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策略的哲學:分析篇

  本篇為《策略的哲學》第一篇,《策略的哲學》在本Blog有完全免費的版本(不再維護),也有電子書版本:《策略的哲學》。基本上不再考慮續寫,而傾向於將全書的概念設計成演算法。主目錄:策略的哲學目錄


分析篇

  本篇主要分析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如〈兵法的原理〉分析兵法的構成要素及其創制的原理等,〈競爭的本末〉分析競爭的動機、目的、意義、價值、本末等,而〈思維的元素〉則分析策略思維的幾種方向及其內涵。
  〈兵法的原理〉闡述了組成兵法的六大元素,即「目的、主體、對象、工具、用法、流程」。並提出了五種基本的兵法類型,以及四種設計兵法的必備知識。
  〈競爭的本末〉探討競爭是否有其存在的價值?是否可以完全的禁止?什麼樣的競爭是不必要的?而什麼樣的競爭又是必要的?以及正義與不義的定義,不敗、必勝、無敵的方法等。
  〈思維的元素〉則提出了全面思維的基本方法,以及九種策略思維的基本方向,即:「利害、同異、順逆、先後、常變、難易、直曲、緩急、反正」九種方向性元素。

第一章 兵法的原理

  〈黃帝四經.稱〉:「故巢居者察風,穴處者知雨;憂存故也。」這是說:因此在樹上築巢居住的人明察風的規律,在低窪地帶挖穴居住的人知曉雨的規律,他們之所以能知道這些規律,是因為他們憂慮自身是否能在其中生存下去的緣故!是生存的壓力迫使他們去研究與掌握相關的知識。推而廣之,在競爭活動如此激烈、繁多的現代環境下,深處其中的人們如果不知道競爭的規律,那顯然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商君書.戰法〉有言:「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王者的軍隊,勝利而不驕傲,失敗而不怨恨。勝利而不驕傲,是因為明白取勝的原因在於方法的運用;失敗而不怨恨,是因為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犯了失誤!)」而〈呂氏春秋.義賞〉則言:「勝而不知勝之所以成,與無勝同。(如果勝利了卻不知道勝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那就跟沒有勝利一樣。)」不知道如何取勝的勝利,只是僥倖的成功!我們能將自己的命運寄託在偶然的機率之上嗎?如果不能,那麼我們就必須勇於面對與學習,學習那指導競爭活動的法則:兵法。
  〈呂氏春秋.具備〉有言:「現在有后羿、逢蒙這樣的神射手與繁弱這樣的良弓在此,然而卻沒有弓弦,那麼就一定不能射中目標!射中目標並非只要有弓弦就可以了,然而弓弦卻是用弓射中目標的工具。建立功名也要有工具,得不到這個工具,即使賢能超過商湯與周武王,也會勞而無功的!商湯曾經在郼薄受到拘束,周武王曾經在畢裎遭受窮困,伊尹曾經當過廚師,太公曾經藉著釣魚隱居起來。他們的賢能並沒有衰退,智慧也並沒有變成愚笨,只是因為當時沒有工具啊!所以凡是建立功名的,即使賢能也一定要擁有工具,然後才可以獲得成功!」誠如其言,工具是必備的,然而若沒有指導使用工具的方法,仍然是射不中目標的。而兵法的功用,簡言之,就是指導如何在競爭態勢下使用工具以達到目的的方法與規則。
  〈呂氏春秋.察今〉有言:「楚國有個渡過長江的人,他的佩劍從船上掉落水裡,於是他便迅速的在船邊刻了個記號說:『這是我的佩劍所掉落的地方啊!』船到岸停止了,那人便從他所刻下的記號那裡潛入水中尋找佩劍。船已經移動了,而佩劍卻沒有移動,用這樣的方式尋找佩劍,不是很迷惑的行為嗎?用舊的法制治理他的國家,就跟刻舟求劍是相同的道理。時間已經變遷了,而法制卻不隨著變遷,用這種方法求得國家的治理,難道不是很困難嗎?」中國兵法的歷史至少有三千年了,目前影響力最大的《孫子兵法》也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了,那麼這些兵法真的還具備指導的價值嗎?時間已經不停的流轉了二千多年,難道這些兵法可以超脫而不依附於那些已經消失的具體事物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些流傳下來的兵法都具備了極高的抽象性,因此也就具備了極廣的普適性;就好像說,兵法中有些是專門用來指導數量的使用法則的,那麼凡是具有數量這個性質的形體,也就可以用這些法則來加以指導。當然,其前提是其競爭的方式也必須是相近的,甚至是相同的;這就好像,軍隊本來是用來殺傷敵人的,因此其關於數量的指導法則也是基於這個基本目的而被設計出來的,那麼儘管其他競爭活動的競爭形體本身也具有數量的性質,這些兵法也不一定是適用的;這就好像,不可以將這種傷人的方法用在球賽一樣。然而我們又如何得知哪些兵法是適用的而哪些又是不適用的呢?只要掌握了兵法的原理,這一切的問題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兵法,既是用來指導競爭活動的,那麼使用兵法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呢?至少會有三個好處:
  一.盡少付出代價(含盡量減少敵人)。二.盡快達到目的。三.盡久維持戰果。
  那什麼是兵法呢?兵法,就是用兵之法;抽象的說,也就是如何運用工具以在競爭活動中取勝的方法。

  那麼兵法又包含哪些內容呢?想要弄清楚兵法的內涵,最直接的作法,就是對兵法進行解析的動作,以探知兵法的架構以及其組成元素等等。在此,我們以〈孫子.謀攻〉之:「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使用軍隊的方法:人數十倍於敵人就包圍他,五倍於敵人就直接進攻他,一倍於敵人就再分散他的兵力,人數相當就要能戰勝他,少於敵人就要能防守他,不如敵人許多就要能暫時避開他。)」作為解析的樣本。而在分析整段兵法之前,我們先分析「十則圍之」。
  「十則圍之」:「十」,是一種相對的數量狀態,意指我方軍隊的人數是敵人軍隊的人數的十倍左右。由此可見,在一條兵法之中包含著「主體與對象」,如此例之主體為我方,而對象為敵方。「圍」,是一種軍隊的「用法」,而軍隊則是一種「工具」,然而是否在所有相對狀態下的軍隊都具有這種用法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包圍十個人,但十個人卻可以包圍一個人。由此可見,「用法」隨著「主體與對象」所使用的「工具」之相對狀態的差異而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可以是產生或消失。兵法,必然有一個實行之形體,這叫做「體」;形體的功用,這叫做「用」。每種「體」都有相應的「用」。然而為什麼要「十則圍之」呢?這顯然就牽涉到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目的」。而在某個時空座標、某個狀態下使用某個「工具」的某種「用法」(如十則圍之),也就自然的牽涉到另一個概念,那就是「流程」。不管主體可以使用的「工具」是否只有一個、「工具」的「用法」是否只有一種,都會產生「流程」的概念。
  由此可見,在任何的形式下,一條兵法都包含著六種基本元素:「目的、主體、對象、工具、用法、流程」。
  從這整段的兵法看來,我們也可發現:當主體所具有的優勢越多,則其所能採用的策略也就越多;或者說,「體」的能力越強,其「用」的數目也就越多。
  因此,想要制定出一條兵法,我們毫無疑問的必須先明白「體與用(結構、形體與功能、功用)」的關係。一個「體」不一定只有一個「用」,一個「用」也不一定只存在於一個「體」。然而在絕對的狀態下,每個「體」必然都有一基本的「用」,而有時也會產生出延伸的「用」;基本的「用」就是基本用法,延伸的「用」就是延伸用法。如軍隊的基本功用有「戰鬥、攻擊、守禦、行動、處靜」等等,而其延伸功用則是「威懾」。
  基本功用是不隨著主體與對象的相對狀態之消長變化而改變的。至於會隨著主體與對象的相對狀態之消長變化而改變的功用,也就是指在相對的狀態下才能也才會產生的用法,則有如「包圍」等等。
  從這整段兵法看來,則何以「圍、攻、分、戰、守、避」分別對應於「十、五、倍、敵、少、不若」?這顯然依循了某種規則、規律,而這也就是所謂的「道」。因此,這個問題的解答毫無可疑的正是:因為在各自的狀態下,該用法是最有利的。
  又如「少則能守之」,少是一種劣勢,而守卻是一種優勢。因此,這條兵法的用意就在於:使用其他的優勢,以彌補我方此一劣勢所造成的缺失。由此可見,不管是體(結構)還是用(功能),其本身都可以區分出優勢與劣勢。
  而由這些兵法可見,形體(體)隨著敵我相對數量的差異而產生了新的功用(用)。因此當我們必須藉由某種功用始能打敗敵人時,改變目前形體的狀態也就成了另一種類型的兵法。而〈孫子.謀攻〉所陳述的「用兵之法」實則只牽涉到敵我雙方形體中的一種狀態,也就是「數量」。
  事實上,形體擁有許多的狀態,而「數量」是形體內部的狀態;有內部的狀態,自然也就有外部的狀態,外部的狀態如天時、地形的狀態等等即是。因此可以說,兵法就是:在千變萬化的時空中,以及敵我相對的狀態下,最有利的使用形體以達到目的的方法與規則。然而這些狀態主要可以區分為幾大類別呢?考察先秦至唐所有兵家的所有論述,他們主要將這些狀態區分為三大類別,分別是:天時、地形、人事。而這些類別自身又可再區分為許多小類別,製一略表(「相對狀態表」)如下:
 


  然而不管是內部的狀態還是外部的狀態,凡是對我有利的狀態都可以稱之為「條件」,凡是對我有害的狀態都可以稱之為「問題」。而敵人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因此在競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用現有的,或者雖非現有但可藉由現有的資源獲得的條件來解決這個最大的問題。由此可知,固然在同一個時空背景下,對付不同的敵人要用不同的策略;但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對付同一個敵人也要用不同的策略;總之,只要內部與外部的任一狀態發生了變化,且這個變化可能影響局勢的走向,那麼兵法也就該隨之變化了。
  然而固然有些形體的狀態是可以改變的,但也有些是不可改變的;也有時候,形體的狀態固然可以改變,但在特定的時空環境限制下,我方的能力不足以改變它;而這些都是形體內部的狀態,至於形體外部的狀態就往往是不可改變的。那麼對於這些不可改變的狀態,為了避免其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成為問題,我方也就有了避開這些時空條件的必要;反過來說,外部條件既然有可能成為我方的問題,自然也就有可能成為敵方的問題;那麼當外部狀態對敵人產生問題時,我方也就於同時獲得了條件,如〈孫子.地形〉說:「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是軍隊的助力啊!)」而〈孫臏.威王問〉則說:「患兵者地也,困敵者險也。(為患軍隊的是地形啊!困住敵人的是險要啊!)」可以成為問題的,自然也可以成為條件,而這也是一種類型的兵法。
  總結以上所論,則所謂的兵法主要有五種形式:
  一.對現有的形體其所具備的功能加以選擇性的運用,如「十則圍之」。
  二.改變自己形體的狀態使自己產生某種功用,或者改變敵人形體的狀態使敵人喪失某種功用,如〈孫子.實虛〉所說:所以善於統帥軍隊的人,能讓敵人顯現形體而使自己沒有形體(無形),那麼我方的兵力便團結而不分散,而敵人的兵力則分散而不團結了。我方團結成為一體,敵人分散成為十個部分,這使得我方得以用十倍於敵人的兵力來攻擊敵人啊!我方人數少而敵方人數多:能用人數少的軍隊擊敗人數多的軍隊,那麼我所要與敵人交戰的地點就不能讓敵人知道,敵人不知道我所要攻擊他的地方,那麼敵人所要防備的地方也就增多了;敵人所要防備的地方一增多,那麼他所能用來作戰的人數也就相對的減少了啊!所以防備前面的人,他後面的人數就少了;防備後面的人,他前面的人數就少了;防備左邊的人,他右邊的人數就少了;防備右邊的人,他左邊的人數就少了;沒有地方不加以防備的人,他就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人數是多的了。所以所謂的人數少,是由於防備敵人的緣故;所謂的人數多,是使敵人防備自己的緣故啊!
  三.或者在某些外部狀態下行使某種功用,或者在某些外部狀態下不行使某種功用,如〈孫子.火攻〉所說:火攻發動了,敵人的軍隊卻很安靜,那就先不要攻擊他,等火勢終了了,可以追擊就追擊,不可以追擊就停止。火攻可以從敵人外部發動,就不要等待從敵人內部來發動,用時機來掌控發火的時間。火攻在上風處發動,就不要攻擊在下風處的敵人。
  四.或者在某些內部狀態下避開某些外部狀態,或者在某些內部狀態下等待某些外部狀態的發生,如〈孫子.行軍〉所說:敵軍若渡水而來,我軍須暫時遠離水邊,以使敵軍沒有顧忌,而不要在水邊迎戰敵軍,等到一半的敵軍渡過河水之後,再行發動攻擊,較為有利。……上流下大雨,水流已經到達;就停止涉過這條河,等待它安定下來再行動。經過山澗,若遭遇類似「水井、牢房、網羅、陷阱、縫隙」的廣大而天然的地形,一定要趕快離開它,不要靠近它啊!使我軍遠離它,使敵軍靠近它;使我軍面向它,使敵軍背對它。

  既然狀態是會變化、更改的,那麼「時機」的概念也就因此產生了。所謂的「機」有關鍵的意思,意指雖然只是整體的一小部分卻能產生很大的功效,因此所謂的「時機」就是指很重要的一小段時間。就好像敵人在長途跋涉後會很疲憊,然而經過一段時間休息之後,便會恢復正常了!那麼這一段敵人休息的時間,也就是我方發動攻擊的時機所在,這個時機也就是指在敵人尚未從疲憊的狀態回復到正常狀態的一小段時間。又如敵人目前的兵力不足,但已有援軍前來支援,我方趁其援軍尚未到來之前攻擊,也就是掌握了時機,而這個時機就是指在敵人的兵力尚未獲得增加與補充的這一小段時間。
  時機有多重要呢?〈呂氏春秋.長攻〉說:「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也,非良農所能為也。(這就好像高明的農夫,即使能辨別各種土地適合種植何種作物,並謹慎的從事耕種除草之類的農事,也未必會有收成啊;然而之所以有收成,一定是因為這個人在開始種田的時候就遇到了及時雨。遇到了及時雨,這是天意啊!不是高明的農夫所能做到的啊!)」其中的及時雨,就是所謂的外部狀態形成的外部條件。那麼那第五種類型的兵法,自然也就是:
  五.當敵人尚處在某一劣勢狀態下,我方必須掌握時機行使某些功用。

  因此,在設計兵法之前,我們必須先具備的知識主要有:
  一.形體與功用、結構與功能的關係,即什麼樣的形體具備什麼樣的功用?稱之為「體用關係」。
  二.功用與效果的關係,即什麼樣的功用會對敵人造成什麼樣的效果?稱之為「功效關係」。
  三.內部狀態與外部狀態的關係,即什麼樣的內部狀態與什麼樣的外部狀態之間存在著何種程度的「相生相剋關係」?稱之為「生剋關係」。
  四.狀態的轉變速度與轉變條件,即狀態的一般轉變速度,以及在特定環境下的轉變速度,以及促使狀態進行轉變的條件為何?稱之為「因果關係」。

  明白了這四種關係,兵法也就不虞匱乏了!
  以上所論就是兵法的原理,既然是原理也就不會太過複雜。〈孫臏.奇正〉有言:「戰者,以刑(形)相勝者也。刑(形)莫不可以勝,而莫智(知)其所以勝之刑(形)。刑(形)勝之變,與天地相敝而不窮。刑(形)勝,以楚越之竹書之而不足。(戰鬥,是以彼此的形體來較量出勝敗的。形體莫不可以取勝,但卻莫能得知他是用什麼形體來取勝的。以此形體勝彼形體的變化如天地一般運轉而沒有窮盡。形體與形體之間的相互克制關係,即使是用楚國與越國所有的竹簡來加以書寫記錄也是有所不足的啊!)」掌握了兵法的原理,也就不需要去條列與死記那許多的兵法,也就不會再對那些曾經有過功效卻因為時代的變遷而喪失作用的兵法感到困惑了!同時,掌握了兵法原理的人們,即使面對那些尚未涉足過的競爭領域,也將不再會手足無措了!

  兵法,當然不會僅僅只是講述如何對付敵人的,對於內部的管理也是兵法的二大組成要素之一。本書所討論的,僅僅是兵法中那對外的策略,且大部分僅牽涉到物質層面的概念諸如眾寡、強弱;至於兵法中那些對內的管理以及精神層面的概念諸如德、義、智、信、仁、勇、嚴,則歸之於《管理的哲學》一書中論述。


第二章 競爭的本末

  兵,本指兵器、軍隊,後又衍伸有戰爭、軍事的意思!「用兵」這個說法,也就因此有了泛指運用兵器、軍隊以從事競爭活動的意思。在語言的外涵不停的擴充下,凡是正在從事競爭活動的人,也都可以稱呼自己是在用兵了!這樣的例子實在不少,舉數例如下:
  如〈呂氏春秋.貴卒〉記載:吳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之下,強行變法,因而得罪了很多楚國的貴族。楚悼王死時,貴族們都前來哀悼,並打算趁機殺掉吳起以報復他。楚王的屍體陳列在廟堂上,吳起一到,貴族們便聯合射殺吳起。吳起呼號著說:「我讓你們看看我是如何用兵的!(吾示子吾用兵也。)」便拔掉射到身上的箭矢而跑到楚王屍體旁邊,伏在屍體上並將箭矢插了進去,而迅速的說:「群臣們作亂,用箭射王的屍體啊。」說完,吳起便死了!然而依照楚國的法律,凡是用兵器碰到先王屍體的,都要加重罪刑,並株連父、母、妻子三族。因此這些貴族最後也都跟著命喪黃泉了。吳起的智慧,可算是敏捷了啊!
  〈管子.輕重戊〉記載:齊桓公問管仲說:「楚國,是山東的強國啊!他的人民熟習戰鬥之道,如果發動軍隊討伐他,恐怕力有未逮,而在與楚國的作戰中也將導致軍隊受到損傷,同時又不能給周朝建立功績。那麼應該怎麼對付他才好呢?」管仲回答說:「那就採用戰鬥之道來對付他吧!(即以戰鬥之道與之矣。)」齊桓公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啊?」管仲回答說:「主公就出高價來收購楚國的鹿吧。」
  〈管子.輕重甲〉記載:齊桓公說:「調節物價高低的策略,國家平准的五種區別,我都已經得到而理解它了啊!請問該如何運用軍隊呢?」管仲回答:「在五件事情上作戰之後就可以運用到軍隊上了!」齊桓公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啊?」管仲回答:「請在平衡產銷上作戰,在調控物價上作戰,在把握流通上作戰,在駕馭權變上作戰,在掌握時勢上作戰。這就是所謂的在五件事情上作戰之後就可運用到軍隊上的意思啊!(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
  〈呂氏春秋.蕩兵〉則提出:「戰爭的由來已經很久遠了啊!未曾有一刻不在發生啊!無論貴賤、長少、賢能與不肖,在這一點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其間有巨大與細微的區別而已啊!從戰爭的細微之處開始觀察,可以發現:爭鬥的意志潛藏在心中而尚未發動,這是戰爭啊;怒目相視,這是戰爭啊;面現怒色,這是戰爭啊;言辭傲慢,這是戰爭啊;推拉揪扯,這是戰爭啊;踢踹,這是戰爭啊;群眾鬥毆,這是戰爭啊;三軍攻戰,這是戰爭啊。這八件事,都是戰爭啊!只是有細微與巨大的爭鬥之分罷了!(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倗鬥,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當今世上鼓吹廢除戰爭的人,終身都在用兵而不自知,這是言行不一啊!所以他們的說辭雖然有利,言談雖然雄辯,徵引的文獻雖然廣博,仍然不被聽取與採納。」因此,凡是運用某種工具以從事競爭活動的,不管其所使用的工具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可以說他是在「用兵」了。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子罕說:……上天生出了金木水火土五種材料,人民全部使用了它們,廢掉其中一種都不可以,誰又能夠去掉武力呢?武力的設置已經很久了啊!是用來威懾越軌的行為而宣揚文德的啊!聖人藉由用兵而興盛,作亂的人藉由用兵而衰廢,衰廢興盛、存在滅亡、昏庸賢明的規則,都是武力所造成的啊!)」戰爭,只是一種競爭形式,是最極端、毀滅力量最大的一種,而在這個極端的相對一端則是:無爭。
  競爭活動是否有必要全部消滅、制止呢?〈管子.大匡〉記載:「四年,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眾,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由此可見,在「國」(國家)的層次裡,主要有兩種競爭:競於德(競爭於文德)、競於兵(競爭於武力)。
  〈大戴禮記.用兵〉記載:「(子曰:)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以殘殺百姓、危害國家啊!)」如此看來,即使是「武力」也有有利的一面,而非全都是有害的。不過武力固然有其有利的一面,但兩個國家競爭武力(如軍備競賽),這顯然是惡性競爭,也絕不會是兩國人民的福利了!但如果兩個國家在彼此競爭著德政的好壞,則其受益的對象自然就是兩國的所有人民了,那麼這樣的競爭顯然是良性競爭而非惡性競爭,是有利的競爭而非有害的競爭。因此「競爭活動是否有必要全部消滅、制止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的是「否定的」。
  文,文德,泛指一切和緩、寬容的行為與手段,如仁愛、賞賜、德政;武,武力,泛指一切激烈、嚴格的行為與手段,如威嚴、刑罰、戰爭。〈吳子.圖國〉有言:「昔日承桑氏的君主,修行德政,廢棄武力,因此導致他的國家滅亡;有扈氏的君主,仗恃人多,崇尚勇力,因此喪失了他的國家;英明的君主以此為鑒,所以一定要對內修行德政,同時對外治理軍備。所以說面對敵人而不前進攻敵,這不叫做「義」;等到士卒們命喪疆場再來對他們表達哀傷之意,這不叫做「仁」。」而〈淮南子.兵略〉則言:「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然而智伯固然因為不修德政、窮兵黷武而自取滅亡,但是商湯若沒有武力的幫助又如何滅掉夏桀呢?由此可見,文武之道必須并行,不可偏廢啊!
  文武必須并行的說法,又可見於〈管子.霸言〉:「二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諸侯有二心就討伐他,這是武的表現;服從了就赦免他,這是文的表現。文武兼備,這是德的表現。)」及〈黃帝四經.經法.君正〉:「文武并行,則天下從矣。……審於行文武之道,則天下賓矣。(文武并行,那麼天下就會順從了!……懂得了文武并行之道,那麼天下就會順服了啊!)」及〈呂氏春秋.不廣〉:「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不服?(甯越可以說是懂得運用文與武兩種策略了。用武則以力量取勝,用文則以恩德取勝。文武兩種策略都能取勝,那麼還有什麼敵人不能降服呢?)」及〈長短經.兵權〉:「趙子曰:《詩》云『允文允武』,《書》稱『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備。』」及〈史記.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
  〈黃帝四經.經法.四度〉:「因天時,伐天悔,謂之武。武刃而以文隨其後,則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憑藉天時,討伐即將要滅亡的國家,這叫做「武」。在武力征討之後繼之以文德安撫,那麼就會成就功業了!使用二分文德、一分武力的就可以稱王天下。)」文武之間最佳的比例關係,是否一定是二比一呢?就好比其他結構中元素的比例一樣,應當隨著所需的功能而進行調配,而非執著於二分文德、一分武力,儘管這在一般的狀態下是最有效的配方亦然。〈淮南子.氾論〉:「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一世之間,而文、武的重要地位互相取代,這是根據時代的不同而決定的啊!現在的社會上從事武力的就非議文德,從事文德的就非議武力!文、武雙方輪流非議對方,卻都不知道它們對時世的用處是如何啊!這些人都只見到了角落的一指之地,而不知道八極的廣大無邊!因此面向東邊而觀望,不能見到西邊的牆壁;面向南邊而觀看,不能見到北方。只有沒有固定方向的人,才能無所不通透。)」
  〈呂氏春秋.處方〉有言:「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金和木功用相異,水和火用途有別,陰和陽性質不同,但它們都對人民有利這一點卻是相同的。因此差異是用來穩定同一的手段,絕對的同一反而會危害差異啊!同一和差異的區分,尊貴和卑賤的區別,長輩和晚輩之間合宜的關係,這是先王所慎重的,也是國家治理與混亂的綱紀啊!)」文武之道亦然,全文或全武都將使結構呈現同一的狀態,使文與武呈現矛盾關係。而凡此狀態之形體,也已無一例外的被滅亡了!因此在此提出兵家所重視的「中和之道」,以作為在競爭活動中行使一切策略的指導法則。
  所謂「中和之道」,如本書〈策略的運籌.抉擇與協調〉所言,乃協調其差異使其組元之間產生相生關係以各盡其用,而非消除其差異使其組元與組元之間混同無別。不管是偏文還是偏武,偏到了盡頭,也就成了極端了!極端之物,僅具有單一功用;而單一功用,則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由此可見,在無所不包的競爭形態裡,中和之道將是最終的解決之道!〈越絕書.越絕外傳枕中〉記載:「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微臣聽說古代的賢主、聖君,秉持中和之道而推究它的終點與開端,則地位安穩而萬物安定啊;不秉持中和之道,不推究它的終點與開端,則尊貴的地位就會傾覆而萬物便會離散啊!看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及夏桀、商紂的事蹟,就可以知道了啊!)」而〈荀子.宥坐〉則記載:「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第一節 起源、動機、目的

  這世界之所以有競爭,不在於人們有能力,而在於人們有慾望。因此想要減少有害的競爭,其最根本的解決之道,不在於毀滅其力量,而在於消滅其意志。道家主張禁慾、無爭,正是這種想法的體現!以下所要討論的主要是競爭、戰爭的起源、種類與目的,所謂的目的,是指從事競爭活動時應該秉持的正當目的,也是其最終目的。
  關於競爭的起源,有說源於與大自然的生存競爭,有說是人類的天性使然。用兵之說,必然是由兵器的出現揭開序幕的!雖然競爭形態發展到後來,其概念外延不斷拓寬,精神性的工具也開始與物質性的實體工具取得相等甚或偶有超越的地位,然而精神終究是由物質所產生的,也必須依附於物質始得存在!〈商君書.畫策〉:「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及〈韓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而〈淮南子.氾論〉則說:「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禦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及〈淮南子.兵略〉有言:「古之用兵,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
  由此可見,求得生存是競爭發生的最根本原因,也是生命體的第一要務!而取得物資,則僅是維繫生存的一個條件,維繫生存的另一個條件則顯然是避免淪為其他生命體維持其自身生存的需求「物資」。因此即使世界可以使物資分配平均於人類,也不可能平均於萬物。且儘管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可以「不爭」,然而競爭現象卻也並不會從此在自然界消失。植物與植物彼此在一方之地競爭著供其生存的資源,草食性動物必須吃食植物以維繫其生命,肉食性動物必須吃食草食性與肉食性動物以維繫其生命。顯然,生命現象與競爭活動是相依相隨而不可分離的!如果將競爭主體限制在人類,而採取犧牲其他物種的策略,那麼在每個人類都獲得了維繫其生命的基本物資之後,是否便不會再產生任何競爭活動了呢?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人類的生命或許僅需一定的物資便可維繫,然而人類的需求卻不會因為物資分配平均了而得到滿足,不滿足就是貪,貪自然有慾望,有慾望卻得不到,自然就要競爭。更何況人類身為萬物之靈,生存不會是其生命的唯一目的!而且前文也已說過,並非所有的競爭形態都是有害的,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去反對所有的競爭活動了。那麼如果將反對集中在那最有害的競爭活動,也即戰爭呢?
  關於戰爭的起源,汰除其近似、重複的說法,僅錄兩則如下:
  〈呂氏春秋.蕩兵〉:「古代的聖王有義兵而沒有偃兵(廢止戰爭)。戰爭的由來已經很久遠了,它是跟人類一起產生的!戰爭是威勢的展示,威勢是一種力量啊!人類之所以有威和力,是天性使然的!天性則是天地所授予的,不是人類所能創造的啊!有武力的人不能改革它,有機巧的人也不能移除它。戰爭的由來已經很久了啊!黃帝、炎帝之時已經用水、火在作戰了!共工氏時則已經肆意在製造混亂了!五帝之間已經互相爭鬥了!他們替換著興盛、也替換著衰廢,勝者統治天下。人們說:『蚩尤創造了兵器。』蚩尤並不是創造兵器啊!只是將兵器改良的更為鋒利罷了!在還沒有蚩尤的時代,人民已經剝削林木來作戰了!勝者就成為首領。首領還不足以治理他的人民,所以設立了君主;君主又不足以治理好他的人民,所以設立了天子。天子的設立出於君主,君主的設立出於首領,首領的設立出於鬥爭。鬥爭的由來已經很久遠了啊!不可禁止,不可停息,所以古代的聖王有義兵而沒有偃兵啊!」
  〈呂氏春秋.召類〉:「戰爭的由來已經很久了啊!堯戰於丹水之浦,以降服南蠻;舜擊退苗民,變更他們的風俗;禹攻擊曹、魏、屈驁、有扈,以施行他的教化;堯、舜、禹三王以前固然都曾用過兵啊!他的國家混亂就對他用兵,他的國家治理就停止對他用兵。他的國家治理卻去攻擊他,沒有比這更不吉祥的了!他的國家混亂卻不去討伐他,沒有比這對人民更為有害的了。這是對待治理與混亂的不同方法,文德和武力就是由此產生的啊!文德是喜愛的表徵,武力則是厭惡的表徵。喜愛與厭惡能遵循道義,文德與武力有著恆常的規律,這是聖人的首要之務!這就好像是寒暑的排序,時間到了,事情也就發生了!聖人不能改變時間,而能用所做的事情去適應時間。事情適應了時間,他的功績就大了!」

  那麼發動戰爭又有哪些動機呢?〈文子.道德〉記載:「晉平王問說:『稱王之道有幾種呢?』文子回答:『只有一種而已!』晉平王說:『古代有行道而稱王的,有用兵而稱王的,為什麼說只有一種呢?』文子回答:『以行道稱王的,這是德!以用兵稱王的,這也是德啊!用兵有五種類型: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殺暴君、援救弱小,這叫做義兵;敵人前來攻擊我,我不得已而用兵,這叫做應兵(回應、反應);為了小事故而爭鬥,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緒,這叫做忿兵(忿怒);貪圖別人的土地,想要獲得別人的財貨,這叫做貪兵(貪心、貪婪);仗恃著自己國家的強大,倚恃著自己人民的眾多,想要讓敵國看見自己的賢能的,這叫做驕兵。義兵稱王,應兵取勝,忿兵失敗,貪兵死傷,驕兵滅亡,這是天道啊!』」
  而吳起則提出:「凡是戰爭的興起有五種原因:一叫做爭奪名聲(爭名),二叫做爭奪利益(爭利),三叫做積累仇恨(積惡),四叫做國內動亂(內亂),五叫做遭遇飢荒(因飢)。它們的名稱又有五種:一叫做義兵,二叫做強兵,三叫做剛兵,四叫做暴兵,五叫做逆兵。禁止敵君的暴行,拯救民眾於危亂之中的,這叫做義兵;仗恃人多而進攻別人的,這叫做強兵;因為忿怒而發動戰爭的,這叫做剛兵;背棄禮儀,貪圖利益的,這叫做暴兵;國家動亂,人民疲憊,卻又動用人民從事戰爭的,這叫做逆兵。義兵,必用禮儀來屈服他;強兵,必用謙虛來屈服他;剛兵,必用言辭來屈服他;暴兵,必用謀詐來屈服他;逆兵,必用權勢來屈服他。」((〈吳子.圖國〉))
  〈黃帝四經.十大經.本伐〉則提出:「貯藏兵器而準備征戰的國家,都有用兵之道。世上的用兵之道有三種類型:有為利而戰的,有為義而戰的,有為發洩忿怒而戰的。所謂為利而戰的,是看見別國人民遭受了飢荒,而他的國家自顧不暇,君臣上下的職權又不相稱,便趁機對他發動戰爭而進行制裁的。在這種原則指導下的用兵結果,雖然不能獲得大的利益,但也不會產生大的害處啊!所謂為義而戰的,討伐動亂,禁止暴行,起用賢能的人,廢除不肖之徒,這是所謂的義啊!正義,人們都願為它而死!因此以一國的力量去進攻天下,擁有萬乘戰車的君主在兼併他國時很少有不從這裡開始的,但也很少能把正義的原則貫徹到底的;如果沒有持之以恆的決心,最終就會得到相反的結果啊!所謂為發洩忿怒而戰的,是指內心雖然忿怒,但不能只是徒然的發怒,發怒之後就一定想要有所行動!這樣的戰爭是不會取得成功的,因為這種兼併戰爭一開始就違背了取勝之道,這不是用兵之道啊!用兵之道,是出於不得已。出於不得已,就不會有窮困的時候。」
  除此外,荀況提出:「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是進攻別人的,不是為了名聲,就是為了利益啊!不然就是因為忿怒啊!)(〈荀子.富國〉)而孫子則提出:「軍爭為利,軍爭為危。(軍隊相互競爭是為了取得利益,軍隊相互競爭是為了化解危機。)」(〈孫子.軍爭〉)
  除此外,如〈韓非子.說林上〉所說的:「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飢荒招來戰爭,君主殘暴招來戰爭,人民疲勞招來戰爭,國家動亂招來戰爭。)」及〈逸周書.武稱〉所說的:「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討伐動亂的國家,討伐有殘暴君主的國家,討伐遭受瘟疫的國家,這是武力順應天道的表現啊!)」這些都是為利的表現。總結以上論述,可知戰爭興起的原因主要有五種,製表如下:
屬性
動機
內容描述
正義
為義
為了拯救敵國的人民、平定處於動亂中的國家而發起的戰爭
應戰、解危
反抗敵人的侵略而發起的戰爭
不義
為名
為了取得高貴的名聲,獲得尊貴的稱號,而發起的戰爭
為利
為了從別人身上獲取利益或鞏固目前的利益而發起的戰爭
消怒、解恨
與敵人有過節,因忿怒和仇恨而發起的非理性、報復性的戰爭
預防性戰爭為了防止敵人攻擊,所先行發起的攻擊敵人的戰爭


  由此看來,即使是戰爭,也是不可能、不必要完全廢除的!誠如〈管子.立政九敗解〉所言:「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而孫臏也說:「德行不如古時候的五位帝王,而能力不及古時候的三位開國君主,智慧不如周公姬旦,卻說:我想要累積仁義,效法禮樂,用垂下衣裳的動作,來禁止爭奪的行徑。這種事情,堯與舜並不是不想要,是根本做不到,所以才藉由發動戰爭來制止他們的爭奪行徑啊!」(〈孫臏.見威王〉)司馬穰苴則提出:「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仁也。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古時候,用仁愛作為施政的根本,用正義來治理民眾,這叫做正規的舉措。正規的舉措不能獲得意志所要達到的目的,就要採取權變的措施。權變來自實戰的需求,不來自於仁愛。因此,如果殺掉一個人可以安撫其他的人,那麼殺掉他是可以的;攻擊敵人的國家,而愛護他的人民,那麼攻擊他是可以的;用戰爭去制止戰爭,即使發動戰爭也是可以的。)」(〈司馬法.仁本〉)而商鞅也說:「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商君書.畫策〉)
  如果說正義的戰爭是必要的,那麼它的目的又有哪些呢?司馬遷說:「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軍隊,是聖人用來討伐強橫殘暴的獨夫,平定動亂的世局,掃平險阨阻礙,解救危機的啊!)」(〈史記.律書〉)那麼說到底,正義的戰爭,其最終的目的就是為天下萬民謀福祉!姜太公即說過:「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乃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分享天下的利益的,則得到天下;專擅天下的利益的,則失去天下。天有時節,地有財貨,能與人一起分享的,這是仁;仁所在的地方,天下的人都將歸附他。免除人的死亡,援救人的禍患,救濟人的危急的,這是德;德所在的地方,天下的人都將歸附他。與人一起憂慮、一起歡樂,有相同的喜好、有相同的厭惡,這是義;義所在的地方,天下的人都將投奔他。凡是人民,都是喜愛生命而厭惡死亡的,都是厭惡危險而歸附利益的,能產生利益的,這是道;道所在的地方,天下的人都將歸附他。」(〈六韜.文韜.文師〉)
  黃石公也說:「能在天下危險的時候加以扶持的,就能在天下平安的時候佔據它;能去除天下的憂患的,就能享受天下的快樂;能在天下有禍的時候加以援救的,就能在天下有福的時候獲得它。恩澤普及到人民身上,那麼賢人就會歸附他;恩澤普及到昆蟲身上,那麼聖人就會歸附他。賢人所歸附的地方,他的國家就會強盛;聖人所歸附的地方,他的國家就會和諧。用德行來尋求賢人,用道義來招來聖人。當賢人離去,那麼他的國家就會衰弱;當聖人離去,那麼他的國家就不再和諧。衰弱,是通往危險的階梯;不和諧,是滅亡的徵兆。」(〈三略.下略〉)
  〈淮南子.兵略〉說:「所以君主如果殘暴無道,那麼其人民思念他國軍隊的到來,就好像是乾旱的時候盼望下雨、口渴的時候尋求飲水一樣,這樣的義兵又有誰能與他短兵相接呢!所以義兵的到來啊,可以達到不發生戰鬥而制止暴亂的目的。晚世的戰爭,君主雖然無道,也都沒有不施設渠道溝塹而依附於城上短牆(女牆)來進行防守的;進攻的人不是要來禁止暴亂、殺除禍害的啊,是想要來侵佔土地、擴增疆域的啊!因此到了伏屍流血、曠日持久的地步,而稱霸、稱王的功績仍然不在世上出現的,這是因為他發動戰爭是只為自己的緣故啊!那些為了土地而作戰的人不能稱王,為了自身而作戰的人不能立下功績。做事情是為了別人的,眾人都會幫助他;做事情是為了自己的,眾人都會離開他。得到眾人幫助的,雖然弱小最終也一定強大;眾人離他而去的,雖然強大最終也一定滅亡。軍隊失去道義就會變弱,得到道義就會變強;將帥失去道義就變拙劣,得到道義就變工巧;國家得到道義就會生存,失去道義就會滅亡。」而姜太公也說:「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所以正義勝過慾望就會昌盛,慾望勝過正義就會滅亡;警戒勝過懈怠就會吉祥,懈怠勝過警戒就會滅亡。)」(〈六韜.文韜.明傳〉,而相同、近似的說法又見於〈孫臏.兵失〉、〈黃帝四經.稱〉、〈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為名、為利、消怒、解恨,都是自私的行為。軍隊是國家的工具,也有著保護人民、平定動亂的神聖使命,然而古往今來,卻有太多的野心家與獨裁者將它用在不正當的用途之上。然而我們可以因此而主張廢除軍隊、停止所有的戰爭嗎?這豈不是因噎廢食嗎!就如孔子所說:「:「(子曰:)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以殘殺百姓、危害國家啊!)」(〈大戴禮記.用兵〉)聖人與貪者都在用兵,然而其所造成的結果卻天差地別!他們所用的工具都是相同的,而所造成的效果卻是相異的;由此可知,惡劣的效果來自於惡劣的使用者,而不是工具自身。
  〈荀子.議兵〉有言:「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凡是兼併別人有三種方法:有用道德來兼併別人的,有用武力來兼併別人的,有用財富來兼併別人的。)」所以軍隊不是達到目的的唯一的工具,而戰爭不是達到目的的唯一的手段。然而當其他的手段都使不上力的時候,也就是動用武力的時候了!〈說苑.談叢〉言:「德義在前,用兵在後。」而〈呂氏春秋.上德〉記載:「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治理天下與國家,沒有比得上施行德政的,沒有比得上行使道義的。)……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周朝宣講政教的朝堂,將金屬器物陳列在其後方,由此可見,其用意在於表明先用文德後用武力啊!)」
  而〈文子.上義〉則言:「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即制之以兵革(用道義來教導他,用道德來引導他卻不聽從,就用威勢與武力來壓迫他;壓迫了卻又不聽從,就用軍隊來制裁他。)。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因此,正義的戰爭是必要的。而對於工具,競爭者必須使用其正當的用法而不用其不正當的用法,秉持正義而不走邪門歪道,這才是中和之道。


第二節 態度、價值、主張

  本節所討論的是兵家們對戰爭的態度、價值觀與主張,畢竟戰爭是競爭活動中的極端份子,也是歷來兵法得以誕生的根本原因。兵法,本就是用來解決戰爭問題的!
  先秦諸子身處於戰火連綿、烽煙四起的東周時代,他們是如何看待軍隊與戰爭的呢?
  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爭,是國家的重大事情啊!關係著人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謹慎研究的啊!)」(〈孫子.計〉)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襲為上。(軍隊,是不詳的工具啊!若不得已而動用它,則以鋒利與襲擊的方式為上。)」(〈道德經.三十一章〉)
  而孔子則的態度是:「子之所慎:齋、戰、疾。(孔子所慎重對待的是:齋戒、戰爭、疾病。)」(〈論語.述而〉)
  管仲認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戰爭的事情,是危險的事物啊!不順應時機而取勝,不符合正義而獲得,這不是福啊!)」(〈管子.問〉)
  鶡冠子認為:「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軍隊,涉入死地而取得生存,冒著危險而取得平安。)」(〈鶡冠子.天權〉)
  尉繚子認為:「兵者,凶器逆德;爭者,事之末也。王者所以伐暴亂,而定仁義也;戰國所以立威侵敵也;弱國所以不能廢也。(軍隊,是凶惡的武器、違背道德的事物;爭奪,是事情的末端。軍隊,是君王用來討伐暴亂而安定仁義的啊。是征戰不休的國家所用來建立威勢、侵略敵人的啊!也是弱小的國家所不能廢除的啊!)」(〈尉繚子.兵令上〉)

  兵家將出於「計算、謀畫」的戰爭歸於「理性」的作為,而將出於「憤怒」的戰爭歸於「不理性」的作為。兵家對於戰爭的態度,是非常重視理性的,因為唯有理性,才有可能帶來正義的戰爭,而不是瘋狂的殺戮!
  如孫子說:「作戰取勝、攻城拔取,然而卻不修行德政的,會有凶險!這樣的地方不可以停留。所以說:賢明的君主要思慮這件事情,優良的將帥要對此多加留意。沒有利益不要發動戰爭,沒有獲得民心不要動用軍隊,沒有危險不要主動求戰。君主不可以因為憤怒而發動戰爭,將帥不可以因為惱怒而進行戰鬥;合乎利益才做,不合乎利益就要停止。憤怒可以回復到高興的狀態,惱怒可以回復到喜悅的狀態;但是滅亡的國家不可以回復到存在的狀態,死去的人民不可以回復到活著的狀態。因此對於這件事情,賢明的君主一定要謹慎,優良的將帥一定要警惕,這是安定國家的方法啊!」(〈孫子.火攻〉);「所謂古善戰者,……合乎利而用,不合而止。」(〈孫子.九地〉)
  荀況也說:「英明的君主依靠計謀而不宣洩憤怒,昏暗的君主宣洩憤怒而不依靠計謀。計謀勝過憤怒的就強盛,憤怒勝過計謀的就滅亡。」(〈荀子.哀公〉)
  尉繚子則認為:「發動戰爭,不可以是因為忿怒啊!看見勝利的機會就興起,沒看見勝利的機會就停止。禍患在百里之內,動用軍隊不超過一日;禍患在千里之內,動用軍隊不超過一個月;禍患在四海之內,動用軍隊不超過一年以上。」(〈尉繚子.兵談〉)
  吳起說:「凡是這些事項不如敵人的,就閃避他而不要懷疑。所謂看見時機可行就前進,知道困難就後退啊!」(〈吳子.料敵〉、又見於〈左傳.宣公十二年〉)
  而姜太公也說:「善於作戰的人,佔據地點而不受到擾動,看見勝利就興起,不能取勝就停止。所以說:沒有恐懼,沒有猶豫。使用軍隊的害處,猶豫是最大的;三軍的災害,沒有超過狐疑的。」(〈六韜.龍韜.軍勢〉)

  除了理性之外,兵家對於戰爭的事情是秉持著慎重的態度的。如尉繚子所說:「戰鬥而沒有必勝的把握,不可以說要戰鬥;攻城而沒有必取的把握,不可以說要攻城。不然,雖然有刑罰與賞賜也不足以取信於全軍。信用在交戰前就要建立,事情在沒有徵兆的時候就要發覺,所以士卒已經聚集,就不徒然解散;軍隊已經出動,就不無功而還;尋求敵人就應該像尋求遺失的兒子一樣,攻擊敵人就應該像解救溺水的人一樣。」(〈尉繚子.攻權〉)
  〈史記.周本紀〉則記載:「周穆王將要征討犬戎,祭公謀父進諫說:『不可以。先王彰顯德政而不炫耀軍隊。軍隊平時靜止而等待時機行動,那麼行動起來就有威勢;如果拿來炫耀就會遭到輕視,遭到輕視就沒有震撼力了!』」
  〈黃帝四經.經法.亡論〉則認為:「仗恃著地形險要來守護國家的將被削弱,仗恃著強大國力而使用國家的將會衰弱。發動戰爭而喪失義理,所討伐的對象是不當罪的,上天將會對他降下雙重的災殃。……大殺順服的人民,殺戮投降的人民,對無罪的人民施加刑罰,這些作為將使災禍都反過來危害自己啊!所討伐的是當罪的,就會得到五倍的福利;所討伐的是不當罪的,就會得到十倍的禍害。」而〈說苑.談叢〉也說:「時在應之,為在因之(時機在於順應它,作為在於有所憑藉。);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因此不可不謹慎重視啊!

  關於價值觀的問題,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觀察,一為先秦諸子、兵家們議論戰爭的對話,一為兵家們對用兵策略的等級排序。對話是較為複雜的,既要理清其思路、探明其觀點,又須結合當時的狀態,因此在此並不打算對這些精彩的對話進行分析。而只處理兵家們(主要)對用兵策略的等級排序,製表如下,其收錄範圍為先秦至唐,對於重複者則予以刪除:

出處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孫子.謀攻〉
全國為上
破國次之
全軍為上
破軍次之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逸周書.武紀〉
大上敬而服
其次欲而得
其次奪而得
其次爭而克
〈鶡冠子.武靈王〉
大上用計謀
其次因人事
其下戰克

〈孫臏.兵失〉
國勝
兵勝


〈尉繚子.攻權〉
勝於朝廷(政治外交)
勝於土功(城防)
勝於市井(市場經濟)

〈尉繚子.兵談〉
勝於朝廷
勝於喪紀(嚴肅的軍紀)
勝於土功
勝於市井
不橐甲而勝(主勝)
陣而勝(將勝)
戰勝(臣勝)

〈尉繚子.戰威〉
(凡兵)有以道勝
有以威勝
有以力勝

〈荀子.強國〉
發誡布令而敵退(主威)
徙舉相攻而敵退(將威)
合戰用力而敵退(眾威)

〈荀子.議兵〉
以德兼人者王
以力兼人者弱
以富兼人者貧

〈韓非子.五蠹〉
上古競於道德
中世逐於智謀
當今爭於氣力

〈淮南子.人間〉
五帝貴德
三王用義
五霸任力

〈管子.禁藏〉
以情伐者帝
以事伐者王
以政伐者霸

〈呂氏春秋.禁塞〉
(凡救守者)太上以說
其次以兵


〈淮南子.兵略〉
國治有德內部團結(上)
國富兵強號令嚴明(次)
利用險阻短兵相接(下)

〈將苑.後應〉
圖難於易(用兵之智)
乘威布信(用兵之能)
我傷彼死(用兵之下)

〈唐李問對.卷下〉
一曰道
二曰天地
三曰將法

不戰而屈人之兵
百戰百勝
深溝高壘以自守




  由上表可見,「全(完整)、不戰、伐謀(用計謀)、尊敬服從、政治上外交上取勝(國勝、朝廷)、主勝、用文德、用遊說(以說)、用智、憑藉道」相對於「破(殘缺)、百戰、攻城、爭奪、軍事上經濟上取勝(喪紀、土功、市井)、將勝、用武力財富、用兵(以兵)、用力(用兵之「能」與「下」意指短兵相接、爭勝於一時等)、憑藉將帥與法令」,則等級較高者都偏向於不動武的用文德服人或者以智取,而等級較低者都偏向於用武力懾人或者以力敵。這與兵家們的其他主張都是一脈相連的,其理性與慎重的態度也是一樣,都是基於「兵者凶器」而發展出來的。
  那麼為什麼「兵」是「凶器」呢?管仲即說過:「使人民貧困、消耗大量錢財,沒有比戰爭更大的了;危害國家、使君主憂患,沒有比戰爭更迅速的了。這四件禍患是很明顯的啊!然而從古到今也不能廢掉軍隊啊!軍隊應當廢除而不廢除,就會產生困惑;不當廢除而想要廢除他,也會產生困惑!這兩件事,傷害國家的程度是一樣的啊!黃帝、唐堯、虞舜,他們的帝業隆盛,資財是擁有整個天下,決斷權也只在一人身上;正當此時,軍隊不被廢除。現在文德比不上這三位帝王,而天下又不太平,卻要求廢除軍隊,這不是很困難嗎?所以賢明的君主知道要專精什麼,也知道應該憂患什麼!國家治理而人民致力於積蓄,這是所要專精的;敵人的軍隊何時行動、何時靜止,這是所要憂患的!所以,賢明的君主審慎他所專精的,以防備他所憂患的啊!」(〈管子.法法〉)
  在考察先秦所有兵書、子書之後,可以知道「兵者」之所以是「凶器」主要有下列三個原因,製表如下:

類別
問題與解法
內容
第一種
原因
戰爭勞民傷財,曠日費時,使人口生產減少、經濟生產脫軌,嚴重耗損國力。
解決方案
一.富國強兵。二.農戰政策。三.約束戰爭規模。四.速戰速決。
第二種
原因
戰爭造成敵我雙方的人民傷亡慘重。
解決方案
一.採用非武力性策略或者不戰而勝。二.禁暴討亂,,罪在一人
第三種
原因
怕領兵將帥篡位。
解決方案
一.謹慎的挑選將帥,二.採取嚴格的考核標準,三.將帥出征時以其家人為人質。



  關於上表,需要略加解說的有「富國強兵」、「農戰政策」、「約束戰爭規模」、「禁暴討亂,罪在一人」。
  所謂的「富國強兵」就是指使國家富有、軍隊強大,而兵家們認為國家富有了,軍隊自然會強大。而其目的在於,國家富有強大,則比我方弱小的敵人就不敢進攻,即使進攻了,也會因為我方軍隊強大,而遭迅速擊退。
  所謂的「農戰政策」可分為兩個方向來進行,一為將農與戰分離,一為將農與戰結合。所謂的將農與戰分離是指,負責生產的農夫就專心於農作技術,負責出征的軍隊就專心於作戰技巧;所謂的將農與戰結合是指,在農作時訓練作戰技巧,在戰爭時農夫就是戰士。可以分離,是因為當時提出此政策的商鞅建議秦王下令:「凡是其他國家前來歸順的人民,三代之內都不用參與軍事行動;秦國邊境之內的山丘陵地,十年之內都不用納稅。」因此這些前來歸順的人民三年之內都不用參與軍事行動,那麼他們的用處就在於努力的負責生產,以填補軍事行動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這些損失包含直接的軍事費用與間接的因為人民從事作戰而無法從事農作所派生的經濟損失,至於其他更詳細的細節可參考〈國之卷.對象與對策.經濟戰〉。然而不管是哪一方面,施行農戰政策的國家其人民的升遷管道也就只剩下了「農與戰」,也就是商鞅所說的「粟爵粟任、武爵武任」,由此即可確保人民不會分心從事其他「對國家沒有利益」的活動,因此農夫的升遷標準也就在於其所生產的糧食(粟)之多寡,戰士的升遷標準也就在於其所達成的戰功之高低。所以,農戰政策是一種嚴重排斥其他社會活動的極端政策,並不適用於現代社會。
  而所謂的「約束戰爭規模」,就如尉繚子所說的:「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尉繚子.兵談〉)正是因為戰爭規模縮小了,所以花費與傷亡也就降低了。
  所謂的「禁暴討亂,罪在一人」,是指我方將敵國暴亂的罪責歸在敵君一人身上,這樣敵人比較不會因為求生而頑抗。同時這也牽涉到義戰,因為義戰的興起如果是為了從暴君手中拯救出敵國的人民,那麼我們的敵人事實上也就只是那位暴君而不包含他的人民;因此表明「罪過只在一個人身上」,也就可以減少敵民的反抗,從而減少雙方的傷亡了。
  關於「兵者凶器」的詳細資料與來源,可參考網站「天策府」上之資料,在〈兵十二論.兵.兵者凶器〉中,在此就不贅言了。

  關於主張,歷來有兩大爭論的議題,一為「偃兵(寢兵)與用兵」的爭論,一為「攻伐與救守」的爭論。「攻伐與救守」都牽涉到「用兵」,因此先說「偃兵與用兵」:
  〈管子.立政〉說:「寢兵之說取勝,那麼險阻要地就不能據守了!兼愛之說取勝,那麼士卒就不願作戰了!」
  〈呂氏春秋.蕩兵〉提出:「古代的聖王有正義的軍隊(義兵)而不廢除軍隊(偃兵)。……家中沒有怒色與責打,那麼童僕、小孩子犯過錯的事情也就會立刻出現了;國家沒有刑罰,那麼百姓忤逆與互相侵犯的行徑也就會立刻出現了;天下沒有誅討與征伐,那麼諸侯互相侵略施暴的舉動也就會立刻出現了。所以家中不可以廢除怒色與責打,國家不可以廢除刑罰,天下不可以廢除誅討與征伐,只是在使用上有高明與笨拙的區別而已啊!所以古代的聖王有正義的軍隊而不廢除軍隊。如果因為有人吃飯而噎死了,便想要禁止天下的人吃飯,這是荒謬的;因為有人乘船而溺死了,便想要禁止天下的人乘船,這是荒謬的;因為有人使用軍隊而喪失了他的國家,便想要廢除天下的軍隊,這也是荒謬的。軍隊是不可以廢除的啊!打個比方,軍隊就好像是水與火啊!妥善的使用它就會得福,不懂得使用它就會得禍;就好像使用藥物一樣啊,得到良藥就能救活人,得到惡藥就會殺死人。義兵是天下的良藥啊,他的功用是很大的啊!」
  〈說苑.指武〉則記載:「《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軍隊不可輕視,輕視就沒有威勢;軍隊不可廢除,廢除就會招來敵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豬)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由此可見,軍隊是不可廢除的!
  既然如此,那麼是否意味著主張「用兵」論者取勝呢?就如〈黃帝四經.稱〉所說:「聖人不採取廢除軍隊的方案,不採取使用軍隊的方案;戰爭,是不得已而發動的啊!」而尉繚子則說:「凡是挾持著正義的名義而作戰的,貴在由我方發起戰爭;為了爭奪私利而構結怨恨,貴在不得已而應戰。怨恨構結而禍難興起,應付敵人貴在後發制敵。所以爭奪已經開始便應當處於備戰狀態,戰爭雖然已經止息也應當對敵人加以防備。」(〈尉繚子.攻權〉)因此,「用兵」之說並未取得極端的勝利,而是必須有所節制、有所不為的。
  而所謂的「攻伐與救守」的爭論,如〈呂氏春秋.振亂〉所說:「凡是身為天下人民的君主的,要思慮的事情沒有比助長有道者而消滅無道者、賞賜有義者而懲罰不義者更重要的了。當今的社會,學者們多非議攻伐。非議攻伐而選取救守,選取救守則剛剛所謂的助長有道者而消滅無道者、賞賜有義者而懲罰不義者的方針就不能實行了啊!身為天下人民君主的人,他所創造的是利是害就在於是否明察這個道理了!攻伐之與救守其實具有同一的效果啊,而取捨的選擇因人而異;因此當今的學者想用辯論來去除它,最終是沒有定論的。本來就不知道這個道理,是荒謬的;已經知道了這個道理而自欺欺人,就是欺詐了啊!欺詐荒謬的學者,雖然善辯也是沒有用的!這是在非議他所選取的而選取他所非議的啊,這是想要對人有利卻反而害了他啊!想要使人安全卻反而使他危險啊!作為天下人民長久的禍患、使平民百姓招致大害的,要數這種論調的危害最深了。以為天下人民取得利益為志向的人,不可以不仔細的弄清楚這個道理啊!攻伐的事情,沒有不攻擊無道者而懲罰不義者的。攻擊無道者而討伐不義者,那麼他所獲得的福利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對百姓的利益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因此禁止攻伐的人,是在消滅有道者而討伐有義者啊,是在阻撓商湯、周武王的事業而助長夏桀、商紂王的罪過啊!人們之所以厭惡去做無道與不義的事,是為了害怕受到懲罰;人們之所以祈求有道、遵行有義的事,是為了獲得賞賜啊!現在無道與不義的人存在著,使他們存在就是在賞賜他們啊;而有道與遵行義理的人遭受困窮,使他們困窮就是在懲罰他們啊!賞賜不善的人而懲罰善良的人,卻想要人民得到治理,這不是很難嗎?所以擾亂天下、危害百姓的,要數非議、反對攻伐的論調危害最大了。」
  而〈呂氏春秋.禁塞〉則說:「關於有志從事救守者的人,沒有不守護無道者而援救不義者的啊!守護無道者而援救不義者,那麼他所造成的禍害沒有比這更大的了,成為天下人民的危害沒有比這更深的了。凡是從事救守的人,最高明的使用遊說,次一等的使用軍隊,以達到救守的目的。……先王的法典說:『對做善事的人給予賞賜,對做惡事的人給予懲罰。』這是自古以來的原則,不可以更改。現在不區別他是正義的還是不義的,卻迅速的採取救守的策略,這種作法的不義程度沒有比它更大的了,它危害天下人民的程度也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所以選取攻伐不可以,反對攻伐不可以;選取救守不可以,反對救守也不可以,只有選取義兵才可以啊!軍隊如果是正義的,攻伐也可以,救守也可以;軍隊如果是不義的,攻伐也不可以,救守也不可以啊!」
  事實上,「偃兵」之說的由來,正是針對東周時期大部分的君主「窮兵黷武、玩兵好戰」而使得天下民不聊生的慘況而來的。因此戰國兩大顯學之一的墨家,其創始人墨子即主張「兼愛、非攻」,然而即使如此,墨子卻也不否認商湯討伐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的正義性與價值。由此可見,即使主張「非攻(非議攻伐)」的墨家也是不反對義兵與正義的戰爭的(可參見〈墨子.非攻下〉、〈墨子.耕柱〉等篇章)。
  而關於「窮兵、好戰」的後果,兵家們也提出了許多見解:如〈孫臏.威王問〉記載:「孫子出(孫臏出來了),而弟子問曰:『威王、田忌,臣主之問何如?』孫子曰:『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威王問了九件事,田忌問了七件事,幾乎知道軍事了啊!卻尚未達到道的境界。)吾聞素信者昌,立義……用兵無備者傷,窮兵者亡。齊三世其憂矣。(用兵而沒有防備的人定要受傷,窮兵黷武的人必會滅亡。齊國不出三代必有憂患發生啊!)』」
  〈孫臏.選卒〉則說:「兵之勝在於篡(選)卒,其勇在於制,其巧在於勢,其利在於信,其德在於道,其富在於亟歸,其強在於休民,其傷在於數戰。(戰爭,作戰取勝之道來源於精選士卒,士卒的勇氣來源於法制嚴明,作戰靈活機動來源於善用形勢,殺傷力強來源於執行賞罰公正誠信,德行的取得來源於遵從戰爭規律而不亂殺人,國家的富裕來源於迅速的結束戰爭,國家的強大來源於使人民得到足夠的休養,國家的損傷來源於頻繁的作戰。)」
  蘇秦說:「推崇仁德的稱王,施行道義的稱霸,使用軍隊而沒有窮盡的滅亡。」(〈戰國策.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
  文子說:「天下雖然廣大,然而喜好用兵的一定滅亡;國家雖然安定,喜好作戰的一定會有危險。」(〈文子.符言〉)
  吳起則提出:「然而戰爭取勝容易,守護勝利所得的成果卻很困難。所以說:天下那些互相攻戰的國家,取得五次勝利的將有禍害,取得四次勝利的將生弊端,取得三次勝利的將會成霸,取得二次勝利的將會稱王,取得一次勝利的將會稱帝。所以多次取勝而能獲得天下的實在稀少,而因此滅亡的卻為數眾多。」(〈吳子.圖國〉)
  然而管仲卻認為:「頻繁的作戰就會使士卒疲憊,屢次的取勝就會使君主驕傲;以驕傲的君主使用疲憊的人民就會使國家遭受危險。最高明的人不戰而勝,次一等的一戰而勝。所謂的大勝利,是累積許多正義的勝利而來的啊!」(〈管子.幼官〉)
  而孫臏又說:「賢明的君主、知道戰爭規律的將帥,都不會用犧牲眾多士卒性命的方式來換取功績。」(〈孫臏.威王問〉)因為義戰正是為了拯救人民,因此又怎能以犧牲眾多士卒性命的方式來換取功績呢!
  關於義兵、義戰,又有如下論述:〈管子.法法〉說:「有勇氣而不義,將使軍隊遭受損傷……所以軍隊的失敗啊,源於不義啊!」而〈黃帝四經.稱〉說:「諸侯不能因為報仇與雪恥而興起戰爭,而是要看這一戰是否合於道義。……諸侯國中有叛亂發生,如果前去平定叛亂的國家其行動不符合天理,那麼這個發生叛亂的國家一定會進行報復;即使當時沒有能力辦到,他的子孫也一定會報復的啊!所以說:制服別人卻不符合天理,終會為對方所制服。」而〈淮南子.本經〉則說:「所以軍隊是用來討伐暴徒的,不是用來製造殘暴的。……使用軍隊有法則,而正義是其根本法則。根本確立了,那麼道就得以運行;根本破壞了,那麼道就會被廢止。」而既然正義的戰爭是唯一可行的戰爭,那麼除了其目的之外,義兵是否還有其他可資辨別的徵象呢?為此,古代兵家或思想家們為義兵提出了一些守則,製表如下:

義兵
內容
功用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
按強助弱,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
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
守則
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
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
不殺黃口,不獲二毛。
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
功效
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



  因此,軍隊因為其可以伸張正義而有了存在的價值,是不該被廢除、輕視的!〈鶡冠子.近迭〉說:「軍隊,寧可百年用不上一次,也不可一日忘掉它啊!」而〈司馬法.仁本〉則說:「戰爭的原則:不違背農時,不在人民生病時徵調他們,這是用來愛護自己的人民啊;不在敵國舉辦喪事的時候對他用兵,不在敵國發生飢荒的時候對他用兵,這是用來愛護敵國的人民啊;冬天與夏天不發動戰爭,這是用來愛護敵我雙方的人民啊。所以一個國家雖然規模龐大,如果喜好戰爭就一定要滅亡;天下雖然安定,如果忘記了戰爭就一定會有危險。」
  這種對待戰爭的看法,使兵家衍伸出了另一個重要的態度:「備」,也即「預備、防備」的概念;而與預備、防備相關連的概念則是「警戒、戒備」,防備較偏重於物質上的、長期性的準備,而警戒則較偏重於精神上的、突然性的準備。如〈吳子.論將〉即將「備與戒」區分開來:「所以將帥所要謹慎的地方有五點:第一點叫做『理』,第二點叫做『備』,第三點叫做『果』,第四點叫做『戒』,第五點叫做『約』。所謂的『理』是指,治理多數人就好像治理少數人一樣;所謂的『備』是指,一出營門就好像看到敵人一樣(出門如見敵);所謂的『果』是指,面臨敵人而不懷有生存的慾望;所謂的『戒』是指,雖然戰勝了卻好像才剛要開戰一樣(雖克如始戰);所謂的『約』是指,軍中的法令簡省而不繁瑣。」而〈左傳.隱公五年〉則說:「不防備、不警戒,就不可以動用軍隊。」而〈淮南子.人間〉則說:「聖人謹慎微小的事情,行動也不會錯失時機,百種猜測、雙重戒備,災禍才不會發生。計算福利不要剛好,思慮禍害卻要超過;在同一天遭遇霜雪,有遮蔽的人不會受到傷害;愚者而有所準備,與智者有相同的功效。」
  關於防備的相關論述如:
  孫子說:「用兵的法則:不要仗恃敵人不會來,而要仗恃我有對付敵人的方法;不要仗恃敵人不進攻,而要仗恃我有不可攻擊的地方。」(〈孫子.九變〉)
  孫臏說:「打勝仗,就能挽救瀕於滅亡的國家而延續將要斷絕的世系;打敗仗,就會割讓國土而危及國家。因此,關於戰爭的一切是不可以不明察的啊!然而好戰的人將會滅亡,而貪求勝利的人將會遭受侮辱。戰爭不是好玩的東西,而勝利也不是可以貪求的對象啊!事情準備妥當之後才開始行動:因此城池的規模雖小卻能防守穩固的,這是因為預備了充足的物資;士卒雖少卻又力量強大的,這是因為我方是正義的一方。如果防守而沒有物資,發動戰爭卻不符合正義,那麼天下是沒有可以因此而得以穩固與強大的國家的。」(〈孫臏.見威王〉)又說:「軍隊不能在福與禍尚未成形之前看見它,這是因為不知道防備的緣故啊!」(〈孫臏.兵失〉)又說:「上天賦予動物們天生的武器:或者口長齒、或者頭戴角,或者前有爪、或者後有蹄,喜歡的時候就在一起,發怒的時候就互相爭鬥,這是自然之道,是無法制止的啊!所以沒有被上天賦予武器的人們要自行備妥武器,這是聖人也要做的事情啊!」(〈孫臏.勢備〉)
  墨子則說:「所以倉庫裡沒有儲備糧食,就不可以度過飢荒;武庫裡沒有儲備兵器,那麼即使是有義的國家也不能征討無義的國家;城郭沒有做好完善的準備,就不可以自我守護;心中沒有防備的思慮,就不可以應付突然的變故了。……夏桀沒有對付商湯的準備,所以遭到放逐;商紂王沒有對付周武王的準備,所以遭到殺戮。夏桀與商紂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滅亡在國土只有百里大小的君主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有富貴而不做防備的緣故啊!所以防備是國家的大事啊。糧食,是國家的寶物;軍隊,是國家的爪牙;城池,是用來自我守護的啊!這三樣東西是國家必須具備的啊!」(〈墨子.七患〉)
  姜太公說:「現今商紂王知道存在而不知道滅亡,知道快樂而不知道災殃。其實短暫的生存,不是長久的生存,要能長久的生存在於能思慮滅亡的可能;短暫的快樂,不是長久的快樂,要能長久的快樂在於能思慮災禍的發生。」(〈六韜.武韜.兵道〉)
  孟子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告子下〉)
  〈禮記.中庸〉則說:「凡是事情,預先做好準備的就能成功,不預先做好準備的就會失敗。所要說的話,事先確定好了就不會跌倒;所要做的事,事先確定好了就不會受困;所要走的路,事先確定好了就不會悔恨;所要遵循的法則,事先確定好了就不會窮困。」
  〈左傳.襄公十一年〉說:「處在平安的環境下要思慮危險,思慮了就會有所戒備,有所戒備就沒有禍患了。」而關係著春秋時代天下局勢關鍵的兩大戰役「城濮之役」與「邲之役」的成敗,也與是否「防備」有關,即〈左傳.昭公五年〉所說:「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
  關於警戒的論述如:孫子說:「以有所戒備的心態對付沒有戒備的敵人的,勝。」(〈孫子.謀攻〉)又說:「軍隊並不是人數越多就越好,只有不輕率躁進,並足以團結一致,推斷出敵人的真實意圖,能打敗敵人,才是有用的力量。那些沒有戒備而輕視敵人的人,一定會成為敵人的俘虜。」(〈孫子.行軍〉)而吳子說:「安定國家的原則,預先戒備才是寶物。今日君主已經有所戒備了,禍害已經遠離了啊!」(〈吳子.料敵〉)而姜太公說:「三軍,以警戒為堅固的防守,以懈怠為失敗的根源。」(〈六韜.虎韜.金鼓〉)


第三節 不敗、必勝、無敵

  不可能所有的競爭都講求「義戰」,就好比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就沒有義與不義的問題,完全是利益取向。〈商君書.徠民〉:「之所以要勞苦人民以強大軍隊,是將要使用他們來攻擊敵人而達成自己的慾望啊!」而〈黃帝四經.稱〉:「提出正當的名義來討伐敵人,得到所想要的東西就要停止。」這兩句話用在戰爭領域就不適當,而用在諸如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領域,就恰如其份了!
  然而不管是正義與不義、戰爭與競爭,都避免不了面對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取勝。尉繚子說:「兵法說:『千人的軍隊靠權謀取勝,萬人的軍隊靠武力取勝。權謀先施加於敵人,敵人便沒辦法運用實力交戰;武力先施加於敵人,敵人接戰時便不具有威勢。』所以軍隊貴在先在這兩件事上取勝,那麼也就能取勝敵人;不能在這兩件事上取勝,那麼也就不能取勝敵人了!凡是我方前往進攻則敵方前來接戰,敵方前來進攻則我方前往接戰,相互分出勝敗,這是戰鬥的規律所決定的啊!」(〈尉繚子.戰權〉)又說:「士卒畏懼他的將帥甚於敵人的,戰勝;士卒畏懼敵人甚於他的將帥的,戰敗。尚未開戰,而能事先得知誰勝誰敗的,這是從敵人與將帥對士卒所造成的畏懼感誰輕誰重的結果判斷出的啊!敵人與將帥的關係就好像是一個秤子的兩邊一樣。」(〈尉繚子.兵令上〉)而孫子也說過:「尚未作戰而在廟堂中對敵我雙方的實力進行比較計算的結果是勝過敵方的,得到的籌碼就多;尚未作戰而在廟堂中對敵我雙方的實力進行比較計算的結果沒有勝過敵方的,得到的籌碼就少。籌碼多的取勝的機率大,籌碼少的失敗的機率大,何況是沒有任何籌碼的呢!我用這個方法來觀察戰爭,勝敗就已經顯現了啊!」(〈孫子.計〉)因此在兵家的眼中,勝敗是可以事先預知的。
  然而孫子又說:「古時候的用兵高手,先設法讓自己不可被敵人取勝,再等待敵人可以被自己取勝的時機;不可被敵人取勝的主動權操在自己手上,可以被自己取勝的主動權操在敵人手上。所以用兵的高手,能使自己不可被敵人取勝,而不能使敵人可以被自己取勝。所以說:勝利雖然可以預知,卻不可以操控啊!在敵人不可取勝的時候,防守;在其可以取勝的時候,進攻。防守則可使力量常保有餘,攻擊則會使力量因耗損而不足。……所以高明的人,先站立在不能被打敗的地方,而不會喪失打敗敵人的良機。所以,勝利的軍隊先取勝再作戰,失敗的軍隊先作戰再求取勝。」(〈孫子.形〉)以及:「所以說:勝利,可以專擅;敵人的人數雖然眾多,也可以使他們無法與我交戰啊!」(〈孫子.實虛〉)而之所以勝利可以預知卻不可以操控而仍然能為我方所專擅,是因為我方已先立於不敗之地的緣故啊!也就說,或許我們仍不能取勝敵人,但敵人卻也決不能取勝我們。
  勝敗,是競爭活動中最受重視的東西,也是一場競賽的最終結果。依情理而言,凡是得以影響勝敗的因素都將受到人們的重視。而被人們所重視的東西也將被人們常常提起,並且將之作為預知敵我雙方勝敗的憑據。就如孫子所謂的「廟算」,它所要比較的項目也就必然是會影響雙方勝敗的要素。除此外,雖然影響雙方勝敗的因素往往並不是只有少數的幾項,然而卻有特別重要的幾項存在,而這些特別受到重視的項目,也往往自然而然的被人們相提並論。因此,若能知曉這些項目的指向,我們也就能在平常時期將力量運用在最重要的地方,而這也就相當於是將力量做最有效的運用了。考察先秦至唐的兵家與諸子他們對此事的論述,分製為〈廟算表〉以及〈要素表〉如下:

出處
內容
〈孫子.計〉
主孰賢?將孰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
〈三略.上略〉
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
〈鬼谷子.揣篇〉
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之數。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揆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智慧,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
反側孰辯?
〈鬼谷子.飛箝〉
天時之盛衰?地形之廣狹、阻險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
〈淮南子.兵略〉
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
〈將苑.揣能〉
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
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
〈李衛公兵法.將務兵謀〉
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
地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功巧孰與己能?
秣飼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
〈廟算表〉

出處
內容
〈管子.霸言〉
料眾以攻眾,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
〈墨子.七患〉
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荀子.王制〉
兵革器械,貨財粟米,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
〈呂氏春秋.簡選〉
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
兵勢險阻,欲其便;兵甲器械,欲其利;
選練角材,欲其精;統率士民,欲其教。
〈商君書.立本〉
恃其眾者謂之茸,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
〈管子.兵法〉
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
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
〈尉繚子.戰威〉
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矣。
故先王務尊於兵,尊於兵,其本有五:委積不多,則士不行;
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士不強;
備用不便,則士橫;刑誅不必,則士不畏。
先王務此五者,故靜能守其所有,動能成其所欲。
〈管子.參患〉
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
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
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管子.七法〉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淮南子.兵略〉
善脩行陳、善為天道、善為詐佯、善為充榦、善用輕出奇、善為地形、
善因時應變、善為設施。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
〈管子.霸言〉
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
〈荀子.王制〉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呂氏春秋.壹行〉
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
〈孫臏.威王問〉
賞、罰、權、勢、謀、詐(此六者,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
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
〈荀子.議兵〉
賞慶、刑罰、埶詐(此三者,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
禮義忠信(此為根本)。
〈要素表〉


  那是否我方在〈廟算表〉與〈要素表〉兩表中所有可資比較的項目都勝過敵方,我方就能穩操勝券從而保證了戰爭的最終勝利呢?〈淮南子.氾論〉說:「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跡,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存亡之跡,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兩表中的資料雖不乏精神性的條件,然而以物質性條件居多,且多屬於可資比較與較為穩定、靜態的條件。而由〈淮南子.氾論〉所言可知,即使是在物質條件的相較下取得了許多甚至是全面的勝利,我方也不盡然就是穩贏。而其原因就在於,這些條件大部分都只是「佐勝(佐助勝利)」的條件,而不是「必勝」的條件。那麼除此兩表所述外,兵家又特別重視哪些「佐勝」的條件呢?製〈佐勝表〉如下:

序位
出處
〈文子.下德〉
地廣民眾
堅甲兵利
城高池深
嚴刑峻法
〈孫臏.客主人分〉
溝深壘高
甲堅兵利
士有勇力

〈孫臏.善者〉
溝深壘高
車堅兵利
士有勇力

〈管子.牧民〉
城郭溝渠
兵甲強力
博地多財

〈荀子.議兵〉
堅甲利兵
高城深池
嚴令繁刑

〈淮南子.兵略〉
地廣人眾
堅甲利兵
高城深池
嚴令繁刑
〈史記.禮書〉
堅革利兵
高城深池
嚴令煩刑

〈韓詩外傳.卷四〉
堅甲利兵
高城深池
嚴令繁刑

〈便宜十六策.治軍〉
高城深池
堅甲銳兵


〈佐勝表〉

  所謂的「佐勝」,意指這些條件只能對獲得勝利起著一定的幫助,而不能使我方必然取勝,因此佐勝的條件是不足以依賴仗恃的。如〈文子.下德〉所說:「地廣民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施行使國家存在的政策的,國家雖小也必定存在;施行使國家滅亡的政策的,國家雖大也必定滅亡。)」而〈管子.牧民〉則說:「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強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只有有道者能防備禍患於其尚未成形時啊,所以禍患也就不會發生了。)」
  〈孫臏.客主人分〉也說:「能分散敵人的兵力,能牽制敵人的兵力,則即使我方兵力少也還有餘!不能分散敵人的兵力,不能牽制敵人的兵力,則即使我方兵力數倍於敵方仍感不足!因此,如果人數多就可以取勝的話,那麼就可以不用謀略而直接作戰了!如果物資富有就可以取勝的話,那麼就可以稱量糧食而直接戰鬥了!如果武器銳利、盔甲堅固就可以取勝的話,那麼誰會取得勝利就太容易知道了!所以說富有不一定平安,貧窮未必危險;人多不一定會取勝,人少也不一定會失敗!因此用以決定勝敗安危的,是戰爭的規律啊!敵人人多,能使他們分離而不能互相救援,能使他們遭遇敵人卻不能互相通知。因此即使擁有深挖的壕溝、高築的營壘也不得自認為堅固,盔甲堅固、武器銳利也不得自認為強大,士卒有勇力也不得自認為足以保衛將帥的安全,那麼也就掌握了一些戰爭規律了。所以賢明的君主與知道戰爭規律的將帥一定要先做防備的措施,如此即可有功於尚未開戰之前,所以不會有所失誤;可有功於已經開戰之後,所以軍隊出動之後必有功績,返國之時也不會有什麼損傷,而這就是明白於軍事的人啊!」
  因此誠如〈淮南子.兵略〉所說:「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眾同也。」因此可以說〈淮南子.兵略〉也認為真正可以「必勝」的條件,實在在於對敵的將帥是否掌握與運用了「道」。然而除了掌握與運用「道」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必勝」的條件呢?所謂的「必勝」,換個說法就是:使我方必不敗、敵方必敗,那麼當兩軍正式短兵相接時,我方也就必然取勝了。基於此,故考察了兵家與諸子對於「先敗與先勝」的相關論述,並製〈先敗表〉以及〈先勝表〉如下:


出處
內容
〈孫子.地形〉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陣兵縱橫,曰亂。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管子.九變〉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知;
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
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暗也。
〈尉繚子.勒卒令〉
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
其舉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
是三者,戰之累也。
〈黃帝四經.稱〉
天下有三死:忿不量力,死;嗜欲無窮,死;寡不避眾,死。
〈管子.立政〉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尉繚子.制談〉
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世將不能禁。
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
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
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眾亦走,世將不能禁。
〈三略.上略〉
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眾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
〈將苑.軍蠹〉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
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斂無度;營私徇己,不恤飢寒;
非言妖辭,妄陳禍福;無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陵上;
侵竭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李衛公兵法.將務兵謀〉
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不相親而各述己長者,敗;
賞罰不當而眾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者,敗;
地利不得而卒多戰阨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
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
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
〈孫臏.將敗〉
將敗:不能而自能、驕、貪於位、貪於財、輕、遲、寡勇、勇而弱、寡信、寡決、緩、怠、賊、自私、自亂。多敗者多失。
〈孫臏.將失〉
將失:失所以往來,可敗也。收亂民而還用之,止北卒而還鬥之,無資而有資,可敗也。是非爭,謀事辯訟,可敗也。令不行,眾不壹,可敗也。下不服,眾不為用,可敗也。民苦其師,可敗也。師老,可敗也。師懷,可敗也。兵遁,可敗也。兵〔合〕不〔齊〕,可敗也。軍數驚,可敗也。兵道足陷,眾苦,可敗也。軍事險固,眾勞,可敗也。恃險無備,可敗也。日莫(暮)途遠,眾有至氣,可敗也。眾恐,可敗也。令數變,眾偷,可敗也。軍淮(淫),眾不能(耐)其將吏,可敗也。多幸,眾怠,可敗也。多疑,眾疑,可敗也。惡聞其過,可敗也。與(舉)不能,可敗也。暴路(露)傷志,可敗也。期戰心分,可敗也。恃人之傷氣,可敗也。事傷人,恃伏詐,可敗也。暴下卒,眾之心惡,可敗也。不能以成陳(陣),出於夾道,可敗也。兵之前行後行之兵,不參齊於陳(陣)前,可敗也。戰而憂前者後虛,憂後者前虛,憂左者右虛,憂右者左虛;戰而有憂,可敗也。多幸,眾怠,可敗也。多疑,眾疑,可敗也。
〈將苑.將弊〉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貪而無厭、妒賢嫉能、信讒好佞、料彼不自料、猶豫不自決、荒淫於酒色、姦詐而自怯、狡言而不以禮。
〈將苑.將彊〉
將有五彊八惡。……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阨,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司馬法.定爵〉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
〈文子.道德〉
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商君書.弱民〉
(楚國)地非不大也,民非不眾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
〈黃帝四經.稱〉
不用輔佐之助,不聽聖慧之慮,而恃其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禦,是謂身薄;身薄則殆,以守不固,以戰不克。兩虎相爭,駑犬制其餘。
〈尉繚子.兵令下〉
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軍,而實在家;軍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曷以免奔北之禍乎?
〈管子.七法〉
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
〈國語.周語中〉
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
〈六韜.虎韜.金鼓〉
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
〈尉繚子.兵教下〉
師老將貪,爭掠易敗。
〈先敗表〉

出處
內容
〈孫子.謀攻〉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勝
知眾寡之用,勝
上下同欲,勝
以虞待不虞,勝
將能而君不御,勝
〈孫臏.選卒〉
得主專制,勝
知道,勝
得眾,勝
左右和,勝
量敵計險,勝
御將,不勝
不知道,不勝
乖將,不勝
不用間,不勝
不得眾,不勝
〈尉繚子.兵令下〉
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
什伍相連,及戰鬥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
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
〈孫子.計〉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故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橈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預傳也。
〈六韜.龍韜.軍勢〉
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也。……故曰:未見形而戰,雖眾必敗。
〈吳子.治兵〉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淮南子.兵略〉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
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鬥者,積恩先施也。
〈道德經.六十七章〉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如以慈垣之。
〈商君書.畫策〉
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民不勇者,戰敗。能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戰者,民不勇。
〈尉繚子.攻權〉
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早定也。
〈荀子.君道〉
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
〈管子.兵法〉
速用兵則可以必勝。出入異涂,則傷其敵。
〈呂氏春秋.論威〉
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兵之勝也。
〈尉繚子.兵令上〉
善禦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尉繚子.武議〉
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眾,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說苑.指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眾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眾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
〈吳子.圖國〉
武侯問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寡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新書.脩政語下〉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
〈逸周書.允文〉
上下和協,靡敵不下。
〈左傳.桓公十一年〉
師克在和,不在眾。
〈司馬法.嚴位〉
凡勝:三軍一人,勝
〈三略.上略〉
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管子.五輔〉
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文子.上義〉
兵之勝敗皆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
〈淮南子.兵略〉
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管子.小匡〉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頡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
〈先勝表〉
 
 


  由兩表可見,造成勝敗的原因,其實是多種多樣的;一場戰爭的勝敗究竟取決於哪一個條件,並不是固定的,唯有衡量當時的整個局勢始能加以判斷與利用。正如李靖所說:「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之。」(〈唐李問對.卷中〉)而〈長短經.兵權.利害〉則記載:「魏太祖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果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戰必勝。』繡收散卒,赴追太祖,戰果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皆如公之言,何其反而皆驗也。(為什麼這兩件事情性質相反而都獲得驗證呢!)』詡曰:「此易知耳。軍勢百途,事不一也。(這是很容易知道的啊!這是因為:影響軍隊勝敗的形勢有百多種途徑,所以事情不可一概而論啊!)」
  儘管影響勝敗的因素如此之多,但孫子與孫臏所總結出來的五項條件,顯然已經足以囊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況了,也因此它是最為普遍與適用的。孫子所謂的「將能而君不御(將帥有能力而君主不加以駕馭)」其實也就是孫臏所說的「得主專制(得到君主的全權委任)」以及其相反的情況「御將(君主駕馭將帥)」;而孫子所謂的「上下同欲(在上位者與在下位者有共同的想法、慾望)」其實也就是孫臏所說的「得眾(得到眾人擁護)及左右和(左右之人和睦相處)」以及其相反的情況「不得眾、乖將(將帥彼此不和)」;而孫子所謂的「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戰與什麼時候不可以戰)、知眾寡之用(知道軍隊人數多與少各自的使用方法)、以虞待不虞(以有所戒備的心態對付沒有戒備的敵人)」其實都可囊括在孫臏的「知道(知道戰爭規律)」一項之中,而孫臏所謂的「量敵計險(度量敵人、知曉地形)」以及其相反的情況「不用間(不使用間諜以獲取情報)」則可算是新創的。然而,孫子是非常重視用間的,那麼孫子又何以不將「用間」列入「五勝」之中呢?其實問題的答案就在「五勝」之中。由其中的內容可知孫子所謂的「五勝」主要是牽涉到作戰的,也就是孫子常說的「先勝而後戰」之「先勝」。而關於孫子對「用間」的說法,則可見〈孫子.用間〉:「英明的君主與賢能的將帥,能夠動用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作間諜的,一定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功。這是戰爭的關鍵,是三軍規劃行動時所仗恃的根據啊!」由此可知,孫子之所以不將「用間」列入「五勝」,其原因正在於「用間」是必備的!而且,「用間」並不像其他五項條件一樣如此容易判斷,不容易判斷,也就難言勝敗了。
  而由兩表的內容可見,兵家與諸子多處都將「禮、義」列為影響勝敗的重要條件,然則「禮、義」又是如何影響勝敗的呢?吳子說:「凡是治理國家與軍隊,一定要先用禮儀來教導民眾與士卒,並用道義來激勵他們的士氣,使他們具有羞恥之心。當人們有了羞恥之心,那麼在大國足以用來作戰,在小國也足以用來防守啊!」(〈吳子.圖國〉)尉繚子也說:「所以一個國家一定要具有禮儀、誠信、親敬、仁愛的德義,然後人民便會用飢餓來替代溫飽;一個國家一定要具有孝順、慈惠、清廉、羞恥的習俗,然後人民便會用死亡來替代生存。所以古時候統帥人民的人,一定先講究禮儀與誠信,然後才用爵位與奉祿來籠絡他;先講究清廉與羞恥,然後才用刑罰來禁止他;先講究親敬與仁愛,然後才用法律來約束他。)」(〈尉繚子.戰威〉)
  荀況則說:「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荀子.議兵〉)又說:「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鑄劍的模型正確,銅與錫的質量高,冶煉工匠的技術巧妙,火侯與配方適當,那麼剖開模型就可以得到名劍莫邪了啊!)。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然而不僅是荀況將禮義的價值提高到了維繫國家存亡的高度,事實上管仲也有相同的看法:「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軸(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關於勝與敗的論述,古兵家還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如尉繚子說:「損傷敵方一人,卻因此損傷我方百人,這是在大大的資助敵人而損害我方啊!……作戰時有這數種情況發生的,是從內部自己打敗自己啊!」(〈尉繚子.制談〉)又說:「作戰兩次才取勝,相當於失敗了一次。(戰再勝,當壹敗。)」(〈銀雀山尉繚子.兵談〉)尉繚子的這個看法或許推演自管仲所說的:「最高明的不戰而勝,次一等的一戰而勝。破滅大國、勝過強軍,這是一的極致表現啊!(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強,一之至也。)」(〈管子.兵法〉)
  墨子則說:「最高明的將帥是沒有敗績,次一等的雖然遭受失敗卻能最終獲得成功,這就叫做使用人民。」(〈墨子.親士〉)
  〈唐李問對.卷下〉記載:「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言。太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孫臏則說:「歸咎於將帥自身的失敗情況:……先敗的項目越多,損失也就越多。(將敗:……多敗者多失。)」(〈孫臏.將敗〉)
  而由〈先敗表〉與〈先勝表〉可知,一個優良的將帥所要留意的事項與所要承擔的責任實在太多了!因此孫子說:「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所以知曉軍事的將帥,是人民生命的操控者,是決定國家安危的主人啊!)」(〈孫子.作戰〉)這是一點都不誇大的!因此尉繚子說:「將帥揮著鼓槌擊鼓進行指揮,面臨危難與敵決戰,執行著短兵相接的危險任務。指揮得當,就使其功勞獲得賞賜、使其名位得以建立;指揮不當,就會身死而國亡。這說明國家的存亡與安危就取決於將帥的指揮才能上,因此又怎能不重視將帥呢?)」(〈尉繚子.武議〉)
  〈文子.符言〉有言:「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人的性情,內心服從於文德,不服從於武力。)」因此〈文子.下德〉說:「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履其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
  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則記載:「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魏文侯已經死了,吳起則繼續服事他的兒子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蒙,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武力造成殺戮,殺戮造成仇恨,無盡的殺戮就造成無盡的仇恨。如此的惡性競爭勢必使其陷入無休止的惡性循環,直到有一方或者雙方同時倒下為止。因此古人認為由某種惡質的方法所興起的問題,必須用其他種善質的方法來加以解決,並非議用同樣惡質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如〈淮南子.說山〉說:「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用多言來制止言論,用多事來制止事端,就好像揚起塵土來消除灰塵,抱著柴草去救火一樣錯誤。)」而〈淮南子.說林〉則說:「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用詐術去對付詐術,用詭譎去應付詭譎,這就好像是披著蓑衣去救火、毀壞水溝而想要制止水流一樣,這樣做只會使火勢與水勢更形增大啊!)」
  〈說苑.權謀〉記載:「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由此可見晉文公是重本輕末的,因此雖然詐術有誤敵的功效,然而如果因此而推行詐術,那麼又如何能保證君臣上下不以詐術相待呢?那麼如果詐術是末,什麼又是本呢?〈淮南子.泰族〉有言:「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現在不知道致力於修養其根本,而致力於治理其末端,這就好像是放棄樹根卻去灌溉它的枝葉啊!)……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一國的君主之有人民,就好像是城牆之有根基,樹木之有根本啊!根紮的深那麼本就穩固,基礎完善那麼在上位者也就得以安寧了。)」而〈淮南子.主術〉則言:「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文德與武力相比,文德讓人心服,武力讓人畏服;文德帶來的是和樂,武力帶來的是殺戮,而在武力的使用過程中損傷的則是敵我雙方的人民,因此為了諸如土地、名聲、利益、忿怒這些不義的理由而動用武力的,就是在捨本逐末了!
  〈呂氏春秋.本生〉有言:「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這就好像是訓練軍隊一樣,本是用來防備敵寇的啊!而當今訓練軍隊的人卻反而用他來攻擊自己,那麼也就失去了之所以要訓練軍隊的本來意義了啊!)」而〈淮南子.泰族〉則說:「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二次孵化的蠶一年中可以收穫蠶絲二次,這不是不利啊,然而君王的法令卻禁止這樣做,這是因為怕其殘害桑樹啊!落地而生的稻子比種植的稻子先成熟,然而農夫卻鋤掉它,這是不想因為小的利益而傷害大的收穫啊!)」
  桑樹因為過度的消耗桑葉而遭受損傷,那麼來年的桑葉也就減少了,桑葉減少了而蠶的數量不減少,那麼傷害就再一次的加深,如此惡性循環,最終將導致桑樹衰敗而沒有桑葉可以養蠶了。就好像軍隊的用途本來在於保護人民,然而卻因為土地、名譽、利益、忿怒等等不義的因素頻繁的動用它,每一次都將造成人民與經濟的嚴重損失,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惡性循環之下,必使國內財政困難、民生凋敝,軍隊也將因此而衰敗,最終導致軍隊無力對抗外敵而使國家滅亡。因此茁壯與維護根本才是國家得以生存的根本之道。〈說苑.建本〉有言:「豐牆磽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而〈韓非子.五蠹〉有言:「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鄙俗的諺語說:「身著長袖衣服的善於舞蹈,擁有許多錢財的善於做生意。」這是說資本豐厚就容易將事情做好啊!因此強大與治理的國家容易進行謀畫,弱小與混亂的國家就難以進行計畫了。)……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而〈新五代史.李守貞傳〉則說:「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由此可知,儘管物質條件並非決定勝敗的根本條件,卻是提高取勝機率的必要條件。
  〈呂氏春秋.壹行〉說:「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強大的人未必稱王啊!但稱王的人必定強大。)」然而吳子卻說:「然戰勝易,守勝難。(然而戰鬥取勝容易,守護勝利的成果困難。)」(〈吳子.圖國〉)而荀子則說:「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兼併很容易辦到啊!只是堅固與凝結勝利的成果卻很困難啊!)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所以能兼併他,而不能凝結他,那麼就一定會被人奪去;不能兼併他,又不能凝結自己所有的,那麼就一定會被滅亡。能凝結他,那麼就一定能兼併他啊!得到民心就能凝結,只是兼併他們並不算是強大。)」並主張用禮儀來凝結士人,用政治來凝結人民,就會使士人服從而人民安心。並稱這種凝結為大的凝結。(〈荀子.議兵〉)
  〈呂氏春秋.慎大〉則說:「賢明的君主,國土越大越感到畏懼,國力越強越感到害怕。凡是疆域廣大,是因為侵佔了鄰國啊;國力越強,是因為戰勝了敵人啊!戰勝他的敵人就會招致許多的怨恨,侵佔鄰國就會招致許多的禍患。禍患與怨恨很多,那麼國家雖然強大,又怎能不畏懼呢?又怎能不害怕呢?所以賢明的君主在安定的時候會思慮危險,在成功的時候會思慮窮困,在獲得的時候會思慮喪失。」〈慎大〉並舉趙襄子一天攻下兩個城池的例子來做例證:「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術彊弱。(所以善於維持勝利的人把自己的強項當成弱項。)」
  由此可見,即使「戰鬥必然獲勝、攻城必然取下、守禦必然穩固」,也不一定能保證競爭主體的永續存在。因此,除了「不敗、必勝」之外,兵家提出了另一個更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無敵」。〈尉繚子.治本〉有言:「蒼茫的天空,不知道它的盡頭;稱王的君主,誰能作為楷模?過去的時代不可追回,未來的時代不可等待,能明白他身處的時代的人,這叫做「天子」。所謂的「天子」,有四件事要達到:第一件是神聖英明,第二件是垂示恩澤,第三件是秩序井然,第四件是天下無敵。這四件事是天子應該完成的事情啊!」至於其他諸子也大都認為身為天子的人,必須具備「無敵」這個條件。關於兵家與諸子對於如何達到無敵的論述,製〈無敵表〉如下:


出處
內容
〈文子.自然〉
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于天下矣。
〈呂氏春秋.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因水之力也……因人之心也……因民之欲也……因其械也。
〈呂氏春秋.論威〉
凡軍欲其眾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
〈呂氏春秋.慎勢〉
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
〈呂氏春秋.適威〉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
〈商君書.說民〉
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奸;四難行,則兵無敵。
〈韓非子.飭令〉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
〈管子.國蓄〉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呂氏春秋.為欲〉
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繫)焉。
〈淮南子.詮言〉
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
〈管子.幼官〉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
〈孟子.梁惠王上〉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管子.七法〉
遍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
〈管子.幼官〉
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
〈尉繚子.制談〉
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
〈商君書.錯法〉
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
〈商君書.弱民〉
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則無敵矣。
〈管子.法法〉
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法道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
〈商君書.畫策〉
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
〈商君書.立本〉
強者必剛鬥其意,鬥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
〈商君書.靳令〉
國以功授官予爵,此謂以盛知謀,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
〈韓非子.飭令〉
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
〈商君書.賞刑〉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
〈黃帝四經.經法.六分〉
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三者參用之,然後而有天下矣。……萬民和輯而樂為其主上用,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敵。
〈荀子.議兵〉
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
〈墨子.非攻下〉
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
〈無敵表〉

  在對「無敵」的相關議題展開論述之前,似乎有必要先明白什麼叫做「無敵」!古人說「無敵」時,可能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指「沒有敵手,沒有可以與我匹敵的人」;第二個意思指「沒有人想要或願意與我為敵」;第三個意思指「心中沒有敵人」。關於第三個意思,如〈道德經.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禍害沒有比心中沒有敵人這件事更大的了,心中沒有敵人幾乎使我喪失了寶物。所以兩軍實力相當,哀兵一方將取勝。)」及〈商君書.戰法〉:「其過失,無敵深入(他的過失,就在於心中沒有敵人卻深入敵境),背險絕塞,民倦且飢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而本節所說的無敵則只包含第一與第二個意思。那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可以算是無敵的呢?考察先秦諸子的相關說法可以發現,主要有四種情況:
  一、在任何勢位上都是最強的,如德盛、國富、兵強(德、富、力),則無敵。就文德而言,這將使人不願與你為敵,以免成為天下公敵;就武力而言,這將使人不敢與你為敵,以免成為刀下亡魂。如〈孟子.梁惠王上〉記載:「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然而孟子的說法只是一種妄想,沒有物質基礎的支持,光是擁有崇高的精神與道德,顯然是不足以無敵的。那麼天下最強就真的無敵了嗎?這是就一對一的情況而言的,如果像〈文子.上德〉所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以及〈管子.霸言〉所說:「即使有千里馬的資質,但一百匹馬一起討伐他,千里馬必然疲憊不堪;即使是一代中最強大的國家,但天下群起進攻他,強國也必然要走向衰弱。」因此,當真成為天下公敵,即使最強,即使在一對一的情況下無敵(沒有敵手),又豈能倖存!因此,無敵必須全面,只是片面的無敵,或者只是武力上的無敵,都是不夠的。
  二、不與任何人競爭,也即無爭,則無敵。這是使人不能與你為敵,因為你根本就不會是敵人,因此其前提在於我方不爭與無爭的意志必須使人能充分的知道與確認,否則儘管你並不願意仍然有成為別人的敵人之可能。〈韓非子.解老〉有言:「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獨角獸與老虎都有其生存的領域,而數不清的禍害都有其產生的根源,避開其生存的領域,杜絕其發生的根源,就可以免於諸多禍害了啊!凡是武器與盔甲,都是用來防備禍害的啊!)」因此真正要避免所有競爭的人,僅僅只是恪遵不爭的原則,並且能在所有競爭之前自動退讓,顯然都還是不夠徹底的;真正徹底的方法,應當正如韓非子所言,也就是徹底的避開所有的競爭領域與杜絕所有的競爭源頭。然而,如果敵人所要的東西並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你的一切呢?那麼這樣的無爭與退讓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何況如果敵人是個不義之人,這豈非是助紂為虐嗎!因此這樣的無敵是否可行,似乎已不言可喻了。
  三:隱藏自己的競爭意念、形體、能力,使人完全無法察覺,則無敵。如管仲的藏富於民(事見〈管子.山至數〉),董安于(董閼于)、西門豹的藏糧藏兵藏物資於民(事分見〈韓非子.十過〉、〈淮南子.人間〉);或者如管仲的「作內政而寓軍令」的「隱軍」之法(事見〈管子.小匡〉)以及秘密訓練游泳的戰士以對付越國的偷襲(事見〈管子.輕重甲〉),李悝以「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的命令明目張膽的訓練人民射箭的技術卻又能同時隱藏對付秦軍的意圖(事見〈韓非子.內儲說上〉),又如吳起以「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的命令來建立威信卻同時以此隱藏著對付「秦國瀕臨魏國邊境的小亭」的意圖(事見〈韓非子.內儲說上〉)等等,都屬於此例。以譬喻而言,就好像一個畫家不會將一個瞎子當成自己的競爭對手(敵人),或者一個音樂家不會將一個聾子當成競爭對手一樣。那是因為在敵人的認知裡,我方並不具備競爭的能力,也就自然不會對他造成威脅,因此即使我方想要與之競爭也是不可能的,同時他也是不在意的。所以他不會將你當成敵人,不管你是否有這個意念。這是就沒有形體與能力而言,如果具備了形體與能力,而又無法將之隱藏起來,那麼就只能在意念的隱藏上下功夫了!而通常隱藏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為形體是體,而能力是用,重點在於其用而不在其體;而能力只要從不運用,也就自然而然的隱藏起來了!
  四:在這個領域裡,你是唯一的,則無敵。這是使人不可與你為敵,也就是想要與你為敵也是做不到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敵人可言。〈呂氏春秋.為欲〉有言:「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繫)焉。(能抓住「一」的人是最尊貴的,最尊貴的人沒有敵人,聖明的君王依託於沒有敵人的境界,所以人民就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他了!)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不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
  由此可見,使人不敢與你為敵、使人不願與你為敵、使人不能與你為敵、使人不知可以與你為敵、使人不可與你為敵,這些都可以使人達到無敵的境界。然而前面所述,猶有未盡之處。〈荀子.議兵〉有言:「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秦國四代君主都有勝利的功績,卻常常害怕、恐懼天下聯合起來傾覆碾碎自己啊!)」因此可以說,秦國已經沒有敵手了,然而為何內心卻又存在著如此深刻的畏懼呢?〈呂氏春秋.順說〉有言:「(田贊對楚王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如果思慮著如何傷害別人,別人也必定會思慮著如何傷害他;如果思慮著如何危害別人,別人也必定會思慮著如何危害他。)」〈韓非子.說林上〉記載:「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慶封在齊國作亂,失敗後想要逃到越國。),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而〈說苑.談叢〉也記載著:「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你將去哪裡呢?)』梟曰:『我將東徙。(我將遷徙到東邊去。)』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你能變更你的鳴聲則可以,不能變更你的鳴聲,即使遷徙到東邊去,那邊的人也還是會厭惡你的聲音啊!)』」而有時候,我們莫名其妙的就成為別人的敵人,這卻不是因為我們有慾望,而是因為我們有能力,或者擁有敵人所想要的東西,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左傳.桓公十年〉)。
  〈墨子.親士〉有言:「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現在有五把錐子,這是最尖銳的一把,那麼這一把一定最先摧折;有五把刀子,這是最鋒利的一把,那麼這一把一定會最先缺損。)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這些人很少不是死於自己的長處的,所以說:能力太過旺盛就難以守住了啊!)」就好比戰國時代,秦國最強,於是有合縱策略,專門用來聯合天下以對付秦國。所以誠如上文所述孔子與墨子的事例,真正的強者往往不讓人知道他的強項所在,而這自然也就不會對他人造成威脅了!
  那麼又是什麼樣的敵人可以讓人感到極度的畏懼呢?〈韓非子.說林下〉記載:「惠施說:『射箭高手后羿右手拿著鉤拉弓弦用的決、左手帶著護臂用的皮質袖套,當其拿弓、拉弦、搭箭、扣住扳機時,即使是與他關係疏遠的越國人也會爭著為他拿箭靶。而當小孩拉弓射箭時,即使是慈祥的母親也要進入房裡關上門戶。所以說:能肯定射中箭靶,那麼即使是關係疏遠的越國人也不會懷疑后羿會將箭射到自己身上;不能肯定射中箭靶,那麼即使是關係親近的慈祥母親也要逃避他拉弓的孩子啊!』」而〈淮南子.說山〉則記載:「楚王有一隻白猿,楚王親自射牠,牠卻抓住射來的箭而嬉戲;於是使神射手養由基射牠,養由基才開始調整弓弦、矯正箭的方向,都尚未發射而白猿已經擁抱著柱子號哭了。這是因為養由基必然射中的緣故啊!」養由基百步穿楊、箭不虛發,白猿自然感到極度恐懼。這是第一種讓人感到極度畏懼的敵人,而一個從未打過敗仗的人,自然會使敵人感受到龐大的精神壓力,甚至因此而精神崩潰。〈管子.參患〉說:「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聚眾。」而〈呂氏春秋.愛士〉則說:「凡敵之人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與接。(今日前來而得到死亡,敵人必將以逃走為有利。敵人都以逃走為有利,那麼我方的兵器也就無用武之地了。)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因此,不管敵人的目的是什麼,只要讓他明白他決不可能從與我的競爭之中達到目的,那麼競爭也就無從發生了!
  第二種讓人感到極度畏懼的敵人則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敵人是誰,或者你雖然知道是誰,卻一點都不瞭解他!這樣的敵人,也就是令人莫測高深,從而感到畏懼的敵人。這可以用古代君王的統御之術來作一註解,如〈六韜.文韜.上賢〉說:「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散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王者之道,好像龍頭一樣,居住在高處而遠望四面八方,看的深刻且聽的仔細;變化他的形體,發散他的精神。像天的高度一樣,不可究極;像淵的深度一樣,不可測度啊!所以,王者在該怒的時候不怒,奸臣就會乘機而起;該殺的時候不殺,大的盜賊就會乘機發動;軍隊的威勢得不到運行,敵國就會強盛起來。)」以及〈管子.形勢解〉說:「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虎豹,是野獸中最凶猛的啊!牠們居住在深林與廣闊的沼澤之中,那麼人們就畏懼牠們的威力,而牠們的威力也就因此而得以承載住了。人民的君主,是天下最有權勢的人啊!深居簡出,那麼人民就畏懼他的勢力。所以如果虎豹離開深幽的處所而親近於人類,那麼人類就會捉到牠們而輕視牠們的威力;人民的君主如果離開宮門而與人民接近,那麼人民就會輕視他而怠慢他的勢力。所以說:虎豹依託於深幽的處所,那麼牠們的威力也就可以承載住了!)」這正是人君藉由與臣下保持距離,而使其威嚴與神秘感得以維持之道,臣下莫測其深淺,君主的威嚴自然就增加了,同時臣下的畏懼之心也就油然而生;因為未知的東西總是令人感到畏懼的!
  因此,真正無敵的人,是既讓人心服,又讓人畏服的人。


第三章  思維的元素

  全面的策略來自於全面的思維。明朝沈括〈夢溪筆談.權智〉記載這樣的一個故事:「祥符中,禁火(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皇宮發生火災)。時丁晉公(丁謂)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儘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卻以斥棄瓦礫灰塵壤實於塹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役濟(一個行動完成了三件事),計省費以億萬計。」試著分析這個例子,有助於我們瞭解何謂全面的思維。在這件例子裡,丁謂有三件事(三役)要完成:一、營建新的宮室需要「土材與建材」,這可以有幾種選擇:就土材而言,若不從外面運來,就只能就地挖掘;而建材則沒有現成的,所以只能由外面運來。二、燒毀的舊宮室必然要拆除,拆除之後必然產生廢料,除此外,營建新宮室也會產生許多廢料,因此眾多廢料的清除既是最後的工作也是很頭痛的問題。清除廢料可以選擇運往城外丟棄掩埋,或者就地掩埋;而若選擇就地掩埋,則又必須有足夠大的凹陷空間。三、就運輸的管道而言,則可以有「陸運、水運、空運」。「空運」以當時的物質與技術條件是不可能的路徑,若用「水運」則沒有通往皇宮的現成水道,因此若要用水運則必須進行挖掘的動作,而挖掘河道則必然產生廢土,廢土又需放置的空間;且使用完之後又需要恢復原貌,如此又牽涉到恢復原貌所需材料來源的問題;而若用陸運則耗時、耗力、耗錢,既非常麻煩又拖延時日!孤立的來看,各個流程有各自的需求與各自的問題需要解決;整體的來看,則各個流程之間的需求與問題可以在時間流程的差異中相互獲得解決。如果當時丁謂做一件想一件,而缺乏全局的思維、通盤的考量,那就必然無法達到如此的功效。為了使讀者能更明瞭其中的關係,特製一圖(丁謂之全面思維模擬圖)如下:


  由上表可見,先策略二所需要的條件甲正是使用水運後所產生的問題甲,而後策略二所需要的條件乙則正是使用水運後所產生的問題乙。因此若採用先策略二,則其結果正可產生「以水運運進建材與就地掩埋廢料」的策略得以實施的必要條件。由此可見,在全面的策略思維流程中,某一分支策略所產生的結果既可以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也有成為其他分支策略得以實施的「條件」的可能,也就是說「問題」與「條件」之間可能存在著「互補性」。而要能得知並運用「問題」與「條件」之間存在的「互補性」,那就有賴於全面的思維與通盤的考量了!如果害怕在思維過程中遺漏一些關鍵,則不妨將每一種策略及其可能產生的結果條列出來,如此將不僅有助於減輕記憶負擔,更可以將策略的思維流程保存下來,以做為他日的參考或者也可用來幫助別人思維決策!
  戰國時期,齊威王曾向孫臏詢問用兵之道,齊威王問孫臏:「用眾用寡,有道乎?」孫臏回答:「有。」於是齊威王問了第一個問題:「我強敵弱,我眾敵寡,用之奈何?」孫臏向齊威王行了個大禮,然後回答說:「明王之問!夫眾且強,猶問用之,則安國之道也。」並做了解答,第二個問題是:「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用之奈何?」第三個問題是:「我出敵出,未知眾少,用之奈何?」第四個問題是:「擊鈞(均)奈何?」而孫臏也都對齊威王的提問一一做了解答(〈孫臏.威王問〉)。這個例子也是一個全面思維的佳例,以競爭的主體「敵與我」,及主體的相對條件「眾、寡、均等」為問題的元素,其全部的排列組合是六種,而因主體的條件是相對性的,因此這六種組合僅有三種有意義,也就是「我眾敵寡、敵眾我寡、敵我均等」三者;在我方的立場而以勢位的術語言之,則分別為「優勢、劣勢、均勢」三種情況。而這是在「知敵之情」的前提下所得出的比較結果。如果前提是「未知敵情」,那麼便又將衍生出「未知眾寡,用之奈何?」的問題了!
  「知」是中國兵家除了「人」之外最重視的東西,而要進行思維也非「知」不可,所以孫武有云:「故兵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在競爭活動的全過程中,充斥著如下三流:人流(能量流)、物流(物質流)、信息流。而其中的信息流決定了人流與物流的動向,因此信息流的獲取是致勝的前提,而掌握信息流其實也就是「知」的結果!因此中國兵家最重情報之收集與研判,而在整個競爭的流程中,「知」也是毫無間斷的。而思維必須依靠「內容」,「內容」主要由「信息流」匯聚而成,因此「知」是思維的前提。而既然策略是思維的產物,那麼越全面的思維,自然是越全面的策略得以產生的前提。因此全面的策略,必然要依靠於全面的知。除此外,思維的運作除了需要「內容」,尚須決定「方向」,下文即提供九種思維的方向性元素,以供讀者作更深入的思考,這九種元素是:「利害、同異、順逆、先後、常變、難易、直曲、緩急、反正」。正所謂:「義必有兩,每相對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對。」(〈兵經百言.衍部.對〉)、「獨陽不生,孤陰不長」(〈穀梁傳.莊公三年〉),陰陽乃一體之相對性質的兩面,因此也唯有將兩面合併思維,才能算是全面的思維!

第一節 利害
  孫子在〈孫子.九變〉中提出:「因此,智者的思慮必然摻雜著利害兩面。摻雜著利,因此目的可以達成;摻雜著害,因此禍患可以解除。」又在〈孫子.地形〉中提出:「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對將帥而言,「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是「害」,但對於人民、君主而言,是「利」。違背君主的命令,短期的效用是「害」;但當作戰勝利之後,對我軍與人民、君主及國家則都是有「利」的。就一個將帥而言,保衛國家安全,為國家獲取利益,是其職責所在,因此在國家人民的前提之下,將帥必須要有犧牲自己的勇氣;而不能僅因考慮到自己的危害,便因此而違背國家的利益。所以身為全軍統帥必須有以小害取大利的氣魄與格局。因此若貪小利,必喪大利,〈呂氏春秋.權勛〉即云:「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
  墨子在〈墨子.大取〉中提出:「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在身處的條件中權衡輕重,這叫做權衡)。權非為是也,亦非為非也(權衡既不是為了是,也不是為了非)。權,正也(權衡,是為了正確的做出抉擇)。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砍斷手指以保存手腕,這是在利之中取大,在害之中取小的例子)。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在害之中取小,不是取害,而是取利啊)。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而他所選取的,則是被人把持住的)。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遇到強盜,而砍斷手指以保全性命,這是利啊);其遇盜人,害也(但是就遇到強盜這件事而言,則是害啊)。……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短期的利不是利,短期的害也不是害;最終的利才是利,最終的害才是害。所以要獲知真正的利害,必須具有深層的思慮與長遠的眼光。〈孫子.作戰〉即說過:「所以只有聽說過軍隊用樸實的戰術追求迅速取勝的,沒有看見過軍隊用巧妙的戰術追求緩慢取勝的。戰爭長久而對國家有利的,這是從未有過的啊!所以不詳盡的理解用兵的害處,就不能得到用兵的利益啊!」譬如,曹操遠征關中時,每當看到敵方又有援軍到來,就面帶喜色,等曹軍破了關中之後,諸位從征將帥向曹操請教原因,曹操回答說:「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軍隊沒有適當的統帥),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長短經.兵權.伐交〉)表面上敵人的兵力漸增是害,但經過仔細衡量,敵軍既然無法齊心合力,也沒有一個為大家所信服的統帥,自然也就無法發揮團體的力量;所以即使敵軍再多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真正有用的是其所能發揮出的力量,而不在於其所具有的力量(其人數的眾多)。就如淝水之戰中,苻堅雖有百萬大軍,但各族聯軍卻各有異心,這與烏合之眾實無多大差別,因此苻堅最終不得不敗於謝玄的八千北府兵手中。再由長遠看來,若敵軍各憑險阻固守,則非一二年的功夫不可能掃平,這期間又將耗費多少資源呢!因此總體評估下來,實在是利而不是害,實在該喜而不該憂啊!
  一件事是利是害,又依對象的不同而有別,如〈淮南子.說林〉:「明月之珠,蛖(蚌)之病(珍珠是蚌受外來物質刺激後分泌出的用以保護自身的化學物質)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就手段而言,則有欲害之反利之、欲利之反害之的情況,如〈道德經.四十二章〉云:「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也。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如〈淮南子.說林〉所云:「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益之而損如〈淮南子.說林〉所云:「病熱而強之餐,救暍(中暑)而飲之寒,救經(上吊自殺)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而利與害之間又有轉化的關係,如〈淮南子.人間〉有云:「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而〈淮南子.人間〉則云:「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因此聖人先違背而後符合,眾人先符合而後違背)。」

第二節 同異
  知覺首先來自於五官所接觸到的信息,經過同異的比較之後,將相異的信息傳送到心中處理,相同的信息則放任不管,而兩者之間則呈現比例關係。因此,人對於相同的或相異微小的事物總是難以感知的。
  何謂「同異」?〈墨子.經上〉:「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就是經過比較相異的事物而得出一個共同點)。同,重、體、合、類(同,包括「重、體、合、類」四種形式)。異,二、不體、不合、不類(異,包含「二、不體、不合、不類」四種形式)。同異交得放有無。(同異互相比較可以得知彼此,這就好像有無的情況一樣。)」而〈墨子.經說上〉對此解釋到:「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二個名稱(概念)對映到同一個實體,這叫做重同。)。不外於兼,體同也(名稱不超出同一個整體,這叫做體同。)。俱處於室,合同也(不同的事物同處於一個大範圍,這叫做合同。)。有以同,類同也(兩物之間有部分相同的地方,這叫做類同。)。異,二必異,二也(二個物體必然相異,這叫做二之異。)。不連屬,不體也(部分與部分不相聯繫、連結〔不屬於同一主體〕,這叫做不體之異。)。不同所,不合也(不同的事物又不處於同一個大範圍,這叫做不合之異。)。不有同,不類也(兩物之間沒有任何一部分相同,這叫做不類之異。)。」
  重同,好比狗與犬都指向同一種動物;體同,好比手和腳都是人體的一部分;合同,好比白起與韓信都是將軍;類同,好比弓與劍、盾雖然功能不同但卻都有相同的用途。簡言之:同,就是兩體之間沒有差異存在,或者是其差異非常細微以致使人難以或甚至無法知覺與辨別;反之,就是異。〈列子.說符〉記載:「楊朱的弟弟楊布,穿白色衣服出去。結果天下起雨來,他便脫掉白衣服而穿黑衣服回來。他養的狗一看到他,不知究裡,便迎著他狂吠。楊布很憤怒,將要打牠。楊朱阻止他說:『你不要打牠啊!你也會這樣的啊!假使剛剛是你的狗白的出去、黑的回來,你又豈能不感到奇怪呢!』」因此差異是感知與警戒的基礎,因此如果敵我之間不存在任何可供明顯辨識的差異點,那麼雙方就將不知所措了!〈六韜.龍韜.奇兵〉提出:「謬號令(冒用敵人的號令),與敵同服者(與敵人穿著同樣的服裝),所以備走北也(這是為了萬一不慎敗退時所預作的保全措施)。」即是利用「同」的難以辨別之功用的策略描述。
  東漢馮異與赤眉軍作戰時,使精銳部隊穿著與赤眉軍同樣的衣服,並埋伏於道旁。隔日早晨,赤眉軍以萬人部隊攻擊馮異的陣前部隊,赤眉軍一見馮異現出弱勢,並率領所有部隊加入戰局,馮異於是指揮軍隊與之大戰。到了日暮時分,赤眉軍士氣衰落,於是馮異便乘機發動早先埋伏於道旁的精銳部隊,結果因為伏兵的衣服與赤眉軍的相同,使赤眉軍不能識別,以致赤眉軍大驚潰散,馮異乘勢追擊,大破赤眉軍。另一個例子是,吐蕃軍侵略臨洮,駐紮於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朘率領所屬部隊二千人前往征討,挑選奇兵七百人,換上吐蕃軍的軍服,埋伏於道旁,準備夜襲敵營,等到達距離吐蕃軍五里之地時,王朘下達命令說:「等會兒前進遭遇敵寇的時候大聲呼喊,並以軍鼓與號角相呼應。」兩軍遭遇之後,吐蕃軍被王朘軍的舉動弄得驚疑不定,再加上王朘發動那換上吐蕃軍服的七百人伏兵,結果吐蕃軍在驚疑之下,自相殘殺,死了上萬人。(〈間書.達奚武〉)而這就是讓敵人無法辨別差異所產生出的效果。
  又如春秋時期,鄭武公想要討伐胡人,所以先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胡人君主,以鬆懈他的戒心。接著在一次朝廷會議中,鄭武公徵詢群臣:「我想要用兵,有誰可以討伐呢?」大夫關其思回答:「胡人可伐。」鄭武公假裝憤怒的說:「胡人與我國,乃兄弟之國啊!你為什麼卻說要討伐他呢?」接著便殺了關其思。胡人君主聽到這件事之後,果真喪失了戒心,並撤去了對鄭國的防備,於是鄭武公乘機滅了胡人(〈韓非子.說難〉)。鄭武公的作法,正是為讓胡人以為兩國是站在同一陣線上的,而這也就是所謂的「同」。古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所以必須小心加以防備,這就是所謂的「異」。
  所以同既是團結力量的方法,也是使人沒有防備的方法;異既是分化團結的方法,也是使人防備的方法。如果在一個連續的時段上,個體變化的程度微小,或者辨識者感官不夠敏銳,或者倉促之中辨識者無法加以識別,那麼就形成了所謂的「同」的狀態。如同上文馮異與達奚武兩人的例子,在「同中見異」,使敵人無法判別敵我,最後為了活命便只能自相殘殺。又譬如孫子在〈孫子.九地〉的比喻:「夫越人與吳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也,相救若左右手。」這就是所謂的「異中求同」。
  歷史上,異中求同的例子自然也不少,如曹操在官渡之戰取勝之後,使得手下敗將袁尚與袁熙投奔遼東太守公孫康,而公孫康則一向仗恃地勢偏遠而不服曹操。等到曹操擊敗烏丸之後,有臣屬便向曹操建議:「不如乘勢征討公孫康,那麼袁尚兄弟就可擒獲了。」曹操則說:「我正要使公孫康自行斬送尚、熙兩人的首級來送給我,實在不須動用到軍隊啊!」於是曹操便直接率兵回國。之後,公孫康果然斬送尚、熙兩人的首級給曹操。諸位將帥因此請問曹操:「主公率兵回國,而公孫康卻斬送尚、熙兩人的首級,這是什麼緣故?」曹操回答:「公孫康平素畏懼尚、熙兩人,若被我逼急了,雙方一定聯合起來抵抗我;如果我緩他一緩,那麼雙方自然要互相圖謀對方,這是形勢使然啊!」(〈長短經.三國權.魏〉、〈長短經.兵權.蛇勢〉)其實曹操也是吸取了之前征討張繡的經驗,才能如此料事如神。之前,曹操因為張繡的反叛而喪失了大兒子曹昂,於是曹操在重整旗鼓之後,便打算征討張繡,軍師荀攸卻對曹操說:「張繡因與劉表互相依恃而強大,然而張繡以遊軍(沒有歸屬的軍隊)仰食於劉表,如果劉表不能供應,其形勢必然要使雙方分離。所以不如緩一緩,並去促成這個形勢發生;如果把他們逼急了,則雙方一定會互相救援。」曹操不聽,進兵至穰地,與張繡作戰,劉表果然率兵援救張繡,曹軍因此無法攻破張繡(〈長短經.兵權.蛇勢〉)。這些例子無非喻示著:當形勢危急時,即使相異的雙方也可趨於相同,而暫時拋開彼此之間的嫌隙,同心合力的對付共同的敵人,以謀求自身的生存與利益。因此「異中求同」其原理即在於「位同權均,勢不相容」(〈長短經.權議.懼誡〉)、「一山不容二虎」啊!
  「同中求異」的例子可見張遼一例。後漢末年,張遼屯兵於長社一地,軍中有謀反的人,這些人在夜裡放火製造混亂以驚嚇其他人,全軍因此都受到了擾亂。此時張遼則對左右部屬說:「不要動。這不是全營都謀反的狀況,一定是製造變動的人想要混亂人們的耳目啊!」於是便對軍隊下令:「不謀反的就安靜的坐下。」張遼並統帥親兵數十人,在陣中立定。沒多久秩序回復穩定,便找到了主謀的人,將他殺了(〈通典.兵典.兵三.料敵致勝〉)!
  又如春秋時期,楚莊王一次賞賜群臣喝酒,黃昏時,眾人都已酒酣耳熱,正當此時,燈燭正好也熄滅了,於是便有人來牽引楚莊王妃嬪的衣服,妃嬪一驚之下趕忙將其冠上的纓條扯下,然後告訴楚王說:「剛剛燈燭熄滅的時候,有牽引妾身衣服的人,妾身已經扯下他冠上的纓條,趕快要人點亮燈燭,看看誰的冠上少了纓條的就是他了!」楚王回答她說:「賞賜人喝酒,使他醉而失禮,卻奈何又想要展現婦人的節操以侮辱士人呢?」於是便命令左右喝酒的人說:「今日與寡人喝酒,不扯下冠上纓條的就是不高興了。」等群臣百有餘人都扯下纓條之後,楚王才要人點上燈火,終於盡歡而散。三年之後,晉國與楚國交戰,有一個臣子常常奮勇在前,五次交鋒五次當先,都首先擊退敵人,終於使楚軍得勝。楚莊王覺得奇怪便詢問他說:「寡人德行淺薄,又未嘗特別的對待先生(未嘗異子),先生何故像這般毫不遲疑的拼命殺敵呢?」那人回答楚王說:「微臣應當死,以前曾經因喝醉酒而失禮,是君王隱忍不殺才能活到今日的啊!微臣不敢受到了君王蔭蔽的恩德而不回報君王啊!因此常盼望能肝腦塗地,用頸部的鮮血來洗刷敵人已經很久了啊!微臣就是那個夜晚被扯下纓條的人啊!」(〈說苑.復恩〉)其中,張遼與妃嬪所用的就是「同中求異」的方法,「同中求異」也就是通過造成對象的差異化而使其無所遁形的方法。
  此外,即使作為相同,然而目的有異,則其結果也就不同了!如〈淮南子.說林〉有言:「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又如〈韓非子.說林上〉所言:「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又如卦理中「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二爻與四爻有相同的功能但位置不同,因而二爻多讚譽,四爻多恐懼,這是因為四爻接近五爻君位,容易冒犯得咎,因此常常處在恐懼之中的緣故。)。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柔」的規律,不利於疏遠的人,其功能在於避免災難,其效用在於柔順與中庸。)。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兇,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三爻與五爻有相同的功能但位置不同,因而三爻多兇險,五爻多功績,這是貴賤等級不同的緣故啊!)」(〈周易.繫辭下傳〉)因此儘管本質上的功用相同,但只要所處之位置(含形勢)不同,則其所產生的效用也就有異了!
  而差異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必須存在的,〈呂氏春秋.處方〉即言:「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所以差異是用來穩定同一的要素,而絕對的同一反而會危害差異啊!)」因此為了兼顧全局、獲得最大的效益,兵家採取的策略並非是消除軍隊中士兵所體現出的差異化,而是協調其差異化;當差異獲得了協調也就產生了「和」的狀態。然而這裡所說的差異化主要是就戰術上的生理層面的差異而言,對於戰略上的心理層面,則兵家主張必須要能「上下同欲」,而這種「得民心」的狀態才是軍隊得以取勝的根本條件。

第三節 順逆
  使古代的大力士烏獲奮力的拉扯牛尾,即使他把牛尾拉斷、把力氣用盡,也不能讓牛跟著走,這是因為逆勢而行的緣故;使一個小孩子牽引著牛鼻環,而牛就會乖乖的跟著他走,這是順勢而為的緣故(〈呂氏春秋.重己〉)。又如揭暄所言:「大凡逆勢而行而使敵人愈形堅固的,不如順勢以誘導他露出瑕疵縫隙。敵人想要前進,就顯示出柔弱的樣子以招致他的前進;敵人想要撤退,就解散包圍、給出一條生路以放縱他的撤退;敵人仗恃著威勢,就謙虛恭敬的在保存實力的同時,等待著他鬆懈怠惰的一刻。等敵人前進之後就掩襲他,等敵人撤退之後就擒拿他,等敵人驕傲之後就乘機攻擊他,等他鬆懈怠惰的時候就收拾他。」(〈兵經百言.法部.順〉)
  後文〈形勢的轉圜.勢位的優劣〉一節中也將談到的「順向策略與逆向策略」,其實也就是這種思維的體現。順勢而為,自然省力;逆勢而為,自然費力。「天時、地形、人事」三者,自然以順之為宜。只是就如同陰陽一樣,順逆也是同時存在的。「天時」的因素是無法改變的;「地形」的因素則有可以改變的,也有無法改變的;至於「人事」的因素則是可以改變的。而一件事是要順勢而為還是逆勢而為,自然也操之在人們手上。
  譬如戰國時期,楚國人與越國人常常在江流中進行舟戰。楚國人的情況是,順流而進,逆流而退,因此看見利益可以迅速前進,但當看到不利的狀況時,他想要撤退就很困難;越國人則剛好相反,逆流而進,順流而退,因此雖然看見利益時前進較為費力,但當看到不利的狀況時,他想要則撤退就很迅速了。越國人憑藉著這樣的形勢,常常打敗楚國人。此時巧匠公輸般從魯國往南遊歷到了楚國,並為楚國設計了一種使用於舟戰的器械,叫做「鉤攘」。它的用途是,可以鉤住撤退的舟船,使其無從撤退;可以攘抵住(推抵住)前來的舟船,使其無法前進。公輸般並將鉤攘與兵器做了結合,製造出了一種新的武器。楚國人因為有了這種越國人所沒有的武器,因此便憑藉著這樣的形勢,常常打敗越國人(〈墨子.魯問〉)。
  在一般的情況下,主體之所以採取攻勢是因為當時的力量較敵人為強,而之所以撤退的原因也往往是因為力量較敵人為弱的緣故。當我們順流時,其速度自然是較快的;逆流時,其速度自然是較慢的。而楚國在無法改變的形勢上,也即「順流而進,逆流而退」此一形勢上,處於劣勢;所以楚國在較強的時候前進固然可以相當迅速,但當其較弱而要撤退時,卻又要付出額外的力量在對抗逆流的阻力之上;而當戰局對其有利時,越國人卻可以順勢加速撤退的速度,使楚國難以擴大戰果。因此楚國人要想打敗越國人,他的關鍵就在於:在保持既有優勢的前提下,去除伴隨而來的劣勢。公輸般的事蹟,正可以充分的體現出「人事」在扭轉乾坤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而或許這也就是「人事」之所以一向是中國古兵家在「天、地、人」三者中所最重視的一極的緣故吧。
  然而不管是順是逆,當我們在兩者之中進行抉擇之前,總有一種東西已經先行存在了;這種東西就是構成我們或順或逆以行動的必然前提,它可以是一件事物、一種狀態、一個事件,然而不管它是什麼,它都會起到左右戰局的效用,因此它必然是一種條件,而利用這樣的條件進行取勝的作為,古兵家稱之為「因」,「因」就是「憑藉」的意思。如孫子所謂的:「所以善於用兵的人,軍隊不再徵召第二次,糧食不再運送第二次;武器裝備從國內取得,糧食則從敵人那裡獲得補充,因此軍隊的糧食就可以充足了!(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所謂的「因糧於敵」也就是憑藉著敵人取得糧食的意思。孫子並認為如此的作法將使我方得以憑藉著敵人的力量而更加的強大,即:「車戰時:獲得戰車十輛以上的,賞賜那個率先獲得的人,並且更換戰車的旗幟;將獲得的戰車混雜編列加以使用,將投降的士卒分散編列加以運用,這叫做戰勝敵人而更加強大。」(〈孫子.作戰〉)。
  除此外,孫子更在〈孫子.實虛〉提出:「夫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走下;兵勝,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兵無成勢,無恒形,能與敵化,之謂神。」而所謂的「因敵而制勝」也就是憑藉著敵人自己所提供的條件取勝敵人的意思,而這樣的條件也就是孫子在〈孫子.形〉中提到的:「古時候的用兵高手,先設法讓自己不可被敵人取勝,再等待敵人可以被自己取勝的時機;不可被敵人取勝的主動權操在自己手上,可以被自己取勝的主動權操在敵人手上。所以用兵高手,能使自己不可被敵人取勝,而不能使敵人可以被自己取勝。所以說:勝利雖然可以預知,卻不可以操控啊!在敵人不可取勝的時候,防守;在其可以取勝的時候,進攻。防守則可使力量常保有餘,攻擊則會使力量因耗損而不足。……所以高明的人,先站立在不能被打敗的地方,而不會喪失打敗敵人的良機。(故善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也就是說敵人之所以「可勝(可以被取勝)」實在是由於他自己的失誤所致,而我方得以憑藉著這樣的條件取勝敵人,也就是掌握到了取勝的時機,也就是孫子所謂的「不失敵之敗也」。
  孫臏說:「所以有形的敵人,莫不可以命名;有名的敵人,莫不可以取勝。因此聖人運用萬物相互克制的特點來戰勝萬物,所以他的取勝之道是不會窮盡的。戰鬥,是以彼此的形體來相較出勝敗的。形體莫不可以取勝,但卻莫能得知他是用什麼形體來取勝的。以此形體勝彼形體的變化,如天地運轉一般,沒有窮盡。」(〈孫臏.奇正〉)所以若要能絕對的「立於不敗之地」,軍隊便必須達到「無形(沒有形體)」的境界。這也就是孫子所說的:「軍隊形體變化的極致,就是沒有形體。軍隊沒有形體,那麼即使是深藏的間諜也不能窺視他,即使是高明的智者也不能圖謀他。憑藉著形體而制定出取勝眾人的策略,眾人都不能知道,人們都只知道我所用以取勝的形體,而不知道我所用以制定出取勝形體的原理。因此戰勝之後不應執著於重複使用同一個形體,而應該沒有窮盡的隨著敵人的形體來加以變化。」(〈孫子.實虛〉)正是因為「無形」,所以敵人才沒有辦法憑藉我方之「形」來制定取勝的策略。
  〈淮南子.兵略〉也提出:「凡物有朕,唯道無朕(凡是事物都有形象,只有道沒有形象。)。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道之所以沒有形象,是因為它沒有恒常的形勢之緣故。)。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不能得知其規律)。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具有形體的,是天下人都能共同看到的);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記載在書籍中的,是世人都能共同學習到的;這些都是憑藉著形體而取勝的,善於運用形體的人是不效法它的。)。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而之所以最重視道,正是重視它沒有形體啊!)。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揆)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眾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用安靜來攻擊躁動,用治理來等待混亂,用無形來制服有形,用無為來應對變化。)。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敵人先我而動,則是顯現出其形體啊;他躁動而我安靜,則是疲憊他的力量啊!)。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形體顯現則勝利便可以控制了,力量疲憊則威勢便可以樹立了!)。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觀察敵人所作所為,憑藉著其作為而與之變化;觀察他是採用邪路或正途,以用來宰制他的命運;用他所想要的東西來引誘他,以疲憊他的腳力。)。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朴之(敵人若露出了破綻,便緊急的攻擊這個破綻,極盡其變化而束縛他,耗盡其節度而推倒他。)。……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搴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而這豈非也就是孫子所謂的:「昔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全勝也。」(〈孫子.形〉)
  「因」的概念自古為兵家所重,如〈孫子.火攻〉:「行火有因,因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火攻必須有所憑藉,才能取得功效。而〈呂氏春秋.貴因〉則認為:「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擒,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
  又如〈呂氏春秋.順說〉所說:「善於遊說的人就好像靈巧的武士,憑藉著別人的力量以作為自己的力量;憑藉著他的來勢而引導其前進,憑藉著他的去勢而引導其後退;不事先陳設自己的形象,而隨著對象的生長進行變化,就好像言語與回聲的狀況一樣;隨著對象的盛衰進行變化,以便達到自己的目的;那麼他的力量即使很大,才能即使很強,適足以讓我方利用來宰制其命運而已。順著風向而呼喊,聲音並沒有得到加速啊(然而卻傳得更遠);登高而觀望,目光並沒有更加光明啊(然而卻看得更遠);這是因為其所憑藉的東西有所便利的緣故啊!」
  而〈呂氏春秋.君守〉則說:「凡是奸邪陰險的人,一定有所憑藉。憑藉著什麼呢?憑藉著君主親自做事。君主喜好自己做事,那麼遵守職位的臣屬就會捨棄職位所應做的事而去逢迎君主所做的事啊!逢迎君主所做的事,當有了過錯發生,君主也就無從責備他了,那麼君主就會一天天受到侵害,而臣子則會一天天得勢。」
  而〈李衛公兵法.將務兵謀〉對「因勢」的解釋則為:「若因敵怠慢,勞役飢渴,風浪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時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這些由敵人所提供的條件即為在〈形體的破立〉之「勝於易勝」中所提到的種種條件。而想當然,敵人只不過是包含於天地人三極的所有條件中,主體所能憑藉的對象之一罷了!
  而「因」的重要性,又可見於各家之論述,如〈黃帝四經.稱〉:「行而行,處而處。因地以為資,因民以為師;弗因無神也。」及〈文子.自然〉:「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于天下矣。」及〈呂氏春秋.決勝〉:「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不可窮之謂神,神則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可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摶(戰勝犯有過失的軍隊,一定要隱蔽、一定要微小,一定要集中、一定要團結。)。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隱蔽就能戰勝明顯的敵人,微小就能戰勝顯著的敵人,集中就能戰勝分散的敵人,團結就能戰勝分崩離析的敵人)。譬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就好像各種依靠齒角爪牙進行搏鬥、抓取、抵拒、撕咬的野獸,他們使用齒角爪牙的時候,一定依託於卑微隱蔽,這正是他們所以成功取勝的原因啊!)」

第四節 先後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引《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先於敵人而行動有震驚敵心的功效,後於敵人而行動則要等待其衰蔽的時機。)」而〈文子.道原〉有言:「掌握了道(規律)以用來對付相應的變化,則先發者可以制服後發者,後發者也可以制服先發者。」至於尉繚子則認為:「思慮必須早點決斷、計謀必須事先制定,如果計謀沒有事先制定,思慮沒有早點決斷,則軍隊的進退行動就沒有辦法確定,疑慮一生必然失敗。所以正兵貴在先發,奇兵貴在後發,或先發或後發,以能制服敵人為依據。」(〈尉繚子.勒卒令〉)
  「先、後」與「出發、到達」排列組合有四種變化,「先發先至、先發後至、後發後至、後發先至」,到達的地方若不是戰場就是敵我雙方共同的競爭目標,所以結果才是我們所重視的,因此唯有「先至」的結果才對我們有利。排除之後,便剩下「先發先至、後發先至」。孫子在〈孫子.軍爭〉中提到:「凡是用兵的法則:將帥接受君主的命令,會合軍隊、聚集兵眾,軍門相交而紮營,這些行動都比不上敵我雙方軍隊競爭某一目標困難。雙方軍隊相互競爭的困難之處在於,要能將迂曲轉變為直路,將禍患轉變為利益。所以迂曲我方行軍路徑,以麻痺敵人,並用利益引誘他,以阻滯其行動,而因此得以後一步出發卻先一步到達的人:是知道如何運用迂直策略的人啊。」
  在相同的速率與距離的前提之下,先發的一定先至,後發的一定後至。而在相同的速率與同時出發的前提之下,距離近的(直路)一定先至,距離遠的(迂曲之路)一定後至。這無非就喻示著,距離遠而想先至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使我方的速率快過敵方,但就現實層面而言,與其提升我方的速度而使我方面臨體力透支等等風險,倒不如讓敵人因鬆懈而減緩速度(迂其途),或者讓敵人因為貪戀利益而阻礙了自身的行動(誘之以利)來得划算。
  唐朝時,李靖奉命討伐荊州,襲擊蕭銑。李靖雖已備好戰船,但為了實施奇襲,於是便在江中投下開始造船時才會產生的木料,使居於下游的蕭銑看見,以讓蕭銑誤以為:李靖才剛剛開始造船而已;也就是說李靖目前沒有戰船。當時江水高漲,而三峽路險,因此若想率大軍迅速進攻蕭銑,必須使用船隻。而蕭銑因為看到了木料,因此推斷李靖要造完船隻至少也需要個把月的時間,於是便認為李靖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前來,因此便沒有加以戒備。李靖便乘機進攻,滅了蕭銑(〈長短經.兵權.變通〉、〈舊唐書.李靖傳〉)。此例,李靖正是利用人們的知識推理,在時間上形成奇襲的功效。
  〈孫子.九地〉云:「開始的時候應該表現出像處女一樣的幽靜,使敵人因此喪失了戒心而打開門戶;此後則應該表現出像脫逃的兔子一樣的迅速,使敵人因此來不及抗拒抵禦。」
  〈淮南子.兵略〉則云:「影子不為彎曲的物體而伸直,聲響不為清澈的聲音而混濁。觀察敵人所用以攻擊的形體,各自以勝過該形體的形體來對付他。因此仗義而行動,推敲道理而行事,申明節制而加以決斷,憑藉著資源條件才能取得成功。使敵人知道我所出發的地方而不知道我所進入的地方,知道我發動了軍隊而不知道我所集結軍隊的地方。開始行動的時候就像狐狸一樣,敵人因此才肯輕易前來;交戰的時候就像兕虎一樣,敵人因此而奔走逃命(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飛鳥抓取獵物的時候一定先低著頭,猛獸捕抓獵物的時候一定先藏起利爪,虎豹不把牠的利爪暴露在外,而其噬咬獵物的時候也不顯露出牙齒。所以用兵之道,用柔和的假象來向敵人做展示而用剛硬的實體來迎擊他,用虛弱的假象來向敵人做展示而用堅強的實體來趁機攻擊他;先擺出收斂的姿態再以擴張的姿態來應付他,將要往西卻用往東的假象來向敵人做展示;先違背而後符合,前面晦暗而後面明亮,就好像鬼一樣不留痕跡,就好像水一樣沒有創傷。所以所指向的地方不是所要去的地方啊,所看見的事物不是所要圖謀的事物啊!我方的舉措動靜,敵人都不能識別,因此我方的攻擊行動就好像雷擊一樣,使敵人不可事先做出防備。所採用的方法不重複,所以可以百戰百勝。與幽玄、光明相通,沒有人知道他的門路,這就叫做至極的神妙。」
  姜太公也說:「沒有從人民身上取得東西的人,才是能取得民心的人;沒有從國家之中取得東西的人,才是能取得國家的人;沒有從天下之中取得東西的人,才是能取得天下的人。不從人民身上取得東西的人,人民將使他得利;不從國家之中取得東西的人,國家將使他得利;不從天下之中取得東西的人,天下將使他得利。要達到這種效果,運用的方法不可被看見,從事的事情不可被聽到,制勝的謀略不可被知道。微妙啊!微妙啊!猛禽將要攻擊獵物,一定先低飛而收斂雙翼;猛獸將要捕抓獵物,一定先放低耳朵而俯伏於地;聖人將要採取行動,一定先表現出愚笨的樣子。」(〈六韜.武韜.發啟〉)
  老子也說:「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要收斂他,一定要先擴張他);將欲弱之,必姑強之(將要削弱他,一定要先增強他);將欲去之,必姑與之(將要去除他,一定要先協助他);將欲奪之,必姑予之(將要奪取他,一定要先給予他)。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這叫做微微的光明,柔弱勝過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兒不可脫離深淵,國家的利器,不可以向他人展示)。」(〈道德經.三十六章〉)先示弱、示柔、示親、示好等等,無非就是要使人失去戒心而不設防;等敵人不加以防備之後,再以原本的形體加以攻擊,也就是以實擊虛,往往易於取勝!
  戰國時期,田莘為陳軫向說秦惠王說:「微臣恐怕君王會像虢君一樣。當時晉獻公想要討伐虢國,而忌憚舟之橋的存在。臣下荀息便對他說:『《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美女可以毀滅諫臣)。』於是晉獻公便贈送女色給虢君以擾亂他的政治。舟之橋上諫虢君卻不被聽從,於是便離開了虢國。晉獻公因此而討伐虢國,把他滅了。晉獻公又想要討伐虞國,卻忌憚宮之奇的存在。荀息又對他說:『《周書》有言:美男破老(美男子可以毀滅老臣。老臣,年老色衰不再受寵的臣子。宮之奇與虞國國君從小一起長大,受寵,而今已色衰矣。)。』於是晉獻公便贈送美男子給虞君,並教唆美男子在虞君的面前詆毀宮之奇。宮之奇上諫卻不被聽從,於是便逃離了虞國。晉獻公因此而討伐虞國,也將他滅了!今日秦國雖自以為有稱王的本事,但能危害秦國稱王天下的國家,是楚國啊!楚國知道橫門君(秦國將領)善於用兵而陳軫有智謀,所以用韓、魏、趙、燕、齊五國來烘托張儀的權勢,使其前來威壓秦國。如果張儀來秦國,一定會詆毀這兩個人,希望君王不要聽從啊!」張儀果然來遊說秦王,並藉機說了陳軫的壞話,秦王聽後憤怒而不採納。(〈戰國策.秦策一.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
  又如,周朝宰相呂倉為周王引見一位客人,前宰相工師藉害怕這位客人對周王說自己的壞話,於是便請人對周王說:「這個客人,是個辯士啊!然而可惜他有個缺點是喜歡毀謗別人!」(〈戰國策.東周策.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
  又如,隸屬東方墨者的祁射子將要前往西方去晉見秦惠王。秦惠王便向秦國的墨者唐姑果詢問祁射子這個人。唐姑果擔心秦惠王會認為祁射子比自己賢能,於是便回答說:『祁射子,是東方的辯士啊,他的為人非常陰險,將會竭力遊說以搏取太子的歡心。』秦惠王於是懷藏著憤怒之氣以等候祁射子。祁射子到了秦國之後,勸說秦惠王,但秦惠王就是不採納他的意見。祁射子很不高興,於是告辭而去。(〈呂氏春秋.去宥〉、〈說苑.雜言〉、〈淮南子.脩務〉)田莘、唐姑果用的就是先下手為強的策略,即先行為秦惠王預設一個立場、建立一個成見,於是當張儀與祁射子進行遊說時,這個立場與成見也就發生效用了!如果田、唐兩人是在張、祁兩人遊說之後再說他們的壞話,那麼秦惠王便會把他們當成因嫉妒而進讒言的人了!而工師藉採用的也是同樣的手法。
  關於先與後還有一種關係,如〈淮南子.說林〉所言:「弓要先進行調整然後才追它的求勁道,馬要先進行訓練然後才追求牠的良善,人要先驗證信用然後才追求能力。」又如〈韓非子.說林下〉所言:「桓赫說:『雕刻之道,鼻子不如先雕大的好,眼睛不如先雕小的好。鼻子雕大之後還可以再雕小,先雕小了就不能再雕大了啊!眼睛雕小之後還可以再雕大,先雕大了就不能再雕小了啊!』所有的事情都像這樣,只因為已經發生的過程不可以回復啊,如果凡事都能全盤考量那麼事情也就很少失敗了啊!」


第五節 常變
  戰國時期,魏國聯合趙國攻打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齊國最後派遣田忌為將,率兵前往援救。田忌採用軍師孫臏的策略,不去進攻魏、趙聯軍,而直接進兵魏國首都大梁城。魏將龐涓果然領兵回國援救大梁。等魏軍回到大梁之時,齊軍已經向西撤退。在齊軍進入魏國之前,孫臏曾對田忌建議:「魏國的軍隊向來悍勇而輕視齊軍,認為齊軍非常怯弱。善於用兵的人,當憑藉著這樣的形勢而以利益誘導敵方,使敵方順勢而為。兵法上說:『快速前進百里的距離而去競爭利益的,則上等的將軍也將被擒獲。』因此我們當使齊軍進入魏國境內時,使用十萬灶來做飯,明日為五萬灶,再明日為二萬灶。以使魏軍更加加深齊軍怯弱的念頭。」田忌聽從了孫臏的建議。當龐涓看到齊軍的食灶每日都在劇烈減少之後,不禁高興的說:「我早就知道齊軍怯弱了。進入我國境內不過三天,而士卒逃亡的卻已過半。齊軍的末日到了啊!」於是便放棄步兵,只與輕銳部隊使用兩倍於平常的速度,全力追逐齊軍。孫臏計算龐涓的速率,在日暮的時候當到達馬陵。馬陵道路狹窄而多險阻,可以伏兵。於是孫臏便在馬陵道上的一棵大樹樹幹上剝掉樹皮寫下:「龐涓死於此樹下」的字樣,並命令萬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於道路兩旁,約定說:「看見火把後便萬弩齊發。」龐涓在夜晚時,到達樹幹之下,看見樹幹上有字,於是點燃火燭,想要閱讀樹幹上的文字。齊軍萬弩齊發,魏軍大亂;最後魏軍大敗,龐涓自刎而死(〈長短經.兵權.變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後漢時期,虞詡身為武都太守,奉命討伐反叛的羌人,羌人於是率領數千名的軍隊將虞詡軍遮擋於陳倉、崤谷,虞詡則停止軍隊不再前進,並向朝廷上書請求派兵增援,要求須等到援兵到了再發動軍隊進攻。羌人聽到之後,便分兵抄掠旁邊的縣邑,虞詡憑藉著羌人兵力分散的時機,日夜趕路,總共多走了百餘里的路程。於是命令官吏士卒每日增加一倍的食灶。羌人看見虞詡軍隊的食灶每日增加一倍,於是便不敢進逼。後來便有將領請教虞詡:「孫臏減灶而君增之。兵法上說:『日行三十里,以保存力量來應付意外的狀況。』而今卻日行二百里,這是什麼緣故?」虞詡回答說:「敵人的人數眾多,我軍的兵力較少。如果我軍徐行(緩慢行軍),便容易被他們趕上;若我軍速進(迅速前進),那麼他們便無法猜測出我方的虛實了。而且敵人看到我軍遺留的灶跡日漸增多,一定會認為是有援軍陸續加入的緣故。孫臏的策略是示弱,而我的策略是示強,這是因為我與他所處的形勢不同的緣故啊!」等到到了武都郡之後,虞詡的兵力仍然不滿三千人,而羌人的軍隊有萬餘人之多。羌人圍攻赤亭共數十日,虞詡於是下令軍中,先不使用強弩而使用小弩。羌人因此以為虞詡的箭弱而射程短,無法打到他們,於是便合併兵力迅急進攻。虞詡於是執行使二十名強弩手一起射擊一個人的策略,結果發射之後沒有沒射中的,羌人大驚震恐,於是便下令撤退。虞詡因此出城奮力攻擊羌人,殺傷很多。明日,將軍隊悉數列陣,命令他們從東郭門出去,由北郭門進入,然後更換衣服,如此巡迴周轉數次。羌人因為不知道虞詡軍隊總共有多少人,便更加的互相恐懼不安起來。虞詡推算羌人應當要退兵了,便暗中派遣五百餘人在淺水的地方設下埋伏,等候羌人逃走經過。羌人果然從這條路線逃奔,伏兵因而發動襲擊,終於大破羌人。(〈長短經.兵權.變通〉、〈通典.兵典.兵六.示強〉)
  孫子在〈孫子.計〉中提到:「兵者,詭道也。」詭道,就是異於常道的意思。「兵法」或者說「策略」的發明,原本就是為了取勝,所以這些行之有效與長久的兵法,其理論基礎必然符合自然的規律。所以違背兵法規則,在一般的情況下也就必然要導致失敗。只是,依照常人的思維模式,又有哪一個有智慧的將帥會故意去自取滅亡呢!於是在這樣的推論之下,便造成了即使違背兵法也可以取勝的一個規則中的例外。譬如上例中,虞詡軍隊的食灶每日增加一倍,除了延緩就食時間、耗費大量物資、削弱更多力量之外,其日行二百里更是讓士卒體力透支之舉,如果此時羌人勇敢進攻,虞詡必敗無疑。只是既然虞詡日行二百里,那麼羌人要追上他自然也要付出相等甚或更多的力量,再加上要在行軍中維持眾人的秩序,所以此時羌人的體力自然也處於衰落狀態,只是比起虞詡軍自還略勝一籌,何況一個在逃,一個在追,兩者的心境自然相差懸殊。且不論衰弱的體力容易削弱勇氣而對決策過程產生影響,就以正常的狀況推理,當羌人一見虞詡軍的食灶每日倍增,在信息缺乏的情況下,自然要產生有援軍陸陸續續加入虞詡軍的錯覺,而最終使其不敢發動攻擊。常態性規則的突然改變,必然要讓習於此道的人手忙腳亂;而一個人的習慣如果突然改變,一樣也能造成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功效!
  又如後漢時期,曹操決定親征張繡,以報殺子之仇,軍師荀攸向曹操說:「張繡是因為與劉表聯合才顯得強大。而張繡的軍隊因為是以游擊戰為主,所以糧食的供給一向仰仗劉表。如果劉表不能供給他,二人勢必結束合作關係。所以不如用緩兵之計,先使人去利誘劉表,一定可以讓他結束與張繡的盟約;到時,張繡將不戰自敗。但如果現在便急攻張繡,劉表勢必會派兵援救他。」曹操因為痛恨張繡到了極點,所以沒有聽從他的建議,於是便進軍穰城,將張繡包圍了。該年五月,劉表果然派兵來救張繡,並斷絕了曹軍的退路。這時,曹軍派在袁紹方面的間諜傳來了袁紹的謀士田豐曾勸袁紹趁機襲擊許昌以劫持漢獻帝的消息;曹操害怕許昌有失,便下令撤退。張繡一見曹操撤退,便想出去追擊,賈詡對他說:「不能追,追到了就一定要打敗仗。」張繡不聽,便領兵去追。張繡的追兵使得曹軍無法繼續前進,因此便連營休息,此時曹操寫信向荀彧說:「賊來追我,雖然日行數里。但我用計策將他們誘到安眾,則張繡必為我所敗。」到了安眾,張繡與劉表軍守著險要之地,一前一後包圍了曹軍。曹操便在夜裡鑿穿了一條地道,先將輜重都運過了,再在附近埋伏了一隊奇兵。明日,張繡一見曹軍軍營空無一人,以為曹操已經逃遁了,便率軍去追。曹操於是以埋伏的奇兵與本軍步騎夾攻張繡,大敗張繡。
  張繡大敗回來後向賈詡說:「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於是賈詡對張繡說:「趕快再追上曹軍,這次再戰,一定會獲勝。」張繡辭謝說:「不聽先生的勸告,才到了這個地步。但如今既然已經戰敗了,為什麼還要追呢?」賈詡回答說:「情勢有了變化,趕快前往追擊,一定得利。」張繡這次聽從了賈詡的話,便收聚因戰敗而分散的士兵,再次追上曹軍大戰一場,果然取得勝利。張繡得勝回來後,問賈詡說:「繡用精兵追擊退軍,而先生說必敗;再以敗卒追擊勝兵,而先生說必勝。結果都如先生所言,這是為什麼?」賈詡說:「這答案很容易知道。將軍雖然擅長用兵,但仍不是曹公的對手。曹軍首次撤退,曹公一定會親自斷後。追兵雖然精良,但將領卻不是對方敵手;再加上對方的士兵也很精良,所以知道將軍必敗無疑。而曹公攻擊將軍並沒有失策的地方,如今力量尚未用盡,便行撤退,一定是因為他的國內發生了變故。因此曹公既然已經打敗了將軍的追兵,必然會輕裝趕回國內。即使留下了諸位將領斷後,這些將領雖然勇敢,也不是將軍的對手,所以雖然用敗兵去作戰,也一定會取勝。」張繡聽罷,衷心折服。(〈三國志.魏書.荀攸〉、〈三國志.魏書.賈詡〉、〈長短經.兵權.利害〉)
  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德經.四十章〉)也正因賈詡的策略違反常規,所以即使老謀深算如曹操者也要失算了!而在此之前,則有一個相反的例子:王霸與馬武在攻破周建與蘇茂的營壘之後,周建與蘇茂再次聚集軍隊向王霸等挑戰,王霸卻堅守不出,軍吏們都對他說:「蘇茂前日已經被我方攻破了,因此現今是很容易攻擊的啊!」王霸回答說:「不然。蘇茂客兵(為客之軍隊)遠道而來,糧食不足,所以屢次挑戰,想要試著僥倖取勝。今日我軍關閉營門讓士卒休息,這是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高明中的高明啊!』」蘇茂與周建既然得不到作戰的機會,便率軍回營。當夜,周建兄長的兒子周誦反叛,關閉城門抵拒周建,蘇茂與周建不得已只好率軍逃遁而去,而周誦則舉城投降王霸。(〈通典.兵典.兵八.敵飢以持久弊之〉)此例則是不與已被打敗過的軍隊再次作戰,與賈詡一例正是主客易位。因此可以說王霸遵從了吳起在〈吳子.論將〉中所提出的:「故將之所慎者五:……四曰戒……戒者,雖克如始戰(雖然打贏了卻好像才剛要作戰一樣)」而曹操則因為沒料到賈詡高明如此,最終使軍隊嚐到了敗績。
  又如西漢時期,匈奴大舉入侵上郡,漢武帝指派某位在宮中得寵的貴人去跟李廣學習與匈奴作戰的兵法。這天,貴人率領數十位騎兵在原野上放縱馳騁,結果遇到三名匈奴人,雙方便發生了戰鬥。結果那三名匈奴人返身射箭,傷了貴人,並幾乎將貴人的騎兵殺盡。貴人勉強逃到李廣所在地,李廣見狀後,研判道:「那三人一定是射雕的獵人。」於是便率領百名騎兵前去追趕他們。而那三名匈奴人因為馬戰死了,所以只好用走的,走了數十里後,終於被李廣趕上。李廣於是令他的騎兵分左右兩翼夾擊那三名匈奴人,而由他自己射擊那三人,殺了二人,俘擄了一人,一問那人,果真是射雕的獵人。但就在將這人綁縛上馬後,李廣軍竟望見了數千名的匈奴騎兵;而對方也看見了李廣,並以為李廣的騎兵是漢軍放出的誘餌,所以都十分驚訝,於是便趕緊上山列陣防守。李廣手下數百名騎兵見勢也非常恐懼,都想掉頭逃跑。李廣便對他們說:「我們離大軍本營有數十里的距離,而我們僅有百名的兵力,如果現在掉頭就走,匈奴軍隊一定會出兵追擊,將我們射殺逮盡。如果現在我們反而留下不走,匈奴人會以為我們是漢軍的誘餌,所以一定不敢攻擊我們。」於是便向眾騎兵大聲下令道:「前進。」一直前進到接近匈奴軍列陣處二里後的距離才停止,接著又大聲下令道:「都下馬解鞍。」此時有一位騎兵不安的向李廣說:「匈奴軍人數眾多,而且離我們又近,如果有什麼緊急的狀況發生,要如何是好?」李廣鎮定的答道:「匈奴軍原本認為我們會逃走,如今我軍反而下馬解鞍,是要讓他們以為我們不會逃走,而下馬解鞍正是為了要他們對此確信不疑。」眾騎兵依令行事後,匈奴騎兵果真不敢出擊。並且從他們的軍中出來了一名白馬將軍,想保護他們的軍隊。李廣見狀,便與十多名騎兵上馬奔前,射殺了那名白馬將軍,接著又回到自己的騎兵隊中,解鞍後,命令士兵們都放縱馬兒坐臥休息。這時太陽正好下山,匈奴人始終對李廣軍的舉動感到奇怪不解,因此不敢冒然出擊。到了半夜的時候,匈奴軍也以為附近有漢軍的伏兵想在黑夜之中偷襲他們,於是便率軍撤退。天亮時,李廣才率軍從容的回到大軍本營。而大軍原先因為不知道李廣軍的去向,所以並沒有出去尋找。(〈史記.李將軍列傳〉)
  又如隋朝時期,隋文帝曾經詢問高熲討伐陳國的策略,高熲回答說:「江北地域寒冷,田間收割較晚;江南地域溫熱,水田比較早熟。因此度量他們將要收割田地的時機,略微徵調士卒馬匹,聲言將要掩襲陳國,他們一定會駐紮兵力以為守禦,這樣就足以讓他們荒廢農時了。而當他們已經聚集了軍隊之後,我軍便解散徵調的軍隊,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讓他們習以為常。那麼以後我軍再次徵集士兵的時候,他們一定不會相信我軍會有所動作了;等待他們如此猶豫的頃刻,我軍便渡過江河,登陸作戰,軍隊的士氣便可以得到加強。又江南土壤較薄,房舍周圍多種植竹茅,而所有的物資積蓄,都不是用地窖做為儲存之處。我軍可以秘密派遣間諜,憑藉著風力縱火,等待他們一修建完畢之後,便再一次縱火燒掉它。如此不出數年,他們的錢財與人力就會全部被我軍耗盡了。」隋文帝實行了他的策略,於是陳國日益衰弱。七年之後(開皇九年),晉王楊廣大舉討伐陳國,以高熲為元帥長史,三軍的行動都聽從高熲的指揮決斷,隋軍便如期的滅掉了陳國。(〈隋書.高熲傳〉)
  〈淮南子.說林〉:「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荀子.議兵〉說:「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孫子.計〉則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預傳也。」李廣面臨緊急情況時所採用的應變策略正是基於此種原理,因為這樣的作為是如此的不合理、不符常規,所以匈奴人不認為一個正常人會做出這種冒險的事,何況是大名鼎鼎的飛將軍李廣;然而正常人固然不會產生這種行為,但是促成這種行為的卻並非只有不正常的心理,而顯然的還有臨時發生的狀況。這樣的事例過往的歷史似乎一再地重演,如空城計、空營計等,其消除這種不確定性疑惑的唯一辦法就是收集到足夠研判出真實狀況的信息。然而受限於時空條件,臨時想要把信息收集完整以供判斷,往往是難以迅速辦到的。因此孫子將「用間」當成是軍事上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三軍賴以行動的依據。而高熲的作法則是人為的、有計畫的造成這樣的一種態勢,並使敵人的心中產生「成見」,從而使此「成見」影響其判斷的結果,進而造成行動上的失誤。因此吳起有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吳子.治兵〉)而〈唐李問對.卷下〉則記載:「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李靖)良久曰:『誠如聖言。太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然而違反常規也就是施行詭道,並不一定能保證勝利的到來,詭道充其量只能起到對攻擊行動有所「助益」的功效而已。如賈詡之例,如果張繡之前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曹操的緣故,而是因為軍隊不如敵軍,那麼即使曹操已經離開,張繡要取勝曹軍也並非施行詭道就可達到的。所以,真正能保證軍隊可以穩操勝券的,不是無盡的詭道,而是一定的實力。


第六節 難易
  古代有一個君主想要用千金買到千里馬,可是花了三年卻怎麼也買不到。於是有人自願為其君主求得千里馬,君主同意了他的請求。結果三個月後那人就買到了千里馬,只是馬已經死了,但那人卻用五百金買了這匹死千里馬的骨頭。他回來後如實向君主報告,君主大怒說:「我所求的是活馬,為什麼你卻為了一匹死馬花了五百金!」那人回答說:「買死馬尚且花了五百金,何況是活馬呢!因此天下人一定都以為君主是真的能出好價錢的人,千里馬不久就會自動送上門來了。」不到一年,果真買到了兩匹千里馬(〈新序.雜事三〉)。死馬都能賣五百金,這在常人的眼中是不可能的、困難的,可是事實擺在眼前,由不得人們不信。那麼相對的,可能的、容易賣出的活馬,豈非不止這個價錢。因此困難的事都可能實現了,何況是容易的事呢!
  戰國時期,魏國派吳起治理西河一地。吳起上任之後想要取信於民,於是當天晚上便在南門之外置立了一個表牌,並告示城邑中的人民說:「明天有人能將南門之外的表牌推倒的,賜為長大夫。」隔日,時間已經接近黃昏了,卻仍然沒有任何人去推倒表牌。人民互相交談說:「這件事是一定不可能守信的。」此時有一個人說:「去試試看,頂多得不到賞賜而已,又有什麼損傷呢?」於是便前去推倒表牌,並去謁見吳起。吳起馬上將他封為長大夫。晚上又再立了一個表牌,又告示城邑之民與之前相同的內容。結果城邑人民都競相去推倒表牌,只是這次的表牌已經深深植入土中,所以無法推倒,最終無人得到賞賜。從此之後,人民便相信了吳起所定下的賞罰法令(〈呂氏春秋.慎小〉)!推倒表牌如此容易的事情都能獲得重大的賞賜,何況是其他困難的事情呢!
  又如西漢六年正月,劉邦冊封功臣,張良未曾有過戰功,劉邦卻說:「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這是子房的功勞啊!子房自行選擇齊地三萬戶。」張良回答說:「初起時,微臣從下邳興起,與皇上會合於留這個地方,這是上天把臣授給陛下啊!陛下採用微臣的計策,幸運而常常料中,微臣情願封於留就足夠了啊!不敢當齊地三萬戶。」劉邦於是冊封張良為留侯。而從蕭何以下之其餘的功臣都沒有獲得冊封。於是群臣都暗自感到疑慮,恐怕得不到冊封,心中都感到不安穩,有搖動的心志。劉邦在雒陽南宮的臺上因此看見群臣往往互相坐在沙中說話,劉邦對此感到奇怪,便問張良說:「他們在說什麼?」留侯回答說:「陛下不知道嗎?這是在圖謀造反啊!」劉邦回答說:「天下已經安定,何故要謀反?」留侯回答說:「陛下起於布衣,與這些下屬平定天下,而陛下已經成為天子,但所冊封的都是蕭何、曹參這些故交,所誅殺的都是平生所怨恨與有仇的人。現今軍吏計算功績,認為天下不足以用來做普遍的冊封,這些下屬畏懼陛下不能盡數冊封,又懷疑平生過失恐怕遭到誅殺,所以才群聚圖謀造反啊!」劉邦感到憂慮的問說:「那該怎麼辦呢?」留侯回答說:「主上平生所憎恨的人,且為群臣所共同知曉的,誰是最嚴重的呢?」劉邦回答說:「雍齒與我有故交,卻屢次的窘辱我,想要殺掉他,只因為他的功績很多,所以才不忍心。」留侯說:「現今情況緊急,先冊封雍齒,以昭示群臣。群臣們見到雍齒得到冊封,他們的心裡也就自行堅定了啊!」於是劉邦設置酒席冊封雍齒為什方侯,並緊急下詔要丞相、御史議定功績進行冊封,群臣吃完酒席之後,都歡喜的說:「雍齒都封侯了,我輩沒有禍患了啊!」於是都回心轉意,不再圖謀造反了。(〈新序.善謀下〉)是啊!連最不可能受封的雍齒都被封侯了,其他人被冊封又會是什麼困難的事呢!如此,又何必造反!
  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病危,齊桓公前往慰問他,齊桓公對管仲說:「仲父(意為第二個父親,乃對管仲之尊稱。)的病情很嚴重了啊!如果有個萬一,仲父對寡人有什麼詔示嗎?」管仲回答說:「既然君王有這個命令,那麼臣就揭示它吧!雖然如此,但是君王還是不會施行的啊!」齊桓公說:「仲父命令寡人向東,寡人就向東;命令寡人向西,寡人就向西。仲父對寡人的命令,寡人敢不遵從嗎?」管仲便整理好衣冠起身對齊桓公說:「臣希望君王遠離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這四個人。易牙以烹調的才能來服侍主公,主公對他說:『只有蒸嬰兒未曾嚐過』,於是易牙便蒸了他兒子的首級來獻給主公;人之常情沒有不愛自己的兒子的啊,如果連自己的兒子都不愛了,又將如何對待主公呢?主公善於嫉妒,所以喜歡自宮的人來治理宮內,豎刁便自宮來為主公治理宮內,人之常情沒有不愛自己的身體的啊,如果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愛了,又將如何對待主公呢?公子開方服侍主公十五年了,卻從不回家探視自己的親人,而齊國與衛國之間也不過才數日的路程,人之常情沒有不愛自己的親人的啊,如果連自己的親人都不愛了,又將如何對待主公呢?臣聽說:致力於作偽的不能長遠,掩飾虛假的不能長久。那活著時不做好事的人,死時必不得善終。」齊桓公又問說:「堂巫明察生死,能去除嚴重的疾病,還可以懷疑嗎?」管仲回答說:「生死是天命注定的,嚴重的疾病則是人為的失當所產生的。君主不聽任命運而守住根本,卻仗恃著堂巫,他將因此而無所不為啊!」齊桓公聽了之後說聲好,後來管仲死了之後,齊桓公果然因為憎惡這四個人而廢除了他們的官職。然而驅逐了堂巫,結果嚴重的病痛就發作了;驅逐了易牙,結果就嚐不到好味道了;驅逐了豎刁,結果宮中的秩序就混亂了;驅逐了公子開方,結果朝政就得不到治理了!齊桓公因此說:「唉!聖人也有出錯的時候嗎?」於是便恢復了這四個人的職位,一年之後,這四個人率眾作亂。結果齊桓公被活活的餓死在自己的臥室之內,死時後悔不已!(〈管子.小稱〉、〈呂氏春秋.知接〉)
  管仲的推理無非是如此的簡單:對自己殘忍這麼困難的事都做得出來了,何況是對別人殘忍的事呢!後來樂羊討伐中山國的時候,中山國殺掉了樂羊做為人質的兒子,並用他的肉做成了肉羹送給了樂羊,樂羊當場吃了幾口以示必然要攻下中山國的決心,於是中山國不久後便投降了,然而從此之後樂羊也就不被魏文侯信任了(〈淮南子.人間〉)!而魏文侯的決策所根據的也無非就是這個道理。
  「難易」與「攻守」排列組合之後,有「難攻難守、難攻易守、易攻難守、易攻易守」這四種可能。「難攻易守」的目標或「易攻難守」的目標是較為平常的狀態,弱小者應先追求「易守」再追求「易攻」,而強大者則應先追求「易攻」再追求「易守」。因此「難攻難守」是兵家極力避免的,而「易攻易守」則是兵家極力營造的。如守城大師陳規在《守城錄》一書中提出的對於城體的改制建議,就是針對設計一個「易守易攻」的城防工事而來的,因為一般的城池雖然易於防守(也因此攻城是較為困難的),但在易於防守的同時也往往就限制住了易於出擊進攻敵人的機會;如陳規提議廢除的釣橋即是此種「易守難攻」形體下的產物,又如陳規在〈守城錄.守城機要〉提出:「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開不貴閉。城門既多且開,稍得便利去處,即出兵擊之。」一般的城門往往門少,其用意即在於減少防守的地點,且因為城門總是較城牆來的容易破壞,因此城門少可得「易守」之利,然而也往往因此制約了我軍出擊攻敵的門道,從而產生了「難攻」的弊端;陳規正因窺破此點機關,故主張「城門貴多不貴少」,可謂有勇有謀。
  又「難易」與「進退」排列組合之後,有「難進難退、難進易退、易進難退、易進易退」這四種可能。對於「難進難退」的地形或路途,兵家建議速速離開,不得停留,如〈孫子.九地〉提到的:「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覆。……覆地則行。(遇到覆地則繼續行進)……覆地,吾將進其途。(遇到覆地,我將向前推進)」或者如〈孫子.行軍〉提到的:「絕澗遇(越過深澗遭遇):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一定要趕快離開,不要靠近啊!)」都是其例。而關於「易進難退、難進易退」的地形或路途,兵家的建議如〈孫子.地形〉所說:「可以往,難以返,曰挂(這叫做挂形);挂形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或如〈吳子.論將〉所說:「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若敵人所處的形勢是前進的道路容易,後退的道路困難,則可引誘敵人前來作戰,如此則敵人將難以後退;若敵人的形勢是前進的道路險阨,後退的道路平易寬敞,則可採取壓迫性的攻擊策略。)」而關於進與退的問題,孫臏在〈孫臏.善者〉中亦有所論述,即:「故兵有四路、五動:進,路也;退,路也;左,路也;右,路也。進,動也;退,動也;左,動也;右,動也;墨(默)然而處(安靜不動),亦動也。善者四路必徹,五動必工(高明的人四路一定要通徹、五動一定要工整。)。故進不可迎於前(所以前進則敵人無法迎擊),退不可絕於後(撤退則後路不被阻絕),左右不可舀(陷)於柤(阻)(向左向右則不陷於阻礙之中),墨(默)〔然而處,不患〕於敵之人(安靜不動則沒有敵人的禍患)。故使敵四路必窮,五動必憂(因此使敵人四路一定窮困、五動一定憂慮)。進則傅於前(前進則被綁縛),退則絕於後(撤退則被阻絕),左右則舀(陷)於柤(阻)(向左向右則陷於阻礙之中),墨(默)然而處,軍不免於患。(安靜不動則不能免於禍患)」
  難與易,其實就是程度上的問題。關於難易,還有一些說法:如〈淮南子.說林〉:「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而蒯通則對韓信說過:「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長短經.權議.懼誡〉)而〈國語.晉語四〉則云:「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主以容易來看待事情,那麼困難也就將要到來了);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君主以困難來看待事情,那麼容易也就將要到來了啊!)」而〈呂氏春秋.首時〉則言:「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事情的難易不在於大與小,而在於是否掌握了時機)」而〈道德經.二章〉則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先後相隨,恆也(這是永恆的規律啊)。」又〈道德經.六十三章〉:「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圖謀困難的事情從其容易的地方開始,做大的工程從其細部的地方開始)。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天下的難事產生於易事,天下的大工程產生於細部基礎)。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於無難。」

第七節 直曲
  直與曲,可以代指:「直接與間接」、「直路與曲路(迂路)」。直接的方法行不通,行走直路卻到不了,那麼就用間接的手段,走迂曲的道路。
  如春秋時期,齊景公使養馬的人照料自己的愛馬,結果愛馬突然暴死,景公很憤怒,命令左右拿著刀子支解養馬的人。當時晏子剛好服侍在齊景公身旁,左右的人操著刀子正準備前去執行命令,晏子阻止了他們然後問景公說:「堯與舜(兩人為古代賢君)支解人(支解人則是暴君的行為),從軀體的什麼部位開始呢?」景公驚訝的說:「從寡人開始。」遂不支解養馬的人。接著景公又說:「把他抓去關了。」晏子則對景公說:「這個人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而死,臣為君主數落他,使他知道他所犯的罪,然後再把他抓去關。」景公回答說:「可以。」晏子數落他說:「你的罪有三條:主公使你養馬而你卻殺了牠,應當死,這是第一條罪啊!又所殺的是主公所最愛的馬,應當死,這是第二條罪啊!使主公因為一匹馬的緣故而殺人,百姓聽到之後一定會怨恨君主,諸侯聽到之後一定會輕視我國,你殺了主公的馬,使怨恨積累於百姓身上,軍隊衰弱於鄰國,你應當死,這是第三條罪啊!今日就把你抓去關了!」景公聽後嘆息的說:「夫子放了他!夫子放了他!不要傷害我的仁德啊!」(〈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二十五〉)
  又如〈淮南子.人間〉記載:「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有以利來爭取而反而強化了他的意志,有聽從了他而反而能制止他的意志的,怎麼知道事情是這樣的呢?)」於是舉了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魯哀公想要向西擴大自己的住宅,史官據理力爭,以為向西擴大住宅不吉祥。魯哀公馬上變了臉色而發怒,左右群臣屢次勸諫都不聽從,於是魯哀公便向他的師傅宰折睢詢問說:「我想要擴大我的住宅,而史官卻以為這樣做不吉祥,先生以為如何?」宰折睢回答說:「天下有三件事不吉祥,而向西擴大住宅不在其中。」魯哀公聽後大喜,沒多久,又向宰折睢問說:「那是哪三件事不吉祥呢?」宰折睢回答說:「不實行禮義,這是第一件不吉祥的事啊!嗜好、慾望沒有止境,這是第二件不吉祥的事啊!不聽從強力的勸諫,這是第三件不吉祥的事啊!」魯哀公聽後沈默了一會,反覆思考自己的作為,憤怒於自己的行徑,於是便不再向西擴大住宅了!〈淮南子.人間〉接著評論說:「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史官以為爭取可以制止他,卻不知不爭而反而能取得目的啊)。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智者離開小路而得到大道,愚者守在大道而失去小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的技巧,對於閉結沒有解不開的)。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但是他並非能將所有的閉結全部解開啊,而是不去解那解不開的閉結啊!)。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等到人們用不解來解開閉結,便能夠跟他談論了啊)。」
  又如戰國時期,師經(師,乃古時對瞎樂師的稱呼。經為其名。)彈琴,而魏文侯則隨著節奏跳起舞來,並比賦說:「使我說的話沒有遭到違背的。」師經聽到之後就抓著琴往魏文侯撞了過去,卻沒撞中,只把魏文侯禮冠上的旒(旒,古代禮冠前後懸垂的玉串)給撞得潰散了,魏文侯對左右下屬說:「身為人臣而撞他的君主,他的罪是什麼?」左右都說:「罪應當接受烹刑。」於是便提著師經往台階走下去,走了一階之後,師經說:「微臣可以說一句話再死嗎?」魏文侯回答說:「可以。」師經便說道:「昔日堯與舜身為人君的時候,唯恐自己說的話人們不敢違背;而桀與紂身為人君的時候,唯恐自己說的話遭到人們的違背。微臣方才撞的是桀與紂,不是撞我的君主啊!」魏文侯聽後馬上說:「放了他!這是寡人的過錯啊!把這張琴懸在城門之上以做為寡人的信符,不補旒以做為寡人的戒惕。」(〈說苑.君道〉)
  其中晏嬰、宰折睢、師經,用的就是間接的方法;通常身份尊貴或者過份自信與自負的人,都不太容易接受別人的規勸,唯有用間接的方法,使他們自己覺悟,從而使他們覺得這樣的認知是出於自己的「智慧」,他們才會願意去更改心中已有的定計或成見。
  又如陽處父用擊打腰部的方式分解兩個扭打的人,孫臏用搥擊脖子的方法分開兩個搏鬥的人,婁敬用扼住對方脖子與拍打對方背部的方法取得完全的勝利,或者如〈孫子.九地〉所說的:「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先奪取敵人所愛惜的地方,那麼敵人就會聽任我們擺佈了。)」及〈孫臏.十問〉中所說的:「攻其所必救,使離其固。(攻擊他所必然要去救援的地方,使他因此離開堅固的防禦工事)」及〈孫臏.五度九奪〉中所說的:「〔九〕曰取其所讀(獨)貴。凡九奪,所以趨敵也。(第九項是奪取敵人所特別珍視的地方。凡此九種奪取的目的,是用來調動敵人的啊!)」正所謂:「鯨魚失水,則制于螻蟻。(鯨魚離開海水,就要受制於螞蟻。)」(〈文子.上仁〉)以上所列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的曲之道、間接的方法。
  〈淮南子.說山〉:「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走路不用手臂,但綁住手之後再走路就無法快速了);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飛翔不用尾巴,但屈縮尾巴之後再飛翔就無法太遠了);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因此一物體的功用一定要藉助於那看似沒有作用的部位的輔助)。故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就好像當我們身體受到撞傷的時候,可以在受傷的部位敷以冰塊,冰塊除了可以消腫之外,更可以讓受傷部位的神經元由向大腦傳送疼痛的信息轉而對之傳送寒冷的信息,於是我們也就不再感到疼痛了!這種方法就是所謂的「側面抑制」,其原理為當一群神經元同時要做出反應以發送各自特有的信息的時候,就會彼此互相阻礙制約,因此此時受傷的部位其實「仍然會痛」,只是我們「感覺不到」罷了!因此有時我們並不須對對象採取直接的行動,或者說直接對對象用以活動的主體發動攻擊,而只需採取間接的行動或者對對象的「側面」進行制約也能夠取得絕大的功效。而這種行走於曲道、迂迴之路的一大好處,無疑就是在讓敵人難以知覺的同時,卻又受制於我方。
  而關於「曲道」,管仲對此有很公正的評價,管仲說:「『鳥飛準繩』,這說的是偉大人物的義理。鳥的飛翔,一定要返回山林、停集於山谷;不返回山林就疲困,不停集山谷就死亡。山林與山谷的處所,其路線不一定正直,然而返回山林、停集山谷,飛行的路線曲折固然曲折啊,但大的方向卻是符合準繩的。以為鳥從北邊起飛,想到南邊就到了南邊;從南邊起飛,想到北邊就到了北邊。如果大的目標能夠實現,就不以小的缺失為損傷。所以聖人讚美這件事而將之寫進書中說:『千里長的道路,不可用繩子來加以扶直;萬多戶的人家,不可用準具來加以取平。』這說的是偉大人物的行動,不必用先人的準則來加以規範,義理成立就可以稱為賢能了!」(〈管子.宙合〉)〈淮南子.泰族〉有言:「聖人之所以委屈,是為了求得伸展啊;彎曲,是為了求得伸直啊!所以即使出現在邪僻的小道上,行走在幽暗的路途中,也是為了要伸直大道,成就大功!就好像從樹林之中出來得不到筆直的道路行走,拯救溺水的人不得不沾濕腳一樣啊!」又誠如〈呂氏春秋.禁塞〉所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如果目的符合公理正義,那麼行直道也可,行曲道也可;如果目的不符合公理正義,那麼行直道也不可,行曲道也不可啊!

第八節 緩急
  十六國時期,前燕的將帥慕容恪在廣固一帶攻擊段龕,並將他包圍了。諸位將帥請求慕容恪加緊攻擊(急攻),慕容恪則說:「軍事上的形勢有適宜緩戰以克敵致勝的,有適宜急攻以取勝的。如果敵我勢均力敵,而敵人外有強大的援兵,則我方恐怕有受到敵人腹背夾擊的憂患,那麼攻擊敵人就不得不迅速了!如果我強敵弱,且敵人外無援兵,則應當用牽制的方法來防守敵人,以等待敵人衰弱凋敝,再進行攻擊。兵法說:『十倍於敵人的兵力則包圍他,五倍於敵人的兵力則攻擊他。』說的正是這件事啊!段龕的黨羽還有很多,且這些人尚未有叛離的心思。今日憑藉險阻與堅固的城池,再加上上下齊心戮力,如果我軍馬上發動所有的精銳攻擊他,數十日之後便可攻下,然而假使這麼做,則我軍士卒的傷亡必然慘重啊!因此應當用持久的方式來取勝他啊!」於是便築起壁壘以防守段龕,最終攻克廣固。(〈百戰奇略.緩戰〉)
  三國時期,蜀國將帥孟達投降魏國,於是便接掌新城太守一職,沒有多久,又回過頭聯合吳國依附蜀國以背叛魏國。司馬懿暗中率領軍隊前往討伐,諸位將領都對司馬懿說孟達與蜀國勾結,適宜先觀望之後再決定行止。司馬懿則回答說:「孟達沒有信義可言,此時這是他們雙方互相懷疑的時候,應當趕在他們還沒有確定的時機,迅速的攻擊他。」於是便以超出正常行軍一倍以上的速度,火速前往,八日就到達了新城的城下。吳國與蜀國接獲消息之後各自派遣軍隊援救孟達,司馬懿便分兵來抵拒吳、蜀援軍。事件初期,孟達寫信給諸葛亮說:「宛地(司馬懿所在地)距離洛陽(首都)八百里,距離這裡一千二百里;因此即使魏國諸將前來,我也沒有禍患啊!(因按常規,司馬懿須先向朝廷稟報,等接到命令之後再行動用軍隊)」等到司馬懿的軍隊到達的時候,孟達又告訴諸葛亮說:「我起事才八日,而魏國的軍隊就已到達城下,真是何其神速啊!」上庸城三面有水為屏障,孟達於城外樹立木柵以求鞏固自己。司馬懿則渡過河水,破壞其木柵,直接攻城,分八個方向進攻。十六日後,李輔等人斬了孟達的首級,打開城門投降。(〈百戰奇略.速戰〉)
  又如魏明帝景初二年,魏明帝徵召司馬懿到長安,使司馬懿統帥軍隊前往遼東討伐公孫淵,魏明帝對司馬懿說:「四千里的征伐,雖然說用奇兵,也應當盡力而為,不應當去計較軍隊花費的費用。你推算公孫淵會採用什麼策略呢?」司馬懿回答說:「放棄城池預先逃走,這是上策啊!佔據遼水以抵抗我方大軍,這是次一等的策略啊!如果坐守襄平,只會成為我方的俘虜而已!」魏明帝說:「三種策略裡面,公孫淵會選擇哪一種呢?」司馬懿回答說:「只有明君能度量彼我的實力,而預先有所放棄,但這不是公孫淵的才智所能想到的啊!」魏明帝說:「往還要用多少日子?」司馬懿回答說:「往一百天,還一百天,攻下他也要一百天,以六十天為休息的時間,這麼算來一年就夠了啊!」於是便發動軍隊前往征討公孫淵。公孫淵派遣將帥率領步兵與騎兵數萬人屯駐在遼水附近,環繞著修築溝塹達二十餘里的長度。魏國諸將都想要攻擊這個堡壘,司馬懿卻說:「這是想要拖延我軍,如果進攻他就正掉入了他的計謀了。這是王邑之所以羞恥經過昆陽的緣故啊!敵人的大軍在這裡,那麼其巢穴必然空虛。如果直接抵達襄平,出其不意,則攻破他是必然的啊!」於是便多張設旗幟,裝出要往他的南邊進發的樣子,公孫淵的將帥便發動所有的精銳趕赴其南邊想要截擊司馬懿。而司馬懿則暗中渡河向北邊進發,拋棄敵軍直接趕去襄平;公孫淵的將帥戰敗,司馬懿包圍襄平。魏國諸將請求進攻他,司馬懿不聽從。陳珪便對司馬懿說:「昔日攻擊上庸,十幾天就攻破了堅固的城池,斬殺孟達。今日遠道而來,反而更加安穩緩慢,愚等私下感到疑惑。」司馬懿回答說:「孟達的軍隊人少而糧食足夠支撐一年;我的將士四倍於孟達而糧食不足一個月,以一個月去與一年較長短,如何能不迅速呢?以四擊一,即便攻下他會因此而喪失一半的軍隊,也應當去做啊!是以不計算死傷人數,而計算糧食啊!今日敵人多而我軍少(賊眾我寡),敵人飢餓而我飽食,而天降雨水,且我軍沒有攻城的器具,倉促進攻做什麼呢?自從從京師出發之後,不憂慮賊人攻擊,只憂慮賊人逃走。今日賊人糧食快要用盡了,而城外的防禦工事尚未完成,我軍若於此時擄掠他的牛馬,抄擊他採樵的人員,這是在驅趕他逃走啊!兵者詭道,善於憑藉事情而變化。賊人仗恃著人多,所以雖然飢餓困頓,也不肯束手就擒,此時我軍應當展現無能的一面以安他的心啊!如果因為追求小利而驚動了他,這不是計策啊!」不久後雨停了,司馬懿便命人制造攻城器具攻城,發射的箭石如下雨一般的景況,敵人糧食用盡,窘困危急之下,人人互相吃食;公孫淵便指使他的將領王健、柳甫乞求投降,請司馬懿解除包圍,則公孫淵等當君臣都蒙著臉投降,司馬懿不許,將兩人斬首了。公孫淵突圍而走,司馬懿追到梁水上將他殺了,遼地就這麼平定了。(〈百戰奇略.必戰〉)
  〈論語.顏淵〉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奉行農戰政策的商鞅則說:「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商君書.去強〉)軍隊與糧食向來是受國家重視的兩件大事,而〈孫子.軍爭〉則說:「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因此古時候進行「緩急」策略的判斷時,主要的判斷依據就是軍隊與糧食之間的關係,又如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的時候,沮授對袁紹分析說:「北方的軍隊人數眾多(袁紹軍隊)而果斷強勁不如南方,南方軍隊糧食量少而財貨不及北方;因此南方利在於急戰,北方利在於緩戰。所以我軍應當盡量拖延時日。」(〈通典.兵典.兵十三.絕糧道及輜重〉)然而袁紹並不採納,最後袁紹軍的糧倉烏巢被曹操攻破,終於大敗。除此外,如前文提到過的曹操用緩策而使公孫康自動斬送袁尚、袁熙兩人的首級,用急策而迫使劉表與張繡聯合防禦,這些就屬於形勢上的考量了!

第九節 反正
  正與反,是相對概念,因此他們也統一於同一個範疇之中,兩者也因而有了共通點及相似處。〈鶡冠子.環流〉:「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而〈道德經.四十章〉稱:「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正與反,其共通點與相似處也就是彼此得以互相轉化的關鍵因素,而在彼此尚未跨越那轉化的臨界點之前,兩者的相似性已達到了頂峰,從而表現出與其原貌相反的形態。因此有所謂的:「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有大智慧的人,讓別人看不出他的智慧;有大謀略的人,讓別人看不出他的謀略;有大勇氣的人,讓別人看不出他的勇氣;有大利益的人,讓別人看不出他的利益。)」(〈六韜.武韜.發啟〉)、「大音希聲」(〈道德經.四十一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贏若絀。」(〈道德經.四十五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也。是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正言若反。」(〈道德經.七十八章〉)等等說法。正與反,代表了處於同一體系的對立範疇中的所有可能。
  戰國時期,魏王對鄭王說:「開始的時候,鄭、梁是一個國家啊!現在則已經分開了,希望能再一次得到鄭國而結合為梁。」鄭王為此感到憂患,召集群臣與之謀劃要用什麼來回應魏王,鄭公子對鄭王說:「這很容易回應啊!君王對魏王說:『若以鄭國為舊有的魏國而可以結合啊!那麼敝國也希望能得到梁而結合為鄭國。』」魏王聽到這個回答便終止了不軌的念頭!(〈韓非子.內儲說上〉)正的一面,鄭國固然可以與魏國合而為一;反的一面,魏國又何嘗不可以與鄭國合而為一呢!因為正與反本就是一體之兩面,承認了「正」也就必須承認「反」,因此衝突也就在這樣的情勢下自然的獲得了化解!
  又如春秋時期,齊景公患了疥瘡與瘧疾,一年了都還沒痊癒;他便召來會譴、梁丘據及晏子而問他們說:「寡人的病已經很嚴重了啊!曾派遣史固與祝佗兩人巡訪山川宗廟,應有的犧牲祭品,沒有不準備齊全的,次數常多於祭拜先君桓公,祝禱桓公一次那麼寡人就有兩次。然而病症不僅不痊癒,反而更加惡化,我想要殺掉這兩個人以愉悅上帝,這樣做可以嗎?」會譴、梁丘據都回答說:「可以。」晏子卻不回答,景公便問他說:「晏子覺得如何呢?」晏子說:「君主以為祝禱是有益處的嗎?」景公回答說:「是的。」晏子接著說:「如果以為祝禱是有益處的,那麼詛咒就是有損害的啊!君主疏遠輔佐忠諫之臣,使忠臣受到阻礙,諫言不出於口。微臣聽說:親近的臣子緘默,疏遠的臣子啞口不言,眾人之口可以銷熔金屬。今日在聊攝以東、姑尤以西這個範圍裡的人民是非常眾多的啊!百姓因為怨恨而詛咒君主於上帝的太多了啊!一國的人民詛咒,二個人祝禱,即使是善於祝禱的人也不能取勝啊!況且祝禱者直言真實情況,則是在誹謗我的君主啊;隱匿君主的過錯,則是在欺騙上帝啊!上帝如果有神,則不可欺騙;上帝如果不神,祝禱也沒有益處。希望君主能對此加以明察啊!不然,對沒有罪過的人用刑,這是夏朝與商朝之所以滅亡的原因啊!」齊景公聽後說:「說的好!解除了我的困惑,加冠!」便下達命令使會譴不再治理齊國的政治,使梁丘據不再治理賓客的事宜,將這兩件職務通通委任於晏子。晏子辭讓不受,卻不被允許,只好在接受相位之後才行退出。晏子把持齊國政治不過一個月,齊景公的病便改善了。(〈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十二〉)
  又如:秦國與楚國交戰,秦王使人出使楚國。楚王則使人戲弄這位秦國的使者說:「先生來的時候有占卜嗎?」使者回答說:「是的!」楚人問:「占卜的結果說些什麼呢?」使者回答說:「吉祥。」楚人聽後嘆息說:「唉!真是太超過了啊!先生的國家竟然沒有優良的龜甲啊!楚王才剛要殺掉先生來祭祀鐘鼓,這又如何會是吉祥呢?」使者回答:「秦國與楚國交戰,我王派遣我先來窺探,我死了而沒有回去,那麼我王知道警戒,就會整齊軍隊以防備楚軍,這是我所謂的吉祥啊!況且假使死掉的人沒有知覺啊,又拿什麼來祭祀鐘鼓;如果死掉的人有知覺啊,我豈會放棄秦國而幫助楚國呢!我將使楚國的鐘鼓發不出聲音,鐘鼓發不出聲音則將帥就沒有辦法來整齊他的士卒而治理君王的軍隊。且殺掉別人的使者,斷絕別人的圖謀,不是古時候通行的禮儀啊!先生請試著仔細計算一下。」楚人以此回報楚王,楚王便赦免了秦國的使者。(〈說苑.奉使〉)與此相似的例子為:楚王討伐吳國,吳王派遣沮衛蹙融犒勞於楚軍,而楚國的將軍看到他之後說:「把他綁起來,殺了來祭祀鐘鼓。」有楚人問這位吳人說:「你來此之前占卜過嗎?」吳人回答:「占卜過。」楚人問:「占卜的結果吉祥嗎?」吳人回答:「吉祥。」楚人聽後說:「然而今日將軍卻要把你殺了來祭祀鐘鼓,這又怎麼說呢?」吳人回答說:「這就是它所以吉祥的原因啊!吳王之所以派遣人來啊,正是為了觀察將軍是否發怒。將軍發怒,吳王將要構築深溝高壘來加以固守;將軍不怒,吳王就將要懈怠了!今日將軍殺掉微臣,那麼吳王一定警戒防守啊!況且國家的占卜,不是為了一個臣子而占卜。殺掉一個臣子而保存一個國家,這又怎能不說它是吉祥的呢!況且假使死掉的人沒有知覺,那麼以微臣來祭祀鐘鼓實在是沒有益處啊!如果死掉的人有知覺啊,微臣將於楚軍將要作戰的當兒使鐘鼓發不出聲響。」楚人因此便不殺他了!(〈韓非子.說林下〉)
  在策略的運作過程中,有時候決策權掌握在對象手中,對象若不犯錯,主體也無可奈何!然而若對象犯錯在先,且即使決策權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則不管他作的決策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結果都將都對我們有利!反過來說,如果主體犯錯在先,那麼不管主體的決策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結果也都對我方有害。而這種有害的情況,就是墨子所說的:「在害之中取小,不是取害,而是取利啊!而他所選取的,則是被人把持住的。」(〈墨子.大取〉)這是不得已而然的!就好像在〈策略的運籌.抉擇與協調〉中所提到的:「(秦王說)反正(媾和與不媾和)我都會後悔!寧願失去三個城邑而後悔,也不要危及咸陽而後悔啊!寡人決定媾和了!」(〈韓非子.內儲說上〉、〈戰國策.秦策四.三國攻秦入函谷〉)然而這樣的決策畢竟出於被動,因此其結果也就總是有害的!
  那麼如果主體採取主動呢!那麼即使決策權不在我方,其結果也就總是有利的了!如戰國時期,成侯鄒忌是齊國宰相,而田忌是齊國將軍,兩人都不喜歡對方。公孫閈便對鄒忌說:「主公何不為君王圖謀討伐魏國呢?戰勝,則是主公出的謀略啊!主公可以獲得功績。戰不勝,田忌便無法獲得重用,如果作戰卻沒有死去,也要因為戰敗而被誅殺啊!」鄒忌贊同他的看法,便遊說齊王派遣田忌討伐魏國。後來田忌戰勝,被鄒忌散播造反謠言而出奔楚國。(〈戰國策.齊策一.成侯鄒忌為齊相〉)而在齊國的對手魏國方面則也上演了同樣的戲碼,即:魏惠王徵集境內的眾人,使太子申為統帥前去攻擊齊國。有一食客對魏國公子理的傳話人說:「何不令公子去向王太后哭泣進諫,以阻止太子的行動呢?事成則樹立恩德,不成則成為君王了啊!太子申年紀輕,不熟習於軍事;而田忌則是老將了,且孫子(孫臏)善於用兵。因此作戰一定不能取勝,不能取勝一定會被俘虜。公子為此事向君王爭諫,若君王聽從公子,則公子不會被封為太子;若不聽從公子,則太子一定戰敗;太子戰敗,則公子一定被立為太子;公子被立為太子,那麼最後一定會成為君王啊!」(〈戰國策.魏策二.魏惠王起境內眾〉)
  而這樣的策略也並不一定只能等待自然形勢的促成,往往人事的努力也能構建出同樣的效果。如春秋時期,晉文公想要會合諸侯,咎犯對他說:「不可以。天下的人尚未知道君主的道義啊!」晉文公問說:「那要怎麼辦呢?」咎犯回答說:「天子為躲避叔帶所製造的災難,流亡到鄭國。君主為什麼不送他回去,以此確立大義,並藉此樹立聲譽呢?」晉文公說:「我能做到嗎?」咎犯回答說:「事情若能成功,那是繼承文侯的事業,確立武公的功績,開闢土地,安定疆域,就在此一舉了!事情若不成功,也是在彌補周王室的過失,為周天子的災難盡力,如此則成就德教的形象,垂示良好的名譽,也就在此一舉了啊!君主就不要懷疑了!」晉文公聽從了咎犯的策略,於是便聯合草原的戎族、山中的狄族一起把周天子安置在成周。於是天子便把南陽的土地賜給晉文公,晉文公也終於稱霸諸侯。(〈呂氏春秋.不廣〉)
  又如戰國時期,楚國攻打魏國,張儀對秦王說:「不如幫助魏國以強勁他的意志,如此魏國戰勝了,必然會再聽命於秦國,那麼就一定會獻上西河之外的土地;假使沒有取勝,魏國不能守禦,君王也一定可以取下這塊土地啊。」秦王採用張儀的計策,從皮氏中選取士卒一萬人,加上百輛戰車,以幫助魏國。魏國宰相犀首戰勝楚軍,魏國軍隊卻也因此疲弱衰弊,便畏懼起秦國來,果然獻給秦國西河之外的土地。(〈戰國策.秦策一.楚攻魏張儀謂秦王〉)
  又如:齊國攻打趙國廩丘。趙國派遣孔青率領敢死的勇士援救廩丘,與齊國人作戰,把他們打得大敗,而齊國將領戰死。孔青則獲得戰車兩千輛,及屍體三萬具,他想把這些屍體堆成兩個高丘埋葬起來。甯越卻對孔青說:「太可惜了啊!不如把屍體歸還給齊國,以從內部攻擊他(以內攻之)。越聽說:古時候善於作戰的人,安撫順從的敵人,敵人降服之後就班師回國,打完仗就後退三十里,以讓對方收屍,使敵人的戰車盔甲在戰爭中消耗光,使其府庫裡的錢財在安葬死者時耗費殆盡。這就是所謂的從內部攻擊他(內攻之)。」孔青回答說:「如果齊國人不收屍,那會如何?」甯越回答說:「作戰而不取勝,這是第一條罪狀。與士兵一起外出打仗卻不與他們一起回來,這是第二條罪狀。給他們屍體卻不收取,這是第三條罪狀。人民將因這三件事而怨恨其在上位者,那麼在上位者就無法役使在下位者,在下位者就無法服事在上位者。這叫做雙重攻擊他(重攻之)。」(〈呂氏春秋.不廣〉)
  又如春秋時期:楚王的弟弟身在秦國,秦國不放他出來。中射之士對楚王說:「資助微臣百兩金子,微臣能讓他被放出來!」楚王答應後,中射之士便載著百兩金子前往晉國,在見到晉臣叔向後,對他說:「楚王的弟弟在秦國,秦國不放他出來啊!請你接受委託而收下這百兩金子。」叔向接受了金子,接著便去進諫晉平公說:「可以在壺丘築城了啊!」晉平公說:「這是為什麼啊?」叔向回答說:「楚王的弟弟在秦國,秦國不放他出來,這是秦國使楚國厭惡啊!因此秦國一定不敢禁止我在壺丘築城啊!」晉平公說:「好。」便在壺丘築城,並派人對秦公說:「為我放出楚王的弟弟,我就不築城了!」秦國因此放出了楚王的弟弟,楚王大悅之下,以幾千兩的上等金子贈送給晉國。(〈韓非子.說林下〉)不管秦國的決策如何,因為主動權在晉國手上,則即使決策權在秦國手中,結果都將對晉國有利。因此,人事在策略的構建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呂氏春秋.不廣〉說道:「智者做事必然憑藉著時機。時機雖然不可以必然的使事情成功,但人為的努力(人事)卻是不該曠廢的。成功也可以,不成功也可以(成亦可,不成亦可);這是因為用他所能做到的託付著他所不能做到的之緣故,這種關係就好像舟船和車子的關係一樣(此關係意指:舟在陸地上則利用車載它,車於水上則利用舟載它。)。北方有一種野獸叫做蹶,前腿像老鼠,後腿像兔子,快走就會跌倒,跑起來就會傾倒。牠常常替蛩蛩距虛採集甘美的草食給牠吃,因此當蹶遭遇禍患的時候,蛩蛩距虛一定背著他逃走。這就是用他所能做到的託付著他所不能做到的。」
  正因為在必然發生其一的對立策略中,正與反是其全部的可能,因此當情勢尚未明朗而主體仍有選擇的餘地時,主體便須分散力量以同時兼顧到這對立的兩面。而這樣的考量,也可以稱為多角化經營,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避險的措施。如春秋時期,鮑叔牙、管仲、召忽,三個人彼此友善交好,想要一起安定齊國,認為公子糾一定會被立為國君。召忽說:「我們三個人對於齊國來說,就好像鼎有三足一樣啊,去掉其中一個就不成了!況且小白一定不會被立為國君啊!不如三個人一起輔佐公子糾吧!」管仲回答說:「不可以。國人厭惡公子糾的母親,因而波及到公子糾;而公子小白因為沒有母親,所以國人同情他。因此事情的進展其實尚未可知,然而能擁有齊國的一定是這兩位公子中的一個啊!所以不如令一個人事奉公子小白,而誰先成功就收留其他的人!」所以便令鮑叔牙當公子小白的師傅,管仲、召忽則留在公子糾身邊。身外的事情本來就是難以確定的,雖然如此,管仲的思慮也已經非常接近了啊!如果這樣做而還仍然不夠周全,那大概是天意吧!至於人為的努力(人事)則已經盡到了!(〈韓非子.說林下〉、〈呂氏春秋.不廣〉)思路如此則不可謂之不縝密,思維如此亦不可謂之不全面也!因此,成亦可,不成亦可;這就是藉由反正的思維所設計出的策略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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