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芭蕉」這樣的情景，今天要看到它，並非難事；在古代，或許難了一點，或許並不存在，或許是不可思議之事。
自從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到了王維創作出的「雪中芭蕉」畫面以及爭論之後，「雪中芭蕉」自此便成了中國美學界的一樁公案。從沈括以至於錢鍾書，都未有定論。最近因為受邀幫西茜的新書寫一篇散文湊湊熱鬧，不經意間便又想起了這樁十年以上的陳年往事。昨日實在難以忍受不寫的煎熬，便把《暗箭》暫停了，拿起了《王摩詰全集箋注》、《錢鍾書全集》，重新把玩了一下，因有此文。
王維，字摩詰，被尊稱為「詩佛」。為何王維字摩詰？因為他深受佛經《維摩詰所說經》的影響，所以他便把自己的字取為「摩詰」了。
王維善彈琵琶，以演奏新曲《鬱輪袍》而被內定登第。有一次，一個收藏家取得了一幅《奏樂圖》，卻不知道它的名字，於是請博學多聞的王維來鑑定一下。王維一看那畫，當場就說：「《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收藏家並許多好事者，就招集了樂工演奏了《霓裳》，並在第三疊第一拍時喊停，結果那畫面果然與《奏樂圖》相合，大家都因此佩服王維的精密思維。（〈舊唐書．列傳．文苑下．王維〉）我們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王維不僅記憶力驚人，甚且他還博學多聞，非常注意細節。
〈夢溪筆談．書畫〉（卷17）：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余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
由於《袁安臥雪圖》早已失傳，因此要弄明白這幅能畫面都已經失傳了，卻還能引起千年爭訟的傑作，其最初的創作意圖，只有一個途徑。從「袁安」這個人的相關歷史，以及為何要在畫面中出現「雪」與「芭蕉」來求得。
〈後漢書．列傳．袁安〉：「（袁安）後舉孝廉。」李賢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己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
由此可見，縣令之所以要推舉袁安為孝廉，是因為有感於他寧願自己餓死也不願打擾別人的自我犧牲精神。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無疑是王維創作《袁安臥雪圖》的主要動機。而自我犧牲也是佛家的精神。於是我們從這個故事已經可以得知，這幅畫面確實必然要有袁安以及雪了，而且也知道袁安採取臥姿入畫，那麼為何王維要在畫面中放入芭蕉呢？很顯然，根據《後漢書》的記載，袁安此時的居所是沒有庭院的，因此王維自然也不可能把芭蕉擺到袁安的臥室裡。由此可見，這幅畫可能把袁安躺臥床上的情景給誇張化了，於是出現了「袁安臥雪」的創意設計。那麼芭蕉自然也就可以隨意的放置於畫面之中的任何一個位置。只是我們當然還是要問，為何王維選擇了芭蕉而不選擇其他當季的植物呢？
但，到底誰說王維《袁安臥雪圖》裡面只有芭蕉呢？
我們且回到最初的創作源頭，假設今日有人要我們畫一幅畫來表彰袁安的精神，那麼我們要怎麼來設計這個畫面呢？
首先，袁安的精神被得知、他得以被推崇、被舉為孝廉，不為別的，就為了這事。因此要畫這幅畫，其中有兩個元素自然跑不掉，一個就是男主角袁安，一個就是雪。那麼其他的呢？根據《後漢書》的記載，袁安那時的雪「積地丈餘」，明顯有很多的草木都在雪下面了，池塘裡的蓮花以及其他水生植物就更不用談了。而且若只是在畫面中畫出一個沒有屋頂的房間裡面，有一張床，床上躺了袁安，外面的雪積地丈餘，把袁安家的大門都堵住了，那是白描，一點意義都沒有，什麼精神也看不出。
於是王維把袁安臥睡的地方搬到了外頭，就讓他在冰天雪地裡臥睡了起來，所以他稱這幅圖為《袁安臥雪圖》。那麼我們自然會為一個在雪地裡用臥睡的方式「自我犧牲」的人擔憂。但如果此時王維在畫面中又放置了其他盛開的花草還有芭蕉，我們是不會憂心袁安的，因為連花草都能盛開了，袁安怎會有事呢！這畫面自然也就非常愜意了。然而王維所要表現的是袁安的精神，而非他有金剛不壞之身，因為假設他有金剛不壞之身（不可思議之事），我們豈須為他擔憂呢？
那麼既然積雪已有丈餘高，袁安已經臥睡在雪上，我們要如何既表現這是一個危險的畫面，從而為袁安感到憂心；又要能表現出袁安還有一線生機，從而讓我們寬心呢！說「一線生機」是因為根據《後漢書》的記載，雪停了以後，大家都以為好幾天沒看到的袁安，已經死了，卻不想他還活著。他還活著，於是縣令推舉他為孝廉，於是王維畫了這幅畫來紀念他「捨己為人」的精神（儘管他只是因為不去干擾別人而寧願自己餓死，也是符合這個「捨己為人」的精神。）。如果袁安本該活著，誰會感念他的這個精神？如果袁安本來就有金剛不壞之身，誰會覺得他不去打擾別人不是應該的呢？
所以整個畫面要強調的絕非袁安身體的健壯與強橫，相反畫面中的袁安可能已經奄奄一息了。可是如果畫面中的袁安奄奄一息了，旁邊怎會突然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植物呢？譬如春季的蘭花、夏季的蓮花、秋季的菊花、冬季的梅花。不，我們說這樣的畫面既違背常識，又顯得莫名其妙！如果袁安臥雪已經奄奄一息，如果大雪已經積地丈餘，如果要讓人為袁安的生命感到憂心，那樣的畫面當然絕對是雪白的死寂一片。很多植物、動物都死了，或者只有幾枝枯樹枝吐露了出來，畫面中除袁安外沒有半個人影（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構思。）。可是我們又要讓閱畫者可以覺察出袁安應該還有一線生機，因為按照歷史記載，他就是因為這一線生機才活了下來，被舉為孝廉的。
此外，如果還有其他植物存在於畫面之中而不惹人詬病，那必然是當季的；如果不是當季的，必然是活的，否則也就不會惹人爭議；如果是非當季的活植物，「充斥」於這樣一個人都會冷死、餓死的冰天雪地裡，這樣的畫面哪還有什麼意境可言呢！如果畫面中還有其他不惹人詬病的植物，既然它是當季的，它本來生存的機率就很高，犯不著我們擔心；但人不同，人臥在雪裡就有生命危險，時間過久便可能失溫而死。就因為其他當季的植物如果是活的，有其理所當然之理由，但如果它是活的，我們會以為那時的天候還不至於置人於死，於是《袁安臥雪圖》便成了一幅愜意的寫生，會讓人以為畫中的袁安不過就像服了五石散的何晏一般，只是因為身體過於燥熱，所以在雪裡躺躺，大家不用太過認真。
然而袁安的故事卻不是如此。可是如果連當季的植物都死了，我們自然會為袁安的生命安危產生擔憂，尤其如果畫面中臥睡的袁安其身體姿態與表情都顯得痛苦、瑟縮時，更能加強人們的印象。若能表顯出其實袁安已經長時間躺在了雪裡，更能讓人對他的安危感到憂慮。問題便來了，既然當季的植物都死了，我們怎麼來讓讀者又能覺得畫中的主角袁安還有一線生機呢？於是芭蕉的用途就出來了。芭蕉不比其他植物，它如果是活的，那麼它整株都是綠的。也就是因為《袁安臥雪圖》裡出現了一株活的芭蕉，才會惹人詬病，如果出現一株死的（因此不再是綠色的）芭蕉，那又有什麼好爭議的呢！
王安石曾經以「春風又綠江南岸」之改字，獲得詩家們的讚賞。原本「綠」字做「到、過、入、滿」，改了又改，王安石還是覺得不好，於是王安石最後改出了「綠」字，不僅自己滿意，眾人也滿意。為何「綠」字特好？因為「綠」意是春天的結果，代表一種生機、生氣。那麼王維選用芭蕉，全然只是因為它的綠嗎？不。這還得說回影響王維深遠的《維摩詰所說經》。若就這本大乘佛經而言，裡面提到了兩種植物，「芭蕉」與「蓮」。蓮花在積雪丈餘的情況下，早就被埋在了丈餘下的雪中，此時出現蓮花，雙重違背了常識。而且那蓮花便有不實在的感覺。芭蕉不同，芭蕉可以長大丈餘以上，因此此時的畫面中出現被掩埋了部份軀幹的一株芭蕉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說是一株，是因為如果畫面的芭蕉多了，那境界無疑就次了。我們且看《維摩詰所說經》中關於芭蕉的說法：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
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為如地。是身無我為如火。
〈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
「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如芭蕉堅」，都強調了芭蕉的「堅」之特質！為何芭蕉有「堅」的特質，我不太懂。不過這經上這樣說，王維自然不會不清楚。於是，畫面中一片雪白死寂，許多當季的植物都枯死了，雪積丈餘高，袁安瑟縮的臥睡在雪地上，此時畫面中袁安不遠處卻出現了芭蕉，活的芭蕉，綠的芭蕉。象徵了袁安還有一點生機。而袁安之所以還有一點生機，正是因為他捨己為人的精神感動了佛。如果不是《維摩詰所說經》與「芭蕉」可以聯想在一起，我們很難想像還有哪些植物可以起到這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可惜的是，歷來評論家們的重點，都擺在了雪中該不該出現芭蕉這件事上！卻似乎未見有人提起過何以雪中要出現芭蕉？
於是宋朝朱熹在〈朱子語類．雜類〉（卷一三八）中批評：「雪裏芭蕉，他是會畫雪，只是雪中無芭蕉，他自不合畫了芭蕉。人卻道他會畫芭蕉，不知他是誤畫了芭蕉。」以為王維錯把芭蕉誤畫了，可一個能從《奏樂圖》的停止畫面中，就能根據其中的「細節」推出那是在演奏「《霓裳》第三疊第一拍」的奇才，居然會在自己的畫中「誤畫」了什麼！這種說法，未免令人發笑。
接著明朝謝肇淛《文海披沙》（卷三）又說：「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維『雪中芭蕉』，雖閩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豈容有此耶……皆為識者所指摘，終為白璧之瑕。」儼然又把王維這個雪中芭蕉當成了那幅畫的瑕疵所在了。而錢鍾書以為此論「最為持平之論」（〈談藝錄．附說二十四〉）。若筆者以上的推論可以成立，則謝肇淛明顯將「點睛之筆」當成了「白璧之瑕」了。
錢鍾書在《七綴集》（20-21頁）中如此說道：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七：「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余家所藏摩詰《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難與俗人言也。」現存《歷代名畫記》裏沒有關於王維這一節，畫花「不問四時」卻是畫裏一個傳統；《臥雪圖》也早遺失，但「雪中芭蕉」一事廣佈久傳，為文評和畫評提供了一個論證。都穆《寓意編》：「王維畫伏生像，不兩膝著地用竹簡，乃箕股而坐，憑几伸卷。蓋不拘形似，亦雪中芭蕉之類也。」這幅畫後來為孫承澤收藏，《庚子銷夏記》卷一《唐王維伏生圖》：「一老生伏几而坐，手持一卷。……都元敬嘗在貴人之家見此圖，驚歡不置。」從此「雪中芭蕉」不是孤零零的事件，「難以形器求」的畫風又添了佐證，評鑒家更容易施展「挽回」（recuperation）的手段，不理會「俗人」們的「拘形似」的驚疑和嘲笑。神韻詩派大師王士禎就在這一點上把王維的詩和畫貫通。《池北偶談》卷一八：「世謂王右丞畫雪裏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遼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名詩人兼畫家金農更在這一點上把王維的畫和禪貫通。《冬心集拾遺．雜畫題記》：「王右丞雪中芭蕉為畫苑奇構。芭蕉乃商飇速朽之物，豈能淩冬不凋乎？右丞深於禪理，故有是畫，以喻沙門不壞之身，四時保其堅固也。余之所作，正同此意，觀者切莫認作真個耳。」金農對「禪理」似乎不熟。禪宗有一類形容「不可思議」的「話頭」，「『雨下階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五燈會元》卷一八祖琦章次）；「格外談」頗類似西方古修辭學所謂「不可能事物喻」（adynata，impossibilia）。例如「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臘月蓮花」，「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峯，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雁成羣」（《五燈會元》卷二道欽、卷三道膺、卷一四道楷章次）。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第八》：「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正是這一類比喻，很早被道士一眼瞧中，偷入《老子化胡經．玄歌章第一Ο》「我昔化胡時」那一首裏：「火中生蓮華，爾乃是至真」（《嗚沙石室佚書續編》）。假如雪裏芭蕉含蘊什麼「禪理」，那無非像海底塵、臘月或火中蓮等等，暗示「稀有」或「不可思議」。明季畫家李流芳似乎領悟這個意思，《檀園集》卷一《和朱修能雪蕉詩》：「雪中蕉正綠，火裏蓮亦長」，就是把兩種「不可能事物」結成配偶，使它們相得益彰了。
如果王維只是要表達「不可能、不可思議」的意思，他完全可以把其他夏季植物入畫，然而為何他卻選擇了芭蕉？難道「雪中蓮花」就可思議了嗎？顯然，王維不用雪中蓮花，乃在於蓮花的色調並不能給人以生機的感覺，不能讓人藉此聯想到袁安還有生機。甚至如果出現了白色蓮花，還可能讓人以為袁安已經得道升天了。若蓮花伴隨著幾片綠色蓮葉出現，那構思便拙劣了，境界立失。固然，在藝術世界裡袁安臥雪沒死，或者如《後漢書》所載史實，袁安在如此寒冷的環境下，居然可以不出外乞食（因此沒有進食）而不死，以及雪中芭蕉可活，都屬於「不可思議」之事！然而那畢竟是表象的層次。如果王維的畫只能讓人以為那畫面只是想告知人們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之事，或者如金農所說只是想比喻袁安有沙門不壞之身，那便都把這幅畫之所以成畫的根本原因給拋棄了。那根本的原因，不是因為袁安完成了人類史上在如此嚴寒的冬天不進食數日而仍不死的不可思議壯舉，而在於袁安因為不想打擾其他已經青黃不接的人們，所以選擇自我犧牲的精神。沒有了這種精神，這幅畫有什麼意義呢！
自己種的多種芭蕉、香蕉，在一年時已經長到二層樓高。事實勝於雄辯。
然而歷來的評論家，卻似乎不願去探索王維為何要在一個冰天雪地裡擺上一株芭蕉（或幾株芭蕉）的意涵，卻只是執著於探索芭蕉該不該出現在雪地裡一事。金農雖然做了探索，卻無疑還停留在表象層次。未能深入理解王維構思此畫的用意。而爭論之所以長期存在，無非正是因為《袁安臥雪圖》老早便已經失傳了的緣故。否則，那畫面有些什麼植物，各是生是死，以及完整的意涵，便容易讓人解出。就是因為畫已經失傳，畫面已經消失了，於是大家便有了我執，只是把自己鎖在了冰天雪地裡與芭蕉纏鬥，卻渾然忘了還躺在雪地裡生死不明的袁安。一幅失傳了的《袁安臥雪圖》就這樣讓大家都忘了袁安，卻又讓大家都記起了雪中的芭蕉。
蘇軾曾在評論王維的作品時，稱：「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那麼王維可以在畫中，「不問四時」的將「桃、杏、芙蓉、蓮花」一起畫在了一個畫面中，他的詩呢？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王維《鳥鳴澗》）這首詩，便曾讓詩家以為犯了「病」，就好像雪中芭蕉一樣。從而把一個被稱為詩佛，可以看著一個《奏樂圖》就能告訴你，畫面中演奏什麼曲目，演湊到了第幾疊第幾拍的奇才，說成是一個剛學詩又沒有常識的新手一樣。所以他把「桂花」（秋桂）與春山（春天的山）說在了一起。就好像王維壓根兒居然不知道桂花即便有春桂也是秋天開的多一樣。這種論調自屬搏君一笑的說法。美學界一方面說藝術家要不被技巧所束縛，說要自由揮灑，但一旦面對的是一個連世間自然律也超脫了的藝術大師時，許多人便手足無措了起來。
錢鍾書在《七綴集》中所引王士禎《池北偶談》的說法，則直言了王維之詩就好像他的畫一樣，不拘一格。事實上，王維也曾創作過「出格詩」，那是連作詩的格律都給擺脫了。而不管是畫也好，是詩也好，那都是王維的創作，他當然有他的特色存在。然而王維這種擺脫時間、空間限制的象徵性手法，明顯迷惑了古今一些停留在表面層次的觀賞者，以至於把他當成了一個沒有常識又不懂作詩格律的人來對待了。雪中芭蕉，以及王維的其他詩、畫，以及眾多的正反意見所構築出的文化現象，其實在中國的整個文化裡屢見不顯。
譬如《孫子兵法》。孫子在〈軍爭〉篇告誡將帥：「餌兵勿食。」唐朝李筌註曰：「秦人毒涇上流。」李筌舉前559年春秋時期歷史實例（〈左傳．襄公十四年〉）作註腳，而杜牧則註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眾討之。王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虜萬計。」兩人註釋的問題在於孫子用「餌」形容此「兵」，表示這支部隊是支誘餌部隊，因此用「勿食」告誡將帥不可因貪小利而中了敵人的圈套。這原本非常容易明瞭的一段文字，卻在李筌與杜牧的註釋下被曲解了。他們之所以曲解它，一來是由於兩人執著於「食」字，而將比喻（虛）當成了實指（實），把形容詞當成了名詞，從而不管「餌兵」這樣的詞組，而僅僅著眼於「餌」字作解釋；二來又因為剛好有歷史實例表明有軍隊因為誤食敵人留下的食物而中毒等等，於是兩人便援引為例，強作解人。但試問晉國軍隊喝的涇水不是天然的嗎？秦國軍隊在裡面下毒，這涇水又怎能算是「餌」呢？而魏文帝所留毒酒，餌是有了，但兵又何在？「餌」固可「食」，然而「兵」可「食」乎？
又譬如〈孫子兵法．實虛〉篇提到：「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今日又有大學者把一個簡單的「畫地」比喻當成了實指，從而又援引什麼術數迷信的說法，說這就是古代的法術，只要在地上畫條線就能阻止敵人來犯。然後再用他發明的說法來攻擊孫子，說很明顯《孫子兵法》具有迷信色彩。如此「論文」，委實令人絕倒。〈孫子兵法．形〉篇：「故勝兵如以鎰稱銖，敗兵如以銖稱鎰。」；〈孫子兵法．九地〉篇：「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其中「鎰（重）、銖（輕）」是兩種重量上相差懸殊的法碼（二十四銖為兩，二十四兩為鎰。兩者相差五百七十六倍。），「處女」表示極靜（靜）、「脫兔」表示極速（動），也都是一種相對的用法。〈實虛〉篇，孫子用「畫地（極易的動作）」來與「高壘深溝（極難的工事）」來做對比，這原本就是他的行文風格，巧妙之處。如今，學者們似乎缺乏應有的文學素養，居然先把孫子的比喻指涉到了某種確實存在的事情上，然後再據此來打擊孫子。這不就像那些攻擊王維的學者一樣嗎？先把雪中有芭蕉這件原本是一種象徵式手法的比喻用法（隱喻用法），當成了王維真以為雪中芭蕉都能活的實際狀態，從而又從這裡攻擊王維缺乏常識，犯了「病」。可是到底是誰有病呢？
這種先將作者的比喻（象徵式的手法）當成一種實指，從而又據此對創作者大家謾罵的例子，古往今來，各個領域，可謂屢見不鮮。孫子、王維的例子僅是其中明顯的兩例。境界這種東西，一般人本來就難以迄及，只是既然我們難以迄及，不明所以，為何不單純的就只是當個觀賞者，卻去做起了評論家，以彰顯己能！最終卻換來了貽笑大方的結果呢！或許王維面對朱熹那樣的評價，早已在地下大笑了不知幾回呢！
最後，許多讀者不免還有個疑問，王「維」字「摩詰」，那麼到底「維摩詰」是什麼意思？「維摩詰」是梵語音譯詞彙，其意為「淨名」，然而《維摩詰所說經》又譯為「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經」。王維不僅其詩不可思議解脫了（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甚至突破了格律的限制。）、其畫不可思議解脫了（雪中芭蕉），甚至其人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了（《奏樂圖》事件）。
附註：
〈史記．秦本紀〉：「（秦獻公）十六年，桃冬花。」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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