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0日 星期日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證〉

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證

(十九,七月,哲學評論第二卷第二期)
黄方剛
  凡研究一書,既於義理有所心得矣,而欲名其學說曰某某之學說,則必先知其書之作者為何許人而後可也。若欲論其學說之來源與其影響,則又必先知其書之年代而後可也。此類工夫,考其性質,近乎歷史的,其去純粹哲學遠矣。然其有助於純粹的哲學研究,誰云不然?今我此舉即發於此機。若欲我專為考證而考證,考證果有自身之價值乎,我亦不能也。嘗於雜誌報端見文章數篇專論《老子》學說之淵源,或謂出於史官,或謂環境刺激,爭論紛紛,一若真有問題在者,嗚呼!何其不思之甚耶?師承也,境遇也,固不能免,然其個性獨不存在耶?孰謂《老子》一書徒從師承境遇來者?觀其言道、言德,或歸天然,或涉人事,顯然有一系統在,孰謂徒以師承境遇而能造成一系統的哲學?且凡有百事業莫不成於個性與環境(師承亦環境之一面)之結合,何獨《老子》書?則今之單就一端而思有以解釋老學之來源者皆著歧途也,抑亦戲論而已。
  考古書之引《老子》語者有《孔子家語》、《列子》、《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韓非子》及《莊子》,而《論語》雖不明引,似暗射之。兹先從《論語》討論之。
  一,《論語》〈憲問〉第十四曰:「或曰:以德報怨,何如」?《老子》六十三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孔子於〈憲問〉答曰:「何以報德?」此適與《老子》「大,小,多,少」句针鋒相對,吾疑孔子有《老子》學說在其心中也。〈憲問〉復有「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句,而《老子》六十七章亦曰:「慈故能勇」,吾疑孔子之說自《老子》來也。《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曰:「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無為而治」,《老子》之說也,孔子其欲以舜證之歟?然「無為」二字不必起自者至,故不能據以凡此三項皆不能確證《老子》書之前於《論語》,亦不能證作此諸語者之前於孔子,然如孔子學於《老子》之說證實,則此數語大概是指《老子》的,此則須待决於後來也。
  二,《孔子家語》卷二〈三恕〉第九曰:「子路進曰:『敢問持滿之道乎?』……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按《淮南鴻烈》亦有此節)。「持滿」本乎《老子》九章「持而盈之」句:「損之又損」出於四十八章,並無疑。又同卷復有「子路問……『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等句;「被褐而懷玉」,或出於《老子》七十章,然此或是《老子》前成語,未必原於《老子》。《孔子家語》卷三載有《金人銘》,其中語都類《老子》,殆即《老子》所宗也?《孔子家語》一書前人有疑其僞者,然古書之僞大都依托而已,非必欲引人入迷也;《家語》之僞不過采集聞見而缺漏,不盡竅而已,尚非依托者也。我以為《金人銘》决非偽造,劉向《說苑》已載之,今則且得因《老子》而證實焉。
  三,《列子》一書本是凑合古書而成者,與列子人直無關係。《列子》書之僞即所謂依托者也。凡依托者其言不盡屬杜撰,故《列子》書中有《莊子》語,有《淮南》語,皆有據也。《列子》書中所引《老子》,除《莊子》,《淮南》所已有者外,有《老子》第六章,顧《列子》謂其出於《黃帝書》,此為假托無疑。此假托竟是再傳的假托,蓋始則戰國時人假托於黃帝,而僞造《列子》者復援引之,以為真黃帝之書,意者戰國時人竊《老子》語以為《黃帝書》耳。觀《戰國策》卷二十二引《周書》:「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足知戰國時人不辨《老子》與《周書》矣。《戰國策》同卷復引《周書》曰:「緜緜不絶,縵縵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此與《太公兵法》引黃帝語及《金人銘》並相似,是知戰國時人亦不辨《周書》與所謂《黃帝書》也。大概此數語皆是古之成語,戰國時人不遑考其出處,故但就所聞有而引之耳。或者《老子》為周史,其書遂被誤認為周之官書,亦未可知也。《老子》書中引古成語者甚多,然《老子》於每處必明示讀者以非己出(朔雪寒註:這就是所謂的以偏概全。如果不是古籍消失了太多,我們今日必能知道《老子》中存在更多暗引,一如《文子》之例。),而於第六章則不然,故我以為此是後人竊《老子》,非《老子》引前人也。依托於黃帝者特以戰國為盛,而《老子》之語竟得為戰國人所假借,則《老子》書必在戰國前明矣。然《老子》之成於戰國前,他書之可為證者尚多,不必倚此一件事也。
  四,《戰國策》卷十一顏斶引《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按末句有誤)此《老子》三十九章文也。卷二十二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與《呂氏春秋》卷二十〈行論〉所引詩曰:「將欲毁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文格俱相似。我疑其與《老子》三十六章文一來源也,殆皆古成語耳。卷二十二復稱魏公叔痤曰:「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己愈有,既以為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此《老子》八十一章文。《戰國策》大約成於秦時,其中所載亦有成於秦前者。即以秦為其書成之時,則亦已當四歷紀元前二百餘年矣。此時《老子》學說已頗盛行,游說之徒稱述之,則《老子》書之成當遠在秦前也明矣。况《戰國策》中顏斶一條乃顏斶自引《老子》,設此而可信,是當顏斶時《老子》已頗聞於世矣。顏斶之引《老子》在對齊宣王語中,宣王在位自西曆紀元前三百三十二年至三百十四年,則顏斶之引《老子》當在西曆紀元前三百十四年以前也。
  五,《呂氏春秋》卷二〈貴生〉曰:「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此雖未引《老子》語,實用十三章「貴以身於天下,若可託天下」之意而反之。卷六〈制樂〉曰:「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此則明明《老子》五十八章文,言「故」者蓋即引之之意也。卷十六〈樂成〉開章即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亦不言「《老子》曰」,然最後兩句固《老子》四十一章文,惟《老子》亦是引古語耳。卷十七〈君守〉曰:「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此《老子》四十七章文,其出於《老子》無疑。卷二十五〈别類〉開章曰:「知不知上矣」,此即《老子》七十一章文。此外用《老子》意而不用《老子》語者甚多,吾獨怪其於明引《老子》處不言「老子曰」,然其信作此數語者為老耽則無疑,觀於卷十七〈不二〉:「老耽貴柔」句及卷十八〈重言〉:「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等句可知已。《呂氏春秋》於呂不韋相秦期内,按不韋於西曆紀元前二百三十七年罷相,則此書至遲當成於彼時也。且此書乃輯古書而成者,則其被輯之書必於其時已流行矣,若《老子》者必其一也。
  六,《淮南鴻烈》所引《老子》語太多,可不必開列於後。試單言其數,則卷一〈原道訓〉凡十五條,卷二〈俶真訓〉凡三條,卷六〈覽冥訓〉凡二條,卷七〈精神訓〉凡三條,卷八〈本經訓〉凡二條,卷九〈主術訓〉凡五條,卷十一〈齊俗訓〉凡四條,卷十二〈道應訓〉凡五十二條,卷十四〈詮言訓〉凡一條,卷十八〈人間訓〉凡二條,共八十九條。此外用《老子》意而不用《老子》語者尚多,韓非以來,惟此書引《老子》獨多。按劉安襲封淮南王在西曆紀元前一百七十二年,此書之成當不甚後於此時。
  七,《韓非子》有卷六〈解老〉及卷七〈喻老〉兩篇,專論老學。此外卷一〈主道〉,卷二〈楊權〉,卷十〈内儲說下〉,卷十六〈難三〉,卷十八〈六反〉皆有所引。而書中《老子》學說之影響形跡昭然,故設有創韓非〈解老〉、〈喻老〉二篇是假者,非推翻全書之真狀不可也。司馬遷謂韓非之學原於《老子》,觀其書當知此說之不誣。按韓非死於西曆紀元前二百三十三年,其書之成,據司馬遷說,大約在數年或十數年前也。
  八,《莊子》外篇〈肤篋〉引《老子》者凡四處:「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也,出於《老子》三十六章;「絶聖棄知」二也,出於《老子》十九章;「大巧若拙」三也,出於《老子》四十五章;「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四也,出於《老子》八十章。外篇〈在宥〉引《老子》者凡二處:一為「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出於《老子》十三章;一為「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出於《老子》十六章。外篇〈天地〉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此意本於《老子》六十五章。又曰:「不尚賢,不使能」,上句蓋《老子》第三章文。外篇〈天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句為《老子》五十六章文。〈至樂〉篇:「至譽無譽」句,實即《老子》三十九章文,惟《老子》各本自誤耳。同篇復有「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等句,其義出於《老子》三十九章。又「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等句,義本《老子》二十一章。外篇〈達生〉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二句,乃《老子》五十一章文。外篇〈山木〉有「少私而寡欲」句,出於《老子》十九章。又有「自伐者無功」句,見於《老子》二十四章。外篇〈田子方〉曰:「既以與人己愈有」,語出《老子》八十一章。外篇〈知北遊〉引《老子》者凡三處:一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其末句本於《老子》二章之文。二曰:「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上五句本《老子》三十八章,下三句乃四十八章文。三曰:「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此為《老子》十四章文。雜篇〈庚桑楚〉引《老子》者凡二處:「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出於《老子》五十五章;「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兒子乎?」本《老子》第十章。雜篇〈則陽〉有「道不私,故無名。」句,義本《老子》首章與三十二章。〈寓言〉篇引《老子》四十一章:「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二句。最後〈天下〉篇復引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等句。綜觀《莊子》所引《老子》,外篇、雜篇内均不可謂少矣,獨内篇無之。然内篇中提「老子」名者凡三次,則雖不引其語,不得以之疑《莊子》書之不純也,殆内篇中《莊子》本說特富而已。《莊子》外篇及雜篇有為弟子所附益者,自其本文觀之可知。然此固未足以斷其所言之必謬也。今欲知《莊子》書之年代,則須先知《莊子》人之年代,均詳於後。
  《莊子》為惠施之友,自《莊子》書中觀之可知。《莊子》記與惠子之問答凡八條,散布於内篇、外篇、雜篇内,而惠子之名亦復數見於書中,故不得謂之假矣。惠子之事跡尚可考,《戰國策》、《呂氏春秋》均記之。按西曆紀元前三百四十一年(即梁惠王三十年),齊大敗魏於馬陵。《國策》卷二十三載惠王於是召惠子來對策,此當是惠子初用於魏時。惠子絕不能於此以前相魏,蓋西曆紀元前三百四十二年正中山君初為相之時也,然惠子於此時已仕於魏則無疑。西曆前三百三十五年有徐州之會,魏王推齊王為王,即用惠子之策。惠子所以欲魏尊齊者,將以使楚嫉齊而起爭鬬也。關我徐州之會,《呂氏春秋》〈開春論〉五載匡章與惠子之問答,〈審應覽〉六復載匡章之非惠子,此匡章即《孟子》書中之匡章也。匡章,齊人,故其與惠子相見當即在徐州時。〈孟子.離婁下〉公都子問於孟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據此則匡章,孟子之友,絕非如高誘注《呂氏春秋》所云孟子之弟子也。孟子之年代既可知,則匡章與惠施之年代亦約略可知矣,今當更細查之。
  西曆紀元前三百三十三年楚敗齊於徐州,魏遂間接得復仇,是惠子之策之成功也。吾意惠子之見重於惠王此後益甚,至於何時相魏則不可知,惟《莊子》〈秋水〉篇言其曾相魏耳。《國策》卷二十二載惠子與張儀辯論及張儀以秦相魏二事,二事並在西曆前三百二十三年,正張儀免相於秦後也。又四年而惠王死,《呂氏春秋》〈開春論〉一及《國策》卷二十三並載惠子諫太子事,是知惠子後死於惠王也。然此後惠子不復大用事於魏,觀《竹書紀年》記翟章伐衛救鄭及救皮氏可知矣。翟章者,即《呂氏春秋》之翟翦也(「章、翦」相通)。《呂氏春秋》〈審應覽〉五曰:「惠子為魏惠王為法,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翟翦蓋根本反對惠子之學術者也。又〈審應覽〉六曰:「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此作〈審應覽〉者之非惠子也,其舉惠王之一切失敗而歸之於惠子自是不公,亦不確,意者其所指特惠子一般人耳,非必指惠子一人也。末謂「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是惠王末年惠子已不用,而翟翦為政矣。翟翦得與惠子前後爭政,則其年事當亦相若。翟翦於魏襄王時猶能將兵,其最後次將兵竟在西曆紀元前三百零七年,則惠子於此時當亦不能大過於六十之數。若然,則惠子於西曆前三百四十一年實新仕於魏。夫以一三十左右之人而初仕,可謂尋常之至矣。則以惠子為生於西曆前三百七十五至三百六十五年間者當不致太差也。《戰國策》卷十六言五國伐秦魏欲和,而使惠施之楚,按五國伐秦在西曆前三百十八年,其時惠子年尚不到六十,以任此職,不得謂之不近情。《國策》同卷又謂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而楚王納之於宋,事當在張儀後相魏時,正西曆前三百十三年至三百十二年之期也。我所以斷其為此時者,以張儀絕不能於魏惠王時逐惠子,一則因惠子見信於惠王,二則因張儀自己反不見信也。然張儀之惡惠子已始於此時矣,故有逐之之舉於後耳。按此二事實與翟章為一事互相表裏,故引之。
  今試考惠子之卒年。《莊子》〈徐無鬼〉篇,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秉者,公孫龍之字也。公孫龍之政治活動,其見於史者最早為勸魏昭王偃兵事,當在西曆前二百八十年前,《呂氏春秋》〈審應覽〉七載之;最遲為勸平原君勿受封事,在西曆前二百五十七年,《國策》二十載之。公孫龍於西曆前二百五十七年猶存,即使其時年已老,其生之早恐終不出乎西曆前三百二十五年也。惠子得知公孫龍之與己齊名,則惠子於公孫龍初著名時必猶存無疑。故我度惠子之死約在西曆前三百年至二百九十年間,當公孫龍二三十歲時也。或且疑公孫龍著名何以如是其早,然竅之於其學術之性質,固不足為奇耳。
  惠施與公孫龍之年代既可循,則莊子之年代亦不難循矣。莊子果為惠子之友,則其年事絕不能相差太多。《莊子》〈至樂〉篇載莊子妻死,惠子往弔之。惠子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則責之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惠子未死以前,莊子已有長成之子,且其妻已老而死,則莊子即老不如惠子,亦不能相差太多也。大概而言,莊子之年似不及惠子,何以證之?《莊子》〈徐無鬼〉篇載莊子因送葬而過惠子之墓,因而慨然歎惠子之已死焉。夫以惠子老死後許久而莊子猶得存而記其死後之事於書,則莊子之年絕不能過於惠子也,明矣。尋常論之,且必以莊子之生為後於惠子也。然此尚非惟一之證耳,《莊子》〈齊物論〉篇曰:「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驗此段文義,可知莊子至少知惠子之死,且得載之於其書。若以「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之「子」作惠子之子解,則莊子且及見惠子之子之死矣。《莊子》〈秋水〉篇載公孫龍與魏牟談及莊子之學,魏牟極稱道莊子。未以晚輩之公孫龍而得列其名於莊子之書中,足知莊子之壽必甚長也,否則莊子必頗幼於惠子也。然此二說可並立,皆足以證莊子死年之晚。莊子於惠子死時已老,則莊子即享高壽,亦不能於惠子死後活過二三十年也,明矣。
  孔穿者,公孫龍之大弟子,宣傳公孫龍學最有力者也。《莊子》書中宜有其名矣,而竟無之,此何故?曰:試尋孔穿之年代,乃可得其解。孔穿為孔子之後裔,據〈史記.孔子世家〉,生於西曆前二百七十八年,卒於前二百二十七年,蓋當其享名之時,莊子已死矣。且《莊子》〈秋水〉篇記公孫龍之言曰:「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言「少」言「長」,蓋其時公孫龍猶不過一少年耳。假定公孫龍生於西曆前三百二十五年與三百十五年間,則莊子死時約當西曆前二百八十年至二百七十五年之期。假定莊子至少活七十五歲,至多活八十五歲,則莊子生年約當西曆前三百六十年至三百五十五年之期。若是,則莊子至少則少惠子五歲,至多則少惠子二十歲,而各方面事實皆顧及矣。以此推之,則莊子著書之期約在西曆前三百年,至其死時,其書或未完成,於是其弟子纂集其平日所言而增修之,故其文筆之不同有如斯者。《莊子》書中盛稱老子,又徵引其語,則約略言之,當莊子生時,老子之說必已傳於世矣。觀於莊子知老子之深且詳,吾意其必有親密之授受也,猶惜莊子前之傳老子學者皆不聞於世耳。不然,我且得上溯其流而定《老子》書之年代焉。事實既如此,故上距老子著書之時,下涉莊子生長之期,凡一百五六十年内,竟無一可靠之人或書得以證《老子》書之真實無假焉。噫!亦可慨已。
  吾已考定《老子》書之年代,以為此書至遲當於《莊子》生時已傳於世,顧其作者為何人及其作者之生卒在何時猶未詳也,今當循此問題而商榷之。按《淮南鴻烈》凡引《老子》文時,不曰「老子」,即曰「老聃」。《韓非子》除〈解老〉、〈喻老〉二篇外,〈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曰:「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指《老子》三十六章:「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句);〈六反〉第四十六曰:「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難三〉第三十八則曰:「《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其子產之謂矣!」。賈子《新書》卷二〈審微〉亦曰:「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荀子.天論〉篇第十七曰:「老子有見於絀,無見於信。」。《呂氏春秋》卷十三〈去尤〉篇曰:「老聃則得之矣。」;卷十七〈不二〉篇曰:「老耽(『聃』、『耽』通耳)貴柔。」卷十八〈重言〉篇曰:「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而卷一〈貴公〉篇曰:「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戰國策》所引《老子》語已見於前,至於《莊子》書中則「老聃」、「老子」到處皆是,無需徵引。綜觀以上各書,其引《老子》語或述老子學說時,必冠以「老聃」或「老子」,曾未見有冠以他名者,則以《老子》書之作者單為老聃,當矣,而《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獨持異議焉,故不得不特别討論之。
  今本《史記》謂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不知其所據何在?凡《史記》以前書未有言此者,觀上所引可知之。按《史記》索隱謂「字伯陽」三字為許慎所見本《史記》所無,則《史記》此文中有竄亂,無疑。且以「聃」為諡,可謂不通,改竄之跡顯然。又關於老子鄉里,《史記》言之獨詳,而對於其人尚且有是否即老萊子或周太史儋之疑,是亦可怪矣。今本《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則謂《史記》又云:「陳國相人也。」。邊韶《老子銘》謂老子,楚相縣人,似根據於《史記》。謂老子陳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者,蓋始於河上公之《老子》注。馬敘倫《老子竅詁》謂為後世術士誤讀邊銘,亂凑王阜之碑而成者是也。原本《史記》殆作「老子,相人也。」,亦無「陳國」、「楚國」等字。馬敘倫謂於「相人也」上加「陳國」或「楚國」,《史記》無此例,甚是。
  余謂若加「陳國」,則後文明曰:「老萊子亦楚人也。」,將成矛盾,即陳國後為楚滅,亦不得如此說也。若置「楚國」於其上,則楚無相地,太史公不能糊塗如此也。由是觀之,即此段《史記》文亦已經後人改竄矣,《史記》之不可靠如此。然此猶非太史公自己之不可靠也,今請察其本語。《史記》述關尹强老子著書事亦為前書所不道,吾亦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史記》言老子出關去後,不知所終,是與《莊子》〈養生主〉篇所記不合。《史記》信老子活一百六十餘歲,又疑其活二百餘歲,實屬不近情。《史記》疑老萊子、太史儋與老子為一人,足見其關於老子,實無確實之資料,乃後忽詳敘老子之後裔,一若曾得可靠之知識者然,是誠難解已。
  吾意司馬遷時,老子之名早已為神仙家所利用。老子生時為隱君子,死後更少知之者,故神仙家得乘其便。司馬遷雖明知神仙家言之不足信,然外此更無從覓關於老子之材料,遂不得不采用之,同時又不得不置疑焉。凡讀司馬遷此文者不亦有相同之感乎?然則老子之世裔,太史公果何從而知之?太史公謂李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則其材料竟得之於解或解之子孫,亦意中事耳。然若《老子》之子孫既知其先代如是其詳,何以猶不能辨之於老萊子及太史儋?豈彼等腦中自清而太史公獨不清耶?抑太史公自亦疑彼等之非老子之真子孫耶?或者太史公雖疑彼等之假託,因自己亟於欲明老子之非神人而不得不乞援於彼等,亦未可知,此其所以直書「老子之子名宗……」歟?總之,細察《史記》此文,衹覺中無一言能令人深信不疑,我以為當存而勿論之,必欲論之,則請單從其文之内部言之。太史公敘老子之後裔,自老子之假凡七世,連老子則為八世。假定老子長孔子二十歲,又假定假卒於漢文帝末年,則自西曆前五百七十一年至前一百五十七年共得四百十四年。以八除此數,則平均每世幾五十二年,不覺太長乎?或以此比孔子世家,謂彼自孔子至安國平均才三十年為一世。孔氏之世代雖不能作準,亦可以起疑矣。
  又老子若果長於孔子,而其子得為魏將,亦殊可疑,然太史公「六國表」始於周文王元年(西曆前四百七十五年),上距孔子之卒不過四年耳。其時魏雖未為諸侯之一,亦已稱魏矣!故雖於此前稱魏,亦不足怪。此點及李氏年世太長一點雖皆解說得過去,究竟令人不服,故有疑《史記》所稱老子子孫實非老子之子孫者,范禕君在《學衡》二十九期所說足為代表。范君謂由李宗至李解之世,為數適與所謂周太史儋之年代相合,疑假、解等皆自託於老子者,我亦疑之。若然,則所謂「姓李氏」者亦即太史儋之姓或氏耳,非老子之氏或姓也,如是則與先《史記》之書所記冥合矣。太史公撰〈老子列傳〉,惟此一事為詳而切,然亦已靠不住矣,况其他乎?凡研究老子年代者似不應更依據《史記》〈老子列傳〉矣。       
  《史記》既無補於事,則當何向?〈禮記.曾子問〉數言「吾聞諸老聃」,或者從此可考得老子之年代。然〈曾子問〉是否可靠尚是問題,即使可靠,其所記是否正確亦成問題。《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四曰:「孔子學於老聃……」,此事或誠有之。《論語》〈述而〉第七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向來注釋者或謂老彭是一人,曰殷之賢大夫也;或謂「老」是老聃:「彭」是彭祖;獨馬敘倫《老子竅詁》謂老彭即老聃,以「彭」、「聃」聲通為證。《莊子》雜篇〈則陽〉首言則陽游於楚,忽又言彭陽見王(楚王),注者或謂其姓彭名陽字則陽,或謂名則陽,字彭陽,紛紛不一。吾疑其皆非,而實因「彭」、「則」二字亦相通也。「彭」、「則」相通之疑難惟在其韻之不同,然今日江浙一帶讀「詹」「甘」「聃」等字無英文N之音,而湖北人讀「木」為「蒙」則反增N之音,或者古之方言亦有如此不同者乎?「彭」、「則」若可通,則「彭」、「聃」之相通真無疑問,蓋「則」與「聃」之相通,姑勿論其韻而單論其聲,為「知部」與「端部」之相通,古來齒音與舌音相通之例直不勝枚舉耳。此與馬敘倫所舉之通例性質不同,或可為其一助乎?孔子稱老彭而加「我」字於其上,蓋親之之詞,馬敘倫謂此因孔、老宋人而同姓子之故,余謂此豈不亦因孔子嘗問學於老聃之故耶!總之,以「老聃」解「老彭」似最近情,蓋「彭」之作「彭祖」解,已為「彭祖」不是人名之說打倒矣,此外更有何解?今若假定老彭即是老聃,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二語亦得其證矣。《老子》書中引古語或類古語者凡十五件,今一一開列於後:
  一,六十四章「慎終如始」句,似原於《尚書》卷二〈太甲〉第七之「慎終于始」。
  二,三十六章「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等句,類《國策》卷二十二所引之《周書》語:「將欲敢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三,三章之「多言數窮」及六十三章之「事無事」二句,類〈說苑.敬慎〉篇所載《金人銘》語:「無多言,無多事」。
  四,二十四章「彊梁者不得其死」句,出於《金人銘》。此明明是《老子》引人語,蓋《老子》自云:「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也。
  五,七章之「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及六十六章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亦本於《金人銘》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
  六,六十六章之「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王者,以其善處下也,故能為百川王」二句,義本《金人銘》:「江海雖在,長於百川,以其卑下也」句。
  七,七十九章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句,義本《金人銘》:「天道無親而後下人」句。
  《金人銘》殆是古語。《國策》卷二十二引《周書》有「緜緜不絶,縵縵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等句;《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金人銘》則曰:「燄燄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終成江河;緜緜不絶,或成網羅;毫毛不札,將尋斧柯」。三處文雖略異而義則相似,語氣亦一,可信其出一源,不能謂其於同時異地假造而成也。又《老子》既曾引《金人銘》句,又指明其為古成語,則《金人銘》之非假可知。
  八,六章全章,《列子》〈天瑞〉篇引作《黃帝書》曰,此或係假托,或因不分别周之官書與《老子》之書故,或此真是古語,今無從斷定。
  九,六十三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句,其義似本於《周書》。《國語》卷十五所引《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可為引索。
  十,六十八章「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等句,及二十三章之「死而不亡者壽」句,頗似《榖梁傳》卷一莊公八年春所引「故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等句,榖梁所引或是《老子》以前成語也。按此又與《國語》卷二十一〈越語下〉范蠡所言「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句相似。
  十一,二十二章「曲則全」句,上有「古之所謂」四字,《老子》所引也。
  十二,七十章「被褐而懷玉」句,《孔子家語》卷二〈三恕〉、〈子路問〉亦有之,恐是古成語。(朔雪寒註:如果黃方剛也知道子游等人引用的例子,自然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且「恐是」必須證明,試問誰曾證明?)
  十三,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曰」句,下自「明道若昧」句起至「道隱,無名」句止均古語。
  十四,六十九章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二語,《老子》自云古之用兵者言也。
  十五,七十八章「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上云「故聖人云」,察其口氣,似亦古語也。
  以上各項及《老子》書中所屢見之「是以聖人……」、「古之善道者……」、「故有道者……」及六十二章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並八十章不亦可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然後人遂謂《老子》毫不創作,衹是傳揚古道者,則又泥於此說之弊也。《老子》書中創作之處自是富足,孰謂如此有系統之哲學而可以凑集古語造成者?作此說者殆忘却《老子》之有個性耳。
  老彭既為老聃,則前所引《論語》文之似出《老子》者,想必自《老子》來矣。若然,則《老子》書殆成於孔子存時,然或者此數語為孔子親聞諸《老子》者,亦未可知。無論如何,《老子》若果長於孔子,則其書之成時亦約略可考矣,今吾所欲討論者即此點。
  《史記》〈孔子世家〉,〈老子列傳〉及《呂氏春秋》皆謂孔子師老子,然皆不能使吾深信不疑者何也?以其皆後於《莊子》而《莊子》之說猶未成立也。〈禮記.曾子問〉則靠不住,《論語》則雖有「老彭」而未言老彭是孔子師,故并不能為證。今當從《莊子》著手討論焉。
  《莊子》書所記一切事,前人從未有敢全信者,即有信之者亦不過擇其便於己說者而采用之而已,如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網》之用〈養生主〉「老聃死」一節是也。殊不知老聃之必死,若不以神人目之者,科學常識足為見證,初無待於《莊子》之記載也。且學者靡信《莊子》之多寓言,復何從而知〈養生主〉所云之必非寓言哉!今吾亦欲利用《莊子》者也,獨不敢任情為之耳,則請先明《莊子》之詞例。《莊子》書中,除〈讓王〉、〈說劍〉、〈漁父〉、〈盗跖〉四篇顯然僞造及〈天下〉篇後人所編不計外,其問對人物與《莊子》認為同時之人,今排列於後,并示其可能或不可能焉:
  内篇〈逍遥遊〉:
  堯一許由……可能且一貫。
  肩吾一連叔……。
  惠子一莊子……絶對可能。
  内篇〈齊物論〉:
  南郭子綦一顏成子游……可能且一貫。
  堯一舜……絶對可能。
  齧缺一王倪……可能且一貫。
  瞿鵲子一長梧子……可能且一貫。
  罔兩一景……寓言。
  内篇〈養生主〉:
  庖丁一文惠君?。公文軒一右師……?。
  内篇〈人間世〉:
  顏回一仲尼……絶對可能。
  葉公子高一仲尼……絶對可能。
  顏闔一衛靈公太子……絶對可能。
  匠石一櫟社樹……寓言。
  孔子一楚狂接輿……絶對可能。
  内篇〈德充符〉:
  常季一仲尼一王駘……?。
  申徒嘉一鄭子產一伯昏無人……可能。
  兀者叔山無趾一孔子一老聃……?。
  魯哀公一仲尼一哀駘它一閔子……?。
  闉跂支離無脈一衡靈公……?
  惠子一莊子……絶對可能。
  内篇〈大宗師〉:
  南伯子葵一女偊……可能且一貫。
  子祝一子輿一子犁一子來……可能且一貫。
  子桑戶一孟子反一子琴張一孔子一子貢……可能。
  顏回一仲尼……絶對可能。
  意而子一許由一堯……可能且一貫。
  顏回一仲尼……絶對可能。
  子輿一子桑……可能且一貫。
  内篇〈應帝王〉:
  齧缺一王倪一蒲衣子……可能且一貫。
  肩吾一狂接輿一日中始……?
  天根一無名人……寓言。
  陽子居一老聃……可能且一貫。
  季咸一列子一壺子……絶對可能。
  儵一忽一渾沌……寓言。
  外篇〈在宥〉:
  雀瞿一老聃……可能。
  黃帝一廣成子……?。
  雲將一鴻蒙……寓言。
  外篇〈天地〉:
  堯一許由一齧缺一王倪一被衣……可能且一貫。
  堯一禹一舜一伯成子高……可能。
  夫子(指孔丘,「夫」恐是「孔」字譌)一老聃……可能?
  將閭葂一季徹?。
  子貢一孔子一漢丈人……可能。
  諄芒一苑風……寓言。
  門無鬼一赤張滿稽……?。
  外篇〈天道〉:
  堯—舜……絶對可能。
  孔子一子路一老聃……可能?
  士成綺一老子……可能。
  外篇〈天運〉:
  商太宰蕩一莊子……可能。
  北門成一黃帝……?。
  孔子一顏淵一師金……可能。
  孔子一老聃……可能?
  孔子一老聃……可能?
  孔子一老聃……可能?
  外篇〈秋水〉:
  河伯一北海若……寓言。
  孔子一子路……絶對可能。
  公孫龍一魏牟一莊子……絶對可能。
  莊子一惠子……絶對可能。
  莊子一惠子……絶對可能。
  外篇〈至樂〉:
  莊子一惠子……絶對可能。
  支離叔一滑介叔……?
  莊子一空髑髏……寓言。
  孔子一顏淵……絶對可能。
  列子一百歲髑髏……寓言。
  外篇〈達生〉:
  子列子一關尹……可能且一貫。
  顏淵一仲尼……絶對可能。
  田開一周威公……可能。
  桓公一管仲……絶對可能。
  東野稷一莊公一顏闔……可能。
  孫休一子扁慶子……可能。
  外篇〈山木〉:
  市南子一魯侯……可能。
  北宮奢一衛靈公一王子慶忌……可能。
  孔子一太公任……可能。
  孔子一子桑雽……可能。
  莊子一魏王……可能。
  孔子一顏淵……絶對可能。
  莊周一藺且……可能。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一魏文侯一東郭順子……可能。
  温伯雪子一孔子一子路……可能。
  顏淵一孔子……絶對可能。
  孔子一老聃……可能?
  莊子一魯哀公……絶對不可能。
  顏淵一仲尼……絶對可能。
  列禦寇一伯昏無人……可能且一貫。
  肩吾一孫叔敖……?
  外篇〈知北遊〉:
  知一無為謂……寓言。
  知一黃帝……寓言。
  齧缺一被衣……可能且一貫。
  孔子一老聃……可能?
  東郭子一莊子……可能。
  婀荷甘一神農一老龍吉……?。
  泰清一無窮……寓言。光耀一無有……寓言。
  冉求一仲尼……絶對可能。
  顏淵一仲尼……絶對可能。
  雜篇〈庚桑楚〉:
  庚桑楚一老聃一南榮趎一老子……可能。
  雜篇〈徐無鬼〉:
  徐無鬼一女商一魏武侯……可能且一貫。
  徐無鬼一武侯……可能。
  黃帝一大隗一方明一昌禹一張若一譜朋一昆閽一滑稽……?
  惠子一莊子……絶對可能。
  管仲一桓公……絶對可能。
  吳王一顏不疑一董梧……可能。
  南伯子綦一顏成子……可能且一貫。
  仲尼一孫叔敖一市南宜僚……不可能。
  子綦一九方歅……可能。
  齧缺—許由一堯……可能且一貫。
  雜篇〈則陽〉:
  則陽一夷節一彭陽(即則陽)……可能。
  魏瑩(梁惠王)一田侯牟一犀首一季子一華子一惠子一戴晉人……絶對可能。
  孔子一子路……絶對可能。
  長梧封人一子牢一莊子……可能。
  柏矩一老聃……可能。
  仲尼一太史大弢一伯常騫一狶韋……?。
  少知—太公調……?。
  雜篇〈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一仲尼一老萊子……可能。
  惠子一莊子……絶對可能。
  雜篇〈寓言〉:
  莊子一惠子……絶對可能。
  顏成子游一東郭子綦……可能且一貫。
  罔兩一景……寓言。
  陽子居一老聃……可能且一貫。
  雜篇〈列禦寇〉:
  列禦寇一伯昏瞀人……可能且一貫。
  鲁哀公一顏闔……絶對可能。
  細察以上各項,可得以下各例:
  一,凡對話者必同時人(除却二次,另論於後)。
  二,其人不必真有。
  三,其人雖非真有,其寓托則以一貫為法。
  四,時代上絶對可能與大概可能之問對或交涉凡七十九次,其絶對可能之類中最普通者如:
  (一)孔子及其弟子。
  (二)孔子及魯哀公。
  (三)惠子與莊子。
  (四)管仲與齊桓公。
  (五)堯、舜、禹,恐皆無有敢置疑者。
  此外,老子與孔子之對答亦有七次,容後再論。
  五,時代上絶對不可能者衹二次:
  (一)莊子見魯哀公,此顯然嘲儒之文。
(二)仲尼與孫叔敖。按孫叔敖為楚莊王相,楚莊王在位始於西曆前六百十三年,終於前五百九十一年,則孫叔敖縱長壽亦不及與孔子談話也。又,依《釋文》,市南宜僚可作〈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載之熊相宜僚解,此為孫叔敖同時人,然《莊子》後文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此宜僚乃白公作亂時之宜僚,白公為亂於孔子卒後,則此非彼宜僚無疑。又,此宜僚亦未嘗仕楚,則上文所云皆寄言耳。(朔雪寒註:孔子死於前4793月,白公勝死於前479年七月。宜僚並不矛盾。)
  六,歷史上無據而自身一貫,可能者凡六事:
  (一)堯及許由:「許由」不知有此人否。
  (二)南郭子綦及顏成子游,(「南郭」或作「南伯」,或作「東郭」。)兩倶無證。
  (三)齧缺、王倪、被衣(或作「蒲衣子」),皆不詳。
  (四)陽子居之見老聃,陽子居不像是楊朱,他書亦未提及。
  (五)列禦寇及伯昏無人皆不詳。
  (六)徐無鬼及魏武侯,「徐無鬼」不知有此人否。
  以上諸人雖不能證實,因其屢見於書,故敢料其非杜撰的。
  七,無從斷定是否歷史上人物者不過十七件,如肩吾、連叔、公文軒、常季、兀者叔山無趾、將閭葂、季徹、廣成子之流是也。
  八,顯係寓言者凡十四處,若罔兩與景,匠石與櫟社樹,天根與無名人,雲將與鴻蒙等是也。
  九,結論:
  吾以為《莊子》即使造假,絕不欲在年代上造假,然則其以老子為孔子前輩——如果有老子其人——絕定是事實。謂我言不信乎!請讀《莊子》〈寓言〉篇。考《莊子》〈寓言〉之旨,乃欲使人增信仰之心,豈有反肯顛倒事實以滋人之疑者乎?謂《莊子》無中生有則是,蓋以其無悖於寓言之本旨也。若謂《莊子》明知一事實而故意顛亂之,使成矛盾,則非吾所知矣,世亦少有如是之心理也。《莊子》自曰(寓言篇):「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然則《莊子》書中所用以解决問題之人物必其年又先而道又高者,老子其一也。吾由是而知莊子之使老子答孔子之問,非特因其年事較長也,亦因其學問較深耳。得此鐵證,再加《論語》之「老彭」一事及後來各書之引證,吾以為老子為孔子之師而先於孔子,可稱為事實矣。
  日本有津田左右吉者,著《儒道兩家關係論》(李繼煌譯述),創言《老子》書并老子人都是莊子所假造,其意蓋欲用以解釋其所謂儒道之衝突也。此種先存己見以解釋事實之方法是否適當,已成問題,若單就此問題之原料言之,更屬可笑。古書言各家爭勝,在戰國時幾乎家家皆平等,從未有儒與道單獨相爭之事。《莊子》書中似嘲儒矣,而莊子固道家也,然莊子豈特嘲儒而已,各家皆其所譏也。蓋道家向來與人無爭,苟無莊子一人,恐終於寂寞無聞耳,豈可因莊子一人之言而疑道家之欲爭勝哉。且戰國時惟儒、墨信徒為衆,相軋亦特甚,此於當時各書中可見之。若道家果欲凌駕二家,則不特當以老子為孔子師,抑亦當以為墨子師,何以獨不聞此?且莊子先於呂不韋、荀子、韓非諸人不過數十年,以一避世之莊子而其造假之效率如是其速且靈耶?是亦可怪已。然此猶可能也,《戰國策》卷十一顏斶曾引《老子》語,顏斶固莊子同時人也。即此亦有說,說曰:「《國策》縱靠得住,必成於《莊子》後,故知此非顏斶自引《老子》,乃後人追述之言。」此說雖勉强,亦尚解得過去,然申不害之學,太史公謂其原於老子,而申子之語見於諸書者(馬驌《繹史》卷一百十一引)有「天道無私,是以恒正……地道不作,是以常靜……聖人任法而不任智。」等句,韓非亦謂「申子曰:『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呂氏春秋》亦曰:「申不害聞之曰:……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為則擾矣,因則靜矣,……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凡此皆足證《老子》對於申子之影響而申子固先於莊子也。(按申不害於西曆前三百五十一年相韓,前三百三十七年卒。)此不特足反證日人之說,且足使人益信《老子》書之為老子之作矣。(朔雪寒註:此申不害之說差矣!惠施為魏惠王宰相、莊子為楚威王所著力聘請之人,與申不害正同時。如何可以定出先後?)
  又梁啓超亦嘗疑《老子》書為戰國時作品,惟梁氏之疑起於輕信《史記》,而不知《史記》在研究《老子》各材料中實為最不足信者也。加以梁氏未嘗精讀《老子》,乃解「取天下」之「取」字如「取一物」之「取」,信「偏將軍」、「上將軍」等詞為《老子》原文而不知其「言以喪禮處之」句之「言」字已足證三十一章注文與原文之混亂,遂反以之疑《老子》矣。其餘疑問若書中之有「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等句及「仁義」、「王侯」、「王公」等名詞(按各碑本俱無「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句,此句蓋上句之釋文而誤入正文者。又「荆棘生焉」之「焉」字,恐《老子》無此用法,〈漢書.嚴助傳〉:引「焉」作「之」,作「之」者是也。「王公」、「王侯」並當作「侯王」。)。皆可謂不成問題,張煦君及張蔭麟君(《學衡》二十一期)駁之,已使無立足地矣。至謂孟子未嘗道及老子,以為詫異,殊不知孟子對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自云(〈梁惠王上〉):「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足證孟子不是固陋,便是不肯談老子,非必不知有其人也。孟子於西曆前三百二十年至三百十八年間在梁,莊子熟悉梁事,又為惠子友,平生好議他人之學,何以連鼎鼎大名之孟軻曾未提及隻字?然則後人果可因之而疑孟子人或書之真假乎?梁又謂《史記》〈老子列傳〉中之神話大半從《莊子》之〈天道〉、〈天運〉、〈外物〉三篇運來,此說直無根據。張蔭麟駁之曰:《史記》内神話不過言老子活百六十餘歲及儋即老子,此皆與《莊子》三篇無關,是也。至疑老子即老萊子,乃太史公自己腦中不清(朔雪寒註:腦中不清的是疑古者,也包括黃方剛自己,因為司馬遷區分老萊子與老子甚為清楚,何來不清之說!),究竟亦未嘗信之(參觀〈仲尼弟子列傳〉),與《莊子》書所給人之影像適相反,蓋《莊子》明分老子、老萊子為二人也。吾嘗細察三篇,竟不能尋出一句神話:「神話」云何哉?
  不特此也,倘有欲於古紙堆中覓老子事蹟之資料者,捨《莊子》其將何從?前人總以《莊子》寓言為不可靠,殊不知《莊子》有寓其言而不寓其事者,則其事猶實事也,若孔子之師老子是已。然或有讀《莊子》書而信書中相問對之人確嘗為是言者,是亦太不檢矣。如〈在宥〉篇老子與雀瞿語涉「曾、史」、「儒、墨」,是惡可信?考《莊子》書中孔子與老子相問對者凡七次,又一次則二人未直接交談而以另一人為介焉(見〈德充符〉)。〈天地〉篇中二人之交談與〈應帝王〉篇陽子居與老子之言論頗相似,吾疑〈天地〉篇中所言為《莊子》弟子所補記。〈天道〉篇言孔子欲藏書於周室,遂往見老子於其家。察其語辭,若初見者,而〈天運〉篇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蓋亦初見,豈二事發生於一時耶?〈天運〉篇又言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老聃乃與以一番教訓,孔子出而讚老子為猶龍,於是子貢亦往見老子而請教焉。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則是時當為二十歲,故老子呼之曰「小子」,此與上言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相合。然〈天運〉篇末載孔子謂老聃言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七十二君……」,夫「七十二君」固屬大言,然其證孔子已嘗遊列國則無疑。按孔子五十五歲始去魯適衛,六十八歲而自衛返魯,豈孔子於此十三年内復見老子耶?又孔子因欲藏書於周室,而見老子或即在彼時歟?以上諸事未嘗不可能,獨無佐證耳,學者存疑可也。
  〈禮記.曾子問〉有「昔吾聞諸老聃」等語,《史記》又言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而《莊子》則既不言適周,又不言問禮。若前既有適周問禮之事,則後之談話,若《莊子》書中所記,不得如初見時口氣也,故兩者必有一非而另一亦未必即是。如必欲有所取捨,則吾寧信《莊子》而疑《史記》,馬敘倫謂《史記》此說集《禮記》與《莊子》二說而混一之者是也。至於《禮記》所言,則未嘗不可能,但亦無旁證耳。閻若璩據日食一節斷孔子見老子時正三十四歲,此蓋本於《史記》〈孔子世家〉:「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一語。即使假定兩書俱靠得住,則前人已以孟僖子初死,敬叔不能從遊之說駁之矣。况敬叔年方十四,安能請於魯君(《史記志疑》二五)?若依《莊子》,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則是年是地並無日食之事,意者孔子五十一歲後復見老子而於彼時遇日食耶?按〈春秋.魯定公十五年〉(西曆前四百九十五年,孔子年五十七歲),孔子去衛適宋,是年正好見日食,然則孔子若復見老子,殆於是年也。按老子居沛,《莊子》屢言之。沛為宋地,孔子是年適至宋,因而復見老子,頗合情理。覈之《莊子》〈天運〉篇末段所載,更覺可能,故吾以為〈禮記.曾子問〉頗足信焉。然《禮記》衹言問禮而不言其他者何意?豈孔子所學於老子者止於此耶?吾意孔子所聞於老子者絕不止此,作〈禮記.曾子問〉者以為其他無關於禮,故未載耳。或則儒者恐老子鄙禮之言之不利於己,故諱非之,又獨記老子述禮之言以淆亂人心,亦未可知!殊不知博聞多識於禮,初無礙於學說上之排斥禮也。而不明之人且以此怪老子之為人矣,是正中其計耳。考《論語》,孔子言禮言仁,最乏定義,然在孔子以前,「仁」與「禮」之義必較簡明,若《老子》書中所謂,則孔子之加以哲學的種種意義,顯然為老子學說之影響,孰謂二人無學說上之關係哉?
  從上所說,老子為孔子之前輩,可無疑義,惟老子究竟長孔子幾歲則不得而知。孔子兩見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歲,第二次孔子五十七歲,既如上言,則老子之年約略可考。按孔子初見老子時,老子已「免而歸居」,又自云「年運而往」,則其老可知。後世方士假老子之名造種種神話,吾以為不特因老子之言,亦必因老子之人有何特異之點,或者以其年老乎?即單就孔子見老子之年代觀之,老子之享高壽已處於不可疑之境。《莊子》謂「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鴻烈》亦以七十歲僅為中壽(見張煦文),則《老子》若活九十餘歲,在古時當不以為奇。如欲對校上所考得之老子年代,須讀《莊子》及《呂氏春秋》所記列子之事蹟。《莊子》〈田子方〉篇及〈列禦寇〉篇并示列子師伯昏無人,《莊子》〈德充符〉篇又言子產師伯昏無人。《莊子》〈應帝王〉篇言列子師壺子,《呂氏春秋》〈下賢〉篇則言子產雖為相,見壺子時必與真弟子坐,坐必以年,其敬之如師可知。列子得與子產同師,則列子之年即少於子產,亦不能太少也。按西曆前五百六十三年子孔作亂,子產攻之,此當是子產初入政界時。前五百五十四年子產為卿,五百四十三年子產為政,國大治,至五百二十二年卒。假定子產生於西曆前五百八十年前後,則列子至遲約當生於前五百五十年。吾所以假定列子年少於子產者,一因《莊子》書中所記列子事大都屬少年人,二則因列子亦為關尹弟子(《莊子》〈達生〉篇),關尹固老子所為著書之人,而老子又孔子所及見者也。按《莊子》〈寓言〉篇言老子西遊於秦,〈養生主〉亦言老聃死,秦失弔之,老子與秦有緣,可徵。若然,則老子因出入關塞(大概是函谷關)而識關尹,《莊子》雖未言及此,亦意中事耳。况〈天下〉篇又將二人並稱古之真人,其為同道可知。據此則老子為關尹著書一事,《史記》實不誣。若然,則老子之年絕不能少於關尹,然亦未必較之太多,謂為平輩可也。以此推之,假定列子少子產十五歲至三十歲,則關尹大約與子產年事相近;若老子較關尹更多十歲──夫長同輩者十歲,亦已太多矣──則老子至早亦不過生於西曆前五百九十年耳。大概老子生年在前五百九十年至五百八十年間,至多則長孔子三十九歲,至少亦長二十九歲;必欲斷定一年以為折中,則謂之生於前五百八十五年,長孔子三十四歲,似最近是。如以此說為準,則當孔子第一次見老子時,老子在八九十歲間,故曰:「予年運而往矣」。若第二次復見老子,則其時老子猶在八十六歲與九十六歲之間,雖甚老,尚不足以為奇也。吾嘗見日本及西洋讀《老子》之書大多數謂老子生於西曆前六百零四年,考其出處與根據竟不可得,而十九世紀法人Pauthier不特深信其年,且能言老子生之月日焉。
  夫以中國古籍所不載之事,而外人獨言之如是其詳,其誣妄亦可謂甚矣。况覈之以上考證所得,又有不可調和之衝突乎?《老子》書既為關尹而作,則其作時殆在孔子見老子之前,故孔子門人有知其書之内容者,若《論語》所暗示之三條是也。至於老子何時方死,此則無關緊要,總之,老子至少活八九十歲也。
  余考證老子年代畢,或有責余證列子其人者,若無以答之,人且因以疑我之老子年代矣,故不可不有以塞其口也。《呂氏春秋》〈不二〉篇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兼』之譌),關尹貴清,子列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夫躋列子於九個歷史上人物中,又尊之以上之「子」字,不特其為歷史上人物無疑,且當時列子學說有承受者可知矣。謂《呂氏春秋》一證太孤乎?則請讀《戰國策》卷二十七文,文曰:「史疾為韓使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讀此則知「列子」非莊子所杜撰,而《莊子》所記亦可信矣。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作於劍橋。


朔雪寒評

  黃方剛能引出《論語》、《孔子家語》兩書中關於孔子、子路與《老子》的相關引文,比之其他人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引出戰國時代顏斶,也是莫大的進步了。
他認為「『被褐而懷玉』,或出於《老子》七十章,然此或是《老子》前成語,未必原於《老子》。」這種說法是一個比較客觀的說法,但無從證明。以今日的文獻狀況與先後次序而論,只能定為《老子》首創。若就老聃為孔子之師,孔子、子路、顏回、子游、曾子等人所牽涉到的老聃、《老子》的語句,以及這一句本身在東周古籍中重複出現的次數,則可以論斷為出自《老子》。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句子」而不是一個「單字」或「詞彙」,僅就排列組合的複雜度,已經與後者的重現概率有著天壤之別了。遑論既非一般基本詞彙,便牽涉到引用與被引用的問題。若要證明老子與子路有共同來源,唯一的方法就是提出所謂的共同來源,但共同來源並不存在!因此,在《老子》尚未被證偽之前,自然只能定為是子路引自《老子》。
我們從黃方剛所舉子路、顏斶所引被當成成語、被質疑的例子,不難看出疑古者與當時學者「雙重標準」之嚴重,凡是那些他們自認為能「證明」《老子》後出的句子,不管如何不相似,如錢穆、顧頡剛等輩所舉的例子,都能被輕而易舉、言之鑿鑿的說成必可信的證據;對於那些他們自認為能「證明」老聃之假的文本,不管兩者如何無關,都能牽合在一起;對於那些他們自認為能夠用以「取代」原作者的人物,如錢穆的詹何、羅根澤的周太史儋,不管這些人物的記載如何貧乏、相關歷史即便只是孤例,都能麻雀變鳳凰、雞毛變令箭,成為定論。用可悲來形容,實在是因為形容詞太少了!
  「有《老子》第六章,顧《列子》謂其出於《黃帝書》,此為假托無疑。此假托竟是再傳的假托,蓋始則戰國時人假托於黃帝,而僞造《列子》者復援引之,以為真黃帝之書,意者戰國時人竊《老子》語以為《黃帝書》耳。」這是一般未能深入理解校勘學,沒有實戰經驗的學者最容易犯的錯誤。這句話經過前文考證,可知是老子與《列子》都引了《黃帝書》,而非其他種可能。即便是列子誤引,誤引也只是校勘實踐中極為普遍存在的現象,把這種普遍存在的現象不分青紅皂白的就拿來編出一套無法證明的故事,豈非荒謬!
  其第五點,關於《呂氏春秋》眾多暗引《老子》的例子,可能是啟發顧頡剛寫出他那篇荒謬可笑論文的源頭。一如誤引、註文摻入正文一樣,暗引也不過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現象,更是魏晉南北朝以前文人最主要的引用方式。把這些非常普遍的現象做無限發揮,毫無根據的羅織編造出一堆故事,以企圖證明某事的真偽,除了用「欠缺常識」奉送給疑古者外,還有更好的做法嗎?
  「至謂孟子未嘗道及老子,以為詫異,殊不知孟子對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自云(〈梁惠王上〉):『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足證孟子不是固陋,便是不肯談老子,非必不知有其人也。孟子於西曆前三百二十年至三百十八年間在梁,莊子熟悉梁事,又為惠子友,平生好議他人之學,何以連鼎鼎大名之孟軻曾未提及隻字?然則後人果可因之而疑孟子人或書之真假乎?」這種類似某前代名人、某同時名人不被記載就能推論某人為假或某書為假的簡單化傾向,其實正是缺乏統計學與概率論知識的體現!可惜,在今日要做這樣的統計工作即便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們所能看到的實例仍非常之少。

  總結而論,黃方剛未能把孔子其他弟子以及叔向徵引老聃的片段引出,又質疑子路引自老聃的可能性,是其最大的敗筆。否則僅僅引文線索的揭露即可令疑古派無從反擊了!那麼這樁公案或可及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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