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馮友蘭《《老子》年代問題》〉

馮友蘭《《老子》年代問題》

（二〇，六，八，大公報文學副刊第百七十八期中國哲學史中幾個問題——答適之先生及素癡先生文之一段《老子》年代問題）

馮友蘭

關于《老子》這本書，適之先生說我書中舉的三條，不能證明此書為晚出，本來我并不專靠這三條。但就這三條說，關于孔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上文已詳。《老子》非問答體一點我是引用傅孟真先生說，在原書第五章第二節裏聲明過。關于第二點我是引用顧頡剛先生說，也在第五章第二節裏聲明過。傅先生的原文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裏發表，顧先生的原文見《古史辨》第一册，此處無須再為稱引。不過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點，就是現在所有的以為《老子》之書是晚出之諸證據，若衹舉其一，則皆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辭」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一書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可以說《老子》是晚出，此則必非偶然也（原書神州國光社本一九五頁）。
　　適之先生駁梁任公先生的幾條，第一條我想適之先生的比喻，恐怕不能解除任公先生指出的困難。因為一族間大房、小房的輩差，不必是因為小房的人都壽長的結果。而孔、李二氏輩數之差若要說明，則要假定孔氏的人都壽短而李氏的人都壽長。這個假定不一定是合情理的。
　　關于第二條，即令孔子所說：「以德報怨」，是指《老子》而言，但《墨子》、《孟子》何以未言及《老子》，仍是問題。因《墨子》、《孟子》未言及《老子》，所以孔子所說之「以德報怨」亦未必是指《老子》也。（朔雪寒註：按照馮友蘭這種邏輯，墨子、孟子沒有提到的人，即使孔子暗引、提到了，也不能表示這個人、這本書曾經存在過？這種邏輯，哪怕稍有常識的人也知道是錯誤的！卻偏偏出自於一個中國哲學界名號響亮的人口中，能不令人搖頭嘆息嗎？）
　　關于第三條，《老子》主張不争，主張柔道，雖可說他是拘謹的人。但主張「絶聖智、廢仁義」的人，却又不像是拘謹。（朔雪寒註：這就是不明白校勘學、訓詁學卻參與考證古籍年代的極大壞處。）况第五條中，適之先生也承認《老子》的主張是激烈呢？
　　關于第五條，鄧析的學說，我們不很清楚。（朔雪寒註：僅此一說，直可用可悲來形容了！不很清楚，不會讀熟一點嗎？用不很清楚來打烏賊戰術，唬弄讀者、學者，難道是一個學界可以允許的作法嗎？）〈伐檀〉、〈碩鼠〉的激烈，與《老子》之激烈不同。一是就某種具體事實，表示不滿，一是就當時社會組織之根本原理，表示不滿；其間很有差别。（朔雪寒註：按照馮友蘭的意思，難道「社會組織之根本原理」沒有反應在任何具體事實上面？豈不可笑！）
　　關于第六條，孔子可以說「千乘之國」，《老子》不能說「萬乘之君」，其理由是因為春秋時之國家多而小，戰國時之國家少而大。（朔雪寒註：僅此一點，就可知馮友蘭對於春秋戰國國際形勢之無知。彷彿春秋末年一大堆小國突然消失於是整個世界就進入了戰國時代！豈止「荒謬可笑」足以形容。詳細反駁與舉證，可參見拙作《孫子兵法論正》相關章節！）所以孔子不說萬乘之君，《老子》不說千乘之國也。道家之名，誠為後起。但不能因其後起，即據以推定漢人所謂道家即專指當時之道家。法家、名家之名亦是後起，豈司馬談所說法家、名家，亦是專指漢時之法家、名家嗎？
　　素癡先生說，孟子與莊子同時，《莊子》之書既多受《老子》的影響，則《老子》應在孟子之前。這種說法，是以為現在《莊子》之書，整個的是姓莊名周之莊子一人所寫。我不是這種看法。這一點我在我的書第二章第五節中已聲明過了。至於現在《莊子》書中，哪一部分是姓莊名周的莊子寫的，哪一部分是後學所寫，聽說現在正考定。我們可以說姓莊名周的莊子不是莊學的完成者，但仍然可以說他是莊學的創始人。（朔雪寒註：拖延戰術。關於莊子的文章出自誰手也不是定論！）
　　素癡先生說：「我們絕不能據這部書的體裁，來推考其中所表現的學說的時代。」。所說體裁不知是否即指所謂《老子》用「經」體而言？本來先秦的書，差不多全經過漢人的整理。《老子》之書，經過漢人整理，乃意中事。（朔雪寒註：所以馮友蘭所謂整理就是把原書整成非原書的意思嗎？豈不可笑！）素癡先生說現存的《老子》「乃漢人凑集前人所引，并加上不相干的材料，補綴而成」。即令如此，《老子》亦非衹是口耳相傳至漢始著於竹帛，為什麽據其體裁不能以推考其時代呢？

朔雪寒駁

胡適的批評是內斂的辛辣，多處委婉指出馮友蘭基本常識不足，馮友蘭同樣身為「中國哲學史」「大家」，不反擊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惜這裡的反擊，只是要迴避問題，企圖用話術而非客觀證據替自己挽回顏面。
　　以「孔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而論，請問既然《老子》都還沒有確定這是或不是一本私人著作，這個全稱否定式的結論是怎麼做出來的？這種缺乏邏輯學基本常識的「結論」，居然也能取得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同，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老子》非問答體一點我是引用傅孟真先生說」、「關于第二點我是引用顧頡剛先生說」，這些都在迴避問題。以致於最後又引出胡適的最後一駁。
　　胡適沒有明白指出鄧析的名言，果真讓馮友蘭找到縫子鑽，而回答：「鄧析的學說，我們不很清楚。」鄧析不就一本短短的《鄧析子》嗎？連這個在春秋戰國名氣響亮，並影響到惠施、莊子甚至墨子的人都不很清楚，寫什麼中國哲學史？
　　「〈伐檀〉、〈碩鼠〉的激烈，與《老子》之激烈不同。一是就某種具體事實，表示不滿，一是就當時社會組織之根本原理，表示不滿；其間很有差别。」所以呢？所以因為有差別，所以激烈就不再是激烈了？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疑古者之不願就客觀事實低頭的卑劣一面。何況究竟「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是在表示什麼不滿？這明明就是老子對於世界客觀規律、規則的陳述，如何就說是「不滿」了？是在「不滿」什麼？不滿就是激烈？究竟是哪裡激烈？用這種主觀看法，居然也引得眾多學者踏入思想、話語陷阱進行纏鬥，疑古者果真不是泛泛之輩！
　　至於其他謬論，請參見隨文附註以及其他疑古謬論相關辯論，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