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5日 星期五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馮友蘭《《老子》年代問題》〉

馮友蘭《《老子》年代問題》

(二〇,六,八,大公報文學副刊第百七十八期中國哲學史中幾個問題——答適之先生及素癡先生文之一段《老子》年代問題)
馮友蘭
關于《老子》這本書,適之先生說我書中舉的三條,不能證明此書為晚出,本來我并不專靠這三條。但就這三條說,關于孔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上文已詳。《老子》非問答體一點我是引用傅孟真先生說,在原書第五章第二節裏聲明過。關于第二點我是引用顧頡剛先生說,也在第五章第二節裏聲明過。傅先生的原文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裏發表,顧先生的原文見《古史辨》第一册,此處無須再為稱引。不過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點,就是現在所有的以為《老子》之書是晚出之諸證據,若衹舉其一,則皆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辭」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一書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可以說《老子》是晚出,此則必非偶然也(原書神州國光社本一九五頁)。
  適之先生駁梁任公先生的幾條,第一條我想適之先生的比喻,恐怕不能解除任公先生指出的困難。因為一族間大房、小房的輩差,不必是因為小房的人都壽長的結果。而孔、李二氏輩數之差若要說明,則要假定孔氏的人都壽短而李氏的人都壽長。這個假定不一定是合情理的。
  關于第二條,即令孔子所說:「以德報怨」,是指《老子》而言,但《墨子》、《孟子》何以未言及《老子》,仍是問題。因《墨子》、《孟子》未言及《老子》,所以孔子所說之「以德報怨」亦未必是指《老子》也。(朔雪寒註:按照馮友蘭這種邏輯,墨子、孟子沒有提到的人,即使孔子暗引、提到了,也不能表示這個人、這本書曾經存在過?這種邏輯,哪怕稍有常識的人也知道是錯誤的!卻偏偏出自於一個中國哲學界名號響亮的人口中,能不令人搖頭嘆息嗎?)
  關于第三條,《老子》主張不争,主張柔道,雖可說他是拘謹的人。但主張「絶聖智、廢仁義」的人,却又不像是拘謹。(朔雪寒註:這就是不明白校勘學、訓詁學卻參與考證古籍年代的極大壞處。)况第五條中,適之先生也承認《老子》的主張是激烈呢?
  關于第五條,鄧析的學說,我們不很清楚。(朔雪寒註:僅此一說,直可用可悲來形容了!不很清楚,不會讀熟一點嗎?用不很清楚來打烏賊戰術,唬弄讀者、學者,難道是一個學界可以允許的作法嗎?)〈伐檀〉、〈碩鼠〉的激烈,與《老子》之激烈不同。一是就某種具體事實,表示不滿,一是就當時社會組織之根本原理,表示不滿;其間很有差别。(朔雪寒註:按照馮友蘭的意思,難道「社會組織之根本原理」沒有反應在任何具體事實上面?豈不可笑!)
  關于第六條,孔子可以說「千乘之國」,《老子》不能說「萬乘之君」,其理由是因為春秋時之國家多而小,戰國時之國家少而大。(朔雪寒註:僅此一點,就可知馮友蘭對於春秋戰國國際形勢之無知。彷彿春秋末年一大堆小國突然消失於是整個世界就進入了戰國時代!豈止「荒謬可笑」足以形容。詳細反駁與舉證,可參見拙作《孫子兵法論正》相關章節!)所以孔子不說萬乘之君,《老子》不說千乘之國也。道家之名,誠為後起。但不能因其後起,即據以推定漢人所謂道家即專指當時之道家。法家、名家之名亦是後起,豈司馬談所說法家、名家,亦是專指漢時之法家、名家嗎?
  素癡先生說,孟子與莊子同時,《莊子》之書既多受《老子》的影響,則《老子》應在孟子之前。這種說法,是以為現在《莊子》之書,整個的是姓莊名周之莊子一人所寫。我不是這種看法。這一點我在我的書第二章第五節中已聲明過了。至於現在《莊子》書中,哪一部分是姓莊名周的莊子寫的,哪一部分是後學所寫,聽說現在正考定。我們可以說姓莊名周的莊子不是莊學的完成者,但仍然可以說他是莊學的創始人。(朔雪寒註:拖延戰術。關於莊子的文章出自誰手也不是定論!)
  素癡先生說:「我們絕不能據這部書的體裁,來推考其中所表現的學說的時代。」。所說體裁不知是否即指所謂《老子》用「經」體而言?本來先秦的書,差不多全經過漢人的整理。《老子》之書,經過漢人整理,乃意中事。(朔雪寒註:所以馮友蘭所謂整理就是把原書整成非原書的意思嗎?豈不可笑!)素癡先生說現存的《老子》「乃漢人凑集前人所引,并加上不相干的材料,補綴而成」。即令如此,《老子》亦非衹是口耳相傳至漢始著於竹帛,為什麽據其體裁不能以推考其時代呢?

朔雪寒駁

胡適的批評是內斂的辛辣,多處委婉指出馮友蘭基本常識不足,馮友蘭同樣身為「中國哲學史」「大家」,不反擊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惜這裡的反擊,只是要迴避問題,企圖用話術而非客觀證據替自己挽回顏面。
  以「孔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而論,請問既然《老子》都還沒有確定這是或不是一本私人著作,這個全稱否定式的結論是怎麼做出來的?這種缺乏邏輯學基本常識的「結論」,居然也能取得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同,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老子》非問答體一點我是引用傅孟真先生說」、「關于第二點我是引用顧頡剛先生說」,這些都在迴避問題。以致於最後又引出胡適的最後一駁。
  胡適沒有明白指出鄧析的名言,果真讓馮友蘭找到縫子鑽,而回答:「鄧析的學說,我們不很清楚。」鄧析不就一本短短的《鄧析子》嗎?連這個在春秋戰國名氣響亮,並影響到惠施、莊子甚至墨子的人都不很清楚,寫什麼中國哲學史?
  「〈伐檀〉、〈碩鼠〉的激烈,與《老子》之激烈不同。一是就某種具體事實,表示不滿,一是就當時社會組織之根本原理,表示不滿;其間很有差别。」所以呢?所以因為有差別,所以激烈就不再是激烈了?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疑古者之不願就客觀事實低頭的卑劣一面。何況究竟「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是在表示什麼不滿?這明明就是老子對於世界客觀規律、規則的陳述,如何就說是「不滿」了?是在「不滿」什麼?不滿就是激烈?究竟是哪裡激烈?用這種主觀看法,居然也引得眾多學者踏入思想、話語陷阱進行纏鬥,疑古者果真不是泛泛之輩!
  至於其他謬論,請參見隨文附註以及其他疑古謬論相關辯論,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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