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6日 星期五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胡適《老子略傳》〉

胡適《老子略傳》

(八,二,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三篇,第一章。)
胡適
  老子的事蹟,已不可考。據《史記》所說,老子是楚國人(〈禮記.曾子問〉正義引《史記》作陳國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記》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乃是後人據《列僊傳》妄改的。《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王念孫《讀書雜志》三之四,引《索隱》此節,又《經典釋文》序錄,《文選》注,〈後漢書.桓帝紀〉注,并引《史記》云老子字聃。可證今本《史記》所說是後人僞造的。後人所以要說老子字伯陽父者,因為周幽王時有個太史伯陽,後人要合兩人為一人,說老子曾作幽王的官,當孔子生時,他已活了二百五十歲了。)他曾作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記.孔子世家〉和〈老子列傳〉,孔子曾見過老子。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據《史記》,孔子與南宫敬叔同適周。又據《左傳》,孟僖子將死,命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從孔子學禮(昭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閻若璩因〈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己時,日食,恰入食限。閻氏因斷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當孔子三十四歲(《四書釋地續》)。這話很像可信,但還有可疑之處:一則曾子問是否可信;二則南宫敬叔死了父親,不到三個月,是否可同孔子適周;三則曾子問所說日食,即使可信,難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無論如何,孔子適周,總在他三十四歲以後,當西曆紀元前五一八年以後。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西曆前五一八年日食)與四十一歲(定五年,西曆前五一一年日食)之間。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五七〇年左右。
  老子死時,不知在于何時。〈莊子.養生主〉篇明記老聃之死,莊子這一段文字絕非後人所能假造的,可見古人並無老子「入關仙去」、「莫知所終」的神話。《史記》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餘歲」、「二百餘歲」的話,大概也是後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壽,至多不過活了九十多歲罷了。
  上文說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稱老子呢?依我看來,那些「生而皓首,故稱老子」的話,固不足信(此出《神僊傳》,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用之。);「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高士傳》),也不足信。我以為「老子」之稱,大概不出兩種解說。(一)「老」或是字。春秋時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如叔梁(字)紇(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視(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傳.文十一年〉,襄十年,《正義》都說:「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訓壽考,古多用為名字者,如〈檀弓〉晉有張老,楚語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舉,先說字而後說名,故戰國時的書皆稱老聃。(王念孫《春秋名字解詁》及《讀書雜志》皆依《索隱》說,據《說文》:「聃,耳曼也。」《釋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聃字下引《漢老子銘》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禮記.曾子問〉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是聃亦有壽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壽考而後稱之也。)此與人稱叔梁紇,正考父,都不舉其姓氏,正同一例。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稱「有子」(哀十一年《左傳》),故後人又稱「老子」。這是一種說法。(二)「老」或是姓。古代有姓氏的區别。尋常的小百姓,各依所從來為姓,故稱「百姓」、「萬姓」。貴族于姓之外,還有氏,如以國為氏,以官為氏之類。老子雖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後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姓氏兩事混作一事,故說「姓某氏」其實這三字是錯的。老子姓老,故人稱老聃,也稱老子。這也可備一說。這兩種解說都可通,但我們現今沒有憑據,不能必定那一說是的。

朔雪寒評

  胡適這一篇是掀起論戰的源頭,因此不得不載。其中他提出了對於「老聃」之所以稱為「老子」的兩種解釋。胡適的說法都有其根據,這些根據看起來也有些道理。但這些根據分開來看都是有理據的,合起來則不然,因為「叔梁紇、正考父」與「冉求字有」可稱「有子」例子已經不同,如果能找到冉求有被稱為「有求」的例子,此說才有根據;同時,「叔梁紇、正考父」也要能找到梁子、正子的例子。問題在於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例子。
  且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而胡適所謂的「有子」的例子,見以下引文:
〈左傳.哀公十一年(前484年)〉: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㔻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除這個例子以外,冉求只被稱為冉有,猶如顏回字子淵稱為顏淵、樊須字子遲稱為樊遲,而沒有其他稱為「有子」的例子。且這種稱謂方式根本不見於其他春秋諸子,從校勘學的基本常識出發,「有子曰」當是「子有曰」之誤,是非常常見的錯置型錯誤。劉原父《春秋權衡》也已發現此誤,可惜胡適未能發現,或發現了卻不以為然。實則這種把古籍常見的錯誤形式當成一種新發現、證據的做法,在疑古者的論文中非常常見。但實際上,那不過就是一種「錯誤」。如果這種「錯誤」只有單一個例,那還好,很容易「說服」其他人相信這確實是、就只是一種「錯誤」。但如果「錯誤」的例子不只一例(按統計學來說只要樣本夠大,這樣的情況也會隨之增多。),那些主張「錯誤」是一種新發現的作者就會更有底氣,從而混淆了整個「知識體系」!這種最荒謬的情況,正發生在訓詁學與語言學上,譬如其中的「反訓」也算是頂頂有名的一種誤認了!因此,胡適的說法,是缺乏客觀依據的!或者退一步說,是缺乏「足夠」的客觀依據的!

〈孔子家語.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冑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送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犇魯。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
〈潛夫論.志氏姓〉:
  閔公子弗父河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偪,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叔梁紇,為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
〈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
  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根據〈孔子家語.本姓解〉,則到「孔父嘉」時,孔氏已定。根據〈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則「正考父」是「配謚之稱」。胡適拿「配謚之稱」來例「冉求」「字有」又可稱「有子」(〈左傳.哀公十一年(前484年)〉),無疑是有問題的。從以上的推論可知,老聃並不是什麼「字+名」的組合。否則恐怕應該稱為「老聃父」、「聃父」。因此就規則論規則,胡適的說法已經不通。就實例論實例,則歷來徵引者只稱「老聃、老子、老氏」後者更指明「老」是「氏」。因此,胡適的說法不可取。且「老聃」不是「諡號」也是一件再明白不過的事情,孔子對南宮敬叔說:「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孔子家語.觀周〉)孔子稱「老聃」明老聃尚未死,老聃尚未死則「老聃」自然不是「諡號」!何況〈逸周書.諡法解〉並無「聃」這個「諡號」,「諡號」豈可以隨意創造?並且就內涵而論,究竟把「聃」當成「諡號」是何意義?豈非可笑!若信任司馬遷老聃最後「莫知所終」的說法,那麼老聃又哪會有什麼「諡號」得以流傳下來呢?凡此都可見「聃」絕非「諡號」。
  關於日食與西元紀年的詳細對照,今日已經可以上NASA的網站直接查詢了。退一步說,如果《左傳》連「日食」這在古代如此重要的天象事件都能記錯,那究竟有多少「時事」能如實被記載下來呢?不管如何,今日已經不需要懷疑《左傳》中的日食記錄了。
  至於「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這樣的說法,若根據孔子收弟子的實例來類比,是根本無法成立的說法。孔子所收弟子與自己年歲相差最大的目前可見為公孫龍,兩人相差53歲。所以胡適這種說法,暴露了他對孔子弟子年齡欠缺認知與研究的一面。因此他所推論「老子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五七〇年左右。」當然也是不夠客觀的猜測。若以老子、孔子見面的前511年來合理推論,則以50年以下的概率最大,但既有53歲的實例在,亦不妨以53歲來推,則孔子見老聃為四十一歲,兩人若相差53歲,則老聃當時已為93歲。則老聃約生於前603年。若計算孔子弟子的平均年歲,可以以此為基點來推出最大概率可能的年份,但這樣做的意義其實不大。因為每一個人收徒弟的狀況都不同,且孔子弟子有三千多人,目前有記錄者不過七十幾人,其中也並非每一個都有生年記錄。因此,不管怎麼估算,都可能存在誤差,而這樣的誤差究竟多大,是難以計算的。
  至於「老子死時,不知在于何時。〈莊子.養生主〉篇明記老聃之死,莊子這一段文字絕非後人所能假造的,可見古人並無老子『入關仙去』、『莫知所終』的神話。」這個說法也有問題,因為「絕非後人所能假造」恐怕並非「必然」。且即便這是莊子自己說的話,也不表示「必然正確」。但胡適確實發現了〈莊子.養生主〉記載老聃的死期這件事情是與司馬遷「莫知所終」相矛盾的。若以《莊子》全書利用老聃來攻擊孔子所製造出的言論的虛假比例看來,即便《莊子》內篇、外篇、雜篇確實各有作者,也難以因此便可確認〈莊子.養生主〉的記載是可信的。從〈老子身世之謎〉與〈《老子》成書時間考〉兩章所論,可以確認《史記》的可信度遠遠高於《莊子》,甚至《史記》「或曰」以前關於老聃的記載完全符合時代氛圍、特色與當事人的語用習慣、思想、行為模式。因此,從證據與概率兩方面而言,《史記》都是勝過《莊子》的,又因為兩書記載在老聃的最終結局處產生「矛盾」,因此在史料欠缺下,暫從《史記》「莫知其所終」的說法。

  按照胡適依據孔子見老聃遇到日食的推論:「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西曆前五一八年日食)與四十一歲(定五年,西曆前五一一年日食)之間。」是胡適已經接近於正確答案了。可惜胡適一如其他參與論戰的作者一樣,缺乏對孔子前往周朝時前去拜訪的另一個智者的關注,也即萇弘。若非如此,如果胡適能循著這條線索追下去,這個公案可能就在胡適身上了結了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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