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胡適《老子略傳》〉

胡適《老子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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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三篇，第一章。）

胡適

　　老子的事蹟，已不可考。據《史記》所說，老子是楚國人（〈禮記．曾子問〉正義引《史記》作陳國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記》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乃是後人據《列僊傳》妄改的。《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王念孫《讀書雜志》三之四，引《索隱》此節，又《經典釋文》序錄，《文選》注，〈後漢書．桓帝紀〉注，并引《史記》云老子字聃。可證今本《史記》所說是後人僞造的。後人所以要說老子字伯陽父者，因為周幽王時有個太史伯陽，後人要合兩人為一人，說老子曾作幽王的官，當孔子生時，他已活了二百五十歲了。）他曾作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記．孔子世家〉和〈老子列傳〉，孔子曾見過老子。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據《史記》，孔子與南宫敬叔同適周。又據《左傳》，孟僖子將死，命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從孔子學禮（昭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閻若璩因〈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己時，日食，恰入食限。閻氏因斷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當孔子三十四歲（《四書釋地續》）。這話很像可信，但還有可疑之處：一則曾子問是否可信；二則南宫敬叔死了父親，不到三個月，是否可同孔子適周；三則曾子問所說日食，即使可信，難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無論如何，孔子適周，總在他三十四歲以後，當西曆紀元前五一八年以後。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西曆前五一八年日食）與四十一歲（定五年，西曆前五一一年日食）之間。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五七〇年左右。

　　老子死時，不知在于何時。〈莊子．養生主〉篇明記老聃之死，莊子這一段文字絕非後人所能假造的，可見古人並無老子「入關仙去」、「莫知所終」的神話。《史記》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餘歲」、「二百餘歲」的話，大概也是後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壽，至多不過活了九十多歲罷了。

　　上文說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稱老子呢？依我看來，那些「生而皓首，故稱老子」的話，固不足信（此出《神僊傳》，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用之。）；「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高士傳》），也不足信。我以為「老子」之稱，大概不出兩種解說。（一）「老」或是字。春秋時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如叔梁（字）紇（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視（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傳．文十一年〉，襄十年，《正義》都說：「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訓壽考，古多用為名字者，如〈檀弓〉晉有張老，楚語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舉，先說字而後說名，故戰國時的書皆稱老聃。（王念孫《春秋名字解詁》及《讀書雜志》皆依《索隱》說，據《說文》：「聃，耳曼也。」《釋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聃字下引《漢老子銘》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禮記．曾子問〉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是聃亦有壽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壽考而後稱之也。）此與人稱叔梁紇，正考父，都不舉其姓氏，正同一例。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稱「有子」（哀十一年《左傳》），故後人又稱「老子」。這是一種說法。（二）「老」或是姓。古代有姓氏的區别。尋常的小百姓，各依所從來為姓，故稱「百姓」、「萬姓」。貴族于姓之外，還有氏，如以國為氏，以官為氏之類。老子雖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後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姓氏兩事混作一事，故說「姓某氏」其實這三字是錯的。老子姓老，故人稱老聃，也稱老子。這也可備一說。這兩種解說都可通，但我們現今沒有憑據，不能必定那一說是的。

朔雪寒評

　　胡適這一篇是掀起論戰的源頭，因此不得不載。其中他提出了對於「老聃」之所以稱為「老子」的兩種解釋。胡適的說法都有其根據，這些根據看起來也有些道理。但這些根據分開來看都是有理據的，合起來則不然，因為「叔梁紇、正考父」與「冉求字有」可稱「有子」例子已經不同，如果能找到冉求有被稱為「有求」的例子，此說才有根據；同時，「叔梁紇、正考父」也要能找到梁子、正子的例子。問題在於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例子。

　　且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而胡適所謂的「有子」的例子，見以下引文：

〈左傳．哀公十一年（前484年）〉：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㔻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除這個例子以外，冉求只被稱為冉有，猶如顏回字子淵稱為顏淵、樊須字子遲稱為樊遲，而沒有其他稱為「有子」的例子。且這種稱謂方式根本不見於其他春秋諸子，從校勘學的基本常識出發，「有子曰」當是「子有曰」之誤，是非常常見的錯置型錯誤。劉原父《春秋權衡》也已發現此誤，可惜胡適未能發現，或發現了卻不以為然。實則這種把古籍常見的錯誤形式當成一種新發現、證據的做法，在疑古者的論文中非常常見。但實際上，那不過就是一種「錯誤」。如果這種「錯誤」只有單一個例，那還好，很容易「說服」其他人相信這確實是、就只是一種「錯誤」。但如果「錯誤」的例子不只一例（按統計學來說只要樣本夠大，這樣的情況也會隨之增多。），那些主張「錯誤」是一種新發現的作者就會更有底氣，從而混淆了整個「知識體系」！這種最荒謬的情況，正發生在訓詁學與語言學上，譬如其中的「反訓」也算是頂頂有名的一種誤認了！因此，胡適的說法，是缺乏客觀依據的！或者退一步說，是缺乏「足夠」的客觀依據的！

〈孔子家語．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冑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送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犇魯。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

〈潛夫論．志氏姓〉：

　　閔公子弗父河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偪，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叔梁紇，為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

〈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

　　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根據〈孔子家語．本姓解〉，則到「孔父嘉」時，孔氏已定。根據〈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則「正考父」是「配謚之稱」。胡適拿「配謚之稱」來例「冉求」「字有」又可稱「有子」（〈左傳．哀公十一年（前484年）〉），無疑是有問題的。從以上的推論可知，老聃並不是什麼「字＋名」的組合。否則恐怕應該稱為「老聃父」、「聃父」。因此就規則論規則，胡適的說法已經不通。就實例論實例，則歷來徵引者只稱「老聃、老子、老氏」後者更指明「老」是「氏」。因此，胡適的說法不可取。且「老聃」不是「諡號」也是一件再明白不過的事情，孔子對南宮敬叔說：「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孔子家語．觀周〉）孔子稱「老聃」明老聃尚未死，老聃尚未死則「老聃」自然不是「諡號」！何況〈逸周書．諡法解〉並無「聃」這個「諡號」，「諡號」豈可以隨意創造？並且就內涵而論，究竟把「聃」當成「諡號」是何意義？豈非可笑！若信任司馬遷老聃最後「莫知所終」的說法，那麼老聃又哪會有什麼「諡號」得以流傳下來呢？凡此都可見「聃」絕非「諡號」。

　　關於日食與西元紀年的詳細對照，今日已經可以上NASA的網站直接查詢了。退一步說，如果《左傳》連「日食」這在古代如此重要的天象事件都能記錯，那究竟有多少「時事」能如實被記載下來呢？不管如何，今日已經不需要懷疑《左傳》中的日食記錄了。

　　至於「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這樣的說法，若根據孔子收弟子的實例來類比，是根本無法成立的說法。孔子所收弟子與自己年歲相差最大的目前可見為公孫龍，兩人相差53歲。所以胡適這種說法，暴露了他對孔子弟子年齡欠缺認知與研究的一面。因此他所推論「老子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五七〇年左右。」當然也是不夠客觀的猜測。若以老子、孔子見面的前511年來合理推論，則以50年以下的概率最大，但既有53歲的實例在，亦不妨以53歲來推，則孔子見老聃為四十一歲，兩人若相差53歲，則老聃當時已為93歲。則老聃約生於前603年。若計算孔子弟子的平均年歲，可以以此為基點來推出最大概率可能的年份，但這樣做的意義其實不大。因為每一個人收徒弟的狀況都不同，且孔子弟子有三千多人，目前有記錄者不過七十幾人，其中也並非每一個都有生年記錄。因此，不管怎麼估算，都可能存在誤差，而這樣的誤差究竟多大，是難以計算的。

　　按照胡適依據孔子見老聃遇到日食的推論：「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西曆前五一八年日食）與四十一歲（定五年，西曆前五一一年日食）之間。」是胡適已經接近於正確答案了。可惜胡適一如其他參與論戰的作者一樣，缺乏對孔子前往周朝時前去拜訪的另一個智者的關注，也即萇弘。若非如此，如果胡適能循著這條線索追下去，這個公案可能就在胡適身上了結了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