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綱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
第三章 東周歷史與現實主義基本主張
第四章 東周歷史中的攻勢現實主義
第五章 東周歷史中的守勢現實主義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前言
中國的東周時代與西方的古希臘時代，是最常被社會科學的學者們拿來進行比較的兩個時代，因為這兩個時代有許多相像的地方。譬如，東周時代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古希臘時代則是西方文化的源頭；東周時代有五霸、大國爭霸的歷史，古希臘時代也有雅典與斯巴達爭霸的歷史；東周時代有霸主號召諸侯對抗外族的戰爭，古希臘時代也有希臘對抗波斯的戰爭；東周時代最後結束於秦始皇的統一，古希臘時代最終結束於亞歷山大大帝的統一。就文化方面，也有拿春秋時代的孔子與古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進行比較的，諸如此類的類比其例甚多，無法盡數舉出，但由此已可見，這兩個時代所產生的歷史與文化都有其各自的特色與重要性存在，同時其中也都蘊藏著豐富的歷史經驗與人類智慧。
現在稱為國際關係理論（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的研究是在一戰後才開始發展的。這個理論試圖找出消弭戰亂之道，並解決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控制和限制戰爭的無能。同時研究者也希望藉由研究國際關係理論而找到一個能針對國際事務提供「理解過去、分析現在、預測未來」的科學知識或邏輯與模型。在最初時，只有英國將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專門領域進行研究。在1919年，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威爾斯大學成立了國際政治的教授職，成為最早針對國際關係進行專門研究的大學。在1920年代初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也成立了國際關係的研究系所。但不管從國際關係的成立以及其研究的對象看來，其以西方歷史為研究源頭，同時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對歷史進行解釋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在1930至40年代發展起來的傳統現實主義（Traditional Realism），研究者們便公認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現實主義理論的先驅。《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記述古希臘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與雅典領導的提洛同盟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其時間跨度為前431至前404年，只有短短的28年。而東周時代從春秋的五霸爭霸到戰國的七雄爭霸，共經歷了550年的時間，其國際事務的特色也從春秋時代的幾百個國家共同參與的狀態發展到戰國時代以七大國及十幾個中小型國家為主要參與者的狀態。同時，身處其中的先秦諸子對於國家戰略與國際關係理論的提出，也有很豐富的內涵。譬如商鞅便曾提出：「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1]的理論，其中的攻戰與守戰就是指攻勢與守勢的國家戰略。
因此本文擬用東周歷史中的諸多事例與先秦諸子對於國家戰略與國際關係的部分見解，對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與1980至90年代為了適應新的世界局勢而從傳統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演變、發展起來的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進行舉證或反證。希望藉由這樣的初步比較，能讓其他文化的元素對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的相關優缺點與不足之處更加的顯現出來，以使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能有更豐富與全面的內涵。
第二章 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
一九八○年代末期，面對冷戰戲劇化的結束，現實主義在事前無法提出適當的解釋與預測，並在事後無法有效呼應國際環境的發展，致使現實主義面臨強大挑戰。除了在外部遭致眾多國際關係理論的批判，而且在內部也逐漸形成兩派的爭論。由是形成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兩大派別。守勢現實主義在一九九○年代期間略佔上風，而攻勢現實主義則從二○○○年後逐漸抬頭。[2]
一、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攻勢現實主義來自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一九九○年起開始發表的相關論文。這些論文一方面凸顯後冷戰現實主義的國際觀，一方面嚴厲駁斥當下國際理論的錯誤。他結合「新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論」與「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鬥爭主張」，形成極具侵略性和衝突性的攻勢現實主義，把現實主義的國際權力鬥爭觀點發揮的淋漓盡致。
攻勢現實主義的特點有：
1.攻勢現實主義主要關切「國際強權政治」。但卻對強權政治抱持悲觀態度。
2.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無時無刻不受到安全的威脅和困擾，而追求權力是獲取安全的最佳手段，亦即國家獲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是權力的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攻勢現實主義的缺點有：
1.攻勢現實主義只能解釋大部分現象而非全部，存在反證問題。
2.攻勢現實主義完全從國際體系解釋國際關係，是典型的國際體系理論。它不關切國內政治與決策者的變數，視為黑盒子看待。
3.攻勢現實主義屬於國際關係總體層次（Macro-Level）理論，較能有效詮釋國際整體運作與發展，但對於個別現象與問題，有時無法提供答案。形成「無決定性」（Indeterminate）情況。
二、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
守勢現實主義來自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 ） 在一九七八年的一篇論文。論文中將軍事能力區分為攻勢與守勢兩類，並以為此分類可以解決國際關係「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問題。一九八○年代，國際關係學者持續展開有關攻勢與守勢的研究，分從概念、測量、策略與歷史經驗探討該分類與國際安全的關係，並且從事建立攻守理論的工作。冷戰結束後，隨著國際環境改變的衝擊，若干現實主義學者將新現實主義的主張結合攻守理論的觀點，形成較具彈性與溫和色彩的守勢現實主義。
守勢現實主義的特點有：
1.重視外交政策，將外交政策視為合作與溝通的工具。
2.認為國際關係運作並非僅受權力分配影響，國家政策與行為也影響國際關係運作。
3.承認「安全困境」的存在，但同時也主張安全困境不一定等於衝突與競爭，國家與國家間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間。
4.守勢現實主義強調，當把攻守能力納入考量後，可以修正過去權力分配決定國家安全的簡單化主張，讓權力與安全的關係更佳清晰化，同時增加國家對外政策的選擇性。
5.守勢現實主義者指出增加權力不等於增加國家安全，不斷追逐與擴張權力，可能不但無助於國家安全反而造成安全危機。
6.提出「威脅平衡」（Balance-of-Threat）代替「權力平衡」（Balance-of-Power）的主張。
守勢現實主義的缺點有：
1.國家意圖的不確定性是否可以通過主動的善意表達以及合作舉動而消除，在此基礎上能否真正達到緩解安全兩難的效果，是不確定的！
2.測量「防禦性」與「進攻性」武器和政策存在相當大的困難，而且如何保證發展防禦性武器所積累的優勢不被轉化爲進攻優勢也難以在實踐中進行操作和限制。
3.理論主張過於混雜，缺乏應有的特殊性與純淨度。
三、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的比較：
攻勢現實主義基於追求權力最大化的目的，會要求國家比照競爭對手的總體實力發展自己的權力；而守勢現實主義基于追求安全最大化的目的，則會要求國家按照所受到的威脅發展權力。毫無疑問，前者所導致的局面就是緊張的軍備競賽甚至戰爭，而後者則可能導致區域性的均勢與和平共處的局面。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就是攻勢現實主義所闡述的情况，而其他國家在絕大多數情况下則追求的都是守勢現實主義的對外政策。
攻勢現實主義主張國際關係就是權力鬥爭，國家會不斷的擴張權力以追求國家安全。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際關係不必然是權力鬥爭，國家可藉由外交政策的手段尋求合作，而且防禦是獲取國家安全較有效的方法。[3]
除此外，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也在「安全與權力」、「合作與競爭」及「國家政策與國際結構」這三項議題上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以下各章在論述到相關的理論時，會再就這方面的差異進行補充，在此便表過不提。
第三章 東周歷史與現實主義基本主張
不管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在理論上有多少的差異，其共同的內涵是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有六項：[4]
1.國家是國際社會最主要的行為者、成員。
2.國際社會為無政府狀態。
3.國家會以最大限度的可能追求權力或安全。
4.國家是理性單一的實體，通常會採取理性的政策。
5.國家對外影響力主要建立在國家物質能力基礎上。
6.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系運作與國家對外關係。
一、關於第一點，國家是國際社會最主要的行為者、成員，是現實主義最基本與最不具爭議的主張，是現實主義學者們都接受的論點。學者們認為諸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或團體，均不被視為主要成員，他們在國際社會的活動能力與範圍，都受到國家規定與節制。基於這個角度，一般稱現實主義為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
在東周歷史上，存在著許多以個人或者組織之力影響到整過國際情勢的例子，舉例如下：
1.戰國末年，燕國將軍攻下了齊國聊城，聊城人為了趕走他便向燕國君主進纏言，燕國君主便下令召回他。燕國將軍懼怕回國後被殺，因此便拒抗命令獨自領軍保守聊城。這時正值齊國田單反攻燕國入侵大軍的時刻，田單在收復了七十幾個城池後，卻在聊城耗費了一年的時間而無法攻下它。這時策士魯仲連經過，便答應幫田單的忙，於是寫了一封信給燕國將軍，信中陳述利害關係，打動了燕國將軍死守的決心，於是燕國將軍自殺，田單的也收復了聊城。[5]
2.戰國初年，楚國曾在三任君主期間久攻宋國不下，這時的楚王為了能順利攻下宋國便請來巧匠公輸盤為楚軍設計攻城器械，打算用此攻打宋國。墨家的創始人、精神領袖墨子聽到這個消息後，便獨自一人前往楚國，打算說服楚王取消這個念頭。到了楚國後，墨子首先見到了楚王與公輸盤，並向楚王要求與公輸盤進行沙盤虛擬戰。楚王答應了，於是「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6]於是公輸盤自知其攻城之法不如墨子的守城之法，但也並不認輸而向楚王說他有對付墨子的方法，楚王好奇詢問，公輸盤不答，墨子倒是替公輸盤回答了這個棘手的問題。原來公輸盤打算殺掉墨子，如此一來，自然沒有人可以阻止楚國攻打宋國了。誰知墨子接著說但即便殺了他也無濟於事，因為他的墨家門徒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經準備了墨子方才所用的守城器械在宋國進行防守了。於是楚王便打消了攻打宋國的念頭。
墨家與儒家學派在戰國時期並稱為兩大顯學，屬於不受政府約束與管制的組織。既不受國家規定的影響也不受國家的制約，甚至許多國家都希望這兩個學派的學者前往該國任職。墨家除了主張兼愛、非攻的理想之外，對於守城技術也非常在行，當然守城技術的發達與其非攻的主張有必然的聯繫關係。墨家由於守城技術發達，因此常常為中小型國家加強防守，以抵抗大國或其他國家的入侵，也因此墨子此次前往楚國，僅憑抽象的虛擬戰便能阻止楚王攻打宋國的念頭。因此，認為非政府組織都受到國家的制約，至少對墨家而言是不成立的。
3.春秋末期，齊國宰相田常在齊國作亂，擔憂齊國「高、國、鮑、晏」四大家族的人對其進行危害，於是便發兵攻打魯國，以圖轉移焦點並另作打算。齊國派兵攻打魯國，已經接近了魯國邊境。消息傳到了，已經不任官職的孔子耳中，孔子自然為其祖國的存亡感到憂心，於是最後派遣了子貢前往各國進行謀略運用，企圖取消齊國攻打魯國的意圖。子貢於是先前往齊國找到了田常，對其進行遊說：「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7]田常被其說詞打動，但有礙於軍事行動已經展開，無法如此嘎然而止，於是子貢便將為其找到攻打吳國的理由一事攬在身上，而前往吳國對吳王夫差進行遊說。
子貢明白吳王夫差想要稱霸的意圖，因此力勸其發兵援救魯國，然後以此之名順道往黃池與晉國進行爭霸。吳王夫差被其說動，但有礙於越王句踐虎視眈眈的想要趁機復仇，因此不敢有所動作。子貢便自請前往越國對越王句踐進行遊說。
子貢自然明白越王句踐打算報復吳王夫差的原由及決心，因此便對越王說：「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越王驚恐之下詢問對策，子貢便提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以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接受其提議，便遵照其指示施為。
所有環節都安排妥當以後，吳國便出兵攻打齊國以解救魯國，田常也便順理成章把齊軍的矛頭從魯國轉到吳國身上，而越王句踐也獲得時機趁機進攻吳國。史稱：「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8]
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子貢是其弟子，同樣的儒家也不受國家制約。而在這一事例中，子貢前往各國進行遊說也非魯國政府授權，完全是自發性的行為。
由以上的例子可見，儘管在東周時代，存在著這許多的例子可以證明並非所有具有改變國際形勢與國際權力結構的個人或組織都受到國家制約與管束、指導，但國家作為一個主要的行為者，仍然是不可動搖的事實。但除了子貢、墨子、魯仲連以外，還有諸如縱橫家蘇秦、張儀等人，其或者有影響力前曾經為官，或者為官後始有影響力，或者其從來不曾為官、為任何政府服務而享有極大的影響力，但不管如何，其對國際形勢的改變也仍然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子貢、墨子以及縱橫家依靠學派、組織或個人之力，對國際社會與國際權力結構的影響至深且劇，因此即便他們並非主要的行為者，其所造成的影響也並不比主要行為者來的小，是不能加以小覷的。如果一個非主要行為者卻能造成與主要行為者同樣大小的效用與影響，那麼又怎能對其加以輕忽呢！
二、關於第二點，國際社會為無政府狀態。其實東周時代不管是春秋還是戰國，各諸侯國之上還有周天子的存在，只是周天子的權力隨著時代的演進與各國國力的增長而逐漸的衰弱了。因此，東周時代在名義上以及一開始都還是處於有政府狀態的。然而即便是有政府狀態，大國仍然侵略小國，各國仍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盟友的力量以求生存。譬如，春秋五霸的首位霸主齊桓公便有起著聯合諸盟國力量討罰侵略者、維護各盟國的生存的作用。而從春秋時代幾百個國家被兼併到戰國時代止剩下七個大國與十幾個中小型國家的情況看來，更能看出即便是有政府狀態，各國家也非處於必然安全的狀態，遑論周朝以外尚有外族的問題。
僅以國家本身而論，其國內個人處於有政府狀態之下，有警察機關對之進行保護。然而警察機關與政府的存在，仍然不能保障每個人都處於必然安全、不受他人侵擾與傷害的狀態下，而事實上警察機關與政府也僅能在機率上降低犯罪的發生頻度。因此，對於國際關係理論中以主張無政府狀態，來強調每個國家都有追求權力以保衛自身安全的可能，似乎有點畫蛇添足了。
三、關於第三點，國家會以最大限度的可能追求權力或安全。事實上，以東周時代的歷史實例看來，國家會以最大限度追求安全誠屬必然，但以最大限度追求權力卻屬不然。姜太公在兵書《六韜》中曾提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9]在古代一些豁達的君主中，有些人也能看透此點，而主張人民之安全重於國家之存亡。譬如，以戰國時代的衛國為例。衛國為了追求國家安全，歷代衛君採用自貶尊號的手段，以致於從一個國家的君主變成了一個類似國家封君的地位，從一個受周朝統治的諸侯國淪為戰國七雄魏國的附庸國，最後被秦國以取消名義的方式，「取消」了其國家的存在事實，而甚至沒有動用到任何武力。時間往前推，在周朝建國以前，周朝的始祖便也有類似的作為。當時古公亶父身為周國的國君，由於外族狄人屢次的入侵，為了其人民的安全，寧願放棄尊位，自行離去。他的人民皆憤怒狄人的貪得無厭，想要與狄人作戰。但古公亶父說：「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10]於是便率領私有的下屬離開了該地，結果其人民都願意追隨他，便放棄了原本的居住地而移居到了別處。
當然，古公亶父與衛國君主實屬特例，此後的歷史實例中已很難再見到這樣的君主出現，從而君主們皆以國家安全為重而輕視人民安全，以人民之生命來保衛國家之安全。但儘管如此，對於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國家會以最大限度的可能追求權力」也仍然不是一個普遍的法則與現象。譬如商鞅提出「四戰之國，貴守戰」的理論，其理由是：「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己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11]因此一個國家是否追求權力，實際上要看其所具有的條件而論，不可一概而論。東周時代，尤其邁入戰國時代以後，由於七大國勢均力敵，而中小型國家已所剩不多，因此各大國對於追求權力一事皆不敢輕舉妄動。如前316年，宰相張儀與將軍司馬錯在秦惠王前進行伐韓與伐蜀的爭論，司馬錯最後勝出，因為伐韓本身的危險性太高，容易遭致其他大國合力報復，因此秦惠王最終接受司馬錯的建議選擇討伐外族蜀國。[12]
此外，國家會以最大限度追求安全，也存在一個但書。即相關決策者必須清楚認識到何謂真正的安全，才有所謂追求安全的可能。假設決策者誤認為某些非安全性作為為追求安全，那麼其名義上雖在追求安全，但實際上卻不然。因此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這個基本主張，顯然還有許多討論的空間。
四、關於第四點，國家是理性單一的實體，通常會採取理性的政策。現實主義並不關切國家的政體性質，是否屬於民主、威權或其他，也不關切國內政治運作，是否執政者屬於多數還是少數政府，它只關切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角色與行為，而從此觀點切入，現實主義以為所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本質與行為皆是相同的。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對外行為屬於國家利益與整體意志的展現，不論內部情況如何，決策者思維皆會將國家利益超越國內政治之上，在對外行動上顯現國家是單一實體（Unitary Entity）的特質。[13]
既然現實主義不關切國家的政體性質，那麼用東周時代的政體來作驗證便是一個不違背其理論指稱界限的作法。從上文提到的齊國將軍田常的作為就讓我們清楚的看到了反例，而吳王夫差報復越王句踐殺父之仇，越王句踐又報復夫差的滅國之仇，這些都不屬於理性的行為，也顯然其決策者沒有將國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加以考量。
韓非子也曾舉過一個例子：「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14]韓、魏兩國的宰相私下勾結，為彼此鞏固權力，其方法固然巧妙，但也讓我們看到了決策者不一定以國家利益為最終的考量之事實，而更多的是以自身的利益為考量的重點。
五、關於第五點，國家對外影響力主要建立在國家物質能力基礎上。這倒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譬如春秋時代，想要成為霸主就必須具備雄厚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而軍事與經濟也是連體嬰，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往往必須經濟上先富強起來，軍事力量的強大又往往會帶來經濟上的富有，譬如兼併他國土地或者因此接受他國朝貢、享受貿易優惠等。
六、關於第六點，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系運作與國家對外關係。現實主義者認為權力分配是決定國際體系運作與國家行為最重要的因素。但以東周歷史上的齊國與秦國的例子看來，並非如此。齊桓公在位時，齊國原本不甚強大，後來因為齊桓公有了想要稱霸的念頭，也接受了鮑叔牙的建議而任用了管仲當宰相，對內進行制度與軍事、經濟方面的改革，最後才成為春秋時代首位霸主。齊桓公成為霸主的期間以及之後，都對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產生了影響，但其之所以對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產生影響的原因卻不是因為受到了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之影響所致，也即齊國之行為與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無關，而純粹是決策者自發性的作為。秦國的例子也是如此，秦孝公為了要稱霸天下，於是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商鞅變法後，秦國國力才逐漸大盛，其軍隊才逐漸強大，最終到了秦始皇時才有了統一天下的資本。而這也與其當時被國際結構所分配到的權力無關，而是純屬秦孝公也即秦國的決策者本身的作為。假設今日一個小國因為被分配到的權力很小，於是便不思作為或者其行為便因而受制於其所被給予的權力，那麼小國終將滅亡。以句踐的越國為例，其被夫差打敗後，全國人口大減，軍隊僅剩五千餘人，而句踐與其夫人尚且要到吳王的宮殿當奴隸，在這種情況下，句踐並未被打敗，而是暗中進行復仇的計畫，除了取信夫差、迷亂夫差，並且在國內鼓勵生產、聘來越女與陳音教授軍隊劍術與弩術，這些作為，顯然也與其被分配到的行為無關。由此可見，現實主義對於國家行為受制於其於國際結構所分配到的權力之大小之主張，顯然是有待商榷的。
第四章 東周歷史中的攻勢現實主義
由於攻勢或者守勢現實主義，都服膺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因此此處僅就攻勢現實主義的特點進行評述。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無時無刻不受到安全的威脅和困擾，而追求權力是獲取安全的最佳手段，亦即國家獲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是權力的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對於「國家獲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是權力的最大化」一點，不管是春秋時代或者戰國時代，都存在著非常多的反例，同時先秦諸子也一再告誡過度的權力往往適得其反。以歷史實例而言，春秋時代有六將軍瓜分晉國的事例、吳王夫差爭霸事例，戰國時代有秦齊並稱東西帝的歷史教訓。簡述如下：
1.春秋末期，晉國宗室衰微，六位將軍把持朝政。這六位將軍分別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趙氏、魏氏。六將軍瓜分晉國事件屬於內部割據的事件，換句話說這個事件是在一個有政府的狀態下進行的。其中范氏與中行氏首先被其他四位將軍聯手消滅了，而剩下的四位將軍中以智氏的事例最龐大。智氏貪得無厭，於是又向其他三位將軍索要土地、錢財，韓氏、魏氏不敢得罪智氏，且知道趙氏一定不會答應智氏的要求，因此便順應了智氏的勒索行為。當智氏又向趙氏提出請求時，趙氏果然不允，於是智氏便率領韓氏、魏氏兩位將軍一起攻打趙氏。正當趙氏已經被打的奄奄一息的緊急關頭，趙氏派出了策士張孟談前往韓氏、魏氏陣營進行遊說。其理由便是以智氏之貪得無厭，假設消滅了趙氏，韓氏、魏氏必成為其下一個目標。結果，韓氏、魏氏被張孟談說服，便與趙氏聯手消滅了智氏。而智氏因為要將權力最大化，不僅為能獲得本身的安全，反倒讓自己更快的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15]
2.同樣是春秋末期，而稍後於六家分晉事件。前482年，吳王夫差為了追求霸主地位，也即當時權力的最大化而前往黃池爭霸。結果吳國精兵全被帶去了黃池，越王句踐趁機對吳國首都進行襲擊。句踐帶領「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討伐吳國。當時留守吳國的太子友等人不是越軍對手，吳國首都很快便被越軍攻入。遠在黃池爭霸的夫差聽聞消息後，緊急率軍回國救援，但為時已晚。前475年至前473年，越軍採用包圍戰術困死吳軍，最終滅了吳國，夫差自殺身亡，句踐則擠身為新的霸主。
3.戰國末期，秦昭王認為秦國經過商鞅變法至今，其國力已經大強於其他諸國，於是便接受了宰相穰侯的建議，邀請齊湣王一起「稱帝」，想要在名號上先把其他「諸侯王」給壓下去。結果齊湣王接受了蘇秦的建議，利用秦王稱帝這個招搖的舉動，先撤銷了自己的帝號，並於前287年聯合趙、楚、魏、韓四國，五國合力攻秦，嚇得秦昭王趕緊取消了帝號；而為了報復齊湣王，秦國也在前284年，利用燕國對齊國的仇恨，並聯合韓、趙、魏三國，也進行了五國聯合攻齊的壯舉，結果聯軍在燕將樂毅的帶領下，攻下了齊國七十餘城，齊湣王因此而死，若非田單固守即墨，齊國便被秦國聯軍給滅了！
二、攻勢現實主義完全從國際體系解釋國際關係，是典型的國際體系理論。它不關切國內政治與決策者的變數，視為黑盒子看待。
此點，由以上提及的田常、白圭、吳王夫差等例子便可知道攻勢現實主義將國內政治與決策者當成黑盒子看待的作法，顯然是一嚴重致命傷。
第五章 東周歷史中的守勢現實主義
一、守勢現實主義承認「安全困境」的存在，但同時也主張安全困境不一定等於衝突與競爭，國家與國家間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間。
所謂安全困境是指：當所有國家都為求取生存而以追求安全為目標時，一國增加安全的行動，卻構成另一國的安全威脅，如此相互衝突的效應，形成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難局。
但事實上，關於安全困境的假設顯然是不周全的。尤其每一個國家的實力都有差異，僅按照國力大小區分為大、中、小型三等國家，那麼即便小國一直增加安全的行動，其對大國的威脅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東周時代，萬乘、千乘、百乘的國家即類似於此三種等級，而兵家尉繚子提出：「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16]的理論，認為萬乘規模的國家應該著重在攻勢戰略，而千乘規模的國家應該著重在守勢戰略，百乘規模的國家根本不是萬乘與千乘的敵手，因此應該以積極培養實力為首要之務。而以萬乘與百乘之別，儘管百乘國家想要不斷的增加其安全行動，則其能力與規模始終有限，在這種形勢下，「安全困境」無法成立。換言之，安全困境的說法，完全忽略了各國國力並不相等的事實！
二、守勢現實主義強調，當把攻守能力納入考量後，可以修正過去權力分配決定國家安全的簡單化主張，讓權力與安全的關係更佳清晰化，同時增加國家對外政策的選擇性。
所謂「攻、守能力」的劃分，僅以東周時代這處於冷兵器的時代而論，其中除了守城器械可明確為守勢武力、攻城器械可明確為攻勢武力外，其他的武器都難以進行如此的分類。以手握武器的軍隊而言，既有防禦也有攻擊的用途，那麼如果擴充軍隊，這應該視為是增加防禦性武力還是增加攻擊性武力呢！也因此，將攻守能力進行區分，固然成為守勢現實主義成立的特點，但同時也是最被詬病之處。
第六章 結論
在東周時代，曾經有過許多預言國際形勢的例子。其中姜太公、季札、孫子、孫臏等人的例子又最為人所津津樂道。而事實上，其所根據的預測模型都非常簡單，而這些植基於當時的環境所發展出來的預測模型，至今未被有系統的加以整理與認識，殊為可惜。而由以上對東周歷史的舉例中，除了可以讓人加深對現實主義基本主張與攻勢、守勢現實主義的優缺點的印象外，更讓人對東周歷史中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相關事例有初步的認知。
有鑑於西方學界長期以來，以西方歷史、歐洲中心來看待目前的世界，對於其他文化，尤其是與古希臘並稱的東周時代的相關理論的引進，顯然有其必要與迫切之處。而如果能因此讓國際關係理論得以從550年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汲取營養，從而豐富國際關係理論的內涵，使其預測模型能更貼近即將發生的事實。那麼對於國際關係理論本身，當有非常大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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