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上仁〉：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主興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則〕無安君，有憂主〔則〕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竊位，不以義取盜財。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
〈列子．說符〉：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𠫤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箸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无量，財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㯓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无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呂氏春秋．必己〉：
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跡。」於是相與趨之，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和調何益？
〈淮南子．人閒〉：
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處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論衡．幸偶〉：
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
〈淮南子．繆稱〉：
鐸以聲自毀，膏濁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
〈老子．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抱朴子．安貧〉：
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
〈抱朴子．守塉〉：
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庚氏以推譬厲貪，琉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塉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此則故事，〈列子．說符〉、〈呂氏春秋．必己〉、〈淮南子．人閒〉文字上已經有不少差異！王充仍用「牛缺」，與〈列子．說符〉、〈呂氏春秋．必己〉同，而與〈淮南子．人閒〉「秦牛缺」異。且〈列子．說符〉、〈呂氏春秋．必己〉開頭重複一段都載明牛缺是「上地大儒」，事由是「下之邯鄲」，事發地點是「遇盜於耦沙之中」。但〈淮南子．人閒〉卻說是「徑於山中，而遇盜」，也無牛缺身分之資訊，事由已經被簡化為泛稱。事實上，當今無人知道誰是「牛缺」，〈列子．說符〉、〈呂氏春秋．必己〉所載若非其前之史料、新聞，實無必要編出牛缺是「上地大儒、下之邯鄲」等內容！而「上地」以及從上地到邯鄲何以能遇盜等資訊，在《淮南子》時都已經缺失了！一如「楚、越之竹」到了漢朝時因為「楚、越」的早已滅亡而被改為「南山」一樣。這裡《淮南子》只保留了牛缺，卻把遇盜的地點泛化為一般能遇盜的地點「山中」。
又根據王充所說：「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細看〈列子．說符〉、〈呂氏春秋．必己〉、〈淮南子．人閒〉三則故事，〈呂氏春秋．必己〉已遺失細節。〈列子．說符〉則明確點出此點。〈列子．說符〉：「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𠫤之色。盜追而問其故。」其中「牛步而去、歡然无憂𠫤之色」正對應王充「和意不恐」，僅此「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𠫤之色。盜追而問其故。」符合王充「和意不恐，盜還殺之」之時間順序。至於〈淮南子．人閒〉則改為：「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處得也。」其發生之時間順序已經失誤，與王充所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的時間順序已經不同。以上三本書都是王充所能見到的，而王充直取〈列子．說符〉之文本，符合先秦諸子與漢朝文人徵引古籍的一般做法。
而事實上，〈列子．說符〉既提到牛缺的目的地是趙國首都邯鄲，盜尚且稱牛缺將見到「趙君」，最終牛缺被殺後，是燕國人聽到消息後想要避免重蹈覆轍，才有了相關故事的記載，而燕國與趙國到達秦國的路途有重疊之處，因此不管是「上地、邯鄲、燕國」這些地點在地理上都是具有關聯性的。但到了〈呂氏春秋．必己〉雖然仍保留了牛缺是「上地大儒」等身分、事由，但「趙君」已經被泛化為「萬乘之主」，並且誇飾為「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而燕國人的故事也因為與主題無關而被取消了！因此，可以說故事源頭仍是〈列子．說符〉，只是幾經改寫，到了〈淮南子．人閒〉已經面目全非了！不僅「萬乘之主」再被簡化為「以此而見王者」之「王者」，燕國人的故事消失了，而牛缺反而成了秦國人。何故？原本〈列子．說符〉提到牛缺的故事後交代了後續其他人的反應，以此交代一個隱藏式的主題，而這個主題正與前面孫叔敖的故事以及後面虞氏的故事都有隱隱約約的關聯！而這後續的故事中燕國人聽到牛缺遇害的新聞後，告誡自己的弟弟不要重蹈覆轍，結果「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顯然燕國人的旅行路徑是從燕國到秦國，遇到盜匪的空間是闕下，與牛缺的有異！只有遇到盜匪這件事是相同的！而〈淮南子．人閒〉把「牛缺」改為「秦國人」顯然與原始的文獻「俄而其弟適秦」有關，其最大可能表示這是一種依靠記憶的敘述或再創造！
「趙君」有兩種解法，一是趙國被承認之後至稱王前的稱謂，這一點從春秋末年韓、趙、魏、智四家勢力瓜分晉國時便已經可以成立，詳見本書〈文子〉、〈關尹子〉、〈子華子〉等章的相關討論。戰國時代稱王始於前353年齊威王，此後除早於戰國前便已稱王數百年的楚國之王之外，其餘五雄以及宋國都陸續稱王。其中值得留意的是〈史記．宋微子世家〉：「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此事件發生於前318年。而〈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此事件也發生於前318年。這一點雖然與列子提到宋康王一事之時代吻合，但這時卻已經與莊子生存時代重疊了。且依據趙武靈王自貶的說法，則顯然貶回了春秋時代被稱為「趙君」的時代，其時國土之規模明顯小於戰國之時。〈說苑．政理〉：「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根據孔子所說，則「千乘之君」之地位確實不如「萬乘之主」。因此可說，列子所述符合其時代氛圍與特色、細節。至於「萬乘之主」一詞在春秋末年即已經流行，老子、晏子、孔子、范蠡都使用過。但「萬乘之主」是一個泛稱，而「趙君」則是一個「特稱」，從「特稱」轉為「泛稱」則是一種細節遺失的客觀表現。至於劉安用「王」來指稱，則誇飾中不難看出其時代特色。因劉安之時稱王者一如戰國時代一樣，人數眾多。劉安等人下意識使用「王」來指稱牛缺可能遭遇之領導者，不能不說有時代的影響在其中。且說牛缺是秦國人又說牛缺可能見到的是「王」者，那是在秦國之王稱王之後的事情，〈史記．楚世家〉：「（楚懷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其時間正當前325年。如果按照劉安的說法，則劉安所述要能合乎事實必須發生於前325年之後，但如果按照列子的說法，則列子所述要能合乎事實只需在晉國六將軍縮減為四將軍之時即可成立，也即前492年之後。
假設〈呂氏春秋．必己〉或〈淮南子．人閒〉是故事原本，那麼我們將找不到任何理由來解釋何以〈列子．說符〉要改為「趙君」。反之，我們卻能明顯看出其演變痕跡，並且有客觀理據足以解釋與支持這樣的文本演變歷史！〈呂氏春秋．本生〉：「今世之惑主」高誘註：「主謂王也。」、〈呂氏春秋．重己〉：「世之人主、貴人」高誘註：「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高誘多處將「主、人主」解釋為「王、王者諸侯」，呂不韋引前人稱「惑主」，可以遍指周朝或東周的諸侯，但在高誘之時已經無所謂諸侯主的存在，因此註解為「王」。劉安與高誘只是在不同的層面上對相關的詞彙作出切合時代的反應罷了！但這種反應也恰好留下了時代的印記。
牛缺本是「上地」人，根據〈韓非子．內儲說上〉：「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則「上地」本屬於趙國，根據〈史記．張儀列傳〉：「（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則張儀之時，上地已經屬於韓國。根據〈荀子．議兵〉：「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史記．秦始皇本紀〉：「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則韓國的上地曾經又回到趙國手上，最終卻成為秦國的領土。但那已經是在張儀之後、荀子之時的事情了！而〈淮南子．人閒〉卻說「上地」人牛缺是秦國人，豈非正暴露了其後出的痕跡！且〈淮南子．人閒〉最後又暗引老子「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化用自老子的「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以及用《詩》來做為這個故事的註腳，符合《淮南子》用一個故事來註解「老子、《老子》、《詩》」的普遍做法！唯一的差別是「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並非老子原文而是改文，也非明引。而其註解的重點也明顯在明引的《詩》。這一點與〈淮南子．道應〉主要以《老子》或「老子曰」作結是有差異的！這裡也體現出了劉安處理故事與「老子曰」或老子思想的不一致性！
〈列子．說符〉牛缺自道：「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是牛缺以「君子」自居，而〈淮南子．人閒〉卻改為「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牛缺竟以「聖人」自況了！在〈列子．說符〉盜匪不過稱牛缺「賢」，到了〈呂氏春秋．必己〉則盜匪的比喻升級成了「顯人」了，最終來到了〈淮南子．人閒〉盜匪已經稱牛缺為「世之聖人」了！相關說法越來越誇飾、細節的遺失也越來越多，同時「劇情」也便越來越荒誕了！若論合理性，自以牛缺自稱君子而盜匪稱其賢是最合理的也最符合人性的！且試問牛缺這樣就能當聖人的話，當聖人是否太容易了點呢？豈不可笑！且「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正引自老子「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是劉安自己的編造，至此，整個故事完全失真了！
因此，果真《列子》要抄襲《淮南子》，有必要補充這麼多「細節」？試問：如何補充？補充如何可行？而補充後的細節反倒與〈呂氏春秋．必己〉有部分相合！如此何不直接抄襲〈呂氏春秋．必己〉即可？這些都是疑古派無法回答的問題。即便這些都不過是古代改寫故事、文字時常見的客觀現象與技法罷了！
至於葛洪「叔敖取塉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其順序也正與列子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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