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蔡元放《東周列國志》其實是根據明朝馮夢龍的《新列國志傳》改編而來,而馮夢龍的《新列國志傳》又是在余邵魚的《列國志傳》(又稱《周朝秘史》)的基礎上修改而來。
《周朝秘史》的寫作方向,其實就是往「超自然」的方向去寫。也就是比照《三國演義》中「借東風」的諸葛亮形象塑造法來如法炮製。為什麼這個明顯不是現實的一個藝術形象會被塑造出來呢?因為,對於不懂兵法的小說家而言,他們除了從歷史固有的例子中去加以取用、改造之外,別無方法展現這些人在用兵上的智慧。「智慧」遠比「神力」還難寫出,於是,明明是個「鬥智」的故事,卻一開始就加入「怪力亂神」的成份。
《周朝秘史》稱「龐涓辭以學業未成,不可委用。徐甲再三勸諭,龐涓即辭鬼谷、孫臏,與徐甲下山入魏。鬼谷即以三卷天書傳授孫臏,令其誦讀,以備聘用。」(《周朝秘史》第九十二回魏徵龐涓下雲夢公孫鞅徙木立信)由於這三卷天書實在過於扯淡!因此大概是在馮夢龍手上,這個情節就被刪除,而把三卷天書改成了「失傳的十三篇《孫子兵法》」。
儘管如此,直到《東周列國志》,「超自然」的成份仍未完全消失。如說那鬼谷子居然與墨翟同修仙道,龐涓下山鬼谷子還要他摘花以進行預言,就未免可笑。古代兵家重人事、輕天命,注重人為的努力,而非超自然的力量。單從這個面上來看,這個鬼谷子是什麼深不可測的仙人的設定,就完全違背了古代兵家的基本思想。同時,孫臏既然是孫子的後裔,說他自己沒看過《孫子兵法》,卻還要鬼谷子傳授給他,就讓人覺得不合情理與邏輯。蔡元放借鬼谷子說:「此乃汝祖孫武子《兵法》十三篇。昔汝祖獻於吳王闔閭,闔閭用其策,大破楚師。後闔閭惜此書,不欲廣傳於人,乃置以鐵櫃,藏於姑蘇臺屋楹之內。自越兵焚臺,此書不傳。吾向與汝祖有交,求得其書,親為注解;行兵祕密,盡在其中,未嘗輕授一人。今見子心術忠厚,特以付子。」
這句話本身就存在著很多問題。既然吳王闔閭秘藏此書,使此書不傳,表明當時只有這個版本;如何孫武還能有一個版本送給鬼谷子。既然孫武還有存貨送給外人鬼谷子,既然孫武已經可以送一本給鬼谷子,他自己家人會反而不得一本。如果他家人也有、鬼谷子也有,為何這本書沒有因為孫武大破楚國而流傳出去?是因為闔閭禁止他流傳此書嗎?且事實上幫助吳王闔閭的是孫武不是《孫子兵法》,因此蔡元放的說法不免本末倒置。
既然這本書不是只有吳王闔閭擁有,為何這本書居然會因為「吳王闔閭秘藏此書」就不傳了?而孫賓的回答更妙:「弟子少失父母,遭國家多故,宗族離散,雖知祖父有此書,實未傳領。吾師既有注解,何不并傳之龐涓,而獨授於賓也?」孫賓的這個回答,雖然想要用「宗族離散」來對以上的疑問作解釋,但顯然也不合理之極。因為書若流傳,就算他宗族離散,也無所謂。且這裡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依照作者的構思,鬼谷子的註解反倒成了這本書最大力量的來源了!一個註解又怎麼比的上這本書的本文呢?關於蔡元放這個註解的構思,我們是可以找到源頭的。以下會談及。
且既然十三篇《孫子兵法》後來廣為流傳了?作者又要如何對此加以解釋?是孫臏終於決定使這本書在世上流傳了嗎?
事實上,早在前512年孫子向吳王闔閭獻上兵法之後,這部兵學經典就已經廣為流傳了。其廣為流傳的原因當與孫武以三萬兵力擊敗楚國二十萬兵力,攻下楚國的「偉業」有關。而第一個引用十三篇的學者是誰?
根據拙作《孫子兵法論正》,第一個引用《孫子兵法》的學者是鄧析,而鄧析死於前501年。換句話說,這本書在前501年以前就已經「廣為流傳」了。孫臏如何還看不到。以下是整個東周時代引用《孫子兵法》的人物與年份之條列:
《管子》:部分出於春秋末、戰國初之文引。
鄧析:死於前501年,《鄧析子》引。
伍員:死於前484年,《蓋廬》引。
程本:活動於前475年前,《子華子》引。
范蠡:死於文種之後,文種死於前472年。《越絕書》引。
秦越人:與趙簡子〔前517年至前475年在位〕同時,《難經》引。
文子:老子弟子,《文子》引。
吳起:死於前381年,《吳子》引。
穀梁赤:子夏弟子,《穀梁傳》引。
墨翟:與吳起同時,《墨子》引。
慎到:齊宣王〔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時人,先於申不害,申不害死於前337年,《慎子》引。
商鞅:死於前338年,《商君書》引。
孫臏:齊威王〔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宣王時人,《孫臏兵法》引,又見《史記》引。
莊周:魏惠王〔前369年至前319年在位〕時人,《莊子》引。
尉繚:魏惠王時人,《尉繚子》引。
趙武靈王:趙武靈王〔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引,見《鶡冠子》。
鶡冠子:趙悼襄王〔前244年至前236年在位〕時人,《鶡冠子》引。
周武公:前281年引,見《史記》。
獻書秦王者:前279年前數年引,見《戰國策》。
白起:前258年引,見《戰國策》。
侯嬴:前257年引,見《史記》。
荀況:趙孝成王〔前265年至前245年在位〕時人,《荀子》引。
呂不韋:《呂氏春秋》引,約成書於前239年。
韓非:死於前233年,《韓非子》引。
孔鮒:死於前208年後數年間,《孔叢子》引。
此外先秦時代尚有:《鬼谷子》、《六韜》、《黃帝內經》、《昭力》諸書有引文,年代不詳。
(詳見〈孫子兵法論正.先秦諸子與孫子〉)
遑論今人比之明清之人還要更幸運,因為我們得以看到1972年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孫臏兵法》,而上面已經明明白白的告訴了我們「孫氏之道」這樣的兵學是家傳的。
為什麼余邵魚要用「三卷天書」而馮夢龍等人要用「失傳的十三篇《孫子兵法》」來填充這個情節呢?當然是為了要把龐涓陷害孫臏的行為合理化!既然我們這裡也指出了他不合理,也不符合新出竹簡的說法的地方。顯然龐涓為何要殘酷陷害孫臏就要有一個更合理、合邏輯的解釋。我們稱此為問題001。
第二,《東周列國志》以「孫賓」來指稱「孫臏」的原名,乃在於孫臏的原名已經失傳了。因此他乾脆去掉肉字旁,而稱孫臏的原名叫做「孫賓」。而事實上我們再接下來的章節就要公佈孫臏的原始名字了。那是根據拙作《孫臏考》所考證出的成果。
至於說墨翟還能跟孫臏扯到一塊,那就令人難以忍耐了。墨子一說在吳起之後死去,那也是前381年後的事情了。而孫臏發跡的桂陵之戰卻發生在前353年。而事實上前381年的墨家鉅子已經是孟勝了,甚至不是墨翟的弟子,因此墨翟當死於此前。我們說這是小說,不是歷史,也不是帳本,似乎不需要如此講究。這樣說不無道理,但既然評論家會認為關公不可以看線裝書(宋朝產物),為何卻能容忍墨翟跟孫臏說話呢?
(金瓜石勸濟堂關羽銅像,轉引自維基百科「關羽」。他看的還是線裝書。)
上文提到鬼谷子註釋極有威力的構想來自何處?請見以下引文:(詳見〈孫子兵法論正.相關謬論綜駁.歐陽修〉)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佛祖統紀.卷四十五.法運通塞志.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
參知政事歐陽修知楊州。廬山祖印訥禪師遣僧問訊,修與對食,偶曰:「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子》,三處要義無注說。』廷中諸賢無敢答者。」有詔問修,亦未知其答。僧曰:「山中老師必知此義。」修欣然飾郡庭儀從,乘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應詔。〔《東林錄》〕修後為《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窮為奇,其文略而意深。」又為錢忠懿王贊曰:「中有樗里不以示人。」皆有得於祖印之意也。述曰:磐兒時侍師袁先生〔名機,為郡學錄絜齋正獻公姪。〕,見與鄉士閱孫吳兵書。聞其論曰:「儒者之兵,合於常道。愛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救時赴難,不忘君主,義也。兩陳相抗,遣使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信也。至於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也。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算而勝者,有臨機制變而勝者,智用不定,通於神明;父子至親,不能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盡其意耶。聞此語四十五年。今觀《東林錄》所載。益信袁公之言與祖印同其旨。」〔《歐陽外傳》云:「公至圓通。范文正公以書抵永叔,問『孫子闕疑,魏武不注。』師就覽畢,即取別幅釋之。公驚汗永夕。」〕
在此,杜牧被歐陽修褒為「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但我們看了上節有關杜牧的論文則可知,說杜牧「甚博」或許、「而詳」卻必定不然,否則他如何連孫武著十三篇、十三篇只有五千餘言如此顯明的事實都不知道呢?然而荒謬的是歐陽修在承襲了杜牧的猜測之後,更有所「發揮」:「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這又何嘗不是另一個根據猜測而來的猜測!其荒謬性自然也就又更加深了一層。
此外,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子》,三處要義無注說。」這件事本身就很荒謬!一個註釋者對要義有說無說,那關乎他個人的學養與取捨。何況是誰規定要義一定要有說呢?如果註釋者辨識不出那是要義,或者說不出來,那要義又如何會有說呢!且曹操注《孫子兵法》又真的只有三個要義無說嗎?而什麼又是要義呢?請見以下二則引文:
〈孫子兵法.形〉:「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曹操注:「有謀與無慮也。」
〈淮南子.兵略〉:「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高誘注:「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
為什麼同樣一句話,高誘注與曹操注不同呢?而這只是不同,我們甚至可以舉出同樣一句話,曹操有注而高誘無注的情況,可是有注無注又如何呢?這不就跟要義有說無說一樣嗎?曹操不對要義作注,難道就能意謂他不懂嗎?而他對文句作注,就能意謂那就是要義嗎?在中國的歷史長河所醞釀出的文化裡,其實正充斥著這許多故弄玄虛的玩意兒,原本只是很簡單的事情,卻偏偏要弄得玄之又玄,讓人頭昏眼花,繼而似懂非懂、不懂裝懂之外,又將玄之又玄往更深一層發展下去。而山中老師的解答:「兵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更是這種故弄玄虛的典範,如果真是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那根本就不會有兵書外傳了!畢竟曹操只是為孫子「作註解」而已!
而問曹操為何於要義無注,這種說法就跟問左丘明為何不載孫武一樣,是同一種邏輯思維的產物。想要知道答案,大概除了去問曹操及左丘明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何況,難道左丘明不能有自己的取捨,曹操不能有遺漏的時刻嗎?就更別談,文字脫漏的現象在古籍的流傳過程中是極為普遍的。就以曹操注而言吧,今本〈實虛〉篇:「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曹操只注:「情不泄也。」而於「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一處「『要義』」無說!然而〈太平御覽.兵部四八.攻圍上〉:「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謂敵之惜(情)者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情不洩也。〕」其中卻保留了曹操「謂敵之惜(情)者也」一句註文,此句註文《四庫本》作「知敵之情者也」。查今之十家、十一家等注文皆漏曹注此句。那麼曹操果真於「要義」無說嗎?還是原本有說而在流傳過程中散佚了呢?至此,我們自然又意識到高麗使者之荒謬了。
同理可證,如果左丘明只在《左傳》中提到過一次孫武,而此處剛好不幸在流傳的過程中發生了問題,那麼「《左傳》不載孫武」這種結論便會得出。因此拿這種現象當成一種證據,不也顯得極為可笑嗎?清.李賡蕓〈炳燭編.卷一.《左傳》脫文〉即云:「左氏多脫文,按〈襄廿一年〉傳:『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按:唐《開成石經》作:『而不使視寢』。又按〈論衡.言毒篇〉:『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又『欒盈過於周』,《石經》作:『欒盈奔楚過於周。』〈昭八年〉傳:『石不能言或馮焉』,〈漢書.五行志〉作:『石不能言神,或馮焉。』〈說苑.辨物篇〉作:『有神憑焉。』『或』與『有』古通。〈昭廿六年〉傳:『晏子曰:「《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論衡.變虛篇〉作:『君無回德』下文尚有『若德回亂』之語,此必本之古本《左傳》。」惜此基礎知識、簡易推理,眾疑古者竟不知也。
而從本文,我們又看到了儒者令人莞爾的一面,一個小小的問題就能讓他驚出整夜的汗;這實在是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同時也實在令人為之深表同情。而歐陽修曾經效法韓愈斥責「佛、老」,著有本論三篇,其中有云:「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去矣!而復大集,遂至於無可柰何。」結果呢?他在危急的當頭還不是要去求教於佛門、抱抱佛腳嗎?佛法之患可真是大的呢!
因此,我們要創作新的「孫龐鬥智」,首先我們就面臨了以下的第一個問題:
問題一:龐涓為何如此恨孫臏,孫臏對他為何構成如此大的威脅?(以及從此引伸出的問題。)
晚生見幾處引文似有誤字,還煩請前輩校讎:
回覆刪除【與徐甲下山人魏】:「入」魏
【魏征龐涓下雲夢】:「徵」龐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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