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公案徹底終結．疑古謬論綜駁．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楊朱

 二十八、錢穆《先秦諸子繫年》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有很多篇牽涉到列子公案。有直接打《列子》的，即：〈五九、列禦寇考〔附南郭子綦〕〉，也有打《列子》中人物真偽、時代的，即：〈一四六、魏牟考〉將戰國初期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打成戰國末期魏牟，一個戰國初期人不可能記錄戰國末期人，因此《列子》間接被打成偽書；〈七九、季梁考〔附：季真〕〉、〈八〇、楊朱考〉利用季梁與魏惠王時人「季梁」的同型稱謂將楊朱下拉到戰國中期以後，因此《列子》間接被打成偽書。〈七二、老子雜辨．五、環淵即關尹〉將列子的老師、老聃的徒弟關尹子用莫名其妙的聲音相近說法就打成了戰國末期人環淵，而不管兩人各有自己的著作與事蹟！僅僅因為不通訓詁通假的錢穆認為兩字音近，就直接歸併成了一人。其荒謬可笑可謂舉世無雙！但列子的老師既然莫名其妙成了戰國末年人，那麼不僅《列子》間接被打成了偽書，連列子與關尹子對談的真實性也被取消了。

　　關於列子與關尹子的對談，在《列子》中共有三筆，〈列子．黃帝〉一筆、〈列子．說符〉二筆，除了《列子》，、〈莊子．達生〉引用了一則：「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呂氏春秋．審己〉引用了一則：「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從來也沒有任何一本文獻把關尹、列子當成戰國中期至末期人，兩人主要交談的其他對象也都是春秋末年人，關尹子是老聃、列子是壺丘子林等。結果錢穆完全無視，僅因他自認為環淵跟關尹聲音相近，於是戰國中末期的環淵跟慎子的交談，環淵主要出現在跟戰國中期的淳于髡、慎到、田駢、接予、鄒忌有關的事件中，錢穆也裝作不知！提都不提！直接打成假的！僅只因為他以為兩人聲音相近！這算什麼考證？到底水準在哪？這種東西錢穆怎麼好意思拿出手？又怎麼好意思自我吹捧？

　　大抵疑古派的目的就是摧毀原始文化的真實性，因此在疑古派的謬論中最常看到的就是某一本大家早就已經不可見的古籍取代了當前可見的古籍，譬如錢穆這一篇就把關尹子的著作扯成環淵的著作，而不管兩者在篇幅上的差距與各自在著錄上的證據，以及彼此牽涉、交談人物都各不相同等的時間問題！全部不談，僅僅因為錢穆覺得兩個字聲音相近，甚至環淵不稱「環淵子」也不叫做「喜」、沒做過關令，與作過關令的關尹喜又稱關尹子的事實，也全都予以無視！整本《先秦諸子繫年》更是充斥著一大堆無視客觀證據、年代線索以及缺乏基本邏輯水平與歷史知識甚至常識的論述！而錢穆還以此書自豪，其他當時的文人也互相吹捧，即便錢鍾書也不能例外！錢鍾書不能例外，也表示他的學問確實不高！如果不是有這麼多古人已經收集的一堆相關案例可以讓他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用文言文包裝自己荒誕的學問，其手腳恐怕早已被人看破！畢竟錢穆這種程度都能吹捧，其自身的程度不言可喻！

　　因此以下便針對這些謬論進行逐一反駁，其中楊朱、中山公子牟的考證參考本書相關章節考證！關尹子考證請參考《《關尹子》公案徹底終結》。以下僅收錄錢穆對於楊朱、季梁、關尹子、列子、中山公子牟的相關考證與反駁：

 

楊朱

〈先秦諸子繫年．八〇、楊朱考〉：

　　自《孟子》書言楊、墨，曰：「楊、墨之言盈天下」，又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後世盡人讀《孟子》書，因莫勿知有楊、墨。墨為先秦顯學，顧無論矣。至於楊朱，其事少可考見。先秦諸子無其徒，後世六家九流之說無其宗，《漢志》無其書，《人表》無其名。（朔雪寒駁：班固以前天下人口有多少，那些各國歷代王者、大臣都在人表上面嗎？沒有！漢朝政府能收盡天下藏書然後寫於目錄嗎？不能。這是常識！）〔梁氏《人表考》，梁耆疑五等離朱乃楊朱字訛，謂等次時代皆相近。其實楊朱與梁惠王同時，今《人表》離朱在公輸般下，尚出墨子前，與吳王夫差相次，決非楊朱字訛可知。〕則又烏見其為盈天下者？〔〈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天論》《解蔽》諸篇，曆辨諸家，亦無楊朱。〕惟劉向《說苑》稱楊朱見梁王而論治，〔《政理篇》。〕（朔雪寒駁：〈呂氏春秋．不二〉：「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高誘註：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生」乃「朱」字之誤，兩字形近而誤。說沒有提到楊朱，那是錯誤的說法，更是站在今日可見少量先秦文獻下的說法。而今日流傳下來的先秦文獻不僅不多，而且多數已經殘缺。如《尸子》、《慎子》、《申子》，就別提已經失傳的《公子牟》等書了。這些書沒有提到楊朱嗎？誰知道呢？所以錢穆這種說法僅能是以偏概全了！且〈呂氏春秋．不二〉也遍說諸家，怎麼不見孟子？怎麼不見莊子？怎麼不見惠施？所以就能推論出莊子、惠施、孟子不存在？不重要？這不是很可笑嗎？而且這裡刻意不提已經被他打為偽書的《列子》，卻跟讀者扯「劉向《說苑》稱楊朱見梁王而論治」，試問劉向一個西漢人怎麼知道楊朱見梁王？無非是根據古籍記載，試問哪一本古籍，只有《列子》！見〈列子．楊朱〉，劉向這一段就是抄自〈列子．楊朱〉的。結果錢穆為了迴避他已經把《列子》打成假書的事實，就耍弄了這點小聰明！）

　　《列子》書言楊朱友季梁，季梁先楊朱死。而季梁之死，在梁圍邯鄲後。〔詳《考辨》第七九。〕（朔雪寒駁：除了季梁阻止梁惠王攻打邯鄲可以證明這位季梁在魏國攻打邯鄲前還活著。錢穆根本沒有對季梁做任何考證！而且更妙的是《列子》已經被錢穆打成了假書，試問為什麼這裡《列子》說「楊朱友季梁，季梁先楊朱死。」就可信了？如果《列子》不是真書如何可信？根據什麼可信？而且沒有《列子》也就不存在楊朱與季梁的聯繫，也就自然的不可能用戰國中期的同稱謂者牽強鬼扯同時無視楊朱與其他春秋末戰國初年人對談的記載，而直接用季梁來下拉楊朱年代！）則楊朱輩行較孟軻、惠施略同時而稍前。（朔雪寒駁：錢穆什麼證明都沒有，季梁就自動的從兩個變成了一個。然後楊朱的年代也就跟著這個戰國中期的季梁跑了！明明楊朱跟老聃的交談更多，明明楊朱還跟墨子弟子禽滑釐交談，錢穆可以無視，而「季梁」也有寫作「李梁」的，須知「李梁」跟「季梁」完全無關了！但錢穆依然無視！為什麼楊朱跟老聃交談不能說楊朱是春秋末年人，可見季梁或李梁也是春秋末年人？反而春秋末年的楊朱跟季梁為友，而魏惠王時也有一個季梁就能把楊朱的年代下拉而不是用常識判斷兩個季梁不是一人呢？因為疑古派幾乎都沒有常識！）〔〈淮南．氾論謂〉：「歌舞以為樂，揖讓以為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而孟子非之。」亦謂楊子在墨後孟前。〕果使其言盈天下，則當時文運已興，又勝孔墨之世，其文字言說，何至放失而無存，不又可疑之甚耶？（朔雪寒駁：古代墨家學說一堆，至今留下什麼？書籍會消失，會失傳，這本是常識！但在疑古派眼中，全都成了人是假的、書是假的、事是假的的證據了！）余故知儒、墨之為顯學，先秦之公言也。楊、墨之相抗衡，則孟子一人之言，非當時之情實也。（朔雪寒駁：這時候孟子的話又不可信了。所以可不可信，完全是錢穆一個人說了算？至於怎麼可信？怎麼不可信？完全不用解釋了！）孟子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之名尤不聞，並世無稱，後世無傳，不足以自表見，則亦一曲之士，而孟子以與楊、墨並稱。（朔雪寒駁：古代很多名人事蹟失傳，因為事蹟失傳就這樣被錢穆貶低成在當時沒什麼重要性的人物。這種武斷在錢穆的所謂考證文字之中，非常常見。）此非孟子之尊子莫，乃其輕楊、墨。則楊、墨之並稱，非孟子之尊楊，乃其所以輕墨也。孟子既輕楊、墨，何以又謂其言盈天下？曰：孟子謂墨氏無父，今未見其果無父也。則謂楊氏之言盈天下，又安見其果為盈天下哉？且孟子之言則別有指。孟子以謂墨氏之言過於仁，楊氏之言不及於義。故曰楊、墨肆行，充塞仁義。蓋人之常情，非自私自利則又務外為人，皆不足以合於仁義之道。凡天下之務外為人者，皆孟子之所謂墨氏之言，而未見其果為墨也。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之所謂楊氏之言，而未見其果為楊也。則孟子所謂楊、墨之言盈天下者，亦其充類至極之義，非當時學術分野之真相也。〔《莊子》書每以黃帝形堯舜，老聃形孔子，正如孟子之以楊朱形墨翟耳。後人遂疑黃帝與堯舜於政治史上有同等之位置，老聃與孔子於學術史上有同等之影響，則亦如謂楊、墨在當時思想界有同等之勢力，陷於一例之誤。〕（朔雪寒駁：老聃的影響力請見《道德經論正》諸冊舉例。這裡錢穆把孟子的實際指稱，直接了當用抽象譬喻來解釋。簡單粗暴。毫無根據。而且錢穆在「子華子」那篇又說「華子」吸收了楊朱的思想，現在又自己說楊朱的學說不能遍天下！不用道理的論述，不用邏輯的論述，想怎麼說都可以啊！現在算一下，列子講楊朱、戰國華子講楊朱理論、孟子稱楊朱之言遍天下、莊子講楊朱、呂不韋講楊朱，所以這樣還不夠嗎？請問一下現存文獻裡，戰國時代有哪幾位思想家、哪幾本著作提到了孟子、荀子、韓非？不過如此輕率武斷的判斷，在錢穆的文章中實在是太平常了！簡直不值一提。）

　　然則莊子亦何以言楊、墨？曰：莊子衡量並世學術，備見於內篇《齊物論》，獨稱儒、墨，不言楊、墨也。言楊、墨者，在其外雜諸篇，固不足盡憑。（朔雪寒駁：不是扯別人沒提楊朱，就是人家提了就說人家的不可信！這就是疑古派常用的爛招啊！）且其言曰：「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堅白同異之辯，此自後相謂別墨者乃有之，非楊朱、墨翟之辯也。又非楊之徒與墨之徒之辯也。（朔雪寒駁：這些都是錢穆站在自己對古籍的無知的前提下說的話，楊、墨有沒有辯，不是沒看過失傳古籍、生活在其時的錢穆所能知道的！）猶其言曾史之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也。夫以此言曾子，猶之可也。以此言史鰌，則違之遠矣。今乃據此言春秋時學術，謂有曾參、史鰌一派，則人笑之矣。楊、墨之言，夫亦猶此。特其書出《孟子》後，襲用楊、墨之名，非確指楊、墨之實也。〔《莊子》又云：「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亦與此同例。《荀子》書言史鰌、陳仲，又言鄧析、惠施，所重只在陳仲、惠施，不在史鰌、鄧析。先秦書此例極多，會通觀之，可勿拘也。又按：〈文選．潘嶽西征賦注〉《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注》，引《莊子》皆作「鉗墨翟之口」，劉峻《廣絕交論注》引，則作「鉗楊、墨之口」，知古人於此等處，本自不拘。〕

　　又稱莊子之語惠施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而五」，此尤不足據。何則？夫秉為公孫龍字，則不得為學派之稱。（朔雪寒駁：錢穆說「夫秉為公孫龍字，則不得為學派之稱。」試問難道「惠施」這個「夫子」就不得為學派稱嗎？學派就不能跟特出的人相提並論嗎？這是什麼邏輯？根據在哪裡？既然莊子已經指出「楊、秉」這些都是個人，且「惠施」也是個人，那麼請問哪裡有「則不得為學派之稱」的胡說八道呢？這不是表示錢穆根本就看不懂這句話的意思嗎？詳細考察錢穆所有的考證文章，大家便越能肯定錢穆無法讀通文言文的嚴重缺陷。譬如老子公案。）且公孫龍在惠施後，亦不能並世稱雄，則無來有五也。（朔雪寒駁：這也是莫名其妙的說法。說「秉」是公孫龍，那也只是一種可能的解釋。可是如果按照楊朱稱楊的做法來例「秉」，那麼「秉」就不一定是公孫龍了！說「秉」是公孫龍，出自唐朝成玄英的註解。但如果莊子能口出此言，而「秉」又確實是公孫龍，那麼是公孫龍的活躍年代要調整，而不是反過來說莊子的話不成立。如果所謂的「秉」其實是「季」的誤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顯然，從所有跡象與史料來看，「秉」正該是「季」的誤字，兩字形近而誤。與「楊」用氏來指稱相合。指的正是荀子所說「慎、墨、季、惠」中的「季」。）然則楊、墨固不當並稱乎？曰非也。昔荀子曾言之曰：「慎、墨、季、惠百家之言。」〔《成相篇》。〕夫墨子最顯矣，惠施則遜焉。慎到又遜之。季真之名，若存若亡。韓非言之曰：「儒分為八，墨分為三。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三墨既皆不傳，後之言儒者，不聞以仲良氏與孟子並稱，又不聞以樂正氏與孫氏齊舉也。今必據韓非之言，謂仲良氏、樂正氏，其學力之所至，風尚之所靡，與孟軻、孫卿等量，則惑矣。必據荀卿之言，謂季真之在當時，與墨翟齊名，則愚矣。必據孟子而謂楊朱之在當時，與墨道相抗衡，平分天下學徒，又何異於此哉？（朔雪寒駁：這些根本都是不一樣的論述。側重點都不同，錢穆等同論之，實屬可笑！而且錢穆並不是親自生活在那個時代，所可見的文獻又稀缺，怎知這些人所說不符事實？證據何在？）然必謂楊朱不得與墨翟齊稱，亦妄也。有一人之言，有一時之言，有舉世之言，有歷久之言。夫以儒、墨為顯學，此舉世之言也。亦歷久之言也。或言楊、墨，或言慎、墨、季、惠，或言八儒三墨，則皆一人一時之言也。後人不曉此，據一人一時之言，以評量上世之學術，又安所得真？（朔雪寒駁：錢穆說的好像很高明，那麼請問他靠什麼來評量當時的學術？東拉西扯、胡說八道？）

　　又按：〈莊子．應帝王〉：「陽子居見老聃」，《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遇老子。」《釋文》：「陽子居姓楊名朱，字子居。」又《山木篇》：「陽子之宋」，《釋文》：「司馬云：陽朱也。」字皆作陽。而《駢拇》《法篋》《天地》稱楊、墨，《徐無鬼》稱儒、墨、楊、秉四，皆作楊。〈孟子．盡心〉：「楊子取為我」，〔取猶「異取以為高」之取。上言取為我，下言執中執一，取與執略同義。《墨子》書有《小取》《大取》，皆此義也。〕〈呂氏春秋．不二〉，則曰「陽生貴己。」〈莊子．山木篇〉陽子，〈韓非．說林〉作楊子。古書陽楊通叚，則陽子即楊子也。惟《莊子》書本作陽子，《孟子》書則作楊子。今《莊子》書中作楊字，以楊、墨並稱者，其文盡出《孟子》後。蓋《莊子》書非出一手，非成於一時，此亦其證。（朔雪寒駁：錢穆把古籍流傳過程中必然發生的文字訛誤當成了一本書「非出一手，非成於一時」的證據，這程度簡直荒唐可笑呢！而隨意的就說那些提到楊朱的都是孟子之後的偽作！但這很奇怪啊！楊朱本來就在莊子之前，即使按照錢穆的胡扯也還在莊子之前啊！莊子怎麼就不能提了？那些所謂的莊子假貨怎麼就必得要遵照孟子的說法來偽造了？這是什麼道理？孟子的影響力這麼大？孟子以後、先秦以前，提孟子的有提楊朱的多嗎？影響力誰大？更扯的是〈莊子．應帝王〉另外記載了：「陽子居見老聃」的故事，這是內七篇，是學界不敢扯偽造的篇章（因為扯了就沒有東西說、沒有錢可撈了！），莊子又比孟子早成名，試問：莊子成名時，莊子被楚威王招攬、被惠施騙到魏國大梁時，孟子在哪？錢穆是沒讀過這些東西，還是刻意隱匿了？〈淮南子．氾論〉：「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這裡劉安指出了兩個事實，一是楊朱反駁墨子的理論，二是孟子反駁楊朱的理論。證明楊朱的理論早於孟子存世！）而莊子著書並不稱楊、墨，亦可見。（朔雪寒駁：那些莊子說楊、墨都被錢穆說成是假的，然後再回過頭來說莊子不稱楊、墨。這是疑古派常用的爛招。所以疑古派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至於考證、邏輯、證據，不需要的！）近人馬氏《莊子義證》疑陽子為老子弟子，非楊、墨之楊，謂有陽、楊二子，其說大誤。（《山木》陽子之宋，《寓言》陽子居南之沛，兩文均見於〈列子．黃帝篇〉，均作楊朱，可證馬說之誤矣。（朔雪寒駁：按照錢穆這種說法，錢穆是明知〈列子．黃帝〉有這兩篇文章。可是錢穆為了下拉楊朱，於是《列子》中所有關於楊朱的說法都是假的，只剩下有機會操作的楊朱見梁王、楊朱與季梁是真的，這種所謂的考證，簡直荒唐到不可思議！）

 

朔雪寒駁

　　所以錢穆在季梁篇考證說要大家參考楊朱篇的考證，彷彿他在楊朱篇提出了什麼兩個季梁就是一個的證據。可是請問證據在哪？楊朱篇不過就是用了季梁篇的猜測，說兩個季梁就是一個，然後春秋末年的楊朱就被拉到了戰國中期了！這算什麼考證？隨便瞎猜瞎說，不用講任何證據，隨意的否定前人的註釋，於是就得出結論了？可是當我們看一下疑古派在想要把一本書打成假書時，那些對他們似乎有利的註釋類證據，就都不可疑了。甚至靠後的註釋家隨意的猜測也都成了鐵證了！（如鬼谷子、孔子家語公案）就具有無與倫比的證據力了！而靠前的註釋家的註釋又成了不可信的廢話了！雙重標準，就是在這裡萌發茁壯的！

　　那麼我們回顧一下，錢穆在楊朱篇的考證幹了什麼？錢穆在把一堆楊朱的資料引出之後做什麼高明的闡釋？沒有，而且顯然錢穆是在貶低楊朱！因此他說孟子說楊朱的學說遍天下不可信，只是孟子的一家之言！說莊子記錄楊朱的部分都是後出的。非常奇怪的事情是，按照錢穆已知季梁在魏國攻打邯鄲前還沒死，而楊朱死在其後，如果是真，那麼楊朱本來就在莊子、惠施之前，而莊子、惠施、孟子交集的時間也很多，所以為什麼孟子能提楊朱，莊子提了就說是假的？就說那是外篇那些假貨按照孟子的說法提出的？孟子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幾句誇張的話就被當真了？說穿了，其實無非就是錢穆想要貶低楊朱的影響力罷了！因為楊朱不是儒家，是道家。作為新儒家，貶低道家是基本操作！所以貶低老聃、貶低楊朱、說列子是假書、說莊子有部分內容都是假貨，這些都是道家被貶低的事實啊！

　　所以看完錢穆這篇所謂的考證、繫年，讀者並不會因此更理解楊朱，而可能只是更瞧不起楊朱！

　　但我們得追本溯源，既然錢穆要用季梁來下拉楊朱，試問季梁與楊朱的聯繫從哪來？答案只有一個：《列子》！關於楊朱與季梁相關的兩則記載全出自《列子》。而《列子》已經被錢穆等人打成假書，說是什麼魏晉南北朝的人偽造的！問題就來了，既然說《列子》是魏晉南北朝或甚至只要是先秦以後人偽造的好了，請問這個所謂的偽造者是憑什麼知道春秋末年的楊朱跟誰當朋友的？憑什麼？答案仍然只有一個，還是《列子》！但如此一來，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了！如果要說《列子》是魏晉南北朝人偽造的，那麼他不可能知道楊朱跟誰交朋友，一個魏晉南北朝的人要給出這樣的信息，只有兩條途徑，一條是根據先秦諸子，一條是瞎編！問題不存在《列子》以外的先秦諸子記載這個關係，唯一有這個信息的就是《列子》本身！如果是瞎編的，如此一來，楊朱跟「季梁」這個稱謂的關係也就徹底斷了！那麼錢穆也就無法用「季梁」來下拉楊朱了！無法下拉楊朱，就不能下拉老子了，不能下拉老子，什麼詹何等一大堆鬼扯蛋就全部自然無效了！所以為什麼錢穆既要說《列子》是魏晉南北朝的人偽造的，又要說偽造的《列子》有可信的東西！因為不這樣，他那一大堆沒常識的鬼扯蛋就更加荒誕了！

　　再者，楊朱跟老聃、跟墨子弟子禽滑釐都有過交談！老聃是春秋末年人，老聃跟孔子、亢倉子、文子、南榮趎這些春秋末年人都有交談不說，還被春秋末年人叔向（叔向對韓平子稱引老聃）、孔子（孔子對曾子、子夏、季康子、孟武伯、南宮敬叔稱引、談及老聃）、子夏（跨到戰國初年）提及，與楊朱的互動其時間點也是在春秋末年！（參考《《老子》成書時間考》）而墨子也是春秋末年人，但活到了戰國初期，而其弟子禽滑釐與子夏弟子段干木針對子貢伯父之死有過評論，同時段干木也主要活躍於魏文侯時代！魏武侯時，吳起死時，墨家鉅子已經不是禽滑釐了！這意味著什麼，這無非意味著與楊朱有過交談的人不是生活於春秋末年，就是從春秋末年活到了戰國初期！沒有任何一個活到了戰國中期的！而錢穆要下拉楊朱時間，居然只是靠一個戰國中期同樣叫做季梁的人，然後忽視所有其他與楊朱交談過的對象主要生活於春秋末年的事實！這種程度的垃圾謬論，只能說真是可悲到了極點！也就是說錢穆僅僅依靠一個季梁，就把一卡車春秋時代的人全拉到了戰國中期甚至以後，學界還在吹捧這種荒誕無腦的可笑東西！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列子．楊朱〉：「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徙說他事。」其中禽子說「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錢穆可以扯東扯西，但這裡是墨子弟子禽子所說，已經觸及「老聃、關尹」二人！由於禽子根據所有文獻都可知完全不可能活到戰國中期見到魏惠王，如果按照錢穆的其他荒謬考證（其實只是瞎掰鬼扯蛋，見下面章節反駁！），那麼什麼老聃、關尹都還在禽子之後，關尹就是環淵的鬼扯蛋，要怎麼成立？禽子為什麼能提到環淵、詹何（錢穆將春秋楚莊王時的詹何鬼扯下拉到戰國中期楚頃襄王時期）？如果這時候又要說《列子》是假的不可信，試問為什麼禽子跟楊朱的不可信，楊朱跟季梁的就可信？理由是什麼？而且〈莊子．應帝王〉也有老聃與楊朱的其他互動，莊子是戰國中期人，成名早於孟子。試問莊子提到的老聃與楊朱事蹟怎麼也被無視了？

　　所以至此，多少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人談及老聃了？叔向、亢倉子、文子、孔子、子夏、禽子、列子，散佈於十幾本古籍之中，而錢穆一概無視！這種沒水準的謬論，居然還有中研院、台大的人在吹捧，那是什麼意思？

　　與楊朱交談、互動的人之中，有兩人的時間是可以相對確定的，其他人則都是相對無名之輩！其中之一就是老聃，已見前面舉證。另一個就是墨子弟子禽滑釐。因此以下就禽滑釐的事蹟略做考證：

 

〈墨子．公輸〉：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輪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

　　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貍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

　　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墨子．貴義〉：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

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周代中〉：

　　及惠王時，公輸般始爲鈎强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强之，量長短而制爲兵，自是楚兵節，呉越兵敗。

〈列子．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墨子．備梯〉：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乃管酒塊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禽子。

〈墨子．所染第三〉：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尊師〉：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史記．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於戰國，懦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其中能提供時間錨定的信息有以下幾條：

　　１．「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這件事牽涉到墨子止楚攻宋事件！〈墨子．貴義〉又記載：「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這兩件事可能就是一件事，也就是說墨子去見楚惠王的目的是為了止楚攻宋！這樣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因為「子墨子南游於楚」這件事情發生時，楚惠王已經用年紀已經大了推辭婉拒見面！

　　楚獻惠王即楚惠王，其在位時間為前489年至前432年，其在位時間跨度很大。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冬天，吳國軍隊在伍員、孫武的帶領下攻入楚國首都郢都，楚昭王出逃。隔年，申包胥從秦國討到救兵，楚、秦聯軍在六月時將吳國軍隊趕回吳國，楚昭王這才回到首都郢都。此後楚國為了避免再次遭受到吳國的攻擊，而選擇遷都。楚惠王的母親是越女，前505年左右楚昭王可能剛滿二十歲，因此估計楚昭王娶越女是出於為了聯合越國牽制吳國而產生的政治聯姻。如此，楚惠王當生於前505年以後。若以前504年計算，其繼位時為前489年，則當16歲。墨子想見楚惠王，而楚惠王以自己年老推辭，則合理推論至少五十歲以上，則約當前455年。不管如何，有一點是完全可以確定的，就是墨子見楚惠王的時間下限是前432年。（〈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

　　２．「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根據〈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一篇考證，與墨子交涉之人主要都集中在春秋時代，與墨子最後交涉而可考的是楚惠王。

　　３．「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端木叔是子貢的伯父（世父），根據〈楊朱〉一節考證可知，端木叔死時六十歲，約當前490年前後。禽滑釐做為墨子弟子，與受到魏文侯禮遇的段干木，兩人對此時事的評論都受到時人注意，表示名聲早已在外。就算以最低二十歲推估，則禽滑釐約生於前510年。至於子夏之徒段干木主要活躍於魏文侯在位期間。子夏在孔子死時為29歲。而段干木確實在聽到禽骨釐發表了關於端木叔的議論之後發表了自己的議論。兩者為同時人已經不須懷疑！

　　４．「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所謂王者田子方、段干木、吳起都曾是魏文侯屬下，吳起又是魏武侯、楚悼王屬下。其中田子方是子貢弟子、段干木是子夏弟子、吳起是曾參之子曾申弟子、禽滑釐是墨子弟子。魏文侯於前445年繼位，死於前396年，則子夏能見魏文侯，至少活了63歲。田子方、段干木都主要活躍於魏文侯時期，與魏文侯有過交談互動！這也是兩人最後接觸的可考年代的人物！由於墨子絕大多數時間都活在春秋時代與春秋時代的人互動，加上楊朱、段干木能與禽滑釐互動，可見禽滑釐的主要活躍時間仍在春秋時代！

　　以上最重要的線索莫過於禽滑釐評價子貢的伯父端木叔之死，以及協助墨子止楚攻宋兩件事！前者為當時時事，表明禽滑釐在當時已經有名聲在外，至少二十歲是合理的推估。根據〈孫子兵法論正．春秋戰國差異淺說〉：「春秋時代起於周平王元年，也即前770年，終於前442年。戰國時代起於周哀王元年，也即前441年，終於前221年。」如此從前510年算起到前441年，已有六十九歲，加上墨子約莫生於前527年至前517年之間，以後者而論到了前441年，也已有七十六歲了！也就是說，就算以人壽一百來算，墨子師徒兩人主要都生活於春秋時代！而楊朱所牽涉到的老聃則完全生活於春秋時代，試問楊朱怎麼可能見到梁惠王？

　　再者，楊朱與老聃的故事並不僅僅記載於《列子》，還有《莊子》都有記載，但楊朱與季梁的故事僅僅記載於《列子》！也就是說，想要拿楊朱與季梁來打楊朱就得承認《列子》所記為真，可是問題就來了，既然承認《列子》所記為真，為什麼老聃與楊朱、禽滑釐與楊朱的互動可以被忽視甚至無視？或說成假造的？證據何在？標準何在？

　　直白的說，想要拿「楊朱見梁王」的異文「楊朱見梁惠王」，以及楊朱與季梁來下拉楊朱的年代就得承認《列子》關於楊朱的記載為真！而如此一來，就會陷入自相矛盾！遑論楊朱與老聃的故事，列子也非全收，〈莊子．應帝王〉另外載有：「陽子居見老聃」的故事，〈莊子．應帝王〉是所謂的內七篇，是學界所承認的莊子自己的作品！就算錢穆能扯《列子》是偽書，試問如何解釋〈莊子．應帝王〉裡老聃與楊朱的互動？須知莊子的成名可是早於錢穆下拉到楚頃襄王的詹何，其生存時間更早於環淵、孟子等人！

　　錢穆等疑古派打老聃時，因為《禮記》搞錯了一個衛君諡號就大作文章，用一個衛君諡號錯誤，就把所有分散於眾多古籍跟老聃有關的記載全打成假的！結果得到一筆唐宋類書記載《列子》的異文，說楊朱與梁惠王（梁王）交談，就不質疑其正確性了！反倒以此為前提下拉楊朱的年代到戰國中期，同時又再次把所有跟楊朱有關的記載全打成假的（不是假的，楊朱怎麼可能見到梁惠王？）。所以說穿了，疑古派的目的很單純，就是拿一筆荒誕的文本訛誤（或無知文人自作聰明的改動），無視所有客觀證據，務要把文化的根源予以消滅毀滅！更妙的是，這種沒水準的東西，還有一堆中研院與台大的人在捧！水準是真的差到沒話說了！

　　關於楊朱的其他詳細考證請參考本書〈楊朱〉一節！

列子公案徹底終結．疑古謬論綜駁．《列子》考辨述評與《列子》偽書新證

 《列子》考辨述評與《列子》偽書新證

〔作者：程水金、馮一鳴，《中國哲學史》2007年第2期〕

　　近人考辨《列子》真偽，無論主真派抑或主偽派，所用方法不外三種：一是文獻比勘對讀法，二是文化背景考察法，三是《列子書錄》證誤法。〔朔雪寒評：可悲的是2025年了，學界還不知道什麼叫做考證！怎麼做考證？哪些所謂證據是有效力的？怎樣的推論是有效力的？真的可悲！到底什麼叫做考證？可參考筆者《《ＸＸ》公案徹底終結》系列考證或《考證概論》！〕然而，同樣的方法與同樣的材料，所得結論卻截然相反，致使考辨陷入僵局。本文採取客觀實證的方法，由《莊子》外、雜篇之命名方式，知《漢志》所錄《列子》八篇出於《莊子》之後；〔朔雪寒駁：用其他書的篇名就能知道這本書在某書之後才能產生，這種邏輯推論如何能成立？根據何在？〕由劉向校書通例與奏錄行文法式，知今傳《列子書錄》不出劉向之手；〔朔雪寒駁：幾乎每一個牽涉到劉向序的公案都把劉向序打成假的，所以這兩個作者要從哪生出所謂的真劉向序來進行比較？還是說這個公案裡其他公案牽涉到的劉向序就暫時真了，等利用完了，把這個公案中的書打成假書了！就可以在其他公案中說那些公案的劉向序又是假的了？參考《《子華子》公案徹底終結》詳細舉證比對！〕最後，由見存《列子書錄》與今傳《列子》文本之間的矛盾，知今傳《列子》必為偽書。〔朔雪寒駁：為什麼一篇介紹《列子》的文章出現了錯誤，或者說與今本《列子》有差異，就能推導出今本《列子》是假的呢？邏輯學水平在哪？版本學知識在哪？試問天底下哪一本古籍的不同版本是沒有差異的！何況如果寫介紹的人程度太差、自作聰明或者看到了訛誤的版本、記憶失誤，究竟跟該本書的真偽有什麼關係？〕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朔雪寒評：傳統文化到了這些各種水準都極差的人手上，還有救嗎？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只能收這種程度的人？就跟台灣中研院那些搞社科的只能收一些沒學問、沒本事，懂得搞集體封殺，卻連基本邏輯素養、語言學素養都沒有的人一樣嗎？〕

　　《漢志》著錄「《列子》八篇」，班氏自注曰：「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然今傳《列子》一書，古今學人疑真疑偽，聚訟紛紜。近代以來，多數學者認為，魏晉間人聚斂綴合秦漢典籍，又附益緯書、佛典之說，成此八篇，復假劉向《敘錄》以欺世。亦有學者認為，今本《列子》乃《漢志》著錄之舊，且屬先秦古籍，其詞古義精非魏晉間人所能造。〔朔雪寒駁：能不能造不是用說的，而是舉出為什麼不能造的理由！如果反方不服，可以針對這個理由進行詰難、反駁！這就是為什麼當代的公案考證常常陷入僵局的原因之一！因為反疑古一方常常也只是用主觀看法在進行陳述！而不是用邏輯與統計等科學語言在說話！不要說無法服疑古派，連反疑古謬論的人都不一定能服！〕兩種說法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遂使《列子》之真偽，成為無頭公案。而考辨所以陷入僵局，原因在於考辨方法與所用材料，均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成理」，因而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朔雪寒駁：說穿了，不過雙方都不懂何謂考證罷了！〕有鑑於此，採取實證方法，由劉向校書通例入手，揭明今傳《列子書錄》的紕漏及其與今傳《列子》文本之間的齟齬矛盾，釜底抽薪，則《列子》一書之真偽，才有望得到徹底解決。〔朔雪寒駁：劉向序的真假與《列子》的真假是兩個獨立命題，互不相干！如果連這一點基礎的邏輯素養都沒有，卻奢談「徹底解決」，無疑是非常可笑的說法！〕

一、《列子》真偽考辨方法述評

　　近人考辨《列子》真偽的方法，不外三種：一是文獻比勘對讀法；二是文化背景考察法；三是《列子書錄》證誤法。

　　文獻比勘對讀法，是以學說的發展與文獻的因襲為依據，考證著作時代先後的基本方法。但這種方法，極易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思維怪圈，從而使考辨形成僵局。〔朔雪寒駁：這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說法是很好笑的！以《列子》而論，疑古派如果想要證明這本書是假的，就得提出證據證明是《列子》抄襲別人的，譬如其中的文本差異裡，《列子》採用了靠後的說法而《列子》抄襲的對象採用了靠前的說法！至於什麼叫做靠前靠後也得證明！譬如其他相關文獻的用法有其他先秦文獻的用例為證，而《列子》的用法也有所謂抄襲者時代同期或更後期的文獻可證！否則就是其他人抄襲了《列子》！可是疑古派從來不跟你扯《列子》等其他涉入公案的古籍跟先秦諸子的關係，如果有也是一口咬死《列子》抄襲，如錢鍾書！甚至常常做一些違背常識的「切割」操作！譬如《文子》公案，為了要咬死《文子》抄襲了《淮南子》，疑古派可以隱匿所有與《文子》有關的先秦文獻用例，隱匿不了的就乾脆連那本先秦古籍也都打成假書！如何志華就是這麼操作的！如果還不行，就乾脆說抄得多的就是原創，如丁原植！一大堆沒營養、沒常識的東西，居然也能統治學界，簡直荒唐可笑！回到《列子》公案，疑古派不只不會提《列子》單獨與先秦文獻有關的例子，甚至其他文獻的例子明顯只能在比《列子》晚期的文獻中找到用例也一併隱藏！〕

　　今傳《列子》與《莊子》、《管子》、《晏子》、《墨子》、《韓非子》、《山海經》、《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等書的相似文字，以及《列子．周穆王》與汲冢書《穆天子傳》的關係，考辨雙方通過文獻比勘對讀，進行了十分詳細的考辨。然而，雙方所用材料相同，所得結論卻大為相反。主偽者認為《列子》抄諸書，主真者認為諸書抄《列子》。各家之文俱在，毋庸贅述。①〔朔雪寒駁：本文作者舉出的主偽派代表有楊伯峻、季羨林、陳連慶，主真派的代表有嚴靈峰、馬達、岑仲勉、許抗生。楊伯峻、季羨林、陳連慶的相關說法請見相關章節反駁，不贅。但說「雙方所用材料相同」這是在混淆視聽！不僅如此，如此輕易抹殺主真派的證據效力，卻是疑古派常見的爛招！〕

　　文化背景考察法，是以《列子》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包括史實背景、思想背景以及語言背景為依據的考辨方法。這種方法，往往易於先入為主，同者視其同，異者視其異，從而使考辨各執一端。

　　考辨者比較集中地討論了「火浣布」的時代問題，《列子》反映了佛教教義還是道家思想的問題，以及《列子》是魏晉頹廢思想的產物還是戰國時代荒淫思想的產物問題。主偽者認為，《列子．湯問篇》末所記「火浣布」，乃影射魏文帝曹丕，因而《列子》成書於曹魏之後。主真者則認為，魏文帝曹丕不信「火浣布」，「正史未載，不足憑信」。〔朔雪寒駁：主偽派連曹丕不能叫做皇子的基本文化知識都沒有，而主真派用正史有沒有記載來反駁，也屬可笑！實在的說，主真派這種正史觀跟疑古派常用來攻擊其他先秦古籍如《孫子兵法》的招數並無不同！都是欠缺邏輯素養的謬論，都犯了以偏概全等等邏輯謬誤！其說法毫無效力可言！〕對於《列子》反映了佛教教義還是道家思想，主偽者認為《列子》吸收了佛教教義，並以老莊思想與佛說相比附，因而今傳《列子》在整體上受佛教影響甚深；而佛教傳入中土，始於後漢明帝之時。〔朔雪寒駁：根據本書逐一反駁，可知這種「今傳《列子》在整體上受佛教影響甚深」的說法都是胡說八道的鬼扯蛋！而實際上舉出的反例正證明是佛經譯者從《列子》處吸收了靈感，進行了意譯！因為佛經相關文字不是原典根本沒有（竺法護譯《生經》），就是與原始意義相去甚遠（支謙譯《法句經》，參考張永言一節舉證）！〕主真者則認為，《列子》反映的是道家思想，不是佛教思想。而且，在魏晉頹廢思想與戰國荒淫思想之間，證偽者與辨真者亦針鋒相對，前者主魏晉思想說，後者主戰國思想說。真偽雙方所論，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朔雪寒駁：嚴格說法，所謂雙方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無非都是因為雙方都沒有人懂得什麼叫做邏輯與考證的緣故！否則「有故」或許有，但哪來的「成理」？基本邏輯素養都沒有，有些連常識都沒有是哪來的「成理」？「思想」這種東西更是民國以來那些搞考證的尤其疑古派最愛用來胡說八道的東西，因為很容易鬼扯，卻無法證明！明明兩本書有同樣的句子，疑古派不提，卻跟你扯那些毫不相干的句子有什麼思想上的聯繫，如顧頡剛在老子公案就是這麼操作《老子》與《呂氏春秋》的！一樣的東西給你掩蓋起來，卻跟你扯不一樣的東西有什麼思想上的傳承！如果不是這些人有什麼狗屁學術地位，這種鬼話怎麼會有人信？〕

　　根據漢語史的發展，從語言背景考察某書的成書年代，應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楊伯峻說：「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的真偽以及它的寫作年代應該是科學方法之一。」楊氏列舉《列子》中「數十年來」、「舞」、「都」、「所以」、「不如」等詞的用法，認為皆非先秦古書所見，為漢後乃至魏晉始有，且列舉了《列子》書中更有不少六朝常語。〔朔雪寒駁：楊伯峻的謬論，請見楊伯峻一節反駁！〕繼楊氏之後，劉禾以「朕」、「吾」、「弗」三字的用法以及「眼」的詞義和「乞兒」的構詞為例，論證《列子》用語與先秦用語習慣相左，從而論定《列子》為偽書。〔朔雪寒駁：劉禾的謬論，請見劉禾一節反駁！〕②然而，嚴靈峰則認為「這是非常不科學的考證方法」，理由是「我們無法看到先秦全部典籍」，「誰能保證其中沒有與漢人的同樣用法」。〔朔雪寒駁：所以疑古派能否定這個明顯的、常人都能知道的常識認知的事實？〕而馬達則認為，「《列子》書大量使用通假字、古字、古義、古音，證明《列子》確係先秦古籍」。〔朔雪寒駁：請問馬達的說法有什麼問題？難道「《列子》書大量使用通假字、古字、古義、古音」不符合其先秦古籍的身分？如果要說不符合，那就得像錢鍾書、張永言那樣用自己的無知與外行來反駁那些通假現象是假的！可是可笑的是，《列子》書中的通假現象確實都有其他案例支持，請注意是案例支持而非什麼某部相通的常見無邏輯效力的鬼扯蛋說法！要說這些「古」的東西不可信，得舉出其不可信的證據與理由！但事實上，錢鍾書、張永言、楊伯峻、劉禾的例子已經告訴大家，用自己的無知來嘲諷、誣陷古人古書，是一件多麼可笑與可悲甚至可怕的事情！當然，馬達的缺點之一在於他沒有從「量」上及從統計上支持其論述！也即證明這樣的「量」根本不可能偽造出來（詳參張永言一節統計）！而「質」上又確實有多種來源的用例支持！（詳參本書〈文本演變軌跡〉一節的所有舉證！）疑古派不承認行嗎？既然無法證明其為偽造，憑什麼不承認其真？憑什麼？憑學術地位還是家世背景？還是憑誰的徒子徒孫更多一些？〕可見，語言背景考察，這種「科學方法」，在各執一端的對峙之中，也變得「非常不科學」了。〔朔雪寒駁：不科學那是因為學界與執筆者根本不懂什麼叫做科學！〕

　　《列子書錄》證誤法，是指出今傳劉向《列子書錄》中的疑誤之處，從而證明偽造《列子》「托向言以為掩飾」。〔朔雪寒駁：筆者想問，能偽造數萬字的《列子》的人，自己偽造了一篇劉向序，他還能搞錯？那麼請問怎麼證明《列子》是他偽造的？最熟悉這本書的不該就是《列子》的作者本人嗎？請問他還能搞錯什麼？〕這種方法，應該說，觸及《列子》真偽的要害。如果能夠證明《書錄》為偽，則《列子》一書必偽。〔朔雪寒駁：本是兩個獨立命題，結果本文作者卻在鬼扯證明其中一個是偽造的，就能證明另一個也是偽造的！一下子就暴露了本文兩位作者完全欠缺應該具備的基本的邏輯學水平！〕然而，目前學者對於《列子書錄》的證誤，僅以個例分析為基礎，一則以偏概全，再則流於淺末，三則缺乏有力實證。

　　考辨者對於《列子書錄》的證誤，主要集中於三事。其一，《書錄》曰：「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主偽者認為，列子應為鄭繻公時人，劉向誤以為「鄭繆公」。故主偽者馬敘倫認為，劉向「博見洽聞，號為通人」，不應有此低級錯誤，所以《敘錄》「亦出依託」。〔朔雪寒駁：參考柳宗元一節反駁與剖析！〕而主真者日人武義內雄則認為，「因一字之誤，而疑《序》之全體，頗不合理。況由後人之偽寫，抑由向自誤，尚未可知」。〔朔雪寒駁：武義內雄這個說法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既然結果是不可知的，要主張是劉向自己搞錯了，就得舉出證據！而且劉向為什麼不能自己搞錯？劉向是聖人還是什麼不能犯錯的人嗎？否則何以序搞錯了鄭君與列子的年代就能證明序不是劉向寫的？〕其二，《書錄》曰：「《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主偽者認為，《書錄》這一說法，與《尸子．廣澤》、《呂氏春秋．不二》及《莊子．應帝王》皆謂列子「貴虛」的說法不一致，而《書錄》言之如此，乃造偽者「恐致詰難」，「借託向言以為掩飾」。而主真者認為，《列子》全書，除《力命》、《楊朱》二篇外，都講「貴虛」，與《尸》、《呂》、《莊》「三子之言」相應。〔朔雪寒駁：列子貴什麼，他自己說了才能算！其他人說他貴什麼都是其他人主觀的看法，既然是主觀的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觀看法！這東西如何能成為定一本書真偽的證據？因果關係在哪？邏輯效力在哪？筆者今天寫了一本書，兩個讀者的看法不一樣，這本書就不是筆者寫的了？這種邏輯是誰教的？大學是不是白念了？〕其三，《書錄》曰：「《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又曰：「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主偽者認為，「迂誕恢詭」之寓言，「莊生有甚」，不足為怪；史公不得因「寓言與《莊子》相類而不為列傳」，其所以不為列傳者，乃由「太史公未見《列子》書」。而主真者則認為，《列子》與《莊子》「都有很多寓言，與《莊子》是一類的書」，而「劉向認為太史公在這一類書中選了《莊子》做代表，這也可能是太史公不為列子立傳的原因之一」。〔朔雪寒駁：參考馬敘倫一節反駁！〕又引《廣雅．釋詁》「頗，少也」為說，認為「頗行於世」之「頗」乃「稍微」之意。〔朔雪寒駁：「頗」做副詞用，有「稍微」也有「非常」的意思，即使是稍微，也都表示這本書在世上流傳的事實！既然劉向前面說「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緊接著就說「此書頗行於世」，試問怎麼可能是「稍微」的意思呢？這是所謂「黃老術」被「貴」的合理現象嗎？很明顯，所謂「頗行於世」的「頗」根本是「非常、很」的意思！而其原因就是因為「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說穿了，疑古派連基本的文言文解讀能力都沒有！卻拿著幾個文字在那邊鬼扯蛋！豈不可笑！更可笑的是，這種種謬論居然能成為學界主流共識！再者，字書所收義項都是不完備的，這是客觀事實！即便今天的字典也是如此！遑論古代！《廣雅》乃三國時曹魏人張揖所作，他少收一個義項，何足為怪？〕而「此書頗行於世」後，又「遺落散在民間」，太史公不為列子立傳，「就不足為怪了」。因此，主真者進而認為，「從《列子敘錄》的內容看，充分體現了劉向的學術思想和學識功力，也是完全符合官方權威學者和有『通萬方之略』的氣量的學術帶頭人的地位和聲氣的」，因而「劉向《列子敘錄》絕非偽作」。〔朔雪寒駁：主真者果真如此論述，其邏輯水平也是堪慮的！說穿了，為什麼有些公案能持續討論至今？無非正反雙方都欠缺應有的邏輯水平與考證功力！〕

　　由上述雙方所論可見，無論是文獻比勘對讀，還是文化背景考察，甚至《列子書錄》證誤，無一不陷入對峙僵局。問題的最終解決，恐非目前仁智互見、各執一辭的主觀方法所能辦，必須求之於立敵共許的實證材料並加之以嚴密的邏輯論證而後可。〔朔雪寒駁：根據前文論述，本文兩位作者根本就沒有基本的邏輯水平，還在扯「加之以嚴密的邏輯論證而後可」！不懂邏輯的人扯邏輯，就跟不懂訓詁的人扯訓詁，如錢鍾書、張永言一樣，非常可笑！〕

二、以《莊子》外、雜篇命名方式，知《列子》不在《莊子》之前

　　考辨者為了證明《列子》先於《莊子》，將《漢志》「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讀成「（《列子》）先《莊子》，《莊子》稱之」。③是將班固所謂列子其人先於莊子其人，讀為《列子》之書先於《莊子》之書。然則，《列子》果先於《莊子》耶？〔朔雪寒駁：疑古派玩弄文字遊戲，這也不是第一例！請問既然《列子》的作者就是列子本人，《莊子》的作者就是莊子本人，究竟這兩種讀法會在書籍先後的判定上產生出什麼不一樣的結論？豈不可笑！當然，多數讀者都知道疑古派已經把《莊子》內七篇以外的都打成了非《莊子》所作，而其理由也一樣荒誕可笑，毫無邏輯效力可言！但依然是當代學界的可悲共識之一！〈呂氏春秋．觀世〉：「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高誘註：「子列子，禦寇，体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高誘明白指出列子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疑古派怎麼不說？難道高誘這樣的說法還能曲解？〕

　　今人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對《莊子》外、雜篇命名方式，作了相當有意義的研究。劉氏認為，《莊子》外、雜篇的命名方式，除《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之外，大抵以篇首二、三字題篇。這二、三字，或為人名，如《則陽》、《徐無鬼》；或為雙音實詞，如《外物》、《秋水》；或為多音節詞組，如《知北遊》。其意義都比較完整，不包含虛詞。但不用篇首二、三字命名的例外情況，則有四種類型：一，不用虛詞與單音詞。篇首二、三字有虛詞或單音詞，則順次取後面的實詞。如《胠篋》首句「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不取虛詞「將」「為」，而取第三字與第四字「胠篋」。〔朔雪寒駁：〈胠篋〉篇的相關論述參考《《鬼谷子》公案徹底終結》！〕又，《在宥》首句「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不取單音詞「聞」而取第二字與第三字。二，避與本書書名相重。首句二字為莊子人名者，則順次取後面的實詞，以避免篇名與本書《莊子》之名相重。如《山木》首句「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不取首二字「莊子」，不取單字「行」、「見」，亦不取虛詞「於」等，而以第五字與第九字「山」與「木」綴合名篇。此與《孟子》開篇首句「孟子見梁惠王」，其篇名取「梁惠王」而不取「孟子」正同，避與本書《孟子》書名相重也。三，避與本書篇名相重。《至樂》篇首句「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天下》篇首句「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二篇首二字皆為「天下」，而《至樂》篇不取首二字「天下」，而以第四字、五字「至樂」題篇，否則便出現兩篇《天下》從而篇名相重。四，避與他書書名相重。《庚桑楚》首句「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不取首二字「老聃」為篇名，避與《老子》書名相重，此與《山木》不取「莊子」名篇，嫌與《莊子》書名相重，其意從同。④〔朔雪寒駁：劉笑敢這種說法單純的就是鬼扯蛋！以〈庚桑楚〉這一篇為例，篇首乃是取自老聃弟子《亢倉子》一書，因此以「庚桑楚（亢倉子）」名篇，猶如〈列禦寇〉篇首一段取自《列子》而稱「列禦寇」完全一致！不稱亢倉子、庚桑子而稱庚桑楚，猶如不稱列子而稱「列禦寇」一樣！但疑古派怎麼可能告訴你這些？因為這毫無疑問就為《列子》的早出得出了一個證據！如果疑古派承認篇名的構造方式可以當成一種證據的話，那麼就該承認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關於《亢倉子》為春秋末年古籍請參考《《亢倉子》公案徹底終結》一書考證與舉證！〕

　　劉氏的研究結論，對於《列子》先於《莊子》，還是《莊子》先於《列子》的問題，頗有參照價值。〔朔雪寒駁：如果承認有參照價值，就無法否認以上〈庚桑楚〉、〈列禦寇〉取名邏輯一致的事實！〕由上述可見，《莊子》篇名設計，具有統一週全之特點，而避免重複，乃是全書題篇之重要原則。既避與本書篇名相重，又避與本書書名相重，還避與現行他書書名相重。〔朔雪寒駁：所以作者自己打臉自己還不知道？如果當時沒有《列子》，〈列禦寇〉為什麼叫做〈列禦寇〉？〕因此，《庚桑楚》不以《老聃》名篇，則《莊子》成書必在《老子》之後，否則避名《老聃》就毫無意義。〔朔雪寒駁：所謂避名之說，只是劉笑敢一人的假設，有何證據支持？〕然而，《莊子》一書，《列禦寇》作為篇名，卻與《則陽》、《徐無鬼》、《田子方》、《庚桑楚》相併列而赫然在目。其不避《列子》之書名，足證《莊子》成書之時，尚無《列子》一書。否則，當如《山木》避「莊子」而《庚桑楚》避「老聃」一樣，取「之齊」或「中道」二字或者別的什麼字名篇，不得冠以《列禦寇》之名。〔朔雪寒駁：疑古派睜眼說瞎話的能力舉世無雙！任何公案都可見極限操作！說避老聃，但根本沒有《老聃》這本書，只有《老子》！說〈列禦寇〉不避《列子》，那難道不該叫做〈列子〉嗎？怎麼會叫做〈列禦寇〉呢？這是腦子打結了還是玩弄文字遊戲玩上頭了？〕

　　《莊子》的成書年代，無可確考。《漢志》所錄五十二篇之書，於周秦之際業已完成，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既然《列子》成書更在《莊子》之後，則《漢志》所錄之《列子》，成書不在先秦，也就無可懷疑了。〔朔雪寒駁：原來《列子》這本書的成書時間居然是由《莊子》的篇名名字來決定的？去問一下那些修過大學通識邏輯課的學子，這種荒誕荒謬無知的說法是如何能成立的，可以嗎？〕職是之故，《莊子．天下篇》歷敘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之徒而及於莊周、惠施，列禦寇之名獨不與其列，也就理所當然了。因此，《列子》一書，決非先於《莊子》。〔朔雪寒駁：所以請問〈莊子．天下〉裡的孔子、楊朱、孫子、鄧析、尸子、孟子在哪裡？基本的邏輯素養在哪裡？還是由此可見「ＸＸ之名獨不與其列，也就理所當然了」？莫名其妙！〕

三、由劉向校書通例與《書錄》寫作法式，知《列子書錄》不出劉向之手

　　肯定《列子》成書於《莊子》之後，只能說明《列子》不是先秦古書，可能出於漢初黃老盛行之時；並不能證明今本《列子》為劉向以後所偽造。而考定今傳《列子》的真偽，《列子書錄》仍然是重要的突破口。理由非常簡單，今傳《列子書錄》果真，並不能證明今傳《列子》為真；但今傳《列子書錄》果偽，則今傳《列子》必偽。〔朔雪寒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兩位作者能知道前者的真不能證明後者的真，卻不能知道前者的偽同樣不能證明後者的偽！兩個獨立命題究竟有什麼相關性？這是什麼水平？〕

　　成帝時，劉向校書中秘，「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⑤劉向所奏之群書《敘錄》，今可考見者，尚有《戰國策》、《晏子》、《孫卿子》、《管子》諸《錄》，另有《關尹子敘錄》，乃後人偽托，不足數也。由見存劉向所奏《新書敘錄》，略可考見劉氏校書之通例及其《敘錄》之寫作法式者，其大較有二：一是去重複，定篇章；二是箋訛誤，定繕寫。

　　在群書尚未定型，猶書無定篇，篇無定章，章無定句之際，劉向校書之首務，便是去其重複，確定篇章。其事著之於《書錄》，亦有基本的寫作法式。《晏子敘錄》曰：〔朔雪寒駁：《晏子春秋》可是被疑古派劃為偽書的，要不要先去跟其他疑古派商量一下？還是為了打《列子》，這些被疑古派打成偽書的先秦古籍就暫時都成了真書了？至於《晏子春秋》的真偽，可參考《《晏子春秋》公案徹底終結》！不贅！〕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⑥

　　「凡中外書若干篇」、「除復重若干篇」、「定著若干篇」，此乃劉氏校書之首要任務，亦其《敘錄》之基本寫作法式。若以劉秀（歆）《上山海經表》較之，劉向之敘述方式，其特點尤不辨而明。劉歆上《表》曰：「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三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⑦雖然同樣是敘述去重複、定篇章，但其文章法式卻子不肖父。劉歆簡略，劉向賅備，詳敘書籍來源及總凡之數；且除復重、定著之數，一一由篇而及章。當然，《晏子敘錄》「凡中外書三十篇」，「除復重二十二篇」，雖與「定著八篇」之篇數相合，但章數卻小有參差（應為二百章），或文有訛脫，無關宏旨。〔朔雪寒駁：《晏子春秋》的內部篇章結構與《列子》完全不同，能相提並論嗎？《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共二十五篇、〈內篇．諫下〉共二十五篇，〈內篇．問上〉共三十篇、〈內篇．問下〉共三十篇，〈內篇．雜上〉共三十篇、〈內篇．雜下〉共三十篇，〈外篇．上〉共二十七篇、〈外篇．下〉共十八篇。請問跟《列子》只分八篇的結構能相提並論嗎？拿本質結構上就不一樣的東西來比較，合理嗎？有效嗎？〕

　　又，《管子敘錄》曰：

　　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⑧

　　此「定著八十六篇」，與「凡」、「除」之數亦小有不合，或「八十六篇」之「六」為衍文，無從稽考。然其去重複、定篇章之意甚明，且「凡中外書若干篇」，「除復重若干篇」，「定著若干篇」，其文亦合劉向《敘錄》法式。〔朔雪寒駁：去除重複的意思是什麼？是說有重複，因此需要去除！如果沒有重複，請問要怎麼去除？〕

　　又，《戰國策敘錄》亦曰：

　　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⑨〔朔雪寒駁：《戰國策》的目錄結構也與《列子》大相徑庭，《戰國策》以國別為大目錄，其下又分各章。如何能拿來比較？而且《戰國策》乃劉向所編，這與《列子》這種早有成書的又是不同，劉向的操作自然不同，這能相提並論？〕

　　「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是亦去重複、定篇章也。然不云「中外書」者，僅有「中書」而無「外書」耳。此與《荀子敘錄》略同。〔朔雪寒駁：所以其他書可以無「外書」，就《列子》不行？〕

　　《荀子敘錄》曰：

　　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⑩

　　《荀子》亦僅有「中書」而無「外書」，故《敘錄》亦不云「凡中外書若干篇」。是劉向校書，去重複，定篇章，且作《書錄》，其敘述亦井然而有法度。然今見劉向《列子書錄》則頗有不同。其文曰：

　　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11）

　　此《列子書錄》所敘去重複、定篇章之意與前引諸《錄》不殊，然其敘述文法則與上引諸《錄》頗有不同而呈其可疑之點。〔朔雪寒駁：疑古派睜眼說瞎話的操作又來了！劉向收集其他版本的敘述有，劉向刪除重複校對有，劉向定下篇數的敘述有。這些共同點在疑古派面前都能視如不見，專門去挑那些因為書籍本身結構不同、流傳情況不同所可能產生的所謂差異來大做文章！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但說穿了就是不懂得怎麼考證，也就只能繼續瞎掰了！而且說句實在話，一個能偽造《列子》這麼複雜書的人，居然偽造不了區區的一篇劉向序？這是在開什麼玩笑？這能力相稱嗎？〕

　　疑點之一：前引諸《錄》皆云「凡中外書若干篇」，「凡」字置於句首，此劉向《書錄》寫作通例。僅《荀子敘錄》例外，「凡」字直接修飾數字，不置「中《孫卿書》」之前，乃因《荀子》僅有「中書」而無「外書」，故以「凡」字直言「中書」總數。此其變例之一。〔朔雪寒駁：所以為什麼《荀子》就能例外？〕至於《戰國策書錄》既不言「凡」，又不言「中外書」。因其「錯亂相糅莒」，無可計其「篇」數，故不知其總「凡」；又無「外書」，故不言「中外書」。此其變例之二。〔朔雪寒駁：所以為什麼《戰國策》又能例外了？〕由此可見，劉向《敘錄》寫作法式，於通例之外，尚有變例。變例之起，乃因校書之實情變其通例以為之。然其大要，亦在敘明去重複、定篇章之意。而《列子書錄》云「內外書凡二十篇」，既不合劉向《管子》、《晏子》之《敘錄》行文通例，又不合《荀子敘錄》及《戰國策書錄》之行文變例。〔朔雪寒駁：所以舉的例子裡面都是個案，就能得出「通例、變例」的規則？統計學怎麼學的？當然，根本不懂很正常！且劉向留下的就這幾篇序？怎麼不敢提一下其他被疑古派打成假序的序一起來說一下？〕

　　疑點之二：前引諸《錄》皆以「中書」與「外書」相對而合稱「中外書」，不以「內書」與「外書」相對而合稱「內外書」。據劉歆《七略》所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漢書》卷三十，第1702頁）則似乎「太常」、「太史」、「博士」所藏之書可稱「外書」，「延閣、廣內、秘室」所藏之書可稱「內書」。但《晏子》既有「中書」，又有「太史書」，當是有「內」有「外」，但《晏子敘錄》仍稱「中外書」，而不稱「內外書」。《管子》亦有「中書」與「太史書」，其《敘錄》仍然不稱「內外書」而稱「中外書」。則劉歆所謂「內」、「外」之別，不可與其父劉向之「中」、「外」之分相混。又，《漢書．藝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顏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耳。」（《漢書》卷三十，第1704頁）顏氏所謂「天子之書」以及「言中以別於外」，義較含混，可作兩種理解：一，「中」既可能是僅指劉歆所言之「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所藏之書；二，相對私家藏書而言，「中」也可能是兼指劉歆所言之「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與「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所藏之書。也因此，「言中以別於外」之「外」，也就有相應的不同理解：一是指劉歆所說的「外則有」云云之「外」；二是指劉歆所謂「內則有」、「外則有」云云之外的一切非皇家及官府所藏而為私家所藏之書，如「臣向書」、「臣富參書」之類。但無論哪種理解，劉向皆以「中」與「外」相對，而不以「內」與「外」相對，則皎然明白，無須置辨。因此，即使《晏子敘錄》有「向書」、「參書」，《管子敘錄》有「太中大夫卜圭書」、「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也皆不以「內」「外」對舉，而直云「中外書」。且二篇《敘錄》亦有「中書」與「太史書」，仍不以「內」「外」相對而言「中外書」。奈何今存《列子書錄》獨以「內」「外」對舉而稱「內外書」耶？〔朔雪寒駁：所以《列子》是一本偽書竟然是因為劉向寫的序把中寫成了外？常識在哪裡？連一點邏輯水平都沒有卻說要用嚴密的邏輯來考證！可笑至極！〕

　　筆者嘗夷考《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別無稱「中書」為「內書」者，更不見稱「中秘書」為「內秘書」之例。常語亦絕無「內書」一說，有之，則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所作之書庶可當之，然亦有辨焉。《漢書．淮南厲王劉長傳》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所作之書，初有「內書」、「外書」，又有「中篇」之號。又，高誘《淮南子敘目》云：

　　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12）〔朔雪寒駁：劉安自己寫的書自己分內外，試問跟莊子自己分內外雜，跟晏子分內外有何區別？最重要的是這都是作者自己分的，究竟跟校書者有何關係？把兩種毫不相干的東西硬扯到一塊，確實是非置列子於死地不可了！〕

　　考《漢志．諸子略》「雜家類」著錄「《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又於《數術略》「天文類」著錄「《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言《雜子星》，而《志》又未註明「神仙黃白之術」。所謂《志》之「《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是否即《傳》之「《中篇》八卷」離析而成，不得而知，姑無論。然《志》之「《淮南內》二十一篇」、即《傳》之「《內書》二十一篇」當屬無疑。而《志》之「《淮南外》三十三篇」，當是以《傳》所謂「甚眾」之《外書》編定而成。至於高誘所言「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或者因《志》之《淮南外》三十三篇已亡，後漢人又稱《志》之「《淮南雜子星》十九卷」為《淮南外篇》。然此事未易知，且與本文所論之問題無關，毋庸滋蔓。

　　要之，由《漢書》之相關《傳》、《志》而論，所謂「內書」與「外書」之名，初立於劉安。〔朔雪寒駁：所以本文作者懂得舉《晏子春秋》、《莊子》來打《列子》，卻不知道這些書的篇章有內外之分？這什麼水準？而且劉安的內外也是自己書的分法，跟劉向指明校對的書、版本的來源根本就是兩回事！這裡居然可以硬扯成同樣的東西？簡直胡說八道，莫名其妙！〕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且以「內」、「外」相區別，亦是沿用劉安之舊稱。唐人顏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倘若顏氏所解，符合劉安及劉向用名之本意，則此之所謂「內」、「外」，與《列子書錄》之所謂「內」、「外」，其概念之內涵乃風馬牛不相及。倘若今存《列子書錄》果出劉向之手，不應在「內」、「外」概念的使用上自亂其例，而有「內外書凡若干篇」之說。〔朔雪寒駁：把別人著作分內外篇，跟校對者把來源分內外，亂七八糟的扯到一塊相提並論，是誰在自亂其例？〕

　　有此二疑，足以判定今傳《列子書錄》出於偽托，決非劉向手筆。或者主真者認為，此「內」字乃「中」字之訛（事實上不可能），〔朔雪寒駁：古籍訛誤乃正常普遍之現象，試問如何不可能？證據何在？遑論，上面已經說了「中者，天子之書也。」、「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且劉向明言：「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既然如此，何以內不能有此書？而非得只能中有此書？這算什麼偽跡？〕不足以定論，然則《列子書錄》之偽跡猶不止此。

四、由《列子書錄》與《列子》文本相牴牾，知今傳《列子》必為偽書〔朔雪寒駁：如前所言，這個說法更荒唐可笑！一個懂得偽造《列子》的人，在偽造一篇劉向的序時居然會與《列子》本文產生「牴牾」，這偽造者的能力這麼低？還能偽造出這麼複雜的書？〕

　　劉向校書，去其重複，定著篇章之後，便是校正訛脫，繕寫定本。這是劉向校書必經且必有之程序，否則校書目的何在？校正脫文者，如《漢志》「易類」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書類」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皆校定脫文之例。

　　至於校正訛文誤字者，今傳《晏子敘錄》及《戰國策敘錄》皆有其例。為敘述簡明起見，先由《戰國策敘錄》入手，探明劉向正訛文例。其文曰：

　　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其事繼春秋以後，迄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13）

　　「以『趙』為『肖』，以『齊』為『立』」，意即「趙」字脫去「走」字，而成「肖」字，「齊」字訛脫下半，而成「立」字。據此，則劉向《敘錄》「以某字為某字」之校誤文法，即「以」字領起者為正字，「為」字領起者乃訛誤字。〔朔雪寒駁：劉向的前文有明說「本字多誤脫為半字」，沒有這個前提，誰知哪一個是本字？因為有了這個前提，因此「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才能理解所謂的本字是指「趙、齊」（本字）而誤字是「肖、立」（半字）！讀為「把趙寫成肖、把齊寫成立」！否則，按照一般讀法或讀出相反的意思！更甚者，可以合理推論，這句話已經被後人所竄改，實際上正應作「以『肖』為『趙』，以『立』為」『齊』。〕〕又，《晏子敘錄》曰：

　　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第49頁）

　　清人孫星衍曰：「『夭』『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為『乂』。『章』疑即《問下》『其竜久乎』『竜』字也，當為長久。」（同上書，第51頁）孫氏言「形相近」、「聲相近」之致誤原由，或可有當。但孫氏對《敘錄》正、誤字的理解，卻大悖劉向原旨。〔朔雪寒駁：以Ｘ為Ｙ，就是把Ｘ當作Ｙ的意思！《戰國策敘錄》指出的是「本字多誤脫為半字」的情況，因此讀為「把Ｘ（本字）寫成了Ｙ（半字、誤字）」！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以Ｘ為Ｙ」只能解為「把Ｘ當作Ｙ（來寫）」的意思！〕據《戰國策敘錄》之校誤文法，「以」字領起者為正字，「為」字領起者乃訛誤字，則「夭」、「又」、「先」、「章」皆為正字；「芳」、「備」、「牛」、「長」皆為誤字。司馬遷《報任安書》「太史公先馬走」今本作「太史公牛馬走」，即以「先」為「牛」之證。（14）〔朔雪寒駁：所以司馬遷《報任安書》的錯字到底跟劉向校書有什麼關係？這不是莫名其妙嗎？難不成筆者今天舉出另外一則，以「夭」為「芳」、以「又」為「備」等等案例，就能把整個文言文的正常語法再次返正嗎？豈不可笑！譬如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一堆以「勺」為「趙」的寫法，「勺、肖、趙」都是通假關係！且「先、牛」本來就是形體相近才容易發生錯誤的，司馬遷的例子只是再次證明了這兩個字容易相混罷了！到底關劉向校書的論述邏輯什麼事情？〕然而孫氏謂「章」即《問下》「晉叔向問齊國若何……第十七」之「況日不悛，其竜久乎」之「竜」字，以為「其竜久乎」乃「其長久乎」之誤。事實上，「其竜久乎」，《左傳》昭公三年作「其能久乎」。因「能」字訛為「龍」字，「龍」字俗體又寫作「竜」，故「能」字幾經訛變而為「竜」字（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第273頁）。是「竜」、「章」實非一字，孫氏以今傳《晏子》之「竜」字當劉向《敘錄》之「章」字，與劉向《敘錄》正、誤之字恰為顛倒，乃孫氏失檢也。〔朔雪寒駁：顛倒的從來都是疑古派，劉向《戰國策敘錄》有指明前提「本字多誤脫為半字」，才能把前者當成正字、本字，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描述，按照一般語法規則去讀，後者才是本字！甚至如上所言，可以合理推論，劉向這句校語已經被後代的淺人所改，才成了今日的樣貌！〕

　　然而，孫氏這一誤解，非同小可，它關係到劉向校書的基本程序及其學術質量。「謹頗略椾」之「椾」，即「箋」之異文。《說文》：「箋，表識書也。」《玉篇》「椾」（木字在下，字形為上下結構）曰：「子田切，古文牋字。」是「椾」、「牋」、「箋」，字異而音義不殊（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引孫星衍說，第51頁）「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大意是說，「中書」《晏子》，「夭」字誤寫為「芳」，「先」字訛脫為「牛」等等，這類訛誤之字甚多，皆一一略加箋識，作了更正標記，且備以抄寫的空白竹簡亦已「殺青」，可以繕寫謄正了。因此，校正訛脫，繕寫定本，是劉氏校書的題中應有之義。倘若按孫星衍氏的誤解，則今傳《晏子春秋》仍然保留著劉向業已出校的誤字，則劉向校書何為耶？抑或「寫書之官」失職耶？尤其是《敘錄》中特別提點箋識之誤字，猶仍而不改，豈有此理！〔朔雪寒駁：這種無知說法，讓人看了剖腹大笑，劉向所校書並不等於今日流傳之書，也有劉向所校書已經在歷代書厄中散失而只有流傳於民間的版本繼續流傳，這也是歷代新政府要向民間求書的根本原因之一！皇家藏書被毀，自然得去民間搜索。這也就表示民間一直有書！書不總是都只鎖在皇家圖書館，這本是常識！連秦始皇都不能焚盡天下書，遑論其餘！結果兩位疑古派作者顯然連這點基本的常識認知都沒有！拿非劉向校對過的書來質疑書不是真的！豈不可笑！確實是可悲到豈有此理！〕

　　今存《列子書錄》亦有與《戰國策敘錄》及《晏子敘錄》之校正訛誤、繕寫定本之意相類似的敘述。其文曰：「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這段文字，偽跡多端。其一，「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承「定著八篇」之後，語義含混，意旨不明。（15）「中書多，外書少」是校定之前，還是校定之後？以「章亂布在諸篇中」觀之，則是校定之前。然上文又明言「中書」五篇，「外書」共計十五篇，則「中書多，外書少」為校定之前，顯與事實不符。倘若指「定著八篇」之後，何以又「章亂布在諸篇中」？其語義含混，邏輯混亂，豈是出自劉向之手！〔朔雪寒駁：所以把劉向的序亂讀一通，就能把序打成假的，也是不簡單的操作！劉向序前後文為：「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則中書是五篇，內外書是二十篇，則外書總共有十五篇？未必！因為中書是天子之書，而內書包含了天子之書與皇家圖書館館藏之書，外書是兩者以外的書。那麼為什麼說「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因為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試問還剩幾篇？答案是八篇！而中書是天子之書，其自有的五篇不重複，因此是「中書多」，既然總數只有八篇，中書就佔了五篇，剩下的三篇自然是中書以外的書所有，自然是「外書少」了！三篇比五篇少，這是基本的算術常識啊！所以疑古派究竟想要表達什麼？表達自己因為看不懂整段話所以把自己看不懂的東西用來攻擊原始作者與文本？豈不可悲！〕

　　其二，既云「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又云「及在新書有棧」，「棧」即「箋」，是「定著八篇」之後，其誤字皆已箋識表出。又，「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則校讎中所箋識表記之誤字，在「新書」校定繕寫之後，勢必盡行抄正，俾書可讀，這是校定古書的終極目的。〔朔雪寒駁：所以這是不准劉向等人偶一漏失了？只要漏了一兩個字，就能打成偽書了？須知，通假字、誤字的判定並不容易！如果劉向沒有把握或漏看，請問今本就算是劉向所校書如何不能保留這些字？這不是常識嗎？疑古派的常識在哪裡？〕余嘉錫曰：「謂之『已定』，則於其誤字，已徑據別本刊定之矣。此阮孝緒所謂『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也』。」（16）然而，今本《列子》「以盡為進」之字，仍然未加刊正。（17）劉氏既明言「字誤」，且「及在新書有棧」，當於「殺青」「繕寫」之際，刊而正之，清除殆盡，不復存者。〔朔雪寒駁：這種把校對的理想狀態跟實際狀況混為一談，甚至以此論定真偽，只能是荒唐無知的表現！〕今本《戰國策》仍有「以趙為肖，以齊為立」之字耶？抑《晏子春秋》仍存「以夭為芳，以先為牛」之誤耶？此必不然之事也。然則「以盡為進」，《書錄》既指為「字誤」，《列子》之文又仍而不改，欺漢帝耶，欺後世耶？〔朔雪寒駁：所以這麼簡單的邏輯，就疑古派知道？疑古派所苦心經營出來的偽造者居然不知？豈不可笑！且《列子》中沒改的恰恰不是「以盡為進」，而是「以進為盡」的例子！既是通假現象中常見的現象也是劉向所忽略的另一面！〕

　　其三，「以盡為進」，學者或以為古音通假，唐人殷敬順《釋文》曰「進音盡」，即是其例。但通假歸通假，字誤歸字誤，兩個術語，涵義完全不同，不可隨意混用。〔朔雪寒駁：通假本分有意識與無意識的情況，無意識的情況跟寫錯別字絕無不同！只是一個是基於字音，而通常所謂誤字區別於通假主要以形誤為主！通假字說穿了仍是錯別字！通假字可以說是侷限於先秦甚至西漢的音近誤字，西漢（上承先秦）以後的不叫做通假而只能歸類為音近而誤！因為聲韻系統已經產生了變化，且文字的規範化作業也已經完成！兩位作者連這點訓詁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究竟在這邊賣弄什麼下限？以至於能進研究中心寫這種荒謬透頂的謬論，也是令筆者難以想像的事情！不過有台灣中研院弄虛作假的疑古派，相比之下，這兩位的症狀還算輕微的了！〕如果「盡」「進」屬於通假，便不可指為「字誤」；既是「字誤」，便不是通假。〔朔雪寒駁：可悲的無知的胡說八道！〕事實上，劉氏校書，止「辨其訛謬」，不涉通假。劉氏博極群書，在通假字仍然大量使用的西漢之世，不知通假與「字誤」之辨，將通假指為「字誤」，豈其然乎？然則劉向於《書錄》既已指為「字誤」，於《列子》之文又以為通假而不改，劉氏蠢耶？抑作偽者蠢耶？〔朔雪寒駁：從頭到尾蠢的都是疑古派！而非公案涉及的古人！如列子、劉向、張湛！〕

　　其四，「以賢為形」之「誤」，尤其不倫不類，荒唐可笑。如前所論，劉向《敘錄》「以某字為某字」之校誤文法，「以」字領起者為正字，「為」字領起者乃訛誤字。則「賢」為正字，「形」為誤字，即該作「賢」者，誤寫作「形」。考今本《列子》，全書「形」字凡七十五見，而為「賢」字之誤者，未見一例。這是否意味著，劉向校定繕寫之後，誤寫之「形」悉數更而正之，今已不復有存例可見？然而，答案是否定的。繕寫者不可能盡改「形」字之誤，而不改「進」字之誤。〔朔雪寒駁：這種說法符合常識嗎？去問問幼稚園小朋友符合常識嗎？可悲！校書有個判定問題，也有漏失問題，無法判定或漏失了都可能導致所謂的錯字得不到更正！這是常識以及客觀現象啊！哪怕只要看過王念孫或任何一個搞過校對古籍的人的著作都能知道的事情，兩位作者居然對此毫無半點認知！〕

　　為查明真相，筆者對今本《列子》「賢」字用法，作了窮盡性審查。全書「賢」字凡三十四見，皆為「賢愚」之「賢」，僅《天瑞篇》「鍾賢世」之「賢」用法奇怪。先錄原文：

　　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18）張湛註：「鍾賢世宜言重形生。」殷敬順《釋文》本「鍾」作「種」，且曰：「種賢世音重形生。」張氏曰「宜言」，殷氏曰「音」，是張氏以字誤為說，殷氏以通假為解。事實上，與「以盡為進」一樣，以「形」為「賢」，既非嚴格意義上的「字誤」，亦非常見之古音通假，而是造偽者企圖模古仿真，故意將「重形生」寫作「鍾賢世」。〔朔雪寒駁：奇怪的是，疑古派根本就沒有訓詁學水平，不懂什麼叫做通假字，卻一直在賣弄自己的無知！把那些確實存在的通假案例說成是偽造者自創的！偽造者蠢成這樣？懂得抄鄭玄的還要自創幹嘛？說穿了，無非是疑古派奇蠢無比，迫不及待的想以此成名的無知想像罷了！〕此類彆扭奇怪的用字，今本《列子》中，為數甚夥〔朔雪寒駁：這句話正暴露了疑古派對於通假與訓詁無知透頂的一面！〕，姑置無論。所可注意者，依張湛注「鍾賢世宜言重形生」，則此「賢」字即可視為「形」字之誤。果其如此，則劉向「以某字為某字」的校誤文法，在《列子敘錄》本身便為例不純，自相矛盾。〔朔雪寒駁：所謂通假，不是只能甲通乙，乙就不能通甲了！這不是訓詁學常識嗎？沒有常識，是在這邊賣弄什麼呢？豈不可笑！既然賢能通形、形就能通賢，而且這種通假的例子如此特殊，卻存在於同一本書，恰恰是其具有某種語言特徵的有力證據之一！譬如鄭國方言、楚國流域方言發音等等！〕因為上句「以盡為進」，「盡」為正字，「進」為誤字，與《戰國策敘錄》及《晏子敘錄》文例一律，亦與《列子》文本相符；而下句「以賢為形」，對照《列子》文本，則文例恰為顛倒，乃以「形」為正字，以「賢」為誤字。劉向的學術水平如此低劣，以至起碼的邏輯分類都鬧出笑話，豈可校書中秘！事實已不言自明，造偽者之所以鬧出這種自亂其例、自相矛盾的笑柄，就在於不明劉向《敘錄》之校誤文法，終於露了狐狸的尾巴。〔朔雪寒駁：疑古派的學術水平如此低劣都能進中研院等研究中心從事謬論論文寫作了，劉向不能任校書中秘？是何道理？須知柳宗元這個疑古派始祖，就曾擔任過校書郎一職！請問他的邏輯能力好嗎？答案是極差無比！而且這裡兩位作者又自己打自己的臉了，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的無知、缺乏文言文解讀的正確方式，一方面又質疑《列子》全書「以賢為形」的「賢」（正字）沒有完全更正為「形」（誤字），但實際上又找不出任何「以賢為形」（顛倒了正誤關係）的例子，卻找出了「以賢為形」的漏失例子，然後還自鳴得意以為撿到了槍，把通假、誤字進行混淆，又把正字、誤字進行混淆。然後說作偽者「終於露了狐狸的尾巴」，這種無知當高明的手法，在錢鍾書、張永言的謬論裡已經看到過了！程度更差的，表現出如此荒謬的行為，不足為奇！〕

　　因造偽者不明劉向校書箋訛誤、定繕寫之通例，以通假字為誤字，故今本《列子》中生造了許多非驢非馬、別彆扭扭、奇奇怪怪、半通不通的用字，以照應《列子書錄》之所謂「如此者眾」。（19）又因造偽者不知劉向「以某字為某字」之校誤文法，故《列子書錄》謂「以賢為形」，今本《列子》卻不誤「形」字而誤「賢」字。而且，更有甚者，今本《列子》竟有二字互「訛」之例！如「淫」字與「深」字的彼此互「訛」，即是其例。茲臚列其文，以資比勘：〔朔雪寒駁：彼此互「訛」，乃是古籍常見通假現象！在《列子》中至少有兩組大量互訛的例子，也即「淫、深」、「進、盡」！由於量大，不符常態！但卻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某一代抄書者搞混了兩個字的寫法！〕

　　（一）《黃帝篇》：「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張湛註：「淫當作深。」殷敬順《釋文》：「淫音深。」

　　（二）《黃帝篇》：「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張湛註：「深當作淫。」殷敬順《釋文》：「深音淫。」

　　（三）《黃帝篇》：「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釋文》：「淫音深。」

　　（四）《仲尼篇》：「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引者按：此「淫」亦當讀「深」。張湛、殷敬順皆未註明）

　　除上引四條之外，《周穆王篇》「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殷敬順《釋文》本「深」作「淫」，故曰「淫音深」。因此條有異文，故不之及。以劉向校誤文法言之，例（一）、（三）、（四）三條，是「以深為淫」；而例（二）一條，當為「以淫為深」。兩種校誤敘述方式，在劉向是截然有別而不相混的，但在偽作《列子》及《列子書錄》者看來，似乎「以深為淫」與「以淫為深」沒有任何區別。由此可見，今傳《列子書錄》「以盡為進，以賢為形」之分類既已自亂，今本《列子》「字誤」之例，當然就免不了夾雜！〔朔雪寒駁：結果常見的通假現象，在疑古派的無知操作之下全成了偽造的證據！學界是不是沒人了？這什麼爛東西都能拿出來丟人現眼？而且更荒謬的是，就算這個序不是劉向寫的，那麼也必然產生在《列子》之後，請問偽造者沒有深入研究過內文，他怎麼寫出這種東西？可是如果他深入研究過內文，他又怎麼可能犯下兩位作者因為自己的無知所幻想出來的錯誤？更有甚者，如果偽造序的人也偽造了《列子》，這個所謂的偽造者搞出了這麼多互換的例子，他自己還能忘了？豈不可笑！〕

　　然而，如果仔細推敲，則《列子書錄》與《列子》其書的「字誤」之例，其安排十分「巧妙」。《列子》與《列子書錄》皆「以盡為進」，是正例；《列子書錄》「以賢為形」，而《列子》其書則「以形為賢」，是反例；而書中「淫」字與「深」字互訛，則是兼跨正反兩例，以照應《列子書錄》自相矛盾的「字誤」表述。可見造偽者之用心確乎良苦矣！造偽者以《列子》之書與《列子書錄》如此相互串通，沆瀣一氣，企圖炫人眼目，混淆視聽，自以為天衣無縫，無懈可擊。殊不知劉向校書有其通例，校誤亦有文法，因而顧此失彼，破綻百出；弄巧成拙，欲蓋彌彰！〔朔雪寒駁：跟錢鍾書、張永言賣弄自己的無知一樣，令人啞然失笑！〕

　　見存《列子書錄》與今本《列子》之間的矛盾，使得以今本《列子》為真書的考辨者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首先，如果確認今本《列子》為真書，則今存劉向《列子書錄》便自亂其例，自相矛盾，必為偽作。〔朔雪寒駁：完全忽略後人竄改劉向註的可能性！而且這個可能性從文言文語法的角度來看，是最大的！〕如果承認見存劉向《列子書錄》是偽書，又附今本《列子》而行於世，則今本《列子》又決不能是真書。道理非常簡單，倘若今本《列子》為真書，則偽造劉向《列子書錄》便毫無意義。不知今之考辨《列子》為真書的先生們如何解決這一無法穿越的悖論？其次，倘若否認今存《列子書錄》是偽書，且以為其文例統一，則今本《列子》亦為偽書。因偽造《列子》者不明劉向《敘錄》「以某字為某字」之校誤文法，犯了孫星衍同樣的錯誤，從而導致了《列子》之書與《列子書錄》的矛盾。因此，由見存《列子書錄》與今傳《列子》的齟齬矛盾可知，無論見存《列子書錄》是否真書，今本《列子》必為偽書！〔朔雪寒駁：連基本邏輯水平都沒有，這種垃圾謬論，幼稚園就能寫出來！不需要上到大學、當到教授！誠心建議兩位作者去修邏輯學再來看看自己當初怎麼會說出如此愚蠢、毫無水準的話！〕

　　五、餘論

　　當然，裁定今存劉向《列子書錄》為偽書，還必須穿越最後一道屏障。考辨《列子》為真書者可能難之曰：「劉向《別錄》著錄於《隋書．經籍志》，是唐初尚存其書，如果今傳《列子書錄》為晉人偽托，這偽托之《列子書錄》，如何能塞進劉向《別錄》一書？」事實上，這種質疑的基本前提，是必須保證劉向所作《敘錄》全部收入《別錄》而無一逸出《別錄》之外。〔朔雪寒駁：筆者很難理解為何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智商不足？〕倘若劉向《敘錄》有逸出《別錄》之外者，則偽造一篇《別錄》沒有的《列子書錄》，又何從質正曰「此非劉氏之書」？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誰也無法肯定劉向所作《敘錄》全部收入《別錄》而無一逸出《別錄》之外。《管子》、《晏子》、《荀子》、《戰國策》諸《錄》得以倖存於今者，以其附書而行。此附書而行諸《錄》，是否有《別錄》未收者，亦不能確證。《史記．管晏列傳》劉宋裴駰《集解》所引《別錄》之語，皆見於今附書而行之《管》、《晏》、《敘錄》。而裴氏所引，乃出自《別錄》一書，抑或出自附書而行的劉向《敘錄》亦稱之為《別錄》，仍然不得而知。因此，在無法確證劉向所作《敘錄》是否全部收入《別錄》一書的前提下，肯定劉向《別錄》中必有《列子書錄》，未免想當然。其實，最能說明問題的，仍然是見存《列子書錄》本身，因為在《別錄》未亡以前，見存《列子書錄》即已偽造行世，竟然沒有招致《別錄》未收的質疑，則劉向《敘錄》必有逸出《別錄》之外者當無可疑。〔朔雪寒駁：疑古派要想證明劉向序沒有這一篇、這一篇是假的，是要提出像樣的證據的！而不是想當然爾的「胡說八道」！講一些莫名其妙、毫無邏輯因果關係的垃圾話！這裡連基本邏輯水平都沒有，筆者也懶得再一一指出其不合邏輯的無知之處！〕

　　到此為止，今傳《列子書錄》與《列子》一書皆為偽書，遂成鐵案。〔朔雪寒駁：連基本邏輯、訓詁水平、解讀文言文的能力都沒有，卻在這邊說鐵案！真的可笑啊！大抵這種鐵證之說，充斥於眾多疑古派的無知謬論之中，簡直俯拾即是！這就是無知所導致的狂妄！〕因此，主偽者先前的一切論據與論證，在本文所論的前提之下，不僅均能生效，且皆可成為本文旁證，而尤以漢語史的論證材料最為有力！（20）〔朔雪寒駁：張永言的謬論請見張永言一節反駁！無知的人只能吸引無知的人！毫無可疑！〕至於見存《列子書錄》與今傳《列子》八篇何人作偽，楊伯峻認為「此書偽作於張湛以前，張湛或者也是上當受騙者之一」；理由是「張湛注《列子》，有的地方說『未詳其義』，有的簡直註釋錯了」（楊伯峻：《列子集釋．前言》，第3頁）。然楊氏可謂僅知二五，不知一十。按之造偽史的通例，〔朔雪寒駁：能不能解釋一下怎麼得出所謂的通例？隨隨便便就來一個通例？就算按照疑古派的謬論把幾乎所有先秦諸子都打成了假書，請問除了以下要舉出或說誣陷的王肅還有誰這麼搞？而且明明看過馬達關於張湛父親以及其《列子》版本的詳細介紹，在這裡居然可以完全予以忽視！疑古派所謂的考證大抵就是這種蔑視所有反對者提出的有力證據，在這邊用自己的無知自說自話的可悲操作！〕造偽者往往就是偽作的積極傳播者，因此張湛決脫不了干係。張湛自作自注，然後又故意布設迷陣，聲東擊西，轉移讀者視線，這正是張湛比王肅高明之處。楊氏為造偽者張湛開脫，則「受騙者」正是楊氏自己，而不是張湛。由此亦可見，張氏的障眼法確乎有效，能使楊氏與「另一部分人」上當。

 

　　註釋：

　　①主偽派的代表性觀點可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附錄《辨偽文字輯略》。主真派的代表性觀點可參看嚴靈峰《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及馬達《列子真偽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單篇論文，主偽派有季羨林《列子與佛典》（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人民出版社，1957年），陳連慶《列子與佛經的因襲關係》（載《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主真派有岑仲勉《列子非晉人偽作》（收入氏著《兩週文史論叢》，中華書局，2004年）及許抗生《列子考辨》（載《道家文化研究》第1輯）等。以下論述，涉及諸家之說，引文俱出自上揭書籍與論文，不另出注。

　　②參見劉禾《從語言的運用上看〈列子〉是偽書的補證》，《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1980年3期。又，張永言《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寫時代》（氏著《語文學論集》，語文出版社，1995年）一文，列舉今存《列子》中大量使用晚漢魏晉以降之新詞新義，以證今存《列子》為東晉張湛所造之偽書。

　　③許抗生：《列子考辨》，《道家文化研究》第1輯，第354頁。

　　④參見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48—49頁。

　　⑤班固：《漢書》卷三十，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1頁。

　　⑥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1962年，第49頁。

　　⑦袁珂：《山海經校注》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7頁。

　　⑧戴望：《管子校正》，上海書店《諸子集成》本，第2頁。

　　⑨劉向：《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5頁。

　　⑩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第557頁。

　　（11）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第277頁。

　　（12）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第2頁。

　　（13）劉向：《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5頁。

　　（14）說見高步瀛：《兩漢文舉要》，中華書局，1990年，第89頁。

　　（15）近人岑仲勉《列子非晉人偽作》讀為「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文不成義。〔朔雪寒駁：這種讀法確實不通！但劉向序明言「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已經指明有所謂中書、外書，而本文作者居然還可以睜眼說瞎話！確實不簡單！〕

　　（16）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1頁。

　　（17）如《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註：「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殷敬順《釋文》：「進音盡，下同。」《黃帝篇》：「竭聰明，進智力。」殷敬順《釋文》：「進音盡。」《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乗風而歸。」殷敬順《釋文》：「進音盡，下同。」《仲尼篇》：「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殷敬順《釋文》：「進音盡。」《仲尼篇》：「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殷敬順《釋文》：「進音盡。」《楊朱篇》：「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殷敬順《釋文》：「進音盡。」皆「以盡為進」之「字誤」，今仍而不改。〔朔雪寒駁：「以盡為進」是用「盡」當成了「進」的意思，也就是說「進」才是正字，而這裡所舉的例子卻是「以進為盡」，正相反，且是劉向所未曾留意到的情況！正與《列子》一書仍有「淫、深」互訛的情況一致，只是「以盡為進」的情況已經都被改正了，但「以進為盡」則沒有！合理推論，張湛、殷敬順之所以能想到「進」當作「盡」也當是受到了劉向序的啟發，如果沒有劉向序，兩人未必能輕易破讀！因為「盡、進」通假的例子，古籍雖有其他例子（參考〈盡→進〉一節！）卻並不多見，張湛、殷敬順未必能看到相關例子，但劉向的序是研究者容易看到的！如果按照本文作者所說「以Ｘ為Ｙ」Ｘ是正字，Ｙ是誤字，那麼這種說法豈不正與「以進為盡」相合？這是什麼意思呢？顯然這表示作者自己打臉而不自知，一方面要扯序的偽造者誤解其他劉向序的「正確」解讀，但遇到這種「以盡為進」已經被改正而僅剩「以進為盡」的例子就不說話了！不是扯「以賢為形」賢是正字而偽造《列子》者誤解？怎麼「以盡為進」卻只剩下「以進為盡」，就不說了呢？如果按照其邏輯，既然今本中確實沒有「以盡為進」而只剩下「以進為盡」，但序文卻說「以盡為進」，試問所謂的偽造者哪裡弄錯？而實際上這根本就是一堆無知的謬論！起因就是本文作者對於通假現象的無知，以及對於文言文解讀的無知罷了！〕

　　（18）楊伯峻：《列子集釋》卷一，中華書局，1979年，第27—28頁。

　　（19）錢鍾書曰：「《列子》一書用字，每同聲通假，羌無故實，度越常理，此兩例是也（即《天瑞》『鍾賢世』及『終進乎不知也』）。他如同篇之『仞而有之』及《周穆王》之『夢仞人鹿』，借『仞』為『認』；《黃帝》之『口所偏肥』，借『肥』為『非』，『姬將語汝』、『姬魚語汝』，借『姬』、『魚』為『居』、『予』，『二者亦知』，借『亦』為『易』，『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借『庚』為『更』，『狀不必童而智童』，借『童』為『同』；《周穆王》之『述之郵者』、『幾虛語哉』，《楊朱》之『清之郵，貞之郵』，借『郵』、『幾』為『尤』、『豈』；《湯問》之『行假念死乎』，借『行假』為『何暇』。幾類『枇杷』作『琵琶』、『花椒生薑』作『花菽生江』等笑柄。《楊朱》之『為欲盡一生之歡』，『究其所以放於盡』，《仲尼》之『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則又書『盡』、『更』本字。」（《管錐編》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473頁）按錢氏所列，皆作偽者「向壁虛造」之用字，以照應《書錄》「如此者眾」而已。〔朔雪寒駁：錢鍾書毫無訓詁學水平的論述被當成了證據來看待，足證從錢鍾書開始、張永言，乃至本文的作者完全沒有訓詁學應有的水平！〕

　　（20）張永言《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寫時代》一文，從詞彙發展史論定今本《列子》為張湛偽作，乃不易之論。〔朔雪寒駁：張永言連訓詁學常識都沒有的謬論，居然在這裡被當成了「不易之論」，簡直荒唐可笑！可見疑古派的無知確實具有群聚效應！〕

 

朔雪寒駁

　　這種無知謬論，混亂的邏輯論述，確實很浪費大家時間！可是不把這種無知謬論的荒誕再次總結！估計很多知識分子仍然容易假裝看不懂！這種例子筆者數十年來看過太多了！有些讀到碩士、博士連基本的邏輯素養都沒有，無怪乎疑古派還能成為當前學界的主流共識！

　　關於兩位作者的無知荒誕操作，整理如下：

　　一、首先本書企圖利用劉向序的假來證明《列子》的假，這在邏輯上根本就無法成立！因為劉向序的真假與《列子》的真假是兩個獨立的命題！如果不知道什麼叫做獨立的命題，誠心建議兩位作者去大學選修一門邏輯課，或者去書店買一本邏輯學基礎來看一下！既然從根本上這篇論文就無法成立，其他的也就不用多說！可是我們仍不得不多說幾句，因為這篇論文實在太荒謬了！

　　二、兩位作者企圖證明劉向「中外、內外」的說法有別，但所舉的例子不是疑古派同行打為偽造的書以及劉向序，就是體例相差甚遠的例子！譬如《晏子春秋》（內外篇之外還分上下，上下之內各分章獨立）、《列子》（列子註，八篇，無內外之分！）與《戰國策》（劉向編）。甚至於把劉安著作的內外篇跟劉向校書用來區分書籍的來源的內外分法混為一談，請問劉安自己著作的內外分法到底跟劉向說明書籍來源的內外分法有什麼相關性，簡直莫名其妙！然後所舉的劉向序也就以上幾篇，不跟大家講其他的例子如何，譬如與《列子》有絕對相關性的《關尹子》，一樣一句偽造的就帶過去了！以下，筆者就將目前可見的大多數劉向序條列如下：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複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俊之士為其家臣。

　　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茍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

　　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

　　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

　　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

　　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敘，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為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為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為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酬答，卒以不遇。可為酸鼻。

　　謹日錄。臣向昧死上。

 

〈鄧子序〉：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冩也。

　　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歂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

　　謹上。

 

〈管子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己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谷，以為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侈。

　　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晏子敘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愉，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鐘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禦觀，謹第錄。

　　臣向昧死上。（《晏子》宋刻本）

 

〈關尹子書錄〉：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

　　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

　　臣向昧死上。

　　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列子書錄〉：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

　　臣向昧死上。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列子》宋刻本）

 

〈荀子敘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箸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

　　孫卿，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人或謂春申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説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説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子、芊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

　　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

　　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録。」

 

　　首先，劉向的序、書錄，作為書籍的一部份內容，它在流傳的過程中便不可避免的會發生訛變（此乃一般現象）甚至遭到竄改（如《《關尹子》公案徹底終結》提到的葛洪序），那麼劉向原始的用字就不可能百分之百與當今的任一版本相同，也是合理的推論！其次，從以上的序可以看出，在架構上，劉向都是先交代了書籍版本的來源、有哪些狀況（錯字、篇數不合）、做了哪些操作（刪除重複、校對），接著對作者的生平展開介紹！最後介紹這本書主要在講些什麼，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最終有上書日期，沒有上書日期的可以合理推論是在流傳過程中被刪除或脫漏了！而這幾篇序在架構上，除缺日期的以外，都是一樣的！要錯幾個字很容易，要恰好把整個架構的某一部分內容都遺失，除非是刻意刪除，否則不容易在自然的流傳過程中發生！

　　其次，《晏子春秋》書錄說：「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列子》書錄說：「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其「以Ｘ為Ｙ」的論述一致，其「如此類者多、如此者眾」，用字不同而意思相同！在這點上兩者也是一致的。而本文作者卻想要違背漢語語法解讀規則，居然要把「以Ｘ為Ｙ」的Ｘ曲解為正確的字、Ｙ曲解為錯誤的字，且本文作者舉出的證據居然不是劉向所校所陳述的書如《晏子春秋》，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司馬遷《報任安書》的誤字之例，試問這跟劉向的體例有什麼相關性？要證明「以Ｘ為Ｙ」不是「用Ｘ當Ｙ」，而是「以正字為誤字」這種莫名其妙不合語法、語意的說法，應該拿《晏子春秋》或《戰國策》的實際案例當例子！查今本《晏子春秋》僅〈晏子春秋．外篇上．七〉：「所以夭昏孤疾者」有「夭」字，無「芳」字，明顯今本已非全本。「先、牛」例子皆多，但上下文合讀容易判斷而不容易誤讀，如「先君、先王、先聖、先人、先生」、「牛山」，又如「先亡、先後」都容易判斷，也容易改正！今本無相關誤字很正常。「又、備」皆有，「備」字僅四見，「又」字當副詞都是容易判定之誤！「章、長」皆有，「章」字都與「弦章、章華之臺、文章」相關，「長」字用法複雜，但皆有前後文可資判斷，如「長幼、君長、長短」之長。也就是說如果抄錄者把「長」寫成「章」，由於前後語境都是容易判定的，因此也就容易改正！綜合而言，凡此諸字今本皆已更正，但其前提正在於這些字都容易藉由上下文進行正確性的判定！與《列子》至今仍留存的錯誤不同！如「鍾賢世」難以想到是「重形生」的複雜錯誤，這種錯誤本不容易更正，即使今本仍留存，實屬正常，且正因有這種漏網之魚，更印證了劉向所說的文字訛誤狀況確實存在！至於例子較多的「以『盡』為『進』」，張湛以此聯想到許多「進」實為「盡」之誤，猶如將「賢」聯想到「形」一樣！因此本文作者舉出的沒有改正的錯誤，其實根本僅剩難以判讀的「鍾賢世」，因為「以『盡』為『進』」已經改正，所剩的其實是「以『進』為『盡』」這個被劉向所忽視的現象！而張湛也只破讀了其中一個，剩下的都是唐朝人殷敬順發現的！試問：如果序是假的，為什麼還有「鍾賢世」的漏網之魚的例子存在？

　　當然，最後我們得看一下古人是怎麼使用「以Ｘ為Ｙ」這樣的表述方式的，引用的例子不用太多，一個春秋末戰國初左丘明的著作，其時間點與列子有極多重疊；一是劉向自己的著作，代表劉向自己的用法。有這兩類例子，就足以重重打臉這種荒誕無知的謬論了，引如下：

〈左傳．成公十一年〉：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左傳．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新序．雜事第五〉：

　　齊閔王亡居衛，盡日灸走……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

〈新序．節士第七〉：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屈原疾闇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瘺，不忍見於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瘺，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冷，更世事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顏氏家訓．書證〉：

　　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互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尸」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閒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

 

　　「以妾為姒」「以玉為寶」是左丘明引前人的話，都早於列子；「以辱為榮，以憂為樂」、「以是為非，以清為瘺」都是劉向自己的補充，不是故事中人物的言論！如果不是劉向自己的補充，也是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而這種成果，劉向是認同的！試問這些句子（其他還有很多，懶得再舉！），要怎麼讀成「以正確的為錯誤的」？再看顏之推講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閒為閑」，誰是本字（仲悅邵），誰是假借（中說召），按照一般語法規則讀之，便能理解！不勞任何前提！

　　最後一點，明顯《晏子春秋》書錄說：「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是在「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之後又交代「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這一點與《列子》書錄所說：「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同樣是在「定著八篇」之後又交代「中書多，外書少」，兩者完全一致，描述的都是「定著」之後的內容與用來校定的文本之間的關係，而且用的都是「中書、外書」兩個術語。可是看看兩位疑古派是怎麼操作的，刻意誤導還是根本就讀不懂？不去看相同的部分，只是扯什麼「內外」，須知「內」本可包含「中」，因為天子之書明顯也屬於內而不可能屬於外！結果，疑古派讀不懂就開始胡謅兩者有什麼很大的差異，說什麼後者邏輯混亂？結果，光是《晏子春秋》與《列子》書錄就有如此多的共同點，但疑古派為了達成自己打《列子》的目的，不只共同點全部刻意不提！還無限放大一個字的差異，這行為簡直荒唐可笑到了極點！因為如果說一個字的差異，就可以論定非劉向所做，那麼以上的書錄試問有哪兩篇除架構外，在描述上是完完全全一致的？

　　三、劉向序稱：「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雖然是一個錯誤，但只要這個錯誤一經流傳轉載，錯誤本身甚至是證明其曾經存在的有力證據！

 

〈列子．說符〉：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莊子．讓王〉：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郭象註：子陽，鄭相。〕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難，乃旦反，下章同。殺子陽。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呂氏春秋．觀世〉：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高誘註：子列子，禦寇，体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一曰鄭君。〕，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歎。〕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國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高士傳．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當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按照原始故事，列子並沒有提到鄭子陽是何時人，當時在位的是哪一位鄭公。這也很合理，只要當時的鄭公沒有死，就不知道他的諡號，那麼有說沒說的意義、信息量是一樣的！除非鄭子陽就是鄭君。但列子只是點出了「鄭子陽」有「令官遺之粟」的能力與權力，列子與其妻都稱「君」，而「君」既可以指諸侯還可以指有封地的大夫。因此，列子其實沒有點出子陽是君還是相，甚至也未必就是相。如〈韓非子．說一〉：「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其中子路只是郈令也能自行決定要給人民食物，但遭到魯國宰相季孫的反對與質疑！因此，列子並沒有指出鄭子陽的確切職位！但皇甫謐在抄錄《列子》中的人物故事時都會對該人物的事蹟進行補充，如果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如果可以間接推出就推出！而這一則，皇甫謐能說出「鄭穆公時，子陽為相」這種推論，一是因為參考了劉向序「與鄭繆（穆）公同時」，二是因為鄭繆公不叫子陽，因此推出當從高誘註取「鄭相」的說法，所謂「專任刑法」就是從高誘的「子陽嚴猛，刑無所赦」推出的！也就是說，皇甫謐在抄錄《列子》的故事時參考了其他文獻進行補充，而劉向序就是其一！而劉向序是「與鄭繆（穆）公同時」這種說法的唯一來源！至此，什麼劉向序是偽造，還得產生於《列子》的偽造者或張湛之手，可知都是不讀書、不思考的無知謬論！

 

　　四、關於兩個通假字、誤字在文本中互相通假的情況，並不罕見。尤其是在有足夠篇幅的春秋末年的古籍之中。之所以疑古派覺得這種情況不正常，無非是因為這些人缺乏實際校勘古籍的經驗，或者被一些實際上不懂訓詁卻寫了訓詁專書的人所誤導，少見為怪！結果再用自己的無知當成打擊《列子》等古籍的武器，非常荒謬可笑！套句東漢牟子的譬喻：「少所見，多所怪。覩馲駝，言馬腫背。」這裡僅舉《孫子兵法》中的「以、而」互誤為例，足夠打臉了！

 

「以→而」例：

〈計〉：

　　《竹簡本》作：「故輕（經）之以五，效之以計，以索其請（情）。」

　　《曹註本》：「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軍爭〉

　　《竹簡本》作：「……者後，則十一以至。」

　　《曹註本》：「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形〉

　　《竹簡甲本》：「以待敵之可勝。」

　　《竹簡乙本》作：「而待敵之可勝。」

〈地形〉

　　《曹註本》：「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長短經．地形〉：「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之而待敵；」

〈九地〉

　　《竹簡本》作：「……適（敵）眾以正，將來，侍（待）之〔若〕何？」

　　《曹註本》：「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而→以」例：

〈謀攻〉

　　《竹簡本》作：「……知可而戰與不可而戰，勝；」

　　《曹註本》：「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例多例少不是問題，重點就在於「以、而」通假，那麼一本書只要流傳夠久，就可能同時產生雙向的錯誤！以上的例子，以竹簡為最早，有「以→而」例，也有「而→以」例。

　　但《列子》中的某些通假卻顯然有另外的一種更合理與可能的解釋，也即劉向、張湛這一脈相承的版本，其最早的抄錄者可能混淆了其中兩個字的寫法，譬如「淫、深」、「進、盡」，因此造成了彼此互誤的機率大增！畢竟秦始皇禁書，《列子》也在其中，任何躲過浩劫的版本都有機會成為主流版本，而這個版本未必就是當時最佳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