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5日 星期二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崔述〉

崔述

《洙泗考信錄》卷一: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餘言,已見前原始篇,今不複舉。)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學禮事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孫獲卒。其明年,昭公孫齊。《世家》所謂魯亂而孔子適齊者也。孔子之助祭,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廟之後。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即古僖字)子卒,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余按《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遞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是以《史記》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傳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禮,而終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為本年之事,誤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註云似雙生),當七年時,非惟孔子之年未可為師,而二子固猶未生,安得有學禮之事乎?近世學者動謂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駁之非是,今《史記》此言豈曾無所本者,而何以誤也!特學者道聽塗說,不肯詳考,故遂以漢儒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闕里志》云《孔子年譜》亦載此事於十七歲,然則作《年譜》者但採《史記》諸子之文綴輯成書,而初非有所傳也明矣。學者乃以《年譜》為據,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竪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老子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莊申韓列傳〉又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其猶龍耶!」余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獨戴記〈曾子問〉篇,孔子論禮頻及之,然亦非有說詭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詘孔子。儒者方崇堯舜,為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詘堯舜。以黃帝之時,禮樂未興,而老聃穩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楊氏者也。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楊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且孔子驕乎?多欲乎?有態色與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辯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為者?由是言之,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朔雪寒註:崔述《洙泗考信錄》將所有他自認為不符合「聖人」美好、完滿定義的孔子歷史都予以排除,這時才反過來問:「且孔子驕乎?多欲乎?有態色與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辯以危身乎?」實在可笑。然而這一點卻是疑古者常用慣技!先把所有不利於自己觀點的證據都予以排除後,再反過來質問何以沒有這些證據,最終便得出他們所謂的結論!)
  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藉令孔子果嘗稱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與門弟子必當再四言之,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朔雪寒註:「藉令孔子果嘗稱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與門弟子必當再四言之」這種都是主觀臆測、過度假設,且即便果真如此,編輯《論語》的人何以必然要收錄?相關謬說的批評,請參見梁啟超、孫次舟兩節。)以德報怨,《論語》辨之矣,此世俗所傳老聃之說也。其說雖過,然猶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語之尤為不經也。孔子聞之,當如何而闢之?當如何而與門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稱美之,以為猶龍,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
  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絰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諸侯之相朝會,容有在喪及幼穉者,彼為國之大事不獲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則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適周以學禮也,而獨不念適周之非禮乎?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朔雪寒註:如果沒有魯君賜與,不知老聃、萇弘如何肯見孔子而費時教導?)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
  此蓋莊、列之徒,因相傳有孔子與聃論禮之事,遂從而增益附會之,以詘孔子而自張大其說。《世家》不察,而誤採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偽託,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乎言醫者之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為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氏也。猶之乎不闢神農而闢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闢之,而獨歸罪於楊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人但知為黃、老,而不復知其出於楊氏,遂有以楊、墨為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闢楊、墨者。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蓋皆不知世所傳為黃、老之言者,即為我之說也。(朔雪寒註: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黃、老之說許多都是要求聖人無私奉獻,與楊朱的「為我」之說正好相反。)自是,儒者逐舍楊朱而以老聃為異端之魁。嗚呼!冤矣!
  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記為近是。然其有無亦不可知,故今概不錄其事與言,以絕後人之疑。
  《家語》〈觀周篇〉亦載問禮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頗增益其語。尤為紕繆。所載孔子言云:「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記〈曾子問〉篇為近古,然所稱述亦皆禮之繁文末節,子貢所謂「識其小者」是也。烏觀所謂通禮樂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傳,以為老聃言者,道德經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論道德謬矣!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烏觀所謂明道德之歸者哉?孔子學官於郯子,入太廟,每事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孔子之學,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太廟駿奔之人,豈必皆嘗聞道者乎?然則孔子即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以證魯禮有無流傳之誤,此亦尋常事耳。謂足供聖人之採擇則可矣,烏有以為己師而往從之者哉?(朔雪寒註:這裡嚴重暴露了宋代以降儒者可怕偏見的一面。按照崔述這樣的說法,向老聃問禮都不算是學習,都不能算是拜師,不知道怎樣才算是拜師學習?那麼孔子學樂的相關記載以及相關對象估計也都不能算是孔子老師了!如此一來,孔子居然成了一個沒有、不用老師就能學得所有知識的人了!豈不偉哉!然而孔子卻絕非這種可悲小人,一言以蔽之,這就是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的嚴重弊端!)韓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此言正為《家語》而發鳴呼?以異端攻,吾道勝不勝,猶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勢逐必無不勝。無怪乎,異端之日熾,而聖學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而已。《家語》則載敬叔之言,全錄《左傳》孟僖子將死之語。夫此語,僖子屬其大夫則可,敬叔以適周請於君,何必詳敘孔子之祖德乎?
  《世家》但云:自周反魯,弟子益進而已。《家語》則云:自周返魯,道彌尊矣,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朔雪寒註:可惜崔述沒有深思,而且誤讀。《家語》所述不過孔子自此之後的總況概括,而崔述乃以為孔子一見老聃回來後便能「瞬間」增加三千弟子,實屬荒謬可笑兼缺乏常識的誤讀。且按照崔述的觀點,孔子如此厲害,老聃豈能對其加以增益,卻不知孔子尚且自稱自己的「道」之所以更受「尊崇」,尚有其他人的光環加以輔助,而這些人都是「富有」、「有權勢」的人,其中兩個都屬於他的弟子,一是南宮敬叔,一是子貢,另一個則是季康子。如果按照崔述的想法,既然老聃這位老師尚且不可能對孔子的名聲、收徒數量有任何幫助,他的弟子們憑什麼可以?不說別的,孔子自從收了子路之後,「惡言不入於耳」。那麼按照崔述的邏輯,孔子如此高超,又豈需弟子子路來使其達到「而惡言不入於耳」的結果?可惜,類似崔述這種違背客觀事實以及規律的一廂情願的想法,普遍的存在於宋儒以降的所謂考證文章之中。影響所及,至今多數仍為主流論述,著實可悲!)《家語》一書本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綴輯增益,以成書者,其時方崇老、莊,故其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為孔子重者,其識又遠出司馬遷下,而文亦淺陋鄙弱。本不足較,然自宋以來,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沒聖人之實,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為之辨。
〈觀周篇〉又云:孔子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時然後言,聖人之德恂恂便便。聖賢之戒言也,曰訥,曰無易,曰玷不可為,如是焉而已。三緘其口,則過於慎矣。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葸。」推斯說也,必有緘默以取容,浮沈以處世者,不可以為訓也。且周之太廟,誰得而漫置之,而漫銘之耶?其由來也必遠,最近亦當在周初時。今其文乃似周末戰國時人之語,何耶?而其所言,「執雌、守下」云云者,又皆與《道德經》之旨若合符焉。其為習黃老之術者所託甚明,故不錄。(朔雪寒註:人之偏見的危害一至於此!崔述連如此簡潔,根本很難在戰國時期看到的格言式文字,都要違背事實的說是戰國的文字,果真如此,不知春秋以及以前的文字應該如何?豈非可笑!至於「且周之太廟,誰得而漫置之,而漫銘之耶」則更是毫無道理的懷疑,不知為何太廟放一個金人就是「漫置之」,金人有銘就是「漫銘之」,這種偏激荒謬的語調,只能慶幸民國以後的學者多數不再採信了。)
〈觀周篇〉又云: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莊子》之〈天運〉篇,採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莊子》一書特欲張大其荒誕之說,以言清淨者之宗老聃也,故多託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為實然也。《家語》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謬矣。孔子年三十餘而適周,尚未及強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難行」耶?尚未歷經列國,何得云「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語》乃載之於〈觀周篇〉中,疏矣!《莊子》一書,乃異端之最無忌懼者,撰《家語》者自謂孔氏遺書,乃信莊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豈非孔子之罪人乎?鳴呼!莊、列之書,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語》採之,斯無不信之矣。是誤後人者,《家語》也,非莊、列也。故余於莊、列異端之書,不辨亦不勝其辨,採於《家語》,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語》也。(朔雪寒註:崔述從頭到尾沒有證明《孔子家語》的來源為何可以肯定來自《莊子》而不是共有來源?或者《孔子家語》才是源流。一個未經證明的事情,竟也能言之鑿鑿、煞有其事,未免讓人無言了!且崔述一直認為孔子年三十餘歲,年紀太輕,卻不知反思這是否是記載有誤,從而以此為出發點,釐清事實真相。反而以此錯誤的知識,進行荒謬的推論。)
《年譜》云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宏,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余按戴記〈曾子問〉篇,四言聞諸老聃。〈樂記篇〉言聞諸萇宏。孔子少時,或嘗適周,亦未可定。要之自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輕,弟子時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記,其有無尚無可取證,況其年耶?魯之去周,千有餘里。是時孔子尚貧,治行亦大不易,既訪樂於萇宏,何不即問禮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朔雪寒註:崔述既然知道孔子年輕時還很貧窮,卻又否認他需要魯君資助的事實,而以為只要南宮敬叔資助即可。試問,如果南宮敬叔沒有取得魯君的認可,而向孔子學禮,南宮敬叔有何理由資助孔子?且按照本文的相關記載,則南宮敬叔正式拜師正是在孔子向老聃學禮回國之後。如此,孔子既然很貧窮,可以不用取得魯君的資助嗎?而南宮敬叔身為三大家族的重要人物,沒有魯君的許可,可以隨意離開魯國嗎?這些顯然都是崔述等學者未及深思的問題。)且《年譜》於訪樂則載《孔叢子》「河目隆顙」之語,於問禮則採《史記》「骨朽言在」之文,乃楊朱氏所撰以詆孔子者,尤君子所必闢也,然《年譜》皆載之,則《年譜》非孔氏遺書而為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況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採。(朔雪寒註:這種用主觀看法就推出結論的作法,在當今的考據文章中實在太過普遍了。楊朱自己的學說只留下幾則,尚且沒有專書留存於世,不知道楊朱怎麼進行這種龐大而又影響深遠的「詆毀工程」?怎麼證明?而那些詆毀孔子的文章,果真都不足信?如此,何以有如此其多的文章詆毀孔子?從晏子、白公勝、佛肸、南子,以致於用老聃諷刺孔子,一個聖人,何以招來如此多的毀謗?難道崔述等過度「迷信」於「完美聖人」的學者,不該用更寬廣與客觀的態度來看待這些記載或者記載所顯露出的更深一層的意義嗎?)


  羅根澤《古史辨》第六冊序言:
  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在他的《洙泗考信錄》卷一裏,力辯孔子問禮於老子之說。他認為此說的來源,由於「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訕孔子」。他的證據是:
  一、孔子並不「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知「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
  二、「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並沒有稱及老聃,知「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
  三、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絰中,且年僅十三,不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明年孔子已不在魯,已無君可請,知「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至《道德經》五千言,「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絶不類」,「要必楊朱之徒所僞託」。但對老聃的年代,他仍信在春秋末年,所以說「老聃在楊墨前」。

朔雪寒駁

關於第一點,請參見〈孔子與老子〉一節,不贅。也就是說崔述這一點是錯誤的。孔子確實有「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的問題,並且日後也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
  關於第二點,僅僅用《論語》一書代表當時的整個世界,是一種以偏概全、缺乏統計思維的結果。這種說法自然可以具有概率上的意義,但其實際概率卻非常之低,低到不足以成為一個足以影響結論的「證據」。至於實際概率有多低?怎麼計算?可以用當時戰爭人口的一般數量推估人口總數,再以之為分母,以《論語》所提到的所有人總數為分子,即可知道《論語》不記載一個人的概率有多高,即使只把分母鎖定在當時政壇上的名人,那種數量雖不容易估計,卻也太過龐大,以致於幾乎無法計算。以《論語》而言,其所記不僅局限於孔子部分經歷與對話,更涵蓋孔子弟子部分經歷與對話,而孔子與弟子們的年齡差距從九歲到五十三歲都有,其間跨度很大,當時主要國家政壇的重要人物早已經換了好幾輪。
  《孟子》是疑古者認為可信的書,而且是疑古者「認可」的屈指可數的少數幾本先秦古籍之一。而〈孟子.滕文公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一個在孟子當時其學說「盈天下」的楊朱,司馬遷連提都不提,而另一個墨子也不過幾句話就交代完畢。其他小角色,司馬遷反而耗費筆墨介紹,若以疑古者的邏輯,那麼司馬遷既然不提楊朱、墨翟這兩個大人物卻連小角色都提到了,那麼史上當無楊朱此人!豈不荒謬!
  如果要從「情理」而非「概率」上來駁斥這種「證據」的荒謬性,可以參見〈梁啟超〉一節,不贅。結論是,這種說法是荒謬的。
  關於第三點,關於孔子前往周朝實際拜訪老聃的時間,請參考〈《老子》成書時間考〉。相關問題便可迎刃而解。至於說《道德經》五千言,「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絶不類」,請參見〈老子思想探源〉、〈孔子弟子與老子〉、〈先秦諸子與老子〉、〈孫子與老子〉即可知所謂「其文亦似戰國諸子」是多麼違背事實的說法。而如果「其文亦似戰國諸子」,都不知道要怎麼去解釋何以春秋時期有引用《老子》的實例存在的客觀事實!至於「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絶不類」則是完全正確的,《論語》是語錄體,並不是孔子所寫,《春秋傳》是史書,主要在於「記事」,且融入了孔子個人的「筆法」,題材上完全是兩回事,不知如何比較?且《論語》記到了曾子之將死,曾子死於子夏之子死後,而子夏服務於魏文侯,則其成書時間當已進入所謂戰國時期。即便尚未跨過前441年,也很相近。且如果不清楚《論語》究竟是春秋還是戰國的著作,崔述怎能拿來當做春秋時代的著作呢?而如果《論語》確實成書於戰國時期,不知崔述要如何自圓其說?
  結論,崔述的論點完全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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