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抗生《老子研究》
民國25年以前的大論戰，基本上已經在這一年畫下句點，隨著《古史辨》的出版，以及哲學大師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戰國史權威楊寬《戰國史》以及所有參與論戰的反方著作、論述的普及，「《老子》不是老聃寫的、不成於春秋末年、非一人一時之作」的「結論」幾乎已經成為「定論」。
這樣的情勢一直延續到了1972年銀雀山漢墓以及1973年馬王堆漢墓的文物出土之後，才開始有了新的變化。一來，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因此這讓許多學者改變了原本認為《孫子兵法》為偽書的看法（詳見《孫子兵法論正》），譬如馮友蘭、楊寬便最終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承認了《孫子兵法》為春秋末年孫武所著的事實。有了這兩位權威的背書，於是春秋時代在某些學者的眼中終於產生出了一本書，雖然關於《孫子兵法》的公案沒有因此結束，但也因此讓關於《老子》的公案產生了新的變化，《孫子兵法》成為疑古者用來下拉《老子》的新武器。二來，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老子》甲乙本，根據漢墓的年代可以斷定其中一個版本早於劉邦之前，因此這樣的實物首先終結了顧頡剛的謬論，疑古者必須進行反擊。結合了以上的兩個因素，因此民國25年基本上已經停歇的論戰，隨著眾多學者對帛書《老子》以及馬王堆出土古籍《黃帝四經》展開了註釋工作而重新點燃了戰火。只是這一次，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足夠權威的正方加入戰局。最終，馬王堆漢墓《老子》的出土不但未能徹底終結疑古謬論，反倒讓疑古謬論找到了新的基點，延續了下去！這時期的疑古者的特色便是利用出土文物，以製造出新的疑古證據，以加強民國25年以前疑古派「大勝」的「結論」。
1980年，許抗生出版了《老子研究》。這本書距離民國25年，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以上。此時，馬王堆帛書《老子》已經問世，距離郭店竹簡的面世還有接近二十年的時間。這本書所研究的版本就是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
然而，馬王堆的出土顯然沒有動搖許抗生疑古的結論。
許抗生的論點主要集中在兩章，一是〈關於《老子》產生的年代問題〉、一是〈老子哲學思想淵源的探索〉。主要論點與疑古前輩的種種謬論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在〈老子哲學思想淵源的探索〉這一章裡，許抗生比較了《老子》與孔子、孫子《孫子兵法》、范蠡、墨子諸人的思想與文字，結論是完全的倒因為果。除孫子的《孫子兵法》一如前面章節所得的結論，實不可能受《老子》影響，就其普及時間點與彼此未引用彼此等客觀證據來說，也未能來得及影響《老子》。其他的，根據《史記》記載，則《老子》為老聃所寫、老聃為孔子之師，老聃早於孔子、范蠡、墨子，那麼究竟是誰影響誰，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結果許抗生先是預設了《老子》不是春秋末年的著作。接著反過來，把原本是受到老聃與《老子》影響的眾人，說成是影響《老子》的眾人。這本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邏輯操作。
那麼為何要收錄這篇呢？幾個重要的理由，一是需要一篇馬王堆出土後、郭店竹簡出土面世前的疑古文章，以「證明」疑古思想並沒有被「客觀證據」所「擊垮」！二是這篇文章牽涉到後來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這順便帶出了在郭店竹簡出土面世後的兩位比較「重量級」的疑古者。最後一個理由是，這是關於邏輯思維的一個非常好的反面教材。
朔雪寒駁
許抗生推斷《老子》非春秋末年著作，而是戰國時期的著作，而說「它（《老子》）可能是處於墨子之後的戰國中前期作品……綜上所述，《老子》成書的年代恐怕不會早於戰國時期。……這說明《老子》的成書年代確實比較晚些，它很可能是處於墨子之後的戰國中前期的作品」。
許抗生在〈關於《老子》產生的年代問題〉提出的幾點理由如下：
一、「尚賢」，他說：「我們知道『尚賢』政治首先由墨子所提出的。……因此，《老子》一書不可能產生於春秋末年，只可能產生於戰國時期。」
這個象徵著學者們不讀書、不思考、缺乏歷史知識的陳腔爛調，再次被疑古派所繼承下來。前面已經反駁了許多，這裡作點小補充。首先，說「尚賢」是墨子「首先」「提出」的，究竟「證據」何在？整個疑古派舉尚賢、一些反方也隨之起舞，居然沒人提出這個簡單的問題，豈不荒謬可悲？二是，一本被疑古者「形塑」成主要是用來「反墨子」思想的書，或者其中有對「墨子」的主要政治主張「尚賢」進行反駁的書籍，何以連「墨子」都未曾提過一次？須知，《墨子》批評儒家、批評孔子時，不僅指名道姓的批，甚是用「孔某」來指稱孔子、甚至把儒者嘲諷為「豬狗」。果真老子反的是「墨子的尚賢」，試問連墨子的名號都不提，這樣合理嗎？疑古者一方面用《論語》為何沒有記載老聃來質疑老聃的真實性，卻顯然忘了用同樣的標準來檢驗疑古派眾多前輩的假說是否合理！這不是標準的雙重標準嗎？
二、「侯王」，許抗生說：「《老子》一書常用『侯王』兩字如〈德篇〉中說：『侯王德一以為天下正』……〈道篇〉中亦說：『道恒無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等等。然而在春秋末年的《論語》與《孫子兵法》中卻只有稱『諸侯』的，沒有稱『侯王』的。《論語》中只是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孫子兵法》則多處用到『諸侯』兩字，如說『諸侯乘其弊而起』（〈作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軍爭〉）、「是故，屈諸侯以害，役諸侯以業，趨諸侯以利。」（〈九變〉）等，而全無提及『侯王』之事。至於說到有『霸、王之兵』的事，但這裡的『霸、王』之稱，分明是指霸諸侯、王天下而言，並不是指『侯王』
。『侯王』兩字的出現則是在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君主紛紛稱王之後。由此，我們可以肯定《老子》一書的產生，只能在戰國時期，而不能提早。」
許抗生在這裡犯下了眾多邏輯謬誤與常識性錯誤。首先，《論語》何時成了春秋時代的著作？第二，按照許抗生的邏輯，「諸侯」是春秋時代的特徵，難道戰國時代的人都不用了？那麼為什麼《荀子》這本戰國晚期的著作，卻一共用了85次的「諸侯」，而連一次「侯王、王侯」都沒用到呢？同樣都是戰國晚期的著作，《呂氏春秋》用了78次「諸侯」、《韓非子》用了74次「諸侯」，一樣連個「侯王、王侯」的影子也沒有！即便是《孟子》這本幾乎從來沒被疑古者懷疑過的書，也用了59次的「諸侯」，而連一次「王侯、侯王」都沒用過！《墨子》用了84次「諸侯」，依然連一次「王侯、侯王」都沒用過！「侯王」不是戰國時代的特徵嗎？那麼整個戰國時代又有哪些人用了多少次「侯王」或「王侯」呢？「諸侯」在戰國晚期的著作依然「猛用」，還能當成春秋時期的「特色」？「侯王」戰國晚期的著作連用都不用，還能當成戰國時代諸侯稱王以後的「特色」？疑古者要用這種「結論」當成一種「證據」，難道不該舉點例子出來幫讀者長點知識嗎？難道不該先把基礎功課做好嗎？
因此可見，這裡許抗生以及一眾疑古者所犯的簡單錯誤就是，他們連舉都不舉證據，就可以簡單的推出一個確定性的、無法被動搖的以致於可以用來定年代的所謂「證據」！至於許抗生對「霸、王」的解釋，更是欠缺語言文字學素養的說法。但這整個論點最荒謬的一點是什麼呢？這一點還真是從疑古派誕生以來，從未有任何正反方提出過的一個「常識性」問題！試問：「『侯王』兩字的出現則是在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君主紛紛稱王之後」，這句話能當成一種證據，是想告訴所有讀者，戰國以前沒有「王」的存在嗎？說戰國時代諸侯國才稱王，難道許抗生以及一眾疑古擁蠆竟不知道周朝本來就有一個王、一個最大的王：周王、周天子？不知道：楚王也稱王，吳王、越王甚至小國如徐國都自稱王了嗎？老聃既是周朝官吏，又是楚國流域的人，周朝有周王、楚國流域有楚王、吳王、越王等，其中春秋五位霸主中的「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句踐」正好都是楚國流域的王，而最後兩位更是春秋末年的王。難道一個哲學專業的學者竟然一無所知？老聃既然是服務於周王的，又是楚國流域的人，試問，即便《老子》講的就是統治與管理，或者至少統治與管理是《老子》一書的重點論述，為什麼老聃所面對的對象不能是周王、不能是楚王？這已經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了，但從疑古派誕生以來，竟然沒有任何正方或反方提出過這個問題，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到了極點！
而且戰國諸侯什麼時候陸續稱王？許抗生難道不知道？如果許抗生知道，試問他怎麼會得出「它可能是處於墨子之後的戰國中前期作品」這樣的結論？僅引〈孫子兵法論正．春秋、戰國相關問題總論〉中對於戰國時代各主要國家稱王的記載如下：
前334年：「齊威王、魏惠王」「互稱王」。
前325年：「秦惠王」「稱王」。
前323年：「燕君、韓君」「初稱王」。
前318年：「宋君偃」「自立為王」。
前288年：「秦昭王、齊湣王」「互稱帝（東、西帝）」。
前221年：「秦始皇」「自稱始皇帝」。
春秋、戰國時期的劃分，根據拙作〈孫子兵法論正．春秋、戰國差異淺說〉：的考證：「最早對春秋、戰國作劃分的史書，要算是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以後當然還有許多的劃分方式，如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為戰國起點，南宋呂祖謙在《大事記》中以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為起點，直到清朝的林春溥與黃式三則分別在《戰國紀年》與《周季編略》中不約而同的以周貞定王元年（前468年）為起點。……春秋時代起於周平王元年，也即前770年，終於前442年。戰國時代起於周哀王元年，也即前441年，終於前221年。」那麼戰國初期的結束在前367年（（441-221）÷3，取整數為74。）、中期的結束在前293年，中期都快結束了秦、燕、韓、宋的國君才陸續稱王，於是我們當然得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試問：「戰國中前期」大家都稱王了嗎？這種稍微有點歷史知識就能反駁的謬論，竟然到了許抗生以致於往後的眾多疑古者的論點中還普遍的存在著！學術界是否已經「病入膏肓」了？
這裡雖然使用的是個人的年代斷定結論，但從這件事情也不難暴露學界常用的所謂「戰國前中末」三期的劃分具有多大的模糊性！司馬光與呂祖謙的分法就相差了接近八十年，試問如果沒有一個「定論、共識」，用所謂「戰國前中末」三期來論年代，科學嗎？能得出可信的結論嗎？甲學者說的「前期」難道不能是乙學者所說的「中期」？乙學者所說的「中期」難道不能是丙學者所說的「末期」？
最後，我們根據許抗生關於「諸侯」的邏輯來提一個簡單的問題。根據本書對《老子》的統計，《老子》全書共用：天下：62次。天地：9次。萬物：18次。自然：5次。聖人：32次。王侯：3次。侯王：3次。（「王侯、侯王」是常見的錯置錯誤。），其中「侯」不單用、「王」單用了幾次。於是我們不得不問：請問老子所說的聖人主要是指誰？「統治者」是一個無疑的答案！問題是哪個層面的統治者？顯然不管就統計資料或內文文意看來，老聃所謂的聖人、王都是指能管理「天下」的統治者，試問除了春秋時代的五位霸主，「諸侯」能管理「天下」嗎？戰國時期稱王的諸侯管得了「天下」嗎？實際上管了幾次、管了什麼？不幸的是，周王是一直存在到戰國時代的，而霸主管天下最出名的也只有春秋五霸，其中兩霸還集中在春秋末年，正當老聃之時，試問：戰國時代有哪一位「霸主（諸侯）」或「王」能管天下、管得了天下？而且老聃不就是在周王底下服務的臣子嗎？他在寫作時，預設了治理者就是「王」，究竟有何問題？學術界究竟有何問題？
三、帛書《老子》提供給疑古者的「新證據」，許抗生提出了兩點：
一是：「帛書〈德篇〉中說：『民之飢也，以其取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意思是說，當時收稅食稅的人很多，所以老百姓飢餓。徵收田稅始於『初稅畝』。據《春秋》記載：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稅畝』。《公羊傳》說：『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稅制從此逐步地由魯地推廣到各諸候國，但這個推廣是需要相當歲月的。最後實行這一稅制的是秦國。秦國只是在秦簡公七年（公元前418年），才實行『初租禾』的。『初稅畝』、『初租禾』，這是國家領布的屬於政府的收稅。至於地主私人的收稅，秦國只是在商鞅變法，實行『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才出現『或耕豪民之田，而見稅十五』的。『取食稅之多』，說明這一制度已經推行得很普遍，由此看來，《老子》成書時期的上限不會超過戰國時期。」
「稅制從此逐步地由魯地推廣到各諸候國」這種說法的根據是什麼？「但這個推廣是需要相當歲月的。」這種說法的根據又是什麼？「最後實行這一稅制的是秦國。」這種說法的根據又是什麼？三句話產生三個疑問，三句推斷都需要證據證明，試問證據何在？考證文章不是編故事大賽，凡事都得講求「證據」。試問這種說法的根據在哪？退一萬步說，魯國的國力這麼小，能把自己的制度「推廣」出去？魯國的歷史會記載晉國、楚國這些不如魯國遵守周朝法律的國家的所有歷史、所有大事？甚至魯國還會比這些大國家還早推出新稅制？而不是由天下共主周王來推？不是由天下霸主如吳王來推？不是由強國、大國如楚國、晉國來推？反而是一個當時已經接近亡國邊緣的小國魯國來推？這一大堆違背常識的「結論」，難道不需要證據來證明一下嗎？但是這種「胡亂推論」的現象與作法普遍的存在於疑古者的論文之中，以致於商鞅的變法可以推廣到全天下、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可以推廣到全天下，以至於改變當時的世界好像變得再簡單不過！卻忘了商鞅剛開始變法時，與秦國舊部屬的許多辯論早已表明，秦國那些舊部屬並不贊成「變法」。改變當時的一個國家的制度之難，不難從商鞅的事蹟與其他人變法時遭到反對的歷史得知。而這些屬於基本歷史知識的東西，我們都無法在疑古者的論述中看到。
至於「『取食稅之多』，說明這一制度已經推行得很普遍」這種「證明」更令人難以「理解」！如果僅以許抗生自己的說法來推論，試問從魯宣公十五年到前500年，這接近一百年的時間還不夠推廣？還不夠普及？即使拉後到孔子死年，也已經超過一百多年，這樣的時間還不夠推廣？那麼試問是要多少時間才能從一個國家推到另一個國家？全部推完要多久？證據在哪？
若以出土竹簡〈吳問〉所揭露的事實而論，孫武預測晉國六將軍誰先滅、誰後存的根據就牽涉到幾種完全不同的稅制，試問：孫武做此預言時，不正當老聃之時嗎？如此一來，什麼魯國稅制的謬說、什麼推廣需要時間，完全都是假議題！相關引文如下：
〈管子．匡君．大匡〉：
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
〈國語．晉語九〉：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論語．顏淵〉：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吳問〉：
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為之次？」「智是（氏）為次。」「孰為之次？」「韓、巍（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吳王曰：「其說可得聞乎？」孫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為畹，以百六十步為畛，而伍稅之。其制田陝（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曰先〔亡。智氏制田，以九十步為畹，以百八十步為畛，而伍稅之。其制田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范、中行是（氏）次。韓、巍（魏）制田，以百步為畹，以二百步為畛，而伍稅〔之〕。其制田陝（狹），其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智是（氏）次。趙是（氏）制田，以百廿步為畹，以二百卌步為畛，公無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儉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吳王曰：「善。王者之道〔明矣〕，厚愛其民者也。」
〈吳問〉以及其他文獻既然已經說得很清楚明白了！如果孫武能根據晉國六將軍的收稅多寡來做為他判斷六將軍滅亡順序的依據，並且這種說法能說服吳王闔閭等人，加上從常識判斷也能知道統治者不可能不向人民收稅，因此可以知道許抗生的說法是無稽之談。許抗生一方面想要拿《孫子兵法》來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到戰國時期，也能引出《孫臏兵法》還模糊焦點，卻又明顯忽略〈吳問〉篇等關於孫武以及當時社會實況的記載，未免令人覺得有失專業了！顯然這種疑問只是起源於基本工有沒有下足的問題！實在沒有多說的必要了！
二是：「上面已經論及的『萬乘之王』，傅奕本、通行本皆作『萬乘之主』。『王』與『主』在當時是有不同的涵義的。各強大的諸侯國君主相繼稱『王』，並且擁有萬乘的兵車，這顯然反映的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稱、王稱霸的情勢。在春秋時代，當時的戰爭規模尚小，軍隊中的車乘尚少，不見有『萬乘』的記載。例如：《孫子兵法》一書中也只講到有『馳車千駟』和『革車千乘』。『萬乘』的出現。只是在戰國時期。《墨子》書則首先提及到『萬乘』一詞（〈非攻中〉說：『今萬乘之國。』），而後的《孟子》、《孫臏兵法》等書就比較廣泛地使用『萬乘』一詞了。因此《老子》一書也就不可能產生於春秋時期，只能出現在戰國時代。」
「《墨子》書則首先提及到『萬乘』一詞」，《墨子》不是被疑古者以及眾多學者普遍承認是戰國初期的著作嗎？試問，到底是誰施展了大魔法，以至於春秋末年只能「千乘」的國家，一到了戰國時期（初期），就能「莫名其妙」的把自家的兵力「提昇十倍」？至於《墨子》提到的「萬乘」這是目前可見唯一的一次。《孟子》全書不過8次、《孫臏兵法》全書不過三次，而且集中在一篇，即〈孫臏兵法．八陣〉：「知（智），不足將兵，自恃也。勇，不足將兵，自廣也。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幸也。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三次能算「比較廣泛地使用『萬乘』一詞了」？這是睜眼說瞎話嗎？還是不懂統計學、不做基本工的信口開河？反過來說，《老子》全書提到幾次「萬乘」？一次！〈老子．二十六〉：「重為輕根，靖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輜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一次！《墨子》不也是一次嗎？用疑古者自己的標準與邏輯來做簡單推論，誰更接近誰？〈老子與先秦諸子．詞彙．萬乘〉：「春秋末年，老子、晏子、伍子胥、孔子、子夏都說『萬乘』，而眾學者竟一無所知，豈不可悲！」這個結論在這裡又得到了一次印證！
不談文字、訓詁、校勘的基本知識，我們退一萬步來說，假設按照許抗生的主張，《老子》的原始版本就是「萬乘之王」。那麼我們必然要「應景」的試問，周天子是不是王？整個天下是不是周天子的天下？春秋末年光是楚國的四個縣加上晉國的六將軍私家軍隊，說達到萬乘都不為過，如果心裡還不夠「踏實」，隨便再把齊國、吳國的戰車數量加進來，也能輕鬆破萬。老聃說這句話時，是指明這是對著「諸侯」說的嗎？還是對著王、聖人、治理者說的？那麼試問，周天子不是王，誰是王？老聃服務於周天子的周朝，當他的守藏室官員，即便只是隨意留下墨寶，難道在「潛意識」或者「實際環境」的影響或作用下，老聃不能預設他的讀者是統治者周王？不能預設他以後的讀者是其他天下的王？周天子擁有整個天下，隨便都能湊出個「萬乘」，究竟老聃說「萬乘之王」，有什麼問題？
戰國中期，張儀曾建議秦惠王攻下東周：「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大將司馬錯予以有力反駁，秦惠王最終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只能讓司馬錯取勝先去伐蜀。這點歷史知識，疑古者們知道嗎？難道疑古者們連「周天子」是「王」、周天子擁有「天下」，這點基本常識都沒有？豈不荒謬可笑！
至於以上其他因為缺乏足夠的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歷史學知識而發的謬論，請見各章反駁，不再贅述！
許抗生在以上的謬論的基礎上，開始「倒因為果」，於是在〈老子哲學思想淵源的探索〉這一章裡，把受到《老子》、老聃影響的部分都反過來說成是《老子》受到諸子影響的證據！關於《老子》與諸子的比較與結論請見本書各相關章節，這裡也就不再贅述了！結果馬王堆帛書的出土，不僅沒有達到遏阻疑古者的效用，反而被疑古者拿來做為一種新的攻擊武器！這一點，在郭店竹簡出土後，我們還能再看到一次，一次更荒謬絕倫的疑古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