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老聃．關尹．環淵》
郭沫若這一篇堪稱是「濫用」「聲訓」、「一聲之轉」的經典之作。而其罔顧客觀證據的能力，則顯然凌駕於顧頡剛等人之上，堪稱疑古者中的個中翹楚，稱為登峰造極之作也並不為過。郭沫若多數說法毫無價值可言，隨意牽強附會，不理會客觀證據，全文引用不過是浪費讀者與作者的時間。因此，這裡僅節錄部分至結論部分。至於全部「考據論文」請見《古史辨》第六冊。
引如下：
一
（朔雪寒註：省略。在這裡郭沫若承認老聃與孔子問禮老聃的事情是可信的。）
二
孔子曾以老子爲師，除上述《莊子》及《呂氏春秋》之外，在儒家典籍中已是自行承認的。《禮記》的〈曾子問〉裏面有四處引到老聃的話，都是孔子自己說「吾聞諸老聃」。《論語》的〈述而〉篇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即老聃，已由馬叙倫考之甚詳。足見孔子以及其弟子們並不以孔子師事老聃爲恥辱，我們用不著採取後儒的狹隘的門户之見，要把老子的存在來抹殺。其實老子做孔子的先生是毫無媿色的，而老子有過孔子那樣的一個弟子在秦漢以前也並不見得怎樣的光榮，道家一派用不著冒充，儒家一派也用不著隱諱。韓愈《原道》上所說的：「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這樣無徵而必的翻案文字，眞可以說是絶頂的偏見。
老子的時代本是還没有著書的風氣的，就是他的後輩孔子、墨子所有的書，也不是他們自己所作。但是老子是有弟子的人，孔子正是他的不甚得意的弟子之一。老子旣有弟子，其弟子之傑出者如楊朱，在戰國初年與儒墨之徒曾三分天下，誰能斷定說他没有像孔、墨那樣有微言大義流傳？並誰能斷定他的微言大義不能像《論語》和《墨子》一樣，由他的再傳弟子或三傳弟子筆錄出來？老子書是老子的語錄這種說法實在是盡情盡理的。但我們要更進一步說老子是作成於環淵，也正有我的根據。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上說：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這裏把關於環淵的話摘錄出來便是：
「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上下篇」。
這所著的上下篇不就是《道德經》的「上下篇」嗎？太史公所錄的這些史事當是有藍本的，其藍本當是齊國的史乘，太史公把它照錄出來，在他自己似乎都不曾明白這「上下篇」就是《道德經》，（朔雪寒註：所以只要書名相同一定是同一本書？考據文章好容易寫啊！）故爾他在老子傳裏又另外錄出了一筆關於「上下篇」的傳說。不嫌重複，再把那一段話摘錄在下面：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這段文字不用說完全是後起的傳說，而這傳說之起且當在漢初。（朔雪寒註：考據文章實在容易寫啊！）這兒所說的「關令尹就是〈莊子．天下〉篇和〈呂氏春秋．不二〉的關尹。關尹即是環淵，關、環、淵、尹，均一聲之轉。（朔雪寒註：校勘文章好容易寫啊！）〈天下〉篇中與關尹並列的是「墨翟、禽滑釐、宋鉼、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老聃、莊周、惠施、公孫龍」，〈不二〉篇中與關尹並列的是「老聃、孔子、墨翟、子列子、陳駢、陽生、孫臏、王廖、兒良」都是直稱人的姓名，或存其姓而加以尊稱，斷不至於關尹獨稱其官職。（朔雪寒註：那麼郭沫若是明明知道這裡存在著很多稱謂形式了，為何能容許「老聃、孔子、子列子、楊生」這些形式各異的人物存在，卻不能容許「關尹」的存在？）衹因環淵别書爲關尹，漢人望文生訓，便說爲「關令尹」。（朔雪寒註：這裡郭沫若作了非常多的假設，一是假設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參考了〈呂氏春秋．不二〉，接著假設司馬遷把〈呂氏春秋．不二〉中的「關尹」望文生訓說成關令尹！最後假設，〈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是司馬遷編造的。否則請問〈呂氏春秋．不二〉何時說過關尹與老聃的故事？如此重重假設，毫不需要驗證的「瞎說」，竟也能混淆視聽！簡直令人難以想像！）又因上下篇本爲環淵即關尹所著錄，故又詭造爲老子過關爲關令尹著書的傳說。造這傳說的人大約是主張太史儋一說的人，因爲太史儋由周入秦路必經關，故混淆史實與誤解與推測而成此莫須有的一場公案。到了〈漢書．藝文志〉：更說出了關尹名喜的話來，這又誤解了《史記》的「關令尹喜曰」一句話弄出來的玄虛。其實《史記》的「喜」字是動詞，是說「關令尹」歡喜，並非關令尹名喜也。故環淵著上下篇是史實，而老子爲關尹著上下篇之說是譌傳，（朔雪寒註：結論這樣就出來了，考據文章實在太好寫了！）但譌傳亦多少有其根據，所根據者即是環淵著上下篇的那個史實。現存老子《道德經》是環淵所著錄，由史實與譌傳兩方都算得到了它的證明。（朔雪寒註：原來以上就是「證明」！）
三
環淵這個人是有很多的異稱的。
〈漢書．藝文志〉道家中有「蜎子十三篇」，班固自註云「名淵，老子弟子」。這蜎淵自然就是《史記》的環淵，蜎、環亦一音之轉。（朔雪寒註：多好用的一聲之轉！中文裡哪兩個字不能這樣轉來轉去？）但《史記》說他「著上下篇」，此說「蜎子十三篇」，似乎又相矛盾。取巧的人或者又會說「上下篇」即「十三篇」之字誤，但這矛盾是容易解决的，用不著去兜圈子，因爲上下篇是他所錄的師說，而十三篇則是他自己的作品，《史記》上也明說過他「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述與作是並行不悖的。可惜的是那十三篇書已經亡了。
〈藝文志〉又有「關尹子九篇」班固自註云：「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我們現在知道關尹就是環淵，這九篇書則當是漢初人的依託。漢人所依託的已亡，今存的《關尹子》更是唐以後人所僞託。（朔雪寒註：這能叫做考據文章嗎？這是編故事大賽吧？）
環淵在〈淮南子．原道訓〉上又稱「娟環」。
「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在《文選》所錄的枚乘〈七發〉上又稱爲「便蜎」。
「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
李善註云：「《淮南子》曰：『雖有鈎緘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網罟争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
在這註中又添出了蜎蠉、玄淵兩種異稱。而同是《文選》所錄的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亦云：
「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
李註：
「《淮南子》曰：『雖有鈎緘芳餌，加以便嬛、詹何之妙，猶不能與網罟争得也』。高誘曰：『便嬛，白翁時人也』。〈七發〉曰：『蜎蠉、詹何之倫』」。
李註兩引《淮南子》而一作蜎蠉一作便嬛，而後註又云〈七發〉作蜎蠉，可知李實隨之取便，不主《淮南》，而今本《文選》〈七發〉作「便蜎」，殆是後人所改。
以上環淵之名有關尹、玄淵、蜎淵、娟嬛、蜎蠉、便蠉、便蜎的各種異稱，然而其變幻之烈尚不僅此。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言：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
它囂自來無考。但在《韓詩外傳》上有一段非斥十子的言論：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鉼、鄧析、惠施之徒也。」通體抄襲《荀子》，衹是除掉了「子思」和「孟軻」把「莊周」來代替了「史鰌」，「田文」當即非十二子篇的「陳仲」，則「范睢」自是「它囂」。（朔雪寒註：如此隨意荒誕的考據與證明，令人大為驚嘆！）但它囂與魏牟並舉而有「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的品評，可知必是道家者流，而范睢自來無道家之稱。據我的推察，《荀子》的本文必然作「范睘」或「范蜎」，即是「便蠉」，若「便蜎」亦即是「環淵」，因字壞，後錄書者便誤成「它囂」。韓嬰所見尚非誤本，因不知有范睘若范蜎其人，故又改校爲名字熟悉的「范睢」，遂與《荀子》的原文了不相屬，此所謂書經三轉者也。（朔雪寒註：兩篇文章主旨本來就不同，田文、范睢自是一例，與陳仲有何關係？胡扯瞎掰一至於此，令人無言！）
環淵的異名由音變及傳譌爲多到了十種以上，這眞是一件驚人的事體。但我們這裏也應該以秦為分水嶺而判别出它們的孰正孰譌。大抵玄淵、關尹、范睘、范蜎（《荀子》它囂所由誤）是秦前的，而蠉淵、蜎淵以下則是秦後的，距古愈遠者則變化愈烈。玄淵見《宋玉集》，同是屬於楚國的人。大率以這個名字爲正，其它均是譌變。
再來檢査環淵的年代也是異說紛紜的。（朔雪寒註：不同年代的人被硬生生扯成一個人，關於「這個人」的年代不會「異說紛紜」嗎？豈不可笑！）《宋玉集》言「宋玉與登徒子受釣於玄淵」，則玄淵似乎與宋玉同時而先於宋玉，但文係託辭，不能據爲典要。班固說蜎子爲老子弟子，又關尹亦與老子同時，高誘以爲白公時人，但這些都是秦以後的人的說法，同一不足據。（朔雪寒註：秦以後人的說法，豈不是在說這些都是這些人編造出來的！荒謬可笑！）最可靠的怕還是〈史記．孟荀列傳〉：環淵與田駢、慎到等同爲齊國的稷下先生，大約與孟子是同一時代的人物，這由他所著錄的上下篇的文體和内容旣可以得到一個内證。（朔雪寒註：所以一方面說司馬遷被一個〈呂氏春秋．不二〉的關尹所誤導，而編造出故事，一方面又說《史記》可信，話不都是疑古者在說的嗎？）而由先秦諸家序錄如《莊子》、《荀子》、《呂氏》等亦可以得到一些旁證。《呂氏》序關尹於墨翟之次，列子、陳駢、陽生（此人說者多以爲楊朱，余疑是莊生）之前。《荀子》序它囂於魏牟之上，則它囂自先於荀子與魏牟而冠於「假今之世」云云，知相去並不甚遠。（朔雪寒註：只此已可見郭沫若毫無正確閱讀古籍的素養可言！果若文章的順序可以當成人出生的順序，那麼根據《荀子》全書，則惠施「必是」鄧析的前人了！豈不荒謬可笑！）《莊子》所叙列者爲墨翟、禽滑釐、宋鉼、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惠施、公孫龍，除老聃爲例外而外，都是戰國時人，而年代亦顯有次第。（朔雪寒註：難道郭沫若就看不出這順序根本不是按著生卒年先後來的嗎？）惟《莊子》序關尹以老聃之上，於行文似欠嚴密，蓋因老聃之書本由關尹所輯錄，故作天下篇的人先出之以示異。至其稱爲「古之博大眞人」者，「古之」乃形容「博大眞人」之語，六字當聯爲一辭，非謂關尹、老聃乃古人也。（朔雪寒註：郭沫若一方面說老聃無愧於當孔子的老師，一方面又說老聃不是古人，如此自相矛盾的說法，作者竟一無所覺！但總算，謝天謝地，荒謬、胡謅的論文終於結束了！）
余之所欲論者，意已盡以此，今更撮述其要點如次：
一、老子上下篇乃環淵所錄老聃之遺訓，唯文經潤色，多有失真之處，考古者須得加甄别。
二、環淵即關尹、它囂，因音變與字誤而成爲數人。
三、環淵生於楚而遊於齊，大率與孟子同時，蓋老聃之再傳或三傳弟子。
朔雪寒駁
要反駁這篇，我們無疑得先「補充」很多「常識」！郭沫若這一篇跟把老聃、關尹說成是外星人，然後我們再來找證據反駁這種說法，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本來這種素質的論文也是根本不用去理會的，問題在於郭沫若名氣大，又在文中玩弄了幾次「一聲之轉」，把所有著作權從原作者身上剝奪不說，還混亂整個學術傳統。甚至把「古之博大真人」，加以絕不符合常識、語法的「解法」，更是令人無言以對！因此面對這樣一篇荒誕無稽的論文，除了把該補充的地方補充出來之外，我們也得反問幾個問題。
按照原本記載，老聃、關尹、蜎淵、環淵是四個人，老聃、關尹、蜎淵都是春秋時代的人，環淵是戰國末年的人。彼此的時代相差如此之多，郭沫若究竟是怎麼把他們混在一塊，以致於最後為了「自圓其說」，甚至「自相矛盾」的說：「『古之博大眞人』者，『古之』乃形容『博大眞人』之語，六字當聯爲一辭，非謂關尹、老聃乃古人也。」既然老聃是孔子的老師，郭沫若自己都承認了，那麼老聃對於〈莊子．天下〉篇的作者而言不是「古人」是什麼？學者想寫考據文章，有必要寫到這種荒誕的地步嗎？果真如此，何不直接說，因為郭沫若說關尹不是人，所以結論是關尹不是人！豈非更乾脆！
〈莊子．天下〉：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拙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關尹子．三極〉：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由此可見，〈莊子．天下〉中關尹的說法，正見於〈關尹子．三極〉，也就是郭沫若說是唐朝人所偽造的那本書！請問他要如何解釋？
如果「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不是指說：關尹、老聃兩位是古代的博大真人，還能指什麼？郭沫若的說法簡直就是荒謬透頂的謬論！從他對這一句的「曲解」看來，我們甚至要問郭沫若到底有沒有閱讀古文的能力？
至於把古籍裡面的「人物書寫順序」當成真實世界的「人物生卒先後順序」，那是欠缺常識的荒謬說法。而更荒謬的是，當這樣的順序不符合疑古者的說法時，就被說成文章不嚴謹，文章欠妥！簡直令人無語！所以那些文章嚴謹、不欠妥的就能證明人物先後順序，不嚴謹的、欠妥的就不能證明？這荒不荒謬！果真這種說法可成，僅按郭沫若所信服的《荀子》一書，則惠施「必在」鄧析之前，因為荀子每次提到惠施與鄧析時，總是惠施在鄧析之前！所以我們現在不說這是荀子個人的風格，反倒過來說這是表示在真實的世界裡惠施正好就在鄧析之前？這豈非荒謬透頂！但這難道不是常識嗎？古籍之中反例實在太多，舉不勝舉！果真要舉，那真是在羞辱讀者了！
郭沫若說：「以上環淵之名有關尹、玄淵、蜎淵、娟嫘、蜎螵、便螅、便蜎的各種異稱， 然而其變幻之烈尚不僅此。……環淵的異名由音變及傳譌爲多到了十種以上，這眞是一件驚人的事體。」
其實真正讓人吃驚的是看到這個結論的讀者。自從清朝王念孫、王引之「善用」訓詁，使兩人考據技術達於顛峰之後，此項「神技」便不再有人能用。推其原因，在於一般人少了類似王念孫花數十年時間寫作《廣雅疏證》以及幾乎背下先秦諸子、史書的功力。一言以蔽之，今之所謂大學者，書讀得並不多！即便讀過也未能讀熟。基本功如此，隨意使用「一聲之轉」，卻無相應的功底與資料，哪能不鬧笑話呢！按照郭沫若這種作法，地球上的人口必然銳減！
郭沫若說：「老子的時代本是還没有著書的風氣的，就是他的後輩孔子、墨子所有的書，也不是他們自己所作。但是老子是有弟子的人，孔子正是他的不甚得意的弟子之一。老子旣有弟子，其弟子之傑出者如楊朱，在戰國初年與儒墨之徒曾三分天下，誰能斷定說他没有像孔、墨那樣有微言大義流傳？並誰能斷定他的微言大義不能像《論語》和《墨子》一樣，由他的再傳弟子或三傳弟子筆錄出來？老子書是老子的語錄這種說法實在是盡情盡理的。但我們要更進一步說老子是作成於環淵，也正有我的根據。」
大學者之不讀書竟一至於此乎？不說先秦諸子書所記載的書籍，就說〈漢書．藝文志〉本身所記載的春秋時期的書籍，已經有數十本之多，孟子都說孔子寫了《春秋》，而這些大學者彷彿著了魔一般視如不見，把整個數十本的春秋時代著作完全忽視！否則怎麼會寫出這種荒謬透頂的論文呢？〈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不是說孔子寫了《春秋》是什麼意思？孔子是史官嗎？他寫《春秋》不是私人著作是什麼？
春秋時期究竟有多少書被創作出來？
根據《史記》、〈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條列於下：
管仲《管子》，管仲為齊桓公相國，死於前645年。
由余《由余》，由余為秦穆公大夫，秦穆公於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
先軫《孫軫》，先軫為晉文公中軍元帥，死於前627年。
（〈晉書．列傳．束皙〉：「《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討論《周易》的作品，公孫段死於前535年。）
常從《常從日月星氣》，常從為老子之師。
老聃《老子》，老聃即老子，為孔子老師之一。
尹喜《關尹子》，強迫老子寫下《道德經》之關守。
蜎淵《蜎子》，蜎淵為老子弟子。
文子《文子》，文子為老子弟子。
亢倉子《亢倉子》，亢倉子為老子弟子。
師曠《師曠》，師曠為晉平公樂師，晉平公於前557年至前532年在位。
孫武《孫子兵法》，孫武為吳王闔閭將軍之一，此書成於前515年至前512年之間。
長盧子《長盧子》，〈鄧析子．無厚〉提到：「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漢書．藝文志〉：「《長盧子》九篇。」
鄧析《鄧析子》，與子產、孔子同時，死於前501年。
晏嬰《晏子春秋》，晏嬰為齊景公相國，死於前490年以前。
田穰苴《司馬穰苴兵法》，田穰苴為晏嬰推薦給齊景公的大將，死於晏嬰之後、齊景公之前。齊景公姜杵臼死於前490年。
萇弘《萇弘》，萇弘為周史、劉文公下屬，死於前492年。
鮑子《鮑子兵法》，鮑子當即齊國鮑牧，與伍子胥交好，死於前487年。
伍員《五子胥》、《水戰兵法》、《蓋廬》，伍員即伍子胥，幫助吳王闔閭篡位成功，死於前484年。
孔丘《春秋》，孔丘即孔子，生於前551年，死於前479年。收有七十餘弟子。
左丘明《左氏傳》，左丘明，魯國太史，與孔子同時。
左丘明《國語》。
程本《子華子》，程本與孔子、晏子、趙簡子同時，趙簡子趙鞅死於前475年。
老萊子《老萊子》，老萊子為楚國人，與孔子同時。
羋勝《公勝子》，羋勝即白公勝，為楚太子建之後，與伍子胥一同奔吳，死於前479年。
司星子韋《宋司星子韋》，司星子韋為宋景公之臣屬，宋景公於前516年至前469年在位。
文種《大夫種》，文種為越王句踐相國，死於前472年。
范蠡《范蠡》，范蠡與文種一起輔佐越王句踐報仇、消滅吳國，死於文種之後。
秦越人《扁鵲內經》、《難經》，秦越人即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趙簡子死於前475年。
宓不齊《宓子》，宓不齊為孔子弟子之一，生於前522年，死年不詳。
曾參《曾子》，曾參為孔子弟子，生於前506年。
孔伋《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荀況《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儒家類）……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兵家類）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若以師承來分：
常從→老聃→關尹、蜎淵、文子、亢倉子、孔子。從常從開始，每一個弟子與再傳弟子都有著作流傳到班固時。
孔子→宓不齊、曾參→孔伋、漆雕子、景子、世子、李克、吳起、羋子→孟子→荀子。從孔子開始，孔子的弟子、再傳弟子、三傳弟子，都有著作傳世。
墨子→隨巢子、胡非子。從墨子開始，墨子的弟子，也都有著作傳世。
從春秋到戰國著作風氣從沒有停止過，難道這麼顯而易見的事實，大學者們都看不出來嗎？究竟這是不讀書，還是書讀不精，或者是被嚴重的偏見與成見所蒙蔽？
關於老聃、關尹、楊朱的記載，詳細分明。關於環淵、慎子的記載也詳細分明。相關資料引如下：
「關尹」：
〈呂氏春秋．審己〉：
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莊子．達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莊子．天下〉：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列子．仲尼〉：
關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箸，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无為而非理也。」
「老聃、關尹、楊朱」：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子．力命〉：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列子．黃帝〉：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荅。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列子．楊朱〉：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漢書．藝文志〉：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環淵、慎子」：
〈慎子．外篇〉：
孟子輿說齊宣王而不說，謂慎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悅）。意（臆）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慎子曰：「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輿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慎子曰：「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茍（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輿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慎子．外篇〉：
環淵問曰：「士之或窮，或達，何歟？」子慎子曰：「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故窮之者，所以達之也，而達之者所以窮之也。」……
環淵問養性，子慎子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心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十八年，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從以上的資料，我們不是清楚明白的看到關尹是與老聃、孔子、列子同時的人物，而與老聃對談的楊朱，以及與楊朱對談的禽子不是已經說了：「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這不表示老聃、關尹至少都是禽子在世時已經能知道的人物嗎？這些不都是年代互相符合的記載嗎？而禽子乃墨子弟子，〈呂氏春秋．尊師〉：「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而許犯、田繫有向慎子詢問的記錄，引文見〈先秦諸子與老子〉。換句話說，慎子與禽子輩份相當，而環淵還得向慎子請教，相當於許犯、田繫的輩份。如此，關尹存在時，環淵何在？更遑論慎子與同時的尹文子都早已經在個人著作中引用《老子》了！
環淵，根據〈慎子．外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不是很明白的告訴我們環淵是與孟子、慎到等人同時的人嗎？也就是齊宣王時的人。
而我們最後要問，果真「環淵」是「關尹」的「錯誤形式」？為什麼以上的以及當前可見的先秦諸子書、史書從來沒有把環淵放到關尹的位置，也沒有把關尹放到環淵的位置上的例子呢？更荒謬的是，按照郭沫若不需要舉出「通轉」的例子就使用「一聲之轉、一音之轉」，固然讓人不知道他是怎麼轉的，即使可轉，難道我們不會產生疑惑，即何以關尹、環淵的相關記載，就這麼固定，沒有再被「轉」了？白話的說，「關尹」怎麼沒有誤做「蜎尹」、「環尹」、「關淵」，而「環淵」怎麼沒有誤做「蜎淵」、「關淵」？再退一步說，既然郭沫若「認為」這是所謂的「一音之轉」所造成的人名混淆，則試問郭沫若憑什麼確認哪一個才是正確的？而且「關尹」有衍生的「關尹喜、關尹子」等稱謂，請問環淵有什麼稱謂？有被稱為「環子」嗎？除司馬遷《史記》以及郭沫若所沒有引用的出自《慎子》的一例外，究竟環淵曾在哪裡被記載過？更荒謬的是何以「這蜎淵自然就是《史記》的環淵，蜎、環亦一音之轉。」？這之間到底有什麼必然性？
如果純粹就統計而言，「關尹」在〈莊子．達生〉、〈莊子．天下〉、〈列子．黃帝〉、〈列子．仲尼〉、〈列子．力命〉、〈列子．楊朱〉、〈列子．說符〉、〈呂氏春秋．不二〉、〈呂氏春秋．審己〉、〈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關令尹喜），共出現22次之多，而環淵根據〈慎子．外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不過三次。試問，郭沫若憑哪一點認為「環淵」才是正確的形式？
郭沫若說：「李註兩引《淮南子》而一作蜎蠉一作便嬛，而後註又云〈七發〉作蜎蠉，可知李實隨之取便，不主《淮南》，而今本《文選》〈七發〉作『便蜎』，殆是後人所改。」從這一句話可以判斷出郭沫若對於《文選》有所謂的「五臣註」並不理解！五臣指李周翰、呂向、呂延濟、劉良、張銑，此五人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對《文選》做註解，因此被稱為五臣註。而李善則是唐高宗時人，註解《文選》早於五臣。後來六人的註解被合併稱為六臣註。因此，《文選》註存在差異性的註解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不管是李善還是五臣，都已經是唐朝時的人了！郭沫若拿唐朝時註釋家的註解要來反駁班固的說法，把班固的說法隨意的扭曲，只能令人搖頭！何況註釋者不一定總是對的，否則鄭玄既然已經註「老彭」為「老聃、彭祖」，那麼學界還在爭什麼呢？
且「李善註云：『《淮南子》曰：「雖有鈎緘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網罟争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那麼高誘與《七略》、班固的說法並不矛盾，蜎淵是楚國人、老子弟子、白公時人，後兩件事都指著同一個時代。因為老子弟子如孔子，也是白公時人。假設高誘註是對的情況下。與詹何並稱的蜎蠉當即蜎淵。但這與戰國時代的環淵何干？這裡並沒有任何信息指出蜎淵是戰國時人，而反倒是兩則信息都指出蜎淵是春秋末年人。至於宋玉已經是楚威王時人了，宋玉能當玄淵的弟子，不表示玄淵就是蜎淵！
李善註最後說：「然三文（《淮南子》高誘註、《宋玉集》、《七略》）雖殊，其一人也。」這是荒謬的說法，白公勝死於前479年與孔子死於同年，宋玉已經是楚威王、楚襄王時人，彼此年代相差至少一百四十年以上。楚威王元年已經是前339年，楚襄王元年為前298年。如果蜎淵是老聃弟子，且是白公勝時人，如何能教楚威王、楚襄王時的宋玉怎麼釣魚？何況這裡並沒有透漏宋玉到底是在楚威王還是楚襄王時學得釣魚術，並且《宋玉集》也沒有提到玄淵是哪裡人、誰的弟子、大略年齡？而更重要的是「玄淵」其字面上畢竟不等於「蜎淵」。一般學者認為孟軻不可能是子思的弟子，其原因就在於兩者所處時間相差太遠！若以子思、孟軻的例子來類比蜎淵、宋玉，也有很大的差異。一是高誘註不一定正確，二是今本《淮南子》與李善註所見不同，三是「玄淵」其字面上畢竟不等於「蜎淵」，而子思、孟軻字面上完全一致。四是子思的出生時間底線可以確定，且關於子思的記載，多數與魯穆公交集，而魯穆公已進入戰國時代。五是蜎淵作為老聃弟子，究竟生於何時不知？老聃何時收徒不知？宋玉生於何時不知？宋玉何時向玄淵學釣魚不知？在這麼多未知的情況下，試問「蜎淵」如何能等於「玄淵」？因此，如果李善僅僅是因為這三條註解中，「蜎淵」與「玄淵」有共同的「名」，有共同的技能「釣魚」，就下了這樣的判斷，顯然是過於輕率了！
古來同姓名者太多了，僅以知名的而論就有曾參、公孫龍、景差、韓信等。曾參、韓信的同姓名者還是同時人，至於同時同名者更是多如過江之鯽。如果只要同名不管時代相差多遠，都能算成一個人，豈非太過可笑了！僅以概率與一般人類壽命而言蜎淵是玄淵的機率幾乎為零，而把蜎淵當成環淵更是絕不可能的事情。環淵是齊宣王時人，齊宣王於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試問白公時人怎麼活到前319年，且還需要向慎子問學？豈不荒謬可笑！
即便機率不是零，那也與需要向慎子問學的環淵無關！
至於郭沫若對於「喜」的解釋，更是荒謬可笑。〈列子．仲尼〉說「關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箸，其動若水，其靜若鏡」、〈莊子．天下〉作「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請問「喜」不是人名，究竟〈列子．仲尼〉篇的「喜」是要喜什麼？
按照〈漢書．藝文志〉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記載，那麼老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蜎淵寫了「蜎子十三篇」、關尹寫了「關尹子九篇」、環淵「著上下篇」，郭沫若把四個人的著作全部搞成環淵一個人寫的！卻顯然沒能力編造出一個合乎邏輯的謬說出來說服人。按照〈漢書．藝文志〉同時列出了《老子》、《蜎子》、《關尹子》，且除了《老子》，《蜎子》是十三篇，《關尹子》是九篇！郭沫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於是說《老子》是環淵編的、《蜎子》是環淵自己寫的、《關尹子》是假的，現在的《關尹子》是「唐以後人所僞託」的。那麼問題來了，既然郭沫若說今本《關尹子》是「唐以後人所僞託」的，請問他怎麼知道〈漢書．藝文志〉的《關尹子》也是依托的？他看過嗎？沒看過能說這種話嗎？又為什麼不是《蜎子》是依托的？這些整個的一篇荒謬透頂的謬論，反駁起來實在令人無語！大學者的程度就是這樣嗎？簡直荒謬可笑！
退一千萬、一億步來說，請問郭沫若既然說今本《老子》是環淵編的，請問為什麼這本書沒有比照當時的例子，如《論語》、《墨子》、《孟子》這些確定是後人編的書籍裡，放上哪怕一句「老子曰」？
《關尹子》一書共用「關尹子曰」170次。
今本《文子》一書共用「老子曰」183次。
《孫子兵法》在春秋成書後最晚在戰國時便已經被開始添加「孫子曰」，共十三次。出土竹簡有些篇章保持原樣，篇首無「孫子曰」三字。作者自著，自然不可能自稱「孫子」。
《論語》一書共用「子曰」418次以上、「孔子曰」28次、「曾子曰」14次，不計省略部分。
《墨子》一書共用「子墨子曰」207次，全書「子墨子」共用341次，子墨子與他人對話達數十則之多。
《孟子》一書共用「孟子曰」225次，全書「孟子」共用296次，不計省略部分。孟子與他人對話達上百則之多。
《老子》一書完全沒有任何「老子曰」、老子與弟子或他人的對談記錄。果真《老子》是環淵所四處收集編輯而成的，請問為何連一個對話都沒有？難道孔子這位儒家創始人與老聃的對話不值得被收錄進來？請問按照以上的諸子慣例，如果這是環淵收集來的，難道不該有段落之分嗎？請問怎麼分段落？如果按照《論語》、《孟子》的例子，請問為什麼只分為兩篇，而且兩篇的篇名是什麼？為什麼不比照《論語》、《孟子》的例子冠上篇名？儒家、墨家當時的勢力這麼大，環淵即便都不受到影響，這本書也得該尊重一下「老子」吧！請問為什麼全書連一句「老子曰」也沒有？如果不是環淵四處收集來的，請問他的底本是什麼？底本跟編輯後的版本有什麼差別？為什麼編輯後的本子取代了底本？為什麼大家以前看底本，後來又看編輯本了？
當然，看了郭沫若以上的「論文」以及「證明」之後，我們不會懷疑疑古者可以編造出更多的「故事」來加以解釋！但考據文章，講究的是「證據」，而不是信口開河的編「故事」！
再說，《老子》按照諸子的慣例，不是一開始就該叫做《老子》嗎？怎麼會是「上下篇」這種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書名呢？而且明明就叫做「上下篇」，怎麼到了〈漢書．藝文志〉又被改成了《老子》呢？而且究竟是誰說過環淵寫了「上下篇」以外的什麼「《蜎子》十三篇」？
最後，我們來談談郭沫若把其他不相干的人都算成一個人的可悲邏輯！
〈荀子．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在者，有人矣。
縱情性，安恣孳，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鰌也。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韓詩外傳．卷四〉：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鉼、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為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要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趨，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工說者立息，十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跡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以上兩篇，我們從文章本身已經可以看出〈韓詩外傳．卷四〉抄襲了〈荀子．非十二子〉很多文字，但也有明顯的改動。按照〈荀子．非十二子〉，則荀子所說都是兩個人一對一類，共計六組人馬，其順序如下：「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而〈韓詩外傳．卷四〉則省略了那些類別歸納的文字，不是兩人一對，其順序如下：「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鉼、鄧析、惠施」，其中「范睢」對「它囂」、「田文」對「陳仲」、「莊周」對「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位置互換，「子思、孟軻」去除。至此，我們還能說這是兩篇一模一樣的文章嗎？不是一模一樣的文章，或者不是架構上完全一樣的文章，可以把對照的部份解釋成「相等」嗎？如果不是「范睢、它囂」差異太大、「莊周、史鰌」史有其人，難道不會被郭沫若「單單」用「一聲之轉」搞成一個人嗎？而且，從〈韓詩外傳．卷四〉所去除的人看來，我們不難發現這是儒家信徒所為，因為「子思、孟軻」都是儒家人物，「史鰌」是受到孔子稱讚的人（〈孔子家語．六本〉）、「陳仲」則被孟子稱讚為齊國的「巨擘」（即便並不讚賞）（〈孟子．滕文公下〉）。因此，除「它囂」不知為誰之外，其他被刪除、替換掉的諸人都是儒家或者被儒家先師稱讚的人。而被換上來的，如「莊周」是極力諷刺儒家創始人孔子、孔子高徒子貢的人，田文、范睢都是一國宰相，但評價不佳的人物，更不可能是儒家的典範人物。如此，這篇文章不管從文章布局還是實際上的文字，所談論的內容等方面來看，都已經與荀子的立意有很大的不同了！況且如果按照郭沫若的邏輯與「技術」，既然「它囂、范睢、關尹、環淵、玄淵、蜎淵、娟嫘、蜎螵、便螅、便蜎」都是一個人，何以「環淵、關尹」其實不是「范睢」的「一聲之轉」或者壞字？為什麼不乾脆說其實編出《老子》的就是秦國宰相范睢，而且按照《呂氏春秋》的例子，這也能解釋范睢編的《老子》最終能成為通行本的原因！可是這種不依據於客觀事據的胡扯瞎掰跟鬼扯蛋到底有什麼差別？
關於這種用文章對照的方式來企圖「證明」誰是誰的例子，如果兩篇文章只是文字個別小異，還說得過去。如上面所舉的例子，便已經很不像樣了！而且即使是文章文字小異的，有時也能很明顯的看出，兩篇文章的對照處已經不同，根本無法用簡單的「訓詁」或者音、形相近來解釋，而可能是更普遍的記憶失誤所導致的。別的例子不舉，我們就舉老聃的例子，來為這個謬論，以及毫不具備校勘學基本素養的說法畫下句點。
〈荀子．大略〉：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呂氏春秋．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
〈韓詩外傳．卷五〉：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新序．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者，未之有也。
〈白虎通義．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生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
〈潛夫論．讚學〉：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將以上對照製表如下：
韓詩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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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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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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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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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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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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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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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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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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顓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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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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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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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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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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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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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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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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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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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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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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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成子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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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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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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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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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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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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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成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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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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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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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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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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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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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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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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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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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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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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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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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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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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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疇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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鉸時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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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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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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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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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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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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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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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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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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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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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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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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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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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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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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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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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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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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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表我們不難看出，記憶失誤，是多麼常見的導致古文出錯的原因之一。其中完全一樣的只有「老聃」，而這也是整個故事裡子夏所要表示的重點所在。其他的無非都是配角。
可是我們可以因此用郭沫若的邏輯，把「祿圖」說成是「老彭」嗎？可以把「赤松子」當成「祝融」嗎？可以把「太公」說成是「虢叔、鉸時子斯、庶秀」的合體嗎？我們之所以不能，是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不能！如果從這種記憶失誤所形成的錯誤中，我們就能把兩個原本毫不相干的人說成是一個人，而其理由僅是因為「對照」上是如此，那麼考據也實在是太簡單了！
按照郭沫若的邏輯，那麼不只是「一事兩傳」的所有人馬都會被「合併」成為一組，彼此可能都是「一聲之轉」就能轉變出來的！而且「模仿」類的不同時空的歷史人物，也將被「合併」成為一組。
〈呂氏春秋．不二〉：
聽群眾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一如隨文附註上的說法，〈呂氏春秋．不二〉這一段裡面存在著非常多種形式的稱謂，老聃是一、孔子是一、子列子是一、陽生是一、「墨翟、孫臏、王廖、兒良」是一，為什麼「關尹」不能是一？為什麼「關尹」在這裡就顯得突兀？豈不可笑？
〈史記．貨殖列傳〉：
（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淮南子．人閒〉：
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淮南子．泰族〉：
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
〈鹽鐵論．毀學〉：
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漢書．刑法志〉：
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
根據以上資料，按照郭沫若曲解「關尹」的邏輯，難道「商鞅」這樣的稱謂放在以上的所有文章上面都合適嗎？「韓非、張儀、蘇秦、李斯、吳起、孫武、孫臏」，這些不都是簡單的人名嗎？何以獨獨商鞅可以用封地來稱呼？何以獨獨「申子」用尊稱？這麼懷疑下去，不只是莫名其妙而已了！是連基本常識都沒有了！本來，對於一個人的稱謂，如果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麼說的人都使用它，豈非很正常嗎？連這種「東西」都能拿來當做「證據」，豈不荒唐可笑？
但事實上，環淵所求教的慎到以及同時期的田駢、顏斶都已經引用了《老子》，往前面的自然更是不少，但這些知識，郭沫若知道嗎？記載這些人與引用實例的書可都不是近代才出土的文物啊！
〈孔叢子．執節〉：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如果按照郭沫若的邏輯，那麼我們可以推論，「虞卿」必是「孔丘」必是「晏嬰」，就好像「環淵」是「范睢」、是「關尹」、是「蜎淵」一樣！而《春秋》的作者也必是虞卿，《論語》一定是虞卿編的，那些關於孔子、晏子的記載都是司馬遷等無知漢朝文人因為誤解了什麼東西而製造出來的！至於那些〈漢書．藝文志〉中所記載的書名相同但作者卻不同的書籍，也必然都是類似的原因造成的！
看到這裡，我們自然已經很明白了，這通篇就是胡謅、鬼扯蛋！可是這種文章一旦頂上了大學者、專家、權威的名號，就有了點影響力，就有了信徒！如此，我們能不耐著性子來把整篇做個反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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