉:「重為輕根,靖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輜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一次!《墨子》不也是一次嗎?用疑古者自己的標準與邏輯來做簡單推論,誰更接近誰?〈老子與先秦諸子.詞彙.萬乘〉:「春秋末年,老子、晏子、伍子胥、孔子、子夏都說『萬乘』,而眾學者竟一無所知,豈不可悲!」這個結論在這裡又得到了一次印證!
  不談文字、訓詁、校勘的基本知識,我們退一萬步來說,假設按照許抗生的主張,《老子》的原始版本就是「萬乘之王」。那麼我們必然要「應景」的試問,周天子是不是王?整個天下是不是周天子的天下?春秋末年光是楚國的四個縣加上晉國的六將軍私家軍隊,說達到萬乘都不為過,如果心裡還不夠「踏實」,隨便再把齊國、吳國的戰車數量加進來,也能輕鬆破萬。老聃說這句話時,是指明這是對著「諸侯」說的嗎?還是對著王、聖人、治理者說的?那麼試問,周天子不是王,誰是王?老聃服務於周天子的周朝,當他的守藏室官員,即便只是隨意留下墨寶,難道在「潛意識」或者「實際環境」的影響或作用下,老聃不能預設他的讀者是統治者周王?不能預設他以後的讀者是其他天下的王?周天子擁有整個天下,隨便都能湊出個「萬乘」,究竟老聃說「萬乘之王」,有什麼問題?
  戰國中期,張儀曾建議秦惠王攻下東周:「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大將司馬錯予以有力反駁,秦惠王最終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只能讓司馬錯取勝先去伐蜀。這點歷史知識,疑古者們知道嗎?難道疑古者們連「周天子」是「王」、周天子擁有「天下」,這點基本常識都沒有?豈不荒謬可笑!
  至於以上其他因為缺乏足夠的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歷史學知識而發的謬論,請見各章反駁,不再贅述!
  許抗生在以上的謬論的基礎上,開始「倒因為果」,於是在〈老子哲學思想淵源的探索〉這一章裡,把受到《老子》、老聃影響的部分都反過來說成是《老子》受到諸子影響的證據!關於《老子》與諸子的比較與結論請見本書各相關章節,這裡也就不再贅述了!結果馬王堆帛書的出土,不僅沒有達到遏阻疑古者的效用,反而被疑古者拿來做為一種新的攻擊武器!這一點,在郭店竹簡出土後,我們還能再看到一次,一次更荒謬絕倫的疑古論述!

2016年9月2日 星期五

關於老子與孫子的公案以及一筆難以計算的簡單的「賬」

  寫這篇文章,有兩個原因,一來是許久沒有寫文章,需要重新回憶一下;二來是為了在與個人相關的整個事件爆發之後,不會因為被群起圍攻,以致於讓一個院士或者一個教授輕鬆的隨便寫一篇誤導性質的文章,藉由佔據各大版面而成功誤導讀者。根據心理學所發現的規律,這時即使筆者提出證據反駁,只要各大媒體藉由諸如「在非熱門時段發佈、斷章取義、不報導」等手段進行操作,那麼真相就不會傳達到已經被誤導的讀者腦中。
  關於孫子與老子的公案,其實是個人「論正」三部曲的頭兩部重頭戲,而《孫子兵法論正》是三部曲的啟動之作。
  個人在1998年首次離家獨自到了台南念書,為了不把自己寶貴的生命虛耗在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因此展開了《孫子兵法論正》的寫作,其中閱讀先秦諸子與宋朝以前所有史書、古籍成了其中一項非常基本的任務。在此期間光是先秦諸子,不計兵書,個人便平均看過五遍以上。至於在稿紙上手抄各種版本的《孫子兵法》,更至少進行了十次左右。(主要在於word或pe2的中文計數功能並不正確,當時也放棄了程式設計許久,沒心思去寫一個中文字數統計程式。於是便使用笨方法,順便讓自己更熟悉這本經典。)閱讀古籍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收集《孫子兵法》的引文,由於古籍篇幅實在太大,當時由於計畫此書完成後接著便可能續寫《道德經論正》(《老子》),因此認為如果不一次性收集,實在不可能有時間在把某些書籍看過一次,譬如《史記》。於是也連帶的對《老子》的引文進行了收集,當時便已經發現了叔向、伍子胥、孔子、尸子、尉繚子、《素問》等人的引文。因此便確立了三部曲的寫作計畫。也就是個人當時已經有把握「徹底解決」關於孫子、老子其人其書的兩大公案。這才有了所謂「論正」三部曲的寫作計畫。
  1999年,《孫子兵法論正》的第一版已經完成,同時投稿給台灣商務印書館。以下是台灣商務印書館當時給我的回覆。


  這本書最終沒有出版,不過我也因此認識了當時在台灣商務印書館擔任總經理兼總編輯的郝明義先生。
  「這本書最終沒有出版」,好戲便開始了。約莫在2004年左右,我在台北逛三民書局時發現了院士何炳棣(2012年去世)的《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甚為震驚!因為裡面對《孫子》、《老子》進行了比較,而這些比較的絕大多數,《孫子兵法論正》中徵引文獻的部分都早有提及(主要集中在〈孫子兵法論正.《孫子兵法》相關問題淺說〉,其他散論請見全書各章節。)。若論誰是第一個比較《孫子》、《老子》的人,不知讀者如何判斷?畢竟何炳棣是個院士,而筆者不過是個被學界封殺了十幾年的默默無名的人!更重要的是《孫子兵法論正》早已經在2001(2001.07.15)創立「天策府」兵學網站時便已經發表於網路上(因為台灣數十間國學出版社全部拒稿。),猶記得當年郝明義找我前去商務印書館一談時,曾經告訴我自從他來到商務印書館以後,從來沒有聽過編審委員對一本書如此讚譽有加,個人的書是第一次獲得這種「殊榮」的作品。只是由於我的年紀太輕,因此懷疑是否我個人所寫,於是希望見我一面聊聊。那也是我第一次獨自前去台北,就在重慶南路的商務印書館二樓與郝明義見了一面。當時我便問他是否可以得知編審委員的身分,因為個人挺好奇的。郝明義以保密為由因此沒有透漏。《孫子兵法論正》早在1999年便已經陸續投稿到台灣數十家出版社(許多拒稿單至今還保留著),同時也早已發表於網路上。何炳棣這本由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2001年出版的書籍(據書籍簡介此書「宣讀於2001年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蕭公權紀念講座」。),通篇竟未曾引用過個人的著作。而後來2009年個人投稿到中央硏究院的《孫臏考》也被用「快捷」於「當天」退稿!即便何炳棣此書完全出自自創,既然個人的書籍已經披露於前,可以不用引用嗎?當然,必然有人要說,既然你的書沒有出版,自然不可能被「引用」!於是只要持續封殺個人的著作,是否大家都能東拿一點、西拿一點來用?
  1999年這版《孫子兵法論正》還獨家披露了一則信息,也就是為了釐清《老子》的相似文字的年代,因此個人於其中舉出了叔向、伍子胥(〈孫子兵法論正.《孫子兵法》相關問題淺說〉)引老聃的資料作為推測《老子》一書成書時間的簡單證據。2015年,個人偶然於圖書館中找到陳育民出版於2009年的《《老子》「嗇」字的義理分析》,其中在考證老子其人其書時提到了叔向(34頁)的資料,其徵引的文獻卻是2002年王葆玹的《老莊學新探》。誰是第一個談論叔向引老聃年代的人,個人相信任何從事《說苑》校註的學者必然早已發現這一條,問題在於誰第一個提出?王葆玹以為韓平子即是韓貞子,於是以為韓貞子立於前497年。這其實是對《史記》與相關史事不夠理解所導致的誤判。(詳見《道德經論正》)不管如何,眾多學者提出叔向這一則引文都未能因此確認《老子》即老聃所著,成書的確切時間或時段。爭論仍在繼續。而陳育民在討論老子早期引文時也依然只是提到了叔向、顏斶、魏武侯(此為誤判,詳見《道德經論正》相關章節。)。沒有觸及到個人於2011年投稿到中研院的《《老子》成書時間考》的徵引文獻的龐大與詳細(《道德經論正》〈先秦諸子與老子〉徵引文獻表),更無法與《道德經論正》的所有徵引文獻相提並論。問題在於,如果個人在新論文未投稿前「先披露」,那麼中研院就又可以獲得一個名正言順的退稿理由(即便中研院的期刊並不嚴格遵守自己的規定,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相信有接觸過該期刊的讀者不難明白!)。但若不披露,試問,當眾多當代學者不停的發表徵引文獻,並且絕不引用個人已經發表在網路上的文章時,能不重演以上的事件嗎?屆時,所有的主要證據全部被「瓜分乾淨」之後,個人的「徹底解決」之作《道德經論正》難道不會被攻擊到體無完膚?以及究竟還有什麼新鮮感與震撼性可言?
  這樣的狗屁倒灶的事情不僅發生在個人被學界與出版界、政界聯手封殺的論文中,也發生在個人的軟體中。試問,情治單位把個人的技術全部拿去賣給大企業,大企業發表完個人所有創見之後,個人的軟體即便依然超越世界水平(平均值超越有何意義?2.3鍵打一個字與0.75打一個字的差異很明顯,1.0打一個字與0.75的差異有多大?人能有深刻的感受嗎?),還有什麼賣點與震撼性可言?
  何炳棣可惜未能等到個人出名便已經作古,他無法回答我的問題,他的後人或同事也沒有資格代為回答,至於商務印書館或者郝明義也不可能透漏當時的編審委員是否有中研院的人或甚至包含何炳棣(遺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麼學界要怎麼評價個人的著作?或者是否要拿著這個反過來攻擊個人?至於其他的數學千古難題的證明,很不幸筆者在這幾年也發現個人的成果有被「率先發表」的可能!屆時即便筆者隨即發表,試問,你會相信誰?
  關於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兩個公案,都在個人手下完成了。對於這兩本書,筆者都至少平均看過「數百次」,誰對這些經典比較熟悉,讀者一看便知!其他的何須多說!
  好比只要看過《說苑》又對老子其人其書公案有過涉獵的讀者便能知道叔向「明引」《老子》的價值一樣,《孫子兵法》、《老子》原本就是經典名著,一個院士要是沒看過這兩本書你都得質疑這個院士的基本素養。那麼只要看過幾次,要發現兩者的相似處,有何難處?確實,這些原本就是如此簡單的事情!如此一來,比的只是誰先發現、誰先發表的問題!如果翻開人類發明史、發現史,或者僅僅把目標侷限在數學史、醫學史,試問那些曾經困擾古人如「負數、無理數」、「細菌」的概念,哪些不是當代人的基本常識?又有哪些古人花費無數心血才想出來的發明,在今天不是「很簡單」的玩意?
  撇開這種簡單與否的相對性而論,個人之所以不太在意什麼孫子、老子比較、叔向引文的首次披露被誰「率先取得」(1998年時,個人已經發現叔向、伍子胥、尉繚子等人的引文,當時便已經確認《老子》的公案可以徹底解決!時至2016年,試問除了叔向被提出來以外,有多少引文資料不是個人首次披露?),主因就在於這些事情並沒有產生任何決定性的結果。否則,叔向引文一出,疑古派便俯首稱臣,公案早已「莫名其妙」的被結束了!
  既然如此,誰都可以解釋那不過是每一個涉獵過公案的學者都能看出價值的東西,為什麼這些人不能是自創的?這種話不無道理!因此,請看以下這則:


簡介
  《五輪書》共分為五卷,即所謂的地、水、火、風、空五輪。所謂的地、水、火、風、空之概念即是受到佛教的影響,但在《五輪書》這五卷中所體現出的內容,就筆者目前所見並沒有極為切合印度哲學中五元素之意。在印度勝論派哲學中分別將五輪對映為:地-嗅覺,水-味覺,火-視覺,風-觸覺,空-聽覺。而在《五輪書》中的〈地之卷〉則主要是闡述劍道劍法的根本及其晚年自創的二天一流劍法的描述,及修練該劍法者應有的基本德性。宮本武藏在二十歲左右時便自創了圓明一流,而所謂的二天一流是其在五十歲時所發明的刀法,二天指日月二天亦指一之太刀與二之太刀之一大一小(宮本武藏二天一流所用之刀),表陰陽兩儀之意,而一流即是指將兩者合而為一,可謂象徵太極。所以二天一流之劍法即是指其所使用的一之太刀與二之太刀一大一小二刀之刀法。〈水之卷〉則從技術面著手,剖析用劍時之心境-姿勢與動作應需具有水之自然-靈活-多變(因勢而變)的特性。對決時之心境亦應如同平時之心境,自然而然。總之用劍不可拘於劍法,而應隨時制宜。〈火之卷〉描述對決時如何對對手造成心理壓力因而使之失敗的方法。〈風之卷〉比較二天一流與其他流派劍法之優劣得失。〈空之卷〉,指出劍道的勝敗實在於心境的狀態。
  地似有周易三才之地之基礎之意,水似有道家自然之意,火表實戰與孫子以火攻諭用兵之理同,風、空又有禪宗破執之意。
  此書國內並無譯本,搜索各大圖書館亦僅得桑田忠親之節選本,想此書曾在美國發行數十萬本,不知何以國內竟無人出版。余猶記得未入伍前,曾託友人向日本出版社購買,昔都已絕版,至今數年矣,而竟不得賭其全牛之貌,殊為可惜。
(上文為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回網友蟻民之留言。)

  以上這篇文字的截圖出自孔令民2004年的《從企業策略觀點分析中外兵法思想--孫子兵法、戰爭論與五輪書之探討》,這篇文字維基文庫也有收錄,但沒有給出作者名字(至於為什麼?因為個人不是收錄者,無法回答。)。粗體文字則是個人於2001年10月20日回網友蟻民的留言。那麼說孔令民這麼一大段文字沒有指明出處,是否已經有剽竊之實?如果筆者在整個過程裡不幸「離奇死亡」,試問維基文庫這沒有屬名作者的文章的創作者難道不會因此變成孔令民?誰是孔令民?孔令民對於一般台灣人恐怕比何炳棣還更出名。扁政府賣官案時,孔令民就曾經上過版面、露過臉,一句話,不是無名之輩!那麼何以個人不打算追究這筆賬,而只是把事實舉出?主因在於孔令民這篇論文確實在最後的徵引文獻裡提到了天策府,也確實在內文中屢次引用了筆者的文字,因此個人可以將此視為「無心之過」而不管其事實上究竟如何!目前這篇論文已經被徵引過16次之多,這件事顯然也不能不提!孔令民這一篇個人可以輕輕放下,而不直接指稱其「剽竊」,但2001年《孫子兵法論正》在網路上發表以來,有多少人直接使用而「絕不」在徵引文獻中提及個人網站(天策府)與《孫子兵法論正》,個人相信這些人心裡有底!暫時,話就先說到這裡吧!


朔雪寒 2016.9.2

此文發表以後,網友屈昂道轉貼何炳棣、許抗生的一筆賬(請見留言連結或上孫子兵法臉書觀看留言。),於是個人便於今天到附近的圖書館把許抗生的這本《老子研究》借回來看了一下。非常失望。許抗生不過也是眾多疑古者中的一位。那種倒因為果的伎倆又在書中的幾個論證部分表露無遺。這本書主要有兩個地方談論到老子成書時代的問題,其中一部分談到老子與孔子、孫子、范蠡、墨子思想上的相近處,而都反過來說,其比較孫子與老子的目的與何炳棣的相同,只是想藉由《孫子兵法》成書於春秋時代的事實,以及《孫子兵法》與《老子》兩書在思想、用詞、概念上的許多相近處,牽強的說成是老子受到孫子影響。其實,《孫子兵法》的公案的徹底了結是在個人於2005年完成的第二版《孫子兵法論正》後才確立的。公案沒了之前,有何案可「翻」?要說許抗生比何炳棣更優勢的地方只有兩個,一是他的年代更早,理論上何炳棣不引用我的,至少要引用他的;二是在孫子與老子的比較上,何炳棣許多地方牽強附會,走的是顧頡剛那一派的胡謅瞎扯路線,而許抗生的比較則顯然合情合理、合乎事實,相近處確實相近。只可惜兩人都不過摸到了兩本經典的一點皮毛,因此也自然都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那麼《孫子兵法論正》為何要比較孫子與老子的思想呢?主因在於兩件事,一是《孫子兵法論正》與《道德經論正》是個人論正三部曲之二,同時這兩本書都有出土版本與通行版本可以比對,而通行版本的數量也都很驚人,同時兩書的成書時代極為接近,在歷史上的影響力不相上下。因為《孫子兵法》屬於軍事必讀經典,而《道德經》屬於道家、哲學必讀經典,這兩件事本身都是每一個時代都難以迴避的課題。此外,由於兩書的影響力不相上下,以致於從成書以來引文眾多,加上時代相近、用字用詞與版本訛誤都有很多重疊的地方。因此《孫子兵法論正》多數都是拿老子的版本差異來佐證訛誤現象的普遍,以及兩本書既然同是春秋末年著作自然也有許多共同點可以一提。
  許抗生這本書雖然沒有太多出彩的地方,最終還是決定連同幾位馬王堆出土後的疑古者一起收入到《道德經論正》中反駁了。這裡僅在此指出其中顯而易見的簡單邏輯思維弊端。譬如他提到老子講「侯王」而孫子講「諸侯」,因此認為老子是戰國時期大家都稱王之後的作品。這裡首先許抗生不知道戰國稱王時間點,接著自己顯然沒有意識到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試問假設戰國時代才有「侯王」的稱謂,究竟誰曾經說過「侯王」?這些本應提出的資料完全付之闕如。這方面的論述,請見《道德經論正》相關章節,不再贅述!至於許抗生提出「萬乘」「王、主」等差異,那更是對春秋戰國歷史的無知、文字訓詁校勘學的無知的表現。至於許抗生所提老子與孫子、孔子、范蠡、墨子的比較,孔子、墨子完全倒因為果,而一個「尚賢」反命題的陳腔爛調更凸顯中國學界絕大多數學者不理解中國歷史的一面。這方面已經公布的章節都說過很多,其他請參見《道德經論正》,不贅。至於其所提稅的問題,既然明知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已經出現相關的作法,卻仍然可以瞎說必須到商鞅變法之後才會產生,試問商鞅變法難道把其他國家的法都變了不成?種種證據的提出只能更加的凸顯當代學者對於中國歷史、邏輯思維能力與科學思想的欠缺!一句話,許抗生的書比何炳棣那本價值多一點,但依然不過是荒唐可笑的說法罷了!


2016年5月25日 星期三

預見未來:沈尹戌

沈尹戌


相關參考書目《左傳

人物簡介


  沈尹戌:楚國司馬,曾經敗於吳王闔閭手下,而成為俘虜。沈尹戌與兩個兒子因此在吳國生活過一段時間,對吳國的軍事行動與策略因此有一定的掌握。後來沈尹戌與其子沈諸梁(葉公好龍的葉公)逃回了楚國。白公勝作亂時,賴葉公平亂,楚國才躲過了危機!
  楚平王:前528年至前516年在位。楚平王任內因為受到費無極的蠱惑煽動,而企圖殺掉太子建,同時殺了伍子胥的父親與兄長,為楚國日後的幾次大動盪埋下了禍根。禍根主要有兩個:一是伍子胥率領吳國軍隊進攻楚國,把楚平王的兒子楚昭王打到丟棄首都逃亡;二是白公勝(太子建之子)被召回楚國之後殺掉了令尹與司馬,差點篡位成功。因此可以說楚平王是整個春秋末年造成兩霸(吳國、越國)出現的重要關鍵人物,少了楚平王那些荒唐的事蹟,春秋末年的歷史或許將顯得「無趣」起來!

預言事例

  預言楚王在州來築城會遭致楚國的失敗。

魯昭公十九年(前523年)。
  楚國人在州來築城,沈尹戌得到消息後說:「楚國人一定要失敗了啊!從前吳國滅亡州來,子旗請求攻打吳國。君王說:『我還沒有安撫好我的百姓。』現在的情況跟以前一樣,卻又在州來築城去挑動吳國,這樣能不失敗嗎?」
  沈尹戌的侍者聽了他的話後,對他說:「君王施捨從來不知道疲倦,讓百姓休養生息也已經有五年了,這可以說是在安撫他們了!」
  沈尹戌回答說:「我聽說安撫百姓的君王,在國內節約開支,在國外樹立德行,百姓因此生活安樂,而沒有仇敵。現在楚國宮室的規模大到沒有限度,百姓天天驚恐不安,因此疲勞而死的人也沒有人幫他們收葬,百姓們疲累與恐懼到連睡覺與吃飯都忘掉了,這不是在安撫他們啊!」

  預言囊瓦一定會丟失楚國首都郢都。

魯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
  楚國囊瓦接了令尹的職位後,在楚國國都郢都增修城牆。
  沈尹戌聽到消息後說:「囊瓦一定會丟失郢都啊!如果軍隊不能保衛城市,增修城牆是沒有益處的。古代的天子,他的守衛者在於四面的蠻夷;如果天子的權力降低了,那麼他的守衛者就在於諸侯。諸侯的守衛者在於四方的鄰國;如果諸侯的權力降低了,那麼他的守衛者就在於四面的邊境。令尹應該謹慎戒備國家四面的邊境,結交四面可以提供援救的鄰國,讓民眾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樂業,讓他們春、夏、秋三個時節的農事都能成功。民眾沒有內憂,也沒有外患,那麼國家哪裡需要增修城牆呢?現在因為懼怕吳國而在郢都增修城牆,守衛者的範圍已經縮得很小了啊!權力降低後的最後守衛者都無法得到,能夠不滅亡嗎?從前梁國國君在宮室外面挖掘壕溝而民眾因此潰散。民眾拋棄了他們的長官,這樣能不滅亡嗎?劃定邊境,修整土地,讓堡壘具備險要的功能;親近民眾,使民眾有部伍輪流對邊境進行瞭望,與鄰國建立信任的關係,謹慎監督官員的職責,保持外交的禮節,沒有過失和貪婪,不懦弱不強橫,修整自己的防禦設備,以等待應付意外的情況,如此一來,又有什麼可以畏懼的呢?《詩經》說過:『思念你的祖先,修養你的德性。』試著看看從若敖、蚡冒一直到楚武王、楚文王,他們的土地都不超過百里見方,只是謹慎的守護著邊境,而沒有在郢都修築城牆。現在楚國的土地超過了千里見方,反而去增修郢都的城牆,這不是很困難的事嗎?」

  預言楚平王侵襲吳國的舉動會讓楚國丟掉城市。

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冬季,十二月。。
  楚平王組織水軍去侵襲吳國的疆域。沈尹戌聽到消息後對人說:「這次的行動,楚國一定會丟掉城市。大王不安撫民眾而使他們辛苦勞動,吳國沒有行動而讓他們得以加速出兵,只要吳國軍隊緊緊的追趕在楚國軍隊的後面,楚國由於有大軍在前因此沿途的邊境沒有戒備。這樣一來,城市還能夠不丟掉嗎?」
  越國的大夫胥犴在豫章的河邊慰勞楚平王,越國公子倉把自己的坐船餽贈給楚平王。公子倉和壽夢率領軍隊跟隨楚平王。楚平王到達圉陽之後就折返了。吳國軍隊緊緊追趕在楚國軍隊的後面,由於楚國邊境的守軍沒有戒備,因此吳國軍隊就順手滅掉了楚國的巢和鍾離兩個城市,之後才返回了吳國。

評論

人的每一次行動都可能產生新的事件,這些事件便有可能成為一種可供利用的條件。有時候敵人發動攻擊,不是基於什麼戰略規劃,而是基於對手臨時性的製造了一個機會,讓對手自己成為標靶!敵人此時只是把握機會利用臨時性的條件對對手造成創傷罷了!
  沈尹戌因為曾經成為吳王闔閭的俘虜而在吳國生活過一段時間,因此對於吳國的軍事行動、策略、行為模式有一定的掌握。沈尹戌以上的預測都離不開吳國,跟這樣的經歷不無關係。楚國雖然有這樣的人才,卻可惜未能善加利用,終究也未能阻止災難的發生。

2016年5月24日 星期二

預見未來:任妄

任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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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參考書目《韓非子

人物簡介

任妄:秦康公大臣。
  秦康公:秦穆公之子。前620年至前609年在位。

預言事例

  預言楚國實際上想攻打的國家是秦國。

秦國在秦康公時,花費了三年的時間修築遊樂觀賞用的高臺,使人民極度疲勞。高臺修好後不久,楚國人突然高調宣布將要攻打齊國。
  秦國的大臣任妄聽到消息後,對秦康公說:「飢荒招來戰爭,君主殘暴招來戰爭,人民疲勞招來戰爭,國家動亂招來戰爭。君王修築臺榭花了三年時間(因此人民疲勞),現在楚國人宣稱將要起兵攻打齊國,微臣恐怕他是宣稱要攻打齊國,而事實上卻是要襲擊秦國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防備他們。」
  秦康公聽從了任妄的分析,於是便派遣軍隊戍守秦國東邊邊境,結果楚國便中輟了這個軍事行動。

評論

  楚國沒事攻打齊國顯得無理,因此任妄認為楚國實際上要打的是別的國家。而秦國正好提供了一個好機會讓楚國有攻打的理由。因此任妄最終有了以上的預測。當時的戰爭,如果要徵調兵員需要一些時間,楚國因此利用攻打其他國家的名義徵調兵員,如果秦國沒有及早防備,就可能喪失先機!
任妄看穿事物本質的背後理據,起源很早,那是早在《周書》的時代就有的教訓。時至今日,也差不多。大抵幾大勢力想要搞掉對方,另一方總是有他正當的理由。〈逸周書.武稱〉的相關理論是:「討伐動亂的國家,討伐殘暴的君主,討伐遭受瘟疫的國家,這是武力順應天道的表現啊!大國不失他的威嚴,小國不失他的謙卑,相互匹敵的國家(敵國)不失他的權勢,憑藉大山險阻討伐平地國家,兼併小國、奪取亂國,以強攻弱、襲擊不正的國家,這是使用武力的常規啊!」

2016年5月23日 星期一

預見未來:寧國

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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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參考書目《新序

人物簡介

寧國:楚莊王大臣。
  楚莊王: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
  夏姬:鄭穆公的的女兒。夏姬的美貌對當時的歷史局勢造成了劇烈的破壞,根據歷史描述,當時因為她的緣故而造成了「殺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國兩卿」的結局。論國際影響力,連褒姒、西施都望塵莫及!
  陳靈公:陳國君主,前613年至前599年在位。

預言事例

  預言陳國可以被攻下。

魯宣公十年,前599年。
  夏姬是陳國的一位絕世美女,也是陳靈公常常臨幸的一位女子。當時陳靈公與大臣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三人甚至還常拿這個話題來開玩笑。
  前599年,陳靈公與二位大臣在夏姬家裡喝酒聊天,竟當著夏姬的兒子夏徵舒的面對著儀行父說:「徵舒長得很像你啊!」
  儀行父也開玩笑說:「他長得也很像君主啊!」
  夏徵舒因此懷恨在心,決定殺掉這三個狎玩自己母親的人。於是等到陳靈公走出夏家大門時,夏徵舒便躲在馬廄內暗箭射殺了陳靈公。孔寧與儀行父嚇得逃奔到楚國避難兼討救兵。
  當時楚國由楚莊王在位,楚莊王原本就有滅掉陳國的打算,他在聽到陳國內亂的消息後,大喜之下,於是派遣使者前去陳國搜集情報。
  使者回到楚國後,報告說:「陳國不可討伐啊!」
  楚莊王問說:「為什麼?」
  使者回答:「陳國城牆、郭牆都修築得很高,護城河挖掘得很深,而且糧食累積了很多啊!」
  寧國聽後,反駁說:「陳國可以討伐啊!陳國,是一個小國啊!卻累積了很多的糧食,這是因為賦稅重啊,如此則導致人民怨恨在上位者。城牆、郭牆修築得很高(內城外郭,郭牆即內城牆之外的城牆。),護城河挖掘得很深,這是透支了人力的成果啊,如此則導致他的人民力量疲憊。因此動員軍隊討伐陳國,陳國可以被拿下啊!」
  楚莊王聽從了寧國的意見,於是在隔年親自率兵討伐陳國,殺掉夏徵舒,送回孔寧與儀行父,並想將陳國劃歸為楚國的一個縣。但經過大夫申叔時的勸諫以及陳國法理上的繼位者媯午(陳成公)的一番合乎禮儀的委婉說辭後,楚莊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而夏姬則被帶回了楚國,開始了由她所引發的蝴蝶效應。

評論

寧國的這則例子給我們的啟發是,對於信息的解讀不能只看表象。這方面的例子可參考高手季札對於晉國景況的分析。至於楚國使者的判斷也並非在任何時刻都是錯誤的。譬如如果陳國的城牆、護城河都是十幾年前就完成的,民力早已恢復了!這兩部分自然也就沒有寧國所說的問題存在。之所以寧國在這件事情上的看法是正確的,那是因為這是一個短期判斷。楚莊王需要派人去陳國收集情報,也是收集近期的情報。軍事行動強烈依賴反應最新狀況的情報,而使者的目的就是去收集陳國最新的情報。所以在這裡寧國自然的排除了這城牆、護城河是以前修築的可能性。情報是隨著時間發生變化的,如果忽略了時間,我們便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陳國、吳國、越國都屬於楚國流域,因此陳國最終還是在前478年被楚國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