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

關於劉基《郁離子》以及東周時代的重新認識


(以下涉及《暗箭:孫龐鬥智》劇透,不喜莫入。)
什麼樣的年代會是一個尷尬的時代?以至於讓人無法第一時間認為這個年代的書籍中還可能存在東周時代的文獻!
  什麼樣的體裁的書籍又會讓研究東周歷史的人,予以忽略?而當沒有相關的學者看過這樣一本書時,他就被因此遺忘了數百年。
  關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文獻整理,可以說在宋朝就劃下句點了。宋朝對於東周文獻的整理,主要有幾人。其一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1019—1083),他曾經參與校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等書;其一是司馬光(1019—1086),他撰寫了《資治通鑑》,最後則是註釋《資治通鑑》的胡三省(1230—1302)。胡三省的年代其實已經涉入元朝,但不可否認,他手頭上還有不少與東周時代有關的文獻足以讓他註釋《資治通鑑》的相關部份,如《孫臏考》中引用的關於「孫臏臏腳改名」的說法就出自於此。
  因此,元朝以後,也沒有聽過哪個大學問家、大藏書家家中還藏有什麼東周文獻的事情,至於民國左右,世界各地如日本、韓國所保留的早期傳過去的中國文獻裡,也鮮少聽人提過有什麼東周文獻的。
  但在現有的文獻中發現藏有更早期文獻內容的事情,在我個人的經歷中就有數件,譬如《群書治要》中的先秦諸子,就有許多是今日的版本中所欠缺的內容,《長短經》也有不少,甚至仔細去看唐朝以前的大書,都能找到一兩則激勵人心的重要資訊。
  因此,能在普遍被認為是成於明朝的著作中發現東周時代的文獻,確實令人喜上眉梢。這本書的作者就是明朝開國功臣,被認為是諸葛亮之後最出色,甚至是唯一可以被相提並論的明朝開國軍師,劉基(1311—1375)。書就叫作《郁離子》。
  由於《郁離子》是一本寓言書,因此在體裁上,容易被人忽略。因為既然是寓言書,裡面的內容自然都可能是劉基自己編寫的。既然如此,又怎會保留什麼東周文獻呢!何況當其中提到的許多東周人物,只有在極為熟悉東周歷史的人才有辦法看出其真實性以及彼此的關聯性時,這本書在這方面的價值,自然不會被人發現。從而被從明朝開國之後,一直雪藏自今。
  那麼,我們怎麼確定呢?一是內容格式上的差別,當郁離子要講述一番大道理時,如果不是郁離子自己現身說法,就是講述一則寓言。而這樣的寓言,裡面所牽扯到的人物多數居然都跟東周時代有關,好像從東周至元朝,沒有其他的人物值得用來當成寓言的主角一樣,而事實上裡面所提到的東周時代的人物也不見得有名氣,甚至從來沒有在其他東周文獻中看過的。
  於是我居然在其中發現了關於「孫臏」以及「景舍」,還有《孫臏考》、《暗箭:孫龐鬥智》所描寫的那個時代的幾則新故事。
  我僅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劉基為了編一則寓言,而能在幾則不同的寓言中,體現了吻合那個時代的氛圍、各國人物的關聯性之不可能。因為,戰國時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時代,太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誰誰是誰、誰所處的時代的特色。同時,那一則跟孫臏有關的,又在另一個方面證明了《郁離子》中所提到的東周時代的寓言,其實是出於劉基的收錄,而非自創。
  譬如裡面提到一個叫做「熊蟄父」的人,他是戰國時代的人,關於他的寓言就有四則,列如下:

〈郁離子.飲漆毒水〉:
  熊蟄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於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王民而國非王國矣。」

〈郁離子.烏蜂〉:
  杞離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為蜜,烏蜂不能為蜜而惟食蜜。故將墐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眾嚌而殺之。今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邀以食,先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於楚國者也。旦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為烏蜂也。」熊蟄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為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郁離子.論樂〉: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梲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築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於啟蟄,而鳴於日至,則夭道變;雞不鳴於向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蟄父不仕〉:(杞離為楚國人跑到宋國?)
  宋王欲使熊蟄父為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為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蟄父氏,不遇,遇其僕於逵,為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於中國,獵蛇以為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镻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為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退。
  沒有劉基所保留的這四則寓言,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是「熊蟄父」,接著我們從交叉比對中,看出「熊蟄父」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故事也是真的。「熊蟄父謂子離」、「杞離謂熊蟄父」是同一對人物的兩個對談,從對談中可見「熊蟄父」是楚國人,這也符合「熊」這個姓氏的源頭,因為楚國的皇室貴族就是熊氏。如《暗箭:孫龐鬥智》提到的楚太子商就是熊氏,稱為熊商。同時,「熊蟄父」批評的「司馬發」就是「景舍」,景舍字子發。而另一則與他對談的宋王就是「宋王偃」,宋國國君原本是「公爵」,直到「宋王偃」才稱王。(也就是《暗箭:孫龐鬥智》緊接著要提到的故事)之所以說「司馬發」就是景舍,乃在於「景舍」確實是當時楚國的司馬,也曾經治理楚國(其他的就不方便多說);而史上唯一與「宋王」能扯上關係的「司馬發」就是「景舍」。因為這是同一時代的事情。(根據其他故事記載可知,此楚王乃楚威王。而「熊蟄父」從中也可看出他是個懂兵法的人物,景舍治國其實也就在楚威王之時。那時昭奚恤退位了!)
  一本寓言書,我們是看他的寓意,而不會去管其中提到的人物是否具有真實性。這一點,寫作寓言的人也必然理解。重點不在於寓言中人物的真實性,而是寓言所要傳達的意思。換句話說,劉基沒有必要為了塑造一個根本就從不被人認識的「熊蟄父」,而顧及到了他所處時代彼此之間的關聯性。
  又如:
〈郁離子.雲夢田〉: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邀江乙使言於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於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人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從這一則也可以看出,楚王就是楚宣王,因為安陵君就是他的寵臣。而江乙,我想《暗箭》的讀者也不再陌生。楚王、安陵君、江乙,確實符合《戰國策》提到的人物年代、個性,假設劉基要講一則寓言,當然有可能借用戰國時代的人物組合來編一個故事,但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這是一則真實的記載。而景睢,則是景舍的族人。(即將登場)這符合那個時代可以「邀江乙使言於安陵君」的可能人選。(因為景舍是當時楚國大司馬)

  我們再看一則:
〈郁離子.燕文公求馬〉: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命人強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無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炫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於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強也,而卒得舜;寧戚飯牛以自售於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寧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從楊寬揭露「蘇秦、張儀」之故事之不可信,以及1972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戰國縱橫家書》之後,整個蘇家人的年代都被往後調了。我在《孫臏考》中也認為張儀、蘇秦的故事,在年代上有問題,也對楊寬等人的說法存疑(因為他們論證的路數有問題),但一時很難找出真正的原因。看完這一則燕文公與蘇代的例子,我們可以肯定今人對於張儀與蘇秦,尤其蘇秦一家兄弟的年代推論也是有問題的。而且正確的答案還沒有出現。從其中,「巫閭大夫」提到的「中行伯、齊國之高、鮑兩氏、叔向」等人的事蹟,又讓我們確定,這是劉基收錄了古代的故事進入《郁離子》以表達他自己的想法,而非自己的編造。否則藉由「巫閭大夫」以提到上一代那個完全符合年代資訊與人物的故事,以表達一個簡單的寓言,是令人多麼不可思議呢!
  而最重要的,可以讓我們更理解《孫臏考》、《暗箭:孫龐鬥智》這個時代,並對這個時代的一些經典事實,有更深入的理解的,卻是以下三則:

〈郁離子.蛩蛩駏虛〉: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啟,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蛩蛩駏虛之與蟨乎?蛩蛩駏虛負蟨以走,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己也,非憂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為蟨而田子蛩蛩駏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郁離子.齊伐燕〉: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鼠,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道鼠,而言於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待士〉: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鱉,而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雞鶩飽其狐狸乎?」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雁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鱉,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鬥,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於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鱉。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饋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猿。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為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不惜人食,臣養禽獸者,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榘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脯,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為相。齊國大強秦、楚,致霸,盼子之力也。

  「蛩蛩駏虛」今日可見,出自以下先秦文獻:

〈說苑.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源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呂氏春秋.不廣〉:
  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此語最初出自博學的孔子口中,後來《呂氏春秋》也給予了記載。但我們並不知道,原來這個故事竟與孫臏、田忌有關。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鄒奭借用孔子的話,來講述寓言,以暗示「新來的」孫臏,完全符合人情義理。甚至鄒奭用「蟨」來比喻已經被臏了腳的孫臏,可以說是完全符合孫臏奔齊時的狀態。有了劉基的這則節錄,我們對當時孫臏奔齊後所遭受的待遇便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後來孫臏有沒有隨著田忌一道奔楚,顯然就再無疑問了。
  從〈郁離子.齊伐燕〉,我們不僅深入的理解了〈孫臏考.取燕之戰〉中的細節、前因後果。明白了,為什麼匡章能用五旬(五十天)的時間取燕,卻無法守住的原因。而那原因原本是消失在當前的文獻中的。但我們從這則記載中,完全理解了!那是因為蘇厲用了一個計謀,破壞了整個結果。此外這也更加確證了我在〈孫臏考.取燕之戰〉提到的《陳璋方壺銘文》中參戰的確實就是田忌,同時此戰也比照馬陵、桂陵兩戰,軍師仍然是孫臏。
  而〈郁離子.待士〉記載「齊宣王與盼子」對談,盼子就是「田朌」,這就又更加的證明了我在〈孫臏考.濮上之戰〉、〈孫臏考.救周之役〉關於田朌、田忌的論述,因為:
  〈戰國策.齊策六.濮上之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為辭而攻之,亦可。」
  同時可知,此時齊國宰相當即是老臣田朌。
  凡此,我們能從《郁離子》這本被整個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者所遺忘的書裡得到的「新發現」,簡直不可勝數。如果要我選一條最重要的,又莫過於以下這則:

〈郁離子.秦醫〉:
  楚令尹病,內結區霿,得秦醫而愈,乃言於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為其能救己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碱砭熨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為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為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為不足發,謂《素問》、《難經》為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泄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暈腦,入口如鋒,胸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素問》、《難經》一向被疑古者,甚至整個中國醫學史的作者認為是晚出、出於漢朝的著作(尤其《難經》),我在《道德經論正》討論《道德經》從兩篇變成「八十一章」本也打算提到《難經》被分為八十一難,與《道德經》被分為八十一章出於同一時代的氛圍所至,而其成書年代遠在春秋戰國時代。如今,〈郁離子.秦醫〉的這則記載,無疑成為這個論斷的「鐵證」。那麼,誰是「子良」?楚國的子良在東周有三位,一位是春秋時代的公子去疾,一位是春秋末年的坪夜君(曾經是楚國令尹的候選人),一位是楚懷王的上柱國景翠。我們以秦國醫學有名於天下這個特徵來判斷,則可推之,這個子良當是楚懷王時的子良,而且楚懷王中了張儀的計策後,留滯秦國,楚國太子要回來楚國繼位時,此時的子良已經是上柱國了。於是可知,子良與「令尹」的對談,應該就在楚懷王時期。因為扁鵲在秦武王時,曾經去過秦國,後來被秦國名醫李醯所殺,(《暗箭:威震天下》將會提到這則故事)而自商鞅變法,使得秦國氾濫用刑之後,正是秦國醫學起飛之時。因此,這個時代氛圍最符合這則描述。如此一來,我們會說,《素問》、《難經》成於楚懷王以前,並且早已為當時的精英們所熟知。同時,如果以軍功與歷史記載論,這裡的子良當即是「景翠」。而景翠依據歷史記載也確實曾代表楚國與齊國周旋,前299年楚國曾派遣他去齊國獻地以答謝放楚太子回楚國之恩。當其時,楚頃襄王接受太傅慎到的建議,先派景翠前往齊國獻地,而以更年輕的昭常為司馬負責出兵,也符合兩者身份與年紀。(匡章大敗楚相唐眛於重丘後,僅隔一年楚懷王就被秦昭王騙到秦國,最終死於異地。此時除了已經自相位退休的景翠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人有資格成為上柱國而沒有在重丘一戰戰死的。)同時,按照《戰國策》的相關記載,楚懷王時景翠、昭常、景鯉是同時在朝的人。那麼此令尹就可能是昭陽、昭魚或唐眛。如果是唐眛,那麼唐眛後來敗於齊國匡章之手而死,死於前300年。如此一來這段對話只能發生於此前。景翠本人則於前307年擔任楚國宰相,也即令尹。如此一來,此段對話又可上推至前307年以前。因為以這段話的氛圍看來,子良以非上柱國的機率為高。而扁鵲前往秦國也有可能是出自李醯的設計,因為最後扁鵲(古代醫學流派,如墨家鉅子稱號。)也被李醯害死。秦國宰相張儀有一次生病,卻不敢看秦國醫生,而求助於外國。很明顯,就是因為秦醫「所用,無非搜泄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暈腦,入口如鋒,胸腸刮割」,張儀不想冒險(詳見《暗箭:威震天下》)。這牽扯出來的故事又是一大堆了!同時我們當然也留意到了子良的話裡,以「岐伯、俞跗」為古代名醫,而未言及扁鵲。
  除了這些具有絕對價值,並且可以將目前學術界的一些謬論式的定論推翻、將學界的證反再次證反之外,還有太多太多發現。其中與《孫臏考》、《暗箭:孫龐鬥智》有關的還有大梁城何時成為魏國首都的新證據,以及其他。太多了,寫不下。
  讀者們知道我的《老子》成書時間考,被中研院退了。那麼學界會繼續假裝不知道《老子》這本書的作者已經被確定為「李耳」這件事,同時由於我持續被封殺、封鎖。所以在可見的未來,我們不難發現,張士貴、洪先生們繼續剽竊、偷盜我的發現、發明。以至於這些人可以昧著良心,隱藏我對《郁離子》的發現,而繼續恬不知恥的說自己重新發現了《郁離子》的莫大價值,同時重新考證了《素問》、《難經》的著作時間問題,重新考證了所有我的考證成果,或者完全不提他怎麼在《郁離子》中發現這些事實,或者變成了是他的指導教授所指導的。然後,我依然像是一個消失的人,就像孫子、老子被那群既得利益的疑古者搞消失一樣,而弄得好像世上存在《孫子兵法》、《道德經》都是他們的功勞一樣。
  我不在乎的是我曾經幫過人的事蹟,我當初沒有提,以後也不會提。但我在乎的是,這些「狗盜」明目張膽的偷盜我的發明、發現,而整個號稱民主的政府,卻居然就是主謀者之一。甚至還曾經因為盜用了我的「預測」,而「弄巧成拙」。
  如果哪一天我們又見到「國科會」繼續補助那些把《孫子兵法》、《道德經》(《老子》)的作者當成「空氣」,而說這些書是後人「編輯而成」的學者撰寫相關論文,那麼我想,我們也不會太訝異!因為,非如此,這些人怎麼繼續獲得「全民補助」,同時繼續幹著傷害文化來成就自己的事業。
  話說回頭,劉基,這位明朝開國元勳,開國軍師,對國家有莫大貢獻的人,其實卻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刻意貶低他的價值。甚至生前都沒獲得應有的待遇、榮耀,在戰爭時朱元璋稱他為「吾之子房也」,在戰爭後,朱元璋對他的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好像他一點功勞都沒有一樣。希望這篇短文,能讓他以及他的著作《郁離子》,重新受到世人的重視。以此表彰,他對整個中國軍事思想領域的莫大貢獻。(他的兵法著作有《百戰奇略》等書,此書的體裁與格式正與《郁離子》相近。前者有百戰之例,後者有一百九十幾則寓言。)
  十年前,我雖然將這本書定為研究東周時代必看之書,但所幸我當初並沒有看他。否則以我當年的水平,很容易忽視其中存在的價值。就好像我當年過早的看了《長短經》一樣。但似乎這個世界有些特別奇妙的地方,以至於前一陣子,我因為種種原因重新看到他時,我欲罷不能,一次看完。而有了以上以及更多的驚人發現。甚至從其中對於「孫臏」事蹟的其他記載,以及劉基本人軍師身份的特徵,都讓我們不得不感嘆命運之奇妙。中國的軍師,可以說從孫臏開始(姜太公其實算是將軍),而到劉基便劃下了句點。劉基以後也再也沒有值得被提起的人物了。
  如果就時代而言,劉基的時代與胡三省還很接近,劉基的遠祖劉延慶曾任北宋宣都統少保,往後許多祖先也有不少在朝任官的人。這些人都有藏書的實力,他們的書庫,也可能收藏了很多關於東周時代的罕見古籍。因此不僅是劉基的《郁離子》因為保留了眾多的東周時代歷史,而值得我們重視,甚至以此推之,他的其他著作如《春秋明經》等書也可能隱藏了豐富的礦藏值得我們去探勘。
  而我自然也會在往後將這些資料都補充進去《孫臏考》之中,同時《暗箭:孫龐鬥智》的故事也突然之間又更真實、更紮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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