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癡《老子的年代問題》
(二〇,五,二五,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百七十六期,批評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文中之一節)
素癡
老子的年代問題,自從梁啓超在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文中提出以後,在國内曾引起了不少的辯論,現在應當是結算的時候了。馮先生是主張《老子》書(以下稱《道德經》)應在《孟子》書之後的。但依馮先生說,著《道德經》的李耳到底與《孟子》同時呢,抑或在《孟子》後呢?如在《孟子》後到底後若干時呢?馮先生都沒有注意到。他在《孟子》一章内引《史記》云:「孟軻……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王不果所言。」。
後來他在《莊子》一章内又引《史記》云:
「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是他承認莊子與孟子同時了。但著《道德經》的李耳到底在莊周之前抑在莊周之後,抑與莊周同時呢?馮先生也沒有明白告訴我們。他書中把「老子」放在「莊子」之前,在〈莊子〉一章中又沒有否認莊學受老學的影響。那麽他似乎承認李耳在莊周之前。而莊周與孟子同時,而李耳當亦在孟子之前,這豈不與上引《道德經》應在《孟子》書後之說相矛盾嗎?
依我看來,《孟子》書當是孟子晚年所作的(如若是孟子所作的話),《道德經》如出《孟子》書後,而又隔了一個著作體裁變遷所需的時間,則其作者必不能與孟子同時。換言之,即不能與莊子同時。而《莊子》書所稱述老聃的學說及精神却與《道德經》相合,其所稱引老聃之言幾乎盡見於《道德經》。這事實又如何解釋呢?依馮先生的立足點,衹能有兩種說法:
(一)在莊子、孟子之前,已有一派「以本為精,以末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為實」的學說,其創始者據說為老聃;其後李耳承其學而著《道德經》。
(二)李耳是作者而非述者。《莊子》書或至少其中稱及老聃學說諸篇皆不出與孟子同時的莊周手,而為李耳以後人所依託。
但我們從學說演變的程次觀之,莊學似當產生於老學之後,如果老學出孟子後,則《史記》所載與孟子同時的莊周,即非烏有先生,亦必非莊學的創始人。這兩種說法,不知馮先生到底取那一種?如若取第(一)種的話,則有以下之問題:李耳以前,「老學」的創始者到底屬何時代,傳說中的老聃是否即是其人?《道德經》中李耳述的與作的部分如何分别?
我對於老學的歷史觀却與馮先生不同,我以為:
(一)現存的《道德經》其寫定的時代不惟在《孟子》之後,要在《淮南子》之後。此說并不自我發,二十多年前英人翟理斯(H.A.Giles)已主之。他考證的方法是把《淮南子》以前引老子的話搜集起來,與現存的《道德經》比對。發現有本來貫串之言,而《道德經》把牠們割裂者,有本來不相屬之文,而《道德經》把它們混合者,有《道德經》採他人引用之言而誤將引者之釋語羼入者。他舉出《道德經》由湊集而成的證據很多,具見於其所著 Adversaria Sinica(1914,Shanghai。)第一册中。我這裏恕不重述了。
(二)因此我們絕不能據這部書的體裁,來推考其中所表現的學說的產生時代。
(三)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推翻《史記》所說莊周與莊學的關係,和所記莊周的時代;我們也沒有理由可以把老學放在莊學之後,故此我們應當承認老學的產生乃在《莊子》之前,亦即《孟子》之前。
(四)老學的創始者和其正確時代已不可知。但漢以前人稱引此學者多歸於「老子」或「老聃」。其言及老子或老聃之時代者,皆以為他是孔子的同時人。〈禮記.曾子問〉所記的老聃,孔子適周從之問禮者,或確有其人,或《論語》裏的「老彭」亦未可知(馬敘倫說)。但這人是拘謹守禮,「信而好古」的,不像是《道德經》所表現的學說的倡始者。但大約他是富有「濡弱謙下」的精神,提倡像《論語》所舉「以德報怨」一類的教訓,這一點却與後來老學有一些近似,故此老學遂依託於他。對於老學的真正創始人,我們除了知道他的時代在莊子之前,他的書在莊子時已傳於世外,其餘一無所知。他大抵是託老聃之名著書而把自己的真姓名隱了的。(朔雪寒註:這種把一本書的著作權由名人轉移到隱士身上的作法,在疑古者的論文中非常常見。而誰是隱士?證據是什麼?為什麼隱士反而能寫出這種文章?為什麼要依託給一個本來是依靠學問或其著作而成名的人?換句話說,沒有了學問與著作,這個人究竟為何會被依託?一點都不重要了。)所以秦以前人引他的話時,但稱老子或老聃,而沒有用别的姓名。他的書經秦火以後,蓋已亡逸或殘闕。現存的《老子》乃漢人凑集前人所引並加上不相干的材料補綴而成。(朔雪寒註:竹簡、帛書的出土,讓大家省了力氣去批駁這種可笑的說法!)
以老學的創始者為李耳,始見於《史記》,那是老學顯後二百多年的孤證;秦以前人所不知者,至史遷始知之;那已足令人疑惑了。(朔雪寒註:所謂「秦以前人所不知者」的說法來自於目前流傳下來的書籍裡沒有相關的記載,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所有在司馬遷的幫助、轉錄下才順利流傳下來的東西,幾乎都可疑了!豈不可悲!)史遷與「李耳」的八代孫相去不遠,所以《史記》載李耳後一長列的世系,若非出妄造或根據誤傳,當是直接或間接得諸其家。如若彼家知道李耳與老聃非一人,則《史記》不當有此誤,如若彼家不知李耳與老聃非一人,則其「家譜」根本不可靠。以吾觀之,「老學」的創始者其真姓名殆已早佚,戰國人疏於考核,即以所依託之老聃當之。漢初有一家姓李的人,把老聃攀作祖宗,加上姓名,著於家譜,史遷信以為真,採入《史記》。那就無怪乎梁啓超把《史記》所載老子後裔世系和孔子後裔的世系一比對,便發現大大的衝突了。那姓李的人家何以要攀老聃作祖宗呢?我們看《史記》的話便明白。《史記》載「李耳」的七代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那個時代,黄老之學得漢文帝和竇太后的推崇於上,盛極一世。無怪乎有人要攀老聃作祖宗了。說不定他們因為攀了老聃做祖宗而得做大官也可未知。
以上關於老子時代的話,自然大部分是假說。但我相信這假說比較可以滿意地解釋一切關於「老子」的記載。
朔雪寒駁
基本上傅奕本的存在、郭店竹簡、馬王堆帛書、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每一樣實物的存在都能直接反駁素癡的說法。至於素癡唯一值得稱道的是終於有學者發現了莊子與孟子的年代難分先後了!這個幾乎應該屬於先秦學術史中的常識性問題,卻屢屢被學者們所遺忘或刻意遺忘、刻意不談!這裡素癡找了翟理斯來當靠山,以企圖為自己那可笑的說法,找點背景!自然是犯了疑古者最常犯的邏輯謬誤之一:「訴諸權威」,至於翟理斯是否真的權威無礙於邏輯謬誤本身,重點在於犯者自認為翟理斯是權威便夠了。後來挖出的竹簡、帛書,已經狠狠的給了這些謬論一大巴掌了!若以一句話評論翟理斯,那是根底不足,倒因為果!事實上,《淮南子》的「段落分割」非常困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撰寫、創作者,明顯的在其中玩弄著一種「思想遊戲」,以致於把所有擷取自其他子書的文句銜接的「一氣呵成」。由於這種緣故,使得句子與句子之間結合得更加緊密,以致於幾乎無法分割段落。固然讓讀者體驗到了創作者「高超」的技巧,卻也苦了閱讀者,以致於必須不停的往下看,而難以休息片刻。翟理斯只看到了其句子與句子之間的緊密性,卻未能從《淮南子》的成書原因、特性、纂輯本質進行綜合考量與思考,因此得出了這種錯誤的結論。《老子》是被迫成書的產物,而《淮南子》是精心構思的產物,結果後者的文字結合得更緊密以致於達到了「不自然」的地步,而前者雖然是臨時寫就的,以致於竟被當成「湊集」而成的書籍,但其內部的修辭、用語、構詞等特色卻更明顯,顯然這些特色是無法在由眾人纂輯眾多先秦子書而精心寫就的《淮南子》中找到的。
《淮南子》書中充斥著從其他書籍擷取而來的文句,即便素癡、翟理斯等人因為尚不清楚或質疑《老子》的成書時間,難道竟不知道其他那些結合得非常緊密的句子是來自其他子書嗎?如果知道的話,是否又要倒因為果,把抄襲者當成原創者?為了證明《文子》、《老子》晚出,於是不僅《呂氏春秋》成了原創書籍,連《淮南子》也成了原創書籍了!而事實上《呂氏春秋》、《淮南子》這兩本書都有歷史記載是由眾人集體創作而成,同時從其內容也可以顯見《淮南子》是廣泛的從其他子書擷取了許多片段才「創作」完成的。可是,在疑古者的辯論過程裡,這些明擺著的創作緣由等記錄全部都被忽略了。
關於《老子》內部文理的緊密性,可參見〈老子文理〉,至於《淮南子》的部份,請讀者自行嘗試對此書進行分段即能深刻體會其句子與句子之間的緊密性,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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