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張煦《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

張煦《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


(十一,三,二二——四,晨報副鐫)
張煦
張君寄示此稿,考證精竅,極見學者態度。其標題及組織,採用文學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對于此案雖未撤回原訴,然極喜老子得此辯才無礙之律師也。
  梁啓超識。
  梁任公自身認定的審判官張煦(見後),張煦并自兼書記官,判決梁任公提訴老子有戰國產品嫌疑一案。
判決
  (原告)梁任公——今人。
  (被告)老子——古書。
  上列當事者,因時代問題起訴,經我受理,向衆宣判如下:
  (主文)梁任公所提出各節,實不能絲毫證明老子一書有戰國產品嫌疑,原訴駁回,此判。
  (事實)老子一書,舊說以為孔子同時,崔東壁、汪容甫諸人,稍持異說,信者甚少,本年四月四日,梁任公在北京大學講演,復行提出各種證據,指此書著作時代有戰國末年嫌疑:
  (甲)從〈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以下簡稱〈老子列傳〉或〈列傳〉)中細看。現在考老子履歷,除了〈老子列傳〉沒有比他再可靠的了。但是:
  (a)〈列傳〉中說老子的地方,有三個人:(一)老聃,(二)老萊子,(三)太史儋,究竟他是幾個人?司馬遷用幾個或字,令人莫明其妙。崔東壁說老子不是老聃,汪容甫說老子是太史儋,衹是古人多惑俗說,不肯聽信他們。至於〈列傳〉敘到年壽,也用「或」字。究竟他是多大高壽?抑是人非人?簡直與「神話化」沒有差別。
  (b)〈列傳〉前面是神話,後面才說了幾句人話,說道:「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查魏為諸侯,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老子既與孔子同時,何以他的兒子能做魏將?
  (c)〈列傳〉又說:「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是解為老子八代孫。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三代孫孔安國,為漢景帝時人,當與解同時。一個八代,一個十三代,何以不相符若此?老子必是孔子以後若干年才合。
  (d)〈列傳〉中的神話,仔細研究,大半是從《莊子》的〈天道〉、〈天運〉、〈外物〉三篇搬來,有的是說老聃,有的是說老萊子,主名還未確定,何能拿來作根據?莊子自己說「寓言十九」,更不能拿來作歷史看了。
  (乙)從孔子、墨子、莊子三人的書中細看。
  (a)《史記》載孔子稱贊老聃說:「老子其猶龍乎」?詳查《論語》一書,知道孔子喜歡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如蘧伯玉、子產諸人。藉令孔子嘗稱贊老聃,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
  (b)墨子、孟子都喜歡攻擊反對派的,又是好說話的,若老子是與孔子同時,何以他們二人的著作,都不曾說及老子?
  (丙)拿〈曾子問〉老聃的話與《老子》本書比較。
  〈曾子問〉裡面的老聃,是否即著《老子》書的老聃,已經前人批評過。若是一個人,那老聃所說的話,都是拘謹守禮一派,與《老子》本書的話,宗旨大不相同。
  (丁)從老子本書的思想上細看。
  本書中所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及「民多利器,國家滋昏,……」那樣激烈的話,不合春秋時代思想。
  (戊)從《老子》本書文字上細看,本書有許多處文字,斷非孔子同時的人所說的話:
  (a)前人已考出書中「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兩句,所謂「偏將軍」、「上將軍」,是春秋以後制度。
  (b)書中數處說「取天下」,查春秋時霸主争長,不過都是像在太平洋會議席上,想坐首席,並無取天下的意思。何以孔子同時的人,就會有此等言語?
  (c)書中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查左氏所述大戰,不過文字寫得轟轟烈烈,其實戰線都不過三十里(任公所著《歷史研究法》中作百里),戰期都不過一日,例如鞍之戰,左氏說「三周華不注」,華不注不過泰山旁邊一個小山,十五分鐘就可繞一周,齊晉打仗,衹繞華不注三周,其戰争之小,就可想見。那能就會「必有凶年」,「荆棘生焉」?
  (d)書中數言「仁義」,查「仁義」二字,為孟老先生的專賣品,何以孔子同時的人就會聯起來?
  (e)書中數言「王侯」、「王公」,查某諸侯(當時未聽明所舉人名)稱王,是春秋後數十年,何以孔子,同時的人,就會「王侯」、「王公」聯用起來?
  任公根據上述各節,指定老子非孔子同時的產品,謂出在莊子前後,還有商量餘地。即不啻認為他是戰國產品。任公當即真真切切的向聽衆數千人說:「我今將老子提起訴訟,請各位審判」。我本是「各位」之中一位,想合「各位」全體數人,處理此案,揆諸事情,萬難辦到,由我個人受理,似無不合。我將他當場所提證據,追記於此,未敢加减語氣,或更改原意,請在場聽衆作證。案結說明,應即判決。
  (理由)本案原告據所提出老子時代之嫌疑各證,遽認定老子被嫌之時代為其時代,立論當否,姑不具論。僅就其所謂嫌疑各證而言,或則不明舊相,或則不察故書,或則不知訓詁,或則不通史例,皆立言過勇,急切雜抄,以致紕缪横生,勢同流產。今照原提各證,條駁如下:
  (甲)老子履歷,固然以〈老子列傳〉為比較可靠。但是:
  (a)《史記》本有後人綴補竄亂之作。(證見〈後漢書.班彪傳〉,《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四史發伏》,《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剳記》,《日知錄》,《四庫提要》……諸書。)前人又說〈老子列傳〉的神話,是後人從他書竄入的,證以唐時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將〈老子列傳〉在《史記》中移置地位一事,更覺其言可信。原告所謂「神話化」,本不成問題。至稱汪容甫說老子、太史儋是一人,我記得畢秋帆即如此說(見《經訓堂叢書》及《昌平叢書》中之《《道德經》考異》)。此等語更無關係。
  (b)原告稱〈列傳〉後面說了幾句人話云云。查清.張照說:「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考其子孫,以明老子者亦人耳」。這「人話」的話,倒是前人說過的。至原告稱老子的著者老子的兒子,萬捱不到為魏將。查魏為諸侯,雖在孔子卒後七十年,而晉滅魏以封畢萬,早在魯閔公二年,即在孔子卒前一百八十二年。畢萬之魏,為晉六卿之一,後又為晉四卿之一,後又滅知伯而為三晉之一。其為三晉之一,僅在孔子卒後二十六年。儼然諸侯,為日已久。古者大夫有家臣,何得謂魏未受為諸侯之前,不能有將?就說魏必在受命之後,其將始能稱魏將。史書本多舉後制以明前之例。如《左傳》生而稱謚。又如〈史記.黄帝本紀〉中有「諸侯」,亦屬此例。即如〈老子列傳〉說:「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考苦縣本陳國地,楚滅陳在孔子生後四十七年,老子本長於孔子,則實陳人,而謂之楚人,皆屬此例。據此,則老子之子,縱在孔子卒前若干年仕魏,這「魏將」二字,也加得上去。
  (c)原告以〈老子列傳〉與〈孔子世家〉對照,是套其師康南海以《史》、《漢》對照而作《新學僞經考》的舊文章。南海又是學《班馬異同》、《二十二史剳記》……諸書,而得《史》、《漢》對照辦法。為學之方,自是可採。惟原告以此事所得結果,而生疑問,實有未合。查老子至解為九代,孔子至孔安國為十四代,此等地方,不當僅問歷世若干,實當並考歷年多少。自孔子生年起算,至漢景帝末年,共四百一十年(照《皇極經世》等書推算),老子活幾百歲的話,雖不可盡信,總可斷定他是享高壽在百歲左右,或竟在百歲以上,就不能說他的子孫不享高壽。又孔子之父,年已六十四,始娶么子生母(見《史記》正義引王肅《家語》),此語縱亦不足信,也不能說古人五六十歲,不能生子。據此,則以壽百歲左右的老子之子孫,歷世九代,就不能說他不能歷時四百年。古者上壽一百二十歲,中歲百歲,下壽八十歲(見《左傳》疏)。莊子謂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子》亦以七十歲僅為中壽。孔子年七十三,其子孫十三代中,衹子思年及莊子所謂下壽,餘或五十餘歲,或四十餘歲。孔子二十歲生伯魚(照索隱引《家語》及〈孔子世家〉本文相考),其後十三代皆不永年,定皆早年得子。則這樣的傳代,何能作為傳代的標準比例?復查〈經典釋文.敘錄〉載左邱明作《春秋傳》(趙匡、陸淳以左邱明為孔子前賢人,鄭漁仲、王安石說「左氏」非「左邱明」,俱不可信。當從朱竹垞考訂左氏、左邱明為一,實亦孔子同時人。)以授曾申,申傳吳起,……七傳即至漢文帝時之賈誼。以證老子八傳至解有何疑問?必欲以孔子十三代相傳比,就是想把萬姓園站門的長人,和小說上的王矮虎,挪作一般長了,世上哪有此理?退一步說,九代人萬不能歷四百年,那麼,〈老子列傳〉說「宫玄孫假」的玄孫,衹〈爾雅.釋韻〉上對曾孫說,下對來孫說,方是第四代孫。若單言玄孫之「玄」,無異遠祖之「遠」,《說文》:「玄,幽遠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廣雅》:「玄,遠也。」,「玄」字、「遠」字,義本相同,遠祖本是高曾以上的祖,玄孫自然可說是孫曾以下的孫。據此,就不衹八傳了。
  (d)查原告說〈老子列傳〉的神話,係從《莊子》某篇搬來的一套話,早是崔東壁說過的(見(a)。莊子寓言十九,不足為據的一套話,又是汪容甫說的(見《述學補遺》)。我們本否認這些神話,何必說他。若要說他,别書載黄帝師容成,老子亦師容成,今有人於此,提出疑問,說老子是在堯舜前與黄帝同時,或說黄帝是在春秋時與老子同時,我們也拿來討論,豈不枉費精神?
  (乙)從孔、孟、墨三人書中考求則是,考求結果,所得之質問則非。
(a)查原告的這套話,有十之九幾,都是崔東壁說的(見〈老子列傳〉),衹有蘧伯玉、子產兩個證人,是原告自己請的。東壁以為《論語》中不曾說過老子,本是謬見,何可更相襲取?《論語》中說老子的地方,一見於〈述而〉,再見於〈憲問〉。〈述而〉:「竊比於我老彭」句,老即老子,(並見《論語》鄭注,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句顔注,《羅從彦語錄》、《楊龜山集》。)上句之「作」「古」二字,古音同韻(嚴氏說),二句即孔子所引成語(考《文心雕龍》自知)。老子喜用成語,其書用黄帝《金人銘》的話,已有數處,(《金人銘》見于《說苑》,嚴鐵橋定為「六銘之一」,當從。崔東壁指為習黄老者所託,但崔氏衹從偽書的《家語》引出,不知據《說苑》,即見其陋。)故孔子引為同調。昔人謂孔子此語,當為修《春秋》而發,太史述舊聞,故孔子以商周兩史官為比。據此則「老」即老子,毫無疑義。至〈憲問〉章:「或曰以德報怨」,此文見於老子,昔人謂「或曰」是指老子,其言甚是。(參看《論語集注》、《四書考異》……諸書自知。)
  (b)今傳墨子雖不曾說過老子,然其弟子禽滑釐本先師老子,後師墨子的人。墨子書缺有間,我們抱定這些破卷殘篇,何能就認為墨子不曾說過老子?即使沒有說,在論理學上,於老子時代問題,有何關係?至於怪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關老聃的話,也是崔東壁說的。東壁說楊朱自託於老聃,道德五千言,要必楊朱之徒所僞託。這些話不啻是他承認楊朱與老子為一氣。楊朱本學於老子而變其道者(别有詳說)。戰國的楊朱為老子一派的代表,孟子不距老子而距楊朱,猶之乎不闢神農而闢許行。所以陳蘭甫說:「孟子之言楊、墨,猶荀子之言老、墨。」,那有甚麽疑問?
  (丙)查此條拿尼采來做例,自不煩而解,那〈曾子問〉中的老聃,拘謹守禮,有何問題?
  (丁)原告認老子說的激烈話,不合春秋時代思潮,難道春秋時人都是涵詠太平,歌頌功臣的嗎?可不置駁。
  (戊)老子一書,有人考過其中文字,多有竄亂,但沒有全行考出。若欲從他文字上定時代,必須先做一番改訂工夫,定明他孰為原文,孰為改竄,才能說話。查原告所列,除前人說過的「偏將軍」、「上將軍」外,其餘各處,尚不足證明所用文字曾經竄改,哪還能拿來否認全書的時代?
  (a)此節在王弼本第三十一章,本章王弼無注,文字原經竄亂,考:
  宋晁說之說:「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見《困學記聞》及晁氏本集)
  明焦弱侯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雜入於經者。」(見《焦氏筆乘》及《老子翼》。)
  清四庫館臣校語說:「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至『言以喪禮處之』,似有注語雜入。」(見《四庫書》王弼本及浙閩贛翻聚珍本)
  前人已經見到「偏將軍」、「上將軍」是雜入注疏,不成問題。
  (b)原告誤把「取天下」的「取」字作《三國演義》:「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的「取」字。此句舊注:「取,治也」,所以說「取天下常以無事」,即「無為而治」的意思,所以又說「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廣雅.釋詁〉:「取,為也。」,「為」、「治」義近,以「治」訓「取」,義非無據。這樣看來,原告還沒講明這句話的意義,哪能拿來作理由?
  (c)考鞍之戰,晉侯許郤克八百乘,照每乘是車一輛,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算,就是六萬人,八百輛車,三千二百匹馬,還有魯、衛、曹、狄四國聯軍不在内。更加上齊國抵敵的軍容,能够說是小戰嗎?晉國的兵從山西至山東,數千里外去打仗,中間經過衛,……國,起先「從齊師於莘」,到「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到「癸酉,師陣於鞍,……」能够說戰線不過三十里,戰期不過一日的話嗎?古書敘戰,往往衹敘分勝負的那一次,後來史書,猶多如此,有何疑問?我們再論他的軍容,僅憑鞍戰一部分的八百輛車,三千二百匹馬,那些車轍馬跡,也要把禾苗蹈死,還愁不能「致凶年」、「生荆棘」嗎?况且大小二字,由比較生出,若拿鞍之戰,和兩年前歐戰比,固然是小。若拿「致凶年」、「生荆棘」的標準來比,那就大得多。至於華不注在今歷城縣,與泰安縣屬之泰山,相去數百里,縱是山脉相連,斷非原告說在泰山旁邊的話。說到「三周華不注」,是左氏在做文章,故〈史記.齊世家〉敘鞍之戰,文同左氏,就把這一句删去了,何不對照一下再說?
  (d)查原告所稱孟老先生即孟子,「仁義」二字是孟子專賣品一句話,我還沒聽說在農商部注册。不過宋儒有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一套話罷了,何嘗是他專賣品?〈易.繋辭下〉傳說:「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左傳》說:「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仁義」為並文,與老子所說「絶仁棄仁」、「先仁而後義」,有何不同?《史記》引周初所制謚法云:「仁義之所往為王」,周初謚法篇義與此合,早以仁義為聯同,與老子「大道廢而後有仁義」有何不同?〈易.說卦〉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老子既說陰陽(如「萬物負陰而抱陽」之類),又說剛柔(如「柔之勝剛」之類),為何獨不能連說仁義?
  (e)原告說某諸侯在春秋後若干年始稱王,才能「王侯」(老子或本作侯王)、「王公」聯用,那話從何見得?考吳子壽夢在《春秋》絶筆前一百零四年已稱王,稍後越亦稱王,楚更在春秋前稱王。老子原籍與楚接壤,或後竟為楚人,豈有不知楚王?在周做官,豈有不知周王(夏、商、周皆稱王)?何以孔子同時的老子,不會用他?〈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聯用嗎?〈易.坎〉彖:「王公被險以守其國。」,〈離〉象:「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不是「王公」聯用嗎?
  依上述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原告認定審判官自兼書記官張煦印。


朔雪寒評

  張煦針對梁啟超的六點質疑提出了許多解釋。但一如其他許多反方學者一樣,首先在家譜問題上被疑古派牽著鼻子走,並未能從邏輯的角度來解決問題。以致於其說法之牽強與疑古者的說法有的一拚。
  張煦為了解決「偏將軍、上將軍」的問題,一如其他學者一般把這一段直接視為「註文摻入正文」的例子,實則《郭店本》、《漢簡本》、帛書甲乙本、《傅奕本》都有此段,這證明了這一段並非「註文摻入正文」也並非其他文字摻入,同時更確實是老子所說的。因此,張煦的反駁是有問題的。其實這也暴露了反疑古陣營為了反擊疑古派也並非完全客觀的事實。
  至於張煦為了「消滅」「取天下」的疑點,居然違背客觀實際,把明明白白的一句話、一個字曲解成另外的意思,也是極為荒謬可笑的。但這種荒謬可笑的做法卻其實普遍存在於整個學界尤其是那些研究先秦諸子的學者之中。
  至於將「老」硬解為「老子」,也不見高明之處。原因在於有實例證明「老彭」確實為一個人。即便「老彭」也確實可以解成「老、彭」。但終不如引出叔向或者孔子、子路、子游等人更直接的明引、暗引實例來反駁,更為有力。為什麼不呢?無非是因為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張煦在這篇文章裡至少解決了兩件事,一是「仁義」只能孟子先說這個沒常識的說法已經被擊破;二是身為周王下屬、又在楚王領地之內生活的老子,周朝前面又有無數的「王」,老子為何不能說「王侯、侯王、取天下」的常識問題。雖然兩個疑古派提出的問題或證據在這裡都已經被擊破了,但如果讀者以為疑古派就此放棄這兩條沒常識的說法,是太看得起疑古者的智商了。往後的錢穆、甚至2005年的尹振環繼續使用!這是什麼意思呢?是兩位學者連常識都沒有,還是真的看不出來這是常識?
  就這兩點做點小補充: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下〉:
  曾子曰:
  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緜矣。
  故君子不緜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群;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
〈孔叢子.雜訓〉: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果真「仁義」必須「孟子」才能說,表示那是孟子首創!否則不是孟子首創,究竟哪條邏輯告訴我們只有孟子才能說?這是常識。且試問,孟子第一次見梁惠王,梁惠王如果不知道什麼是仁義?孟子難道不用先解釋一下什麼叫做「仁義」嗎?不然梁惠王怎麼懂?僅僅這個《孟子》自己記載的實例,就能反駁這種沒常識的說法。但事實上,這既然是常識問題,點出來也就擊破了,哪需要舉什麼例子呢!
  從邏輯上來說,既然梁啟超是在考證《老子》的年代,那表示這本書的年代梁啟超還沒確認,那麼老子既然早於孟子,先說「仁義」的豈不該是老子嗎?怎麼會輪到孟子了呢?誰先誰後還在爭論中,怎麼就說老子後了呢!但是這種伎倆疑古派很常用。最有名的無非「戰國前無私人著作」的論斷,這些疑古派先咬死(而非證明)「戰國前無私人著作」,接著用這個論斷來證明其他春秋時代的古籍都是假的!這是標準的循環論證!而疑古派與眾多學者卻懵然無知!
  曾子是子思的老師之一,從以上引文看來,曾子也說仁義、子思也說仁義,而孟子也只不過是把子思的「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拿來回答梁惠王罷了!試問孟子創了什麼?這是就師承來說,而且還不把孔子的用例加進來的說法!

  至於「王侯、侯王、取天下」,張煦的反駁非常有力。明明周朝以前就有一大堆「王者」,而周王也是王、楚王也是王,甚至吳、越稱王也屬於歷史常識的一部分。試問,難道楚國不是戰國七雄之一?周王不是王?楚王不是王?非得一個從春秋的大國晉國分出的三個國家韓、趙、魏稱王了,世界上的人才能說「王侯、侯王、取天下」?老子是周王的下屬,是楚王領土內的人民,試問韓趙魏三國對老子的關係是什麼?這些有直接影響的王者不能讓老子說王,反倒一些不相干的王者才能讓全天下的人包括老子開始說王嗎?要說周王沒有理由與必要「取天下」也合理,因為周王已經有了天下;但楚王不取天下,他何必滅蔡、滅陳?可是即使如此明明白白的一個常識問題,疑古派還能繼續瞎扯下去!因此難道我們不該問一句:「疑古者究竟有沒有常識?」這樣的問題嗎?而整個早已陷入瘋狂、愚昧近一百年的國學界,究竟還要繼續沒有常識下去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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