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4日 星期一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汪中〉

汪中

〈述學.老子考異〉: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
  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
  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為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
  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列子.說符〉篇文同。)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為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燕世家有兩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隱〉引《世本》作「閔公」。其事蹟不見於《左氏春秋》不得謂始與冠帶之國。桓公子亦稱文公。司馬遷稱其子車馬金帛以至趙,約六國為從,與文子所稱時勢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痤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為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
  〈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為散關,又以為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為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崤猶為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為周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則為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諱矣!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於《太傅禮》〈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
  老萊子之為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里也。而老聃之為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心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為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為常縱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閭。」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商常、容縱,音近而誤。〈淮南子.主術訓〉:「表商容之閭。」注同。〈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於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羅根澤《古史辨》第六冊序言:
  汪中(一七四四——一七九四)的《述學補遺》中有《老子考異》一篇,說老子有可疑者三點:
  一、孔子問禮於老子,而《老子》書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二、周、楚聲教中阻,楚人仕周頗可疑。
  三、身為王官,不得稱隱君子。
  由是進而說老子的年代很晚。證據是:
  一、與關尹同時的列子被殺於孔子沒後八十二年,為關尹著書的老子年世可知。
  二、〈文子.精誠〉篇引《老子》以秦、楚、燕、魏並稱;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魏之建國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
  三、〈列子.黄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楊朱〉篇述子貢之世的端木叔,〈說苑.政理〉篇又稱楊朱見梁王;楊朱為老子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及見梁之稱王,則老子不能與孔子同時。
  四、函谷關置於獻公之世,老子之子宗當秦昭王時,知「遂去至關」的老子是秦獻公時人。
  本傳說太史儋即老子,其言極是。汪中與畢沅同樣主張太史儋就是老子,但畢沅相信孔子的問禮老子,汪中否認老子的與孔子同時。所以畢沅是將老子的年歲拉長,汪中是將老子的時代拉後。

朔雪寒駁

「可疑」並不是一種「證據」,也不足以成為一種「證據」。這一點是必須再次、屢次強調的。
  關於汪中的第一點,可參見〈吳子良〉一節,不贅。
  第二點,「周、楚聲教中阻」,這一點並沒有證據證實。即便真的如此,也無法推出「楚人」不能「仕周」的結論。何況,以老聃為陳國人的事實來說,這一點完全就無效了。陳國人本是周天子腳下的諸侯國,「仕周」完全沒有問題。且汪中對於春秋史事恐怕不夠理解,當時人才的流動即為頻繁,這裡不暇繁引,僅舉幾例以供參考:
  陽虎,魯國人,叛變失敗後先逃到齊國,後逃到晉國的趙,投靠趙簡子。(〈孔子家語.辯物〉)
  田饒,事魯哀公,不被重用,投靠燕國,成為燕國宰相。(〈新序.雜事五〉)
  柏常騫離開周朝投靠齊國。(〈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三十〉)
  華登在宋國內亂後投奔吳國,成為吳國大夫。(〈左傳.昭公二十年〉)
  伍子胥,從楚國逃到吳國,成為吳國宰相。(〈史記.吳太伯世家〉、〈史記.伍子胥列傳〉)
  晉國六將軍內亂時,范、中行氏戰敗,先逃到衛國朝歌,後又逃到齊國接受庇護。(〈史記.晉世家〉)
  至於「楚材晉用」的例子,可見以下引文: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判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楚材都能晉用了,周朝官員柏常騫都能投靠齊國了,究竟為什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天子反而不敢用楚國人?豈不荒謬可笑!

  第三點,「身為王官,不得稱隱君子。」這倒是一個常識性的發現。
  關於汪中所謂的證據,則有三點:
  第一點,「與關尹同時的列子被殺於孔子沒後八十二年,為關尹著書的老子年世可知。」這種推論是不成立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沒有人知道關尹究竟生於何時?沒有人知道列子生於何時、確切死於何時?沒有人知道老聃生於何時?沒有人知道老聃、關尹、列子、孔子諸人年紀上的差距確切如何?在這麼多不確定的因素下,無法推出確定性的結論。更絕對無法推出「為關尹著書的老子年世可知」的結論。如孔子與子思相差66歲,若孔子在子思能與孔子溝通時,寫出《春秋》,也無礙於子思能見到七八十年後的事情,因為這取決於子思究竟活了多久,而不取決於其他因素。且這一條最大的破綻在於,按照汪中的邏輯,他自己都沒有發現一個明顯的矛盾。關尹與列子同時,孔子何嘗又不與列子同時?那麼難道也能因此推出孔子是假的嗎?且既說「與關尹同時的列子被殺於孔子沒後八十二年,為關尹著書的老子年世可知。」那麼請問可知的老子年世究竟是介於哪裡跟哪裡?顯然,謬論不攻自破。
  第二點「〈文子.精誠〉篇引《老子》以秦、楚、燕、魏並稱;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魏之建國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說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完全是睜眼說瞎話!而究其原因,首先是疑古者將自己的「視野」侷限在《春秋》、《左傳》,其次是疑古者連《春秋》、《左傳》也未能讀熟。

〈史記.齊太公世家〉: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二十六〉:
  燕之遊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于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禮記.檀弓上〉: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新序.雜事五〉: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遂去之燕,燕立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左傳.昭公三年(前539年)〉: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左傳.昭公十二年(前530年)〉: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齊桓公二十三年當前663年,晏子死於前490年以前,孔子死於前479年,齊桓公可以救燕國、割土地給燕國,晏子可以稱許燕國,孔子死時燕國人可以前來觀禮,田饒能在魯哀公不重用時跑到燕國當宰相,文子為何不能談到燕國?而魯襄公二十八年北燕伯(燕簡公)朝于晉,起因於「宋之盟」,這不是通盟會,什麼是通盟會?何況燕國即使不通盟會,何礙於燕國的存在?因為文子提到燕國也不過就是證明了當時燕國的存在,與燕國通不通盟會有什麼關係?而魏國的建國距離孔子死後七十五年也是一個誤解,魏國的存在不需要等到建國,至少在三家滅智伯時,魏國已經實際存在了,而當時不過前453年。屬於合理範圍之內。如果以孔子與子思或者弟子公孫龍的年齡差距來看的話更屬合理。所以在不知道文子究竟生於何年、死於何年,就認為他必不能見到三家滅智伯的發生或者魏氏的國家被當時人稱為魏國,都是過度的推論了。若以概率論而言,那也不過是概率稍低而已。
  第三點,即便楊朱為老子弟子,也不能因為楊朱能見到誰就推出老子不能與孔子同時的結論。因為楊朱見老子的時間有待證實,楊朱與老子的年齡差距有待證實,楊朱與禽子的年齡差距有待證實,禽子何時得知端木叔之死有待證實,端木叔究竟是子貢的孫子或是子貢的伯父有待證實,甚至見梁王的楊朱是否楊朱有待證實(因為只要錯一個字楊朱就不是楊朱、梁王就不是梁王),楊朱所見的梁王是否就是魏惠王有待證實。
  且即便楊朱能見到子貢之孫之死,也不能因此推出老聃能見子貢之孫之死,這是基本的邏輯常識。而且師徒之間的歲數可以極大也可以極小,甚至反過來。如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端沐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其中孔子的孫子子思,按照前485年生計算,兩者相差66歲,而孔子有與子思交談的記錄。因此,楊朱就算是老聃的弟子,也必須要能知道楊朱與老聃究竟差了幾歲,老聃、楊朱究竟活到何時,才能推出楊朱究竟能不能看到子貢之孫死、能不能見到梁王的可能概率。但即使楊朱能見到子貢之孫的死,也不能因此推出老聃也能見到子貢之孫的死,從而更進一步推論說因此老聃不能與孔子同時。這本是常識問題!
  關於楊朱、梁王、「子貢之世(世父)」的討論,請見〈老子弟子與老子.楊朱〉,該篇已經證明:所謂梁王並不是魏惠王而是春秋末年尚未被楚國消滅的梁國國王、所謂「子貢之世」(必須聯繫後文「其祖」才能確認是孫子)其實是「子貢之世父」(直白的說出是子貢的伯父)的錯誤!即便退一萬步說,即便梁王、子貢之世父也是個不確定的答案,那麼兩件事也該享有均等的概率!換句話說,汪中得先證明哪一個概率更高才能說那個「比較可信」!

〈列子.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列子.楊朱〉: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史記.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根據以上的記載,並無法推出楊朱見到端木叔的死,或者說難以推斷楊朱、禽骨釐誰較年長,而只能說墨子的弟子禽骨釐知道了端木叔的死訊,而端木叔「行年六十」。子貢生於前520年,假設以正常歲數二十歲娶妻生子,兒子再二十歲娶妻生子,則「子貢之孫」可以生於前480年,六十歲當420年。如果楊朱沒有比禽子晚死,則楊朱不管是否年齡比禽子大或小,都並不一定就能見到端木叔的死。且根據異文,這句作「子貢之世父」而非「子貢之世」的可能性更大。如此,則楊朱見子貢之世父的死,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其時間正當前500年至前480年左右,符合楊朱見春秋末年的老聃、梁王等記載。若以孔子為例,其徒弟公孫龍與他相差了五十三歲,公孫龍能見到的人事物,孔子豈能都見到?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汪中沒有考慮到,楊朱果真能見到老聃、果真能看到端木叔的死,那麼還有機會看到汪中所認定的「梁王」也即「魏惠王」嗎?即便不談楊朱與老聃,只談楊朱能在看到端木叔之死之後再看到「梁王」嗎?難道汪中不知道端木叔之死距離一般所謂的「梁王」也即魏惠王稱王有多遠的時間距離嗎?據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考證,魏惠王在位期間為前369至前319年。根據《竹書紀年》:「(周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王發逄忌之藪以賜民。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周顯王四年當前365年。則魏惠王要稱為梁王已經是前365年以後的事情了!以前420年來計算,兩者相差了五十五年。
  第三點,何以見得所謂的「梁王」一定是指「魏惠王」?春秋時代除了楚國稱王以外,吳國、越國也都稱王,甚至楚文王時的徐國也稱王(徐偃王),那麼何以見得「梁王」「必是」「魏惠王」?且根據〈老子弟子與老子.楊朱〉,則春秋末年自有一個梁王,不需等到魏惠王稱王。
  僅僅是根據這三點,汪中的說法便不能成立!或者事實上,僅僅只是根據其中牽涉到的「常識」,汪中的說法便站不住腳了。常識是:楊朱能與禽子交談,不表示楊朱比禽子晚死或兩人同時死亡,也就不表示楊朱能見到、聽到、知道禽子所能見到的人事物。
  楊朱若與老聃相差五六十歲,且假設楊朱見老聃在前510年左右,則楊朱見到子貢的伯父的概率很高,但見到子貢之孫的概率很低,這一點還是得看楊朱究竟活了多久才能下結論。重點如上所言,楊朱能不能見到端木叔之死,與老聃能不能見到端木叔之死是兩件事,一如禽子能見到端木叔之死,與楊朱能見到端木叔之死也是兩回事一樣。何況按照文意,見到端木叔死的是墨子、子夏的徒弟禽骨釐,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生於前507年。其時接近子貢產生第一個後代,子夏的弟子即使見到的是子貢之孫的死,也屬於高概率的事情,遑論見到的是子貢的伯父之死。
  因此老聃教楊朱,楊朱見禽骨釐,禽骨釐見到端木叔之死,這三件事其間的時間重疊多少不得而知!老聃與楊朱年齡相差幾歲不可知!老聃與禽骨釐年齡相差幾歲不可知!楊朱能見到子夏的弟子,一如孔子能見到子夏的弟子一樣,並不困難。楊朱年齡若遠遠小於老聃、孔子,則其能見到老聃,又能見到禽骨釐的概率非常高。即使楊朱比禽骨釐晚死,我們也法用禽骨釐見到子貢之孫的死推出楊朱的年紀,甚而是老聃的年紀!遑論所謂子貢的孫子其實應該是子貢的伯父之誤。由此可見,汪中在此犯了很多常識性錯誤!
  從汪中的這一點推論,其實可以揭露一件疑古者最常犯的錯誤。因為不管是楊朱見老聃、楊朱與禽骨釐對談、禽骨釐得知端木叔之死並有所批評,這三件事都來自《列子》一書,如此三件事的真實性概率應該視為均等。
〈列子.仲尼〉: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

  根據以上的引文,則可知與孔丘同時的亢倉子是老聃的弟子,這件事的真實性概率也與以上提到的三件事的概率均等。那麼汪中可以用禽骨釐知道端木叔之死、楊朱見老聃,因此「證」老聃不能與孔子同時;難道不能反過來說,因為楊朱見老聃之事件為真、老聃弟子亢倉子與孔子同時,而反過來「證」因此禽骨釐不可能知道「子貢之孫」端木叔之死嗎?這幾乎是一個基本常識問題了!根據以上種種資料以及〈老子弟子與老子.楊朱〉,可以確認,孔子與老聃同時,且所謂子貢之孫根本就是子貢之伯父的錯誤!即便不是錯誤,也不能用這種具有巨大時間差距的事件來推老聃不能與孔子同時,遑論〈列子.仲尼〉已經明明記載孔子與老聃的弟子同時,而這一點也符合司馬遷關於老聃與孔子的記載所體現的時間線索!難道汪中不該提一下這筆資料嗎?
  關於第四點「函谷關置於獻公之世,老子之子宗當秦昭王時,知『遂去至關』的老子是秦獻公時人。」汪中在此犯了一個非常可笑的錯誤,因為司馬遷並沒有說這個「關」就是「函谷關」,而函谷關產生以前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有「關」,哪裡必然就是「函谷關」或其他關?這本是個常識問題!何況司馬遷並沒有說關令尹喜是秦國的關令或是周朝的關令,即便按照文意我們可以確信是後者。但汪中卻先入為主的說這個關就是秦國的關,秦國的關就是「函谷關」,「函谷關」設置於「獻公之世」,所以就能因此推出老子是秦獻公時人。但首先「老子之子宗當秦昭王」是無法推出「知『遂去至關』的老子是秦獻公時人」這樣的結論的。何況前面有了一大堆沒有證實的假設。而更妙的是汪中一如所有疑古者一樣,並沒有熟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明明白白說老聃與周太史儋是兩個人,而根據常識「老子」可以不只一個,那麼這裡不停的想要證明一個並不存在的議題,豈不可笑已極!即便周太史儋也被叫做老子,那麼周太史儋自可去當他的老子,而無礙於老聃之為老子。

〈國語.周語中〉:
  (單襄公對周定王說:)「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途,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國家之間設立關卡、關口,關口設立負責的「關尹」,這本就是周朝的制度。每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都有關口,這種知識即使沒有看過《國語》,好歹也聽過「伍子胥過昭關」的故事吧?是什麼蒙蔽了這些學者的眼睛與腦袋呢?急於取消老子著作權的心態,還是急欲藉此揚名立萬、名留青史的動機!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汪中的說法,是充滿常識性與邏輯性錯誤的,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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