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日 星期一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余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

余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

  余明光是在研究馬王堆出土古籍《黃帝四經》的過程裡,重新結合了一些新「證據」,而提出了關於《老子》一書作者的問題。主要的論點集中在《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的第四章〈老學的代表作──帛書《老子》〉第三節〈帛書《老子》所證《老子》成書的時代〉一節中。
  與許抗生不同的是余明光企圖以出土實物的「車」的構造來證明《老子》的晚出。加上其他論點與其他學者多有不同,譬如藉由探討春秋時代各國的用兵數量來證明《老子》的晚出,以及利用了帛書《老子》的版本證據反駁了張煦對於梁啟超的反駁。這些都是後期疑古派所提證據中相對而言比較「出色」的做法,雖然最終仍然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但顯然有必要加以收錄,以免成為漏網之魚。
  余明光藉由種種「證據」證明《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著作,而是戰國時代的著作。戰國時代幾百年,究竟指何時?余明光在主要的章節中只是藉由「尚賢」說的「證據」,因此判定:「《老子》書在墨子之後也是顯而易見的。」又藉由「三十輻共一轂」的「證據」,因此判定:「綜上所述,可見『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在春秋之世是沒有的,只是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但不普遍,到了戰國晚期才成為定制。據此完全可以論定《老子》書只能產生在戰國時代,而不可能產生在春秋之世。」因此可知,余明光的主張是:《老子》是戰國初期以後至中期以前的產物。余明光此書出版於1989年,諷刺的是19885月於太原金勝村發掘的春秋趙簡子墓的車輻數量首先直接從實物上證反了余明光「三十輻」的「推論」,199310月(1998年公佈)於湖北省沙洋縣紀山鎮郭店一號楚墓發掘出的郭店竹簡《老子》,則更進一步摧毀了余明光的戰國初期至中期的主張。但這種形式的摧毀與證反,都只是「理論上」的,而「事實上」,疑古者幾乎無法被「理」所說服,或者甚至無法自覺自己的「理」已經站不腳了!

朔雪寒駁

  余明光的論點主要有幾個,以下逐一進行反駁:
  余明光認為當時有學者企圖以帛書《老子》中「邦、國」混用與《論語》的情況一致來證明《老子》出於春秋末年,是不科學的,他說:「從單一的一個字或一個詞的使用來判斷劃分一個時代,這是不全面的,也缺乏有力的論斷。」並舉出了一些戰國時代的例子來加以佐證。個人認為這是正確的看法,企圖用「邦、國」混用來證明一本書的年代,這比之單純的用類似「仁義」的出現來證明還要荒唐,甚至可以說兩者都是缺乏訓詁學與校勘學知識的結果。「邦、國」固然不行,「仁義」又如何可行?關於「仁義」的討論,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可是余明光一面這樣說,卻又一面企圖延續疑古者「仁義」的說法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難道不是「從單一的一個字或一個詞的使用來判斷劃分一個時代,這是不全面的,也缺乏有力的論斷。」疑古者的雙重標準,我們顯然又在此見識到了一次。
  余明光認為帛書《老子》的出土頂多證明《老子》「指為戰國末年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的,若指為春秋末期的帛書則不免大謬。」這個看法通常是正確的,之所以這麼說乃在於,實物的出土自然只能證明這個實物的產生下限,無法證明它的產生上限,這是基本常識。問題在於這個實物的內容根據可信賴的史書的記載就應該是春秋末年的產物,是一大堆的疑古者利用種種謬論下拉了《老子》的成書年代,才有相關的荒謬結論的產生。既然帛書《老子》的出土已經終結了類似顧頡剛等人的謬論,那麼一些學者根據這個出土實物的年代來「證明」這本書本非「晚出」,也只是再一次的利用出土實物存在的事實證明史書上的記載罷了!只是這樣論斷的效應也只能針對類似顧頡剛等人的論點,無法適用於所有疑古者的謬論!但不管如何,終結疑古論調本來就不需要靠什麼出土實物,因此依照常識來判斷,帛書《老子》的出土只能證明戰國末年以前存在這本書,並無不妥,也不需爭論!
  余明光認為:「從帛書《老子》的文體字句研究,《老子》書絕不是春秋末期的產物,也不出於一時,更不成於一手。可以說它是老子後學根據老子的思想和道家的學說不斷增益編纂而成的。要不然就不會在帛書中出現前後重複和矛盾的現象。茲舉數例以為證。」
  首先我們實在不知道,在眾多疑古者所建構出來的「偽書」體系中,是怎麼可能產生出所謂的「老子後學」與「老子的思想」和「道家的學說」的?《老子》不是老聃寫的,試問老子的思想怎麼流傳?當時明明可以用文字記載下來,試問老子的思想用文字記載下來後那是什麼?除了今本《老子》外,還有什麼選項?如果老子沒有文字流傳下來,如何證明那是「老子的思想」?什麼叫做「老子的思想」?哪來的「道家的學說」?誰創立了「道家」?怎麼創立?依據什麼來創立?根據眾多疑古者的成果:《文子》是假的,文子不是老子弟子,關尹子不是老子弟子,楊朱是周太史儋的徒弟,試問:什麼叫做「老子後學」?誰是老子後學?根據什麼確定有老子後學?根據什麼認為道家可以在沒有任何經典、典範人物的前提下成立?甚至我們更該問如何確定道家曾經存在?何時開始存在?為什麼存在?
  一大堆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沒有根據的說法,就這樣在學界之間流傳開來。居然就莫名其妙的成為一種「證據」,也確實令人嘆服!
  余明光認為:「一、帛書前面已講『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今本為第五十二章)後面復又有『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今本為第五十六章)清人易順鼎認為『此六句疑為複出。《文選.魏都賦》、《運命論》兩注皆引《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並無此六句,可證其為衍文矣。』但是昂書甲、乙本都有此六句,可見並非衍文,也可證《文選》所引《老子》無此六句是節錄《老子》之文,故非全文。但使人疑惑的是在下篇又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句。(今本為第四章)這種前後重複的現象,怎麼會是一人的手筆呢?又怎麼能是一氣呵成的作品呢?它只能證明《老子》書是道家後學不斷編輯而成書的。」
  按照疑古者最普遍的說法,他們認為文句的重複是「非一人一時之作」的證據。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孫子兵法》也不會是「一人一時之作」,甚至當代作家的許多作品也不可能是這些作家自己寫的。我們若用這種標準來比對所有古籍,恐怕「一人一時之作」的作品將非常稀少。但令人好奇的是,余明光主張《老子》不是一個人寫出來的,是後學陸續編輯、整理出來的!我們想問的是,「放任」一大堆的重複文句在一本書裡面,這究竟是編輯了什麼?整理了什麼?難道刪除重複不包含在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工作裡面?難道這些從事「編輯、整理」的所謂後學看不出來裡面存在著非常多的重複文句?所以余明光是想告訴所有讀者,這本充斥著重複文句的《老子》不是一個人寫的反倒是後人編輯、整理出來的?
  試問,如果這是後人編輯整理而成的,怎麼會留下重複的東西?而且按照本書對《老子》重複文句的統計,則其重複量遠遠超過《孫子兵法》,但如果把這些重複的東西加以刪除,那麼許多文意就被中斷,令人不知所云的地方將比比皆是。且如果說這些重複的文句是後人編輯的,究竟編輯什麼?根據什麼底本來編輯?整理什麼?根據什麼底本來整理?底本現在何在?而且一本書留下了這麼多重複的文句,能叫做「編輯、整理」?這些所謂的「後學」究竟在編輯什麼?整理什麼?
  基於疑古者老是把一本一個人寫出來的書用種種荒謬、沒有常識、缺乏知識甚至是瞎掰胡扯製造出來的「證據」說成是後人「編輯、整理」而成的,因此我們不得不來探討一下究竟編輯、整理應該包含哪些具體的步驟?
  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難道:不該包含刪除重複字句?不該包含把相似字句合併?不該包含把相近的文句「整理」成一篇,最好還放上一個篇名?不該包含把相近思想、主題的文字「整理」成一篇?不該把文章分成幾個大段落,就好像《論語》、《孟子》一樣(篇名與內容無關,但篇幅相當)?
  如果以上的具體步驟都不是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試問什麼叫做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誰定義的?如果以上的都是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試問為何這些後人能容許這麼多重複文句的存在?為什麼這些後人容許那些具有相同相近思想與主題的文字四處分散?為什麼這些後人不把這本書切得更細?卻只是分成了兩篇,而且一開始還沒有篇名?這究竟是哪門子「編輯、整理」?
  《老子》本來就是老聃被強迫著書而成的,因此這本書不僅沒有佈局謀篇的思想、沒有篇名、段落分佈不均勻、段落與段落之間不一定存在聯繫,並且充斥著重複使用的修辭技巧、近似的比喻、近似的句型,以及重複的文句!而這些都與老聃被強迫著書的情況符合!因為既然只是交差了事,不停的利用一些近似的甚至重複的東西填充出一本書,也就令人不難理解了!
  根據個人對先秦諸子書的文句統計,重複性普遍存在於個人著作、眾人著作、編輯著作之中,只是重複的東西有差別、重複的頻率有差別。以下我們將主要的幾本春秋、戰國子書進行重複性統計,於是《老子》、《孫子兵法》與其他一些眾人著作、編輯著作的差異,便自然的體現出來!

表格 16春秋戰國子書文句重複統計表一
老子
孫子兵法
關尹子
論語
天之道
5
是故
18
關尹子曰
170
子曰
400
為而不恃
3
孫子曰
13
無我
7
96
以此
3
6
無人
6
子貢曰
23
故去彼取此
3
不可不察也
5
知此道者
6
孔子曰
23
生而不有
3
凡用兵之法
4
天下之物
5
對曰
16
是謂玄德
3
故善用兵者
4
4
曾子曰
13
當其無
3
4
天下之理
4
子夏曰
13
閉其門
2
勝之半也
3
世之人
4
子路曰
12
不貴難得之貨
2
凡此五者
3
4
孔子對曰
11
故常無欲
2
故曰
3
投之不見
3
如之何
9
知常曰明
2
故善者
3
知此說者
3
何如
8
功成而不居
2
凡此六者
3
未嘗有我
3
子張曰
8
和其光
2
因是而知之
3
天地雖大
3
何謂也
6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2
故善戰者
3
所以為道
3
回也
6
王侯若能守
2
勢也
3
聖人之道
2
子張問
6
柔之勝剛
2
以索其情
2
2
賜也
6
沒身不殆
2
死地則戰
2
天地萬物
2
子貢問曰
5
物或惡之
2
故用兵
2
隨情所見者
2
5
可以為天下母
2
合軍聚眾
2
不名為道
2
或曰
5
長而不宰
2
非善者也
2
2
子路問
5
德畜之
2
不知諸侯之謀者
2
外不見人
2
邦無道
4
為天下谿
2
2
相遇則不相識
2
4
不知
2
火攻
2
孰為人
2
子聞之
4
為天下谷
2
凡為客之道
2
火生土
2
天下有道
4

表格 17春秋戰國子書文句重複統計表二
墨子
孟子
荀子
呂氏春秋
184
323
103
98
子墨子曰
172
孟子曰
223
此之謂也
90
是月也
59
是故
118
32
詩曰
70
對曰
45
子墨子言曰
46
24
故曰
42
王曰
44
24
王曰
23
如是
38
公曰
25
昔者
16
23
孔子曰
35
不可
22
故曰
15
何也
22
若是
23
孔子曰
19
13
孔子曰
20
何也
23
18
富有天下
11
故曰
19
傳曰
20
管仲曰
12
何以知其然也
10
孟子對曰
17
禮者
18
今有人於此
12
又曰
10
萬章曰
12
是何也
15
何故
11
除天下之害
10
10
詩云
13
孔子聞之曰
11
此也
10
此之謂也
10
用此觀之
11
有似於此
11
不然
10
萬章問曰
10
11
從此生矣
11
今有人於此
10
公孫丑曰
10
書曰
11
10
公孟子曰
10
對曰
10
禮也
10
雖然
10
必曰
10
未之有也
10
無它故焉
10
不然
10
不可
9
10
君者
9
10
今天下之士君子
8
有諸
9
豈不過甚矣哉
9
文王曰
9
8
公孫丑問曰
7
孫卿子曰
9
9
8
古之人
7
哀公曰
9
武王曰
9
何也
8
春秋
7
其善者偽也
9
桓公曰
9
反天之意
8
不可
6
是不然
9
是何也
8
順天之意
8
或曰
6
自古及今
8
兵也
8


書名
總字數
總字符數
總句數
重複句子數
孫子兵法
5884
751
1329
52
老子
5552
802
1261
45
關尹子
11198
1078
2430
45
晏子春秋
44114
2018
8576
346
論語
15910
1350
3946
212
墨子
76197
2451
14460
1061
莊子
65270
2911
12769
482
商君書
20268
1191
3949
202
鬼谷子
7998
835
1734
45
尉繚子
9280
1067
1938
61
孟子
35429
1914
7314
438
呂氏春秋
100307
3000
19218
702
荀子
75378
2660
14232
830
韓非子
106627
2698
18387
543
  補註:標紅字者,都非全本,部分章節在流傳過程中已經遺失了!因此這些書的實際狀況無法完全反映出來!

  從以上三張表,我們不難直接看出,《孫子兵法》、《老子》、《關尹子》重複句子數其實都低,這一點與他們的總字數也有關係。所以我們自然不能不問一下疑古派的學者,試問一本後人不停增補、編輯、整理的書,為什麼搞到了戰國中、後期還只能搞出五千多字?這是戰國時代的常見篇幅嗎?而從各書的重複句子數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疑古者不講實證的一面,什麼叫做重複句子很多?《老子》的重複句子比誰多?總字符數除只比《孫子兵法》多一點,試問還比誰多?撇除《孫子兵法》中的「孫子曰」(可確定為後人所加,請見《孫子兵法論正》)、《關尹子》中的「關尹子曰」,從《論語》開始的每一本書都牽涉到一大堆的「某某曰」以及頻繁的人物對話,試問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關尹子》這三本春秋時代的書中看到嗎?那麼這是不是一種時代特色?超越萬字的篇幅、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重複率高的句子,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這兩本書中看到嗎?《關尹子》除了篇幅破萬以外,我們能看到那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嗎?那麼「大篇幅、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重複率高的句子」是不是戰國時代子書的主要特色(其他子書請自行統計)?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中看到這些特色嗎?那麼什麼重複字句是後人編輯的痕跡,難道還不是無稽之談嗎?
  至於老聃的弟子並且與老聃有過交談的人有孔子、文子、關尹子、楊朱等人,何以這些所謂的「後學」連一則對話都沒收?試問,孔子與老聃的對話不重要?不能表達老聃的某些思想?《史記》、《禮記》所收的為何不能在《老子》中看到?楊朱與老聃的對話不重要?楊朱與墨翟的學說被孟軻形容為當代顯學,《列子》收了,何以《老子》不收?難道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果,不該問一下到底這些疑古者製造出來的所謂「後學」究竟是在幹什麼嗎?重複文句不刪除、相似概念文句不聚集、對話不收集、連篇名都沒有,請問這些所謂的「後學」究竟是在忙些什麼?又是在「編輯、整理」個什麼勁?

  余明光說:「二、帛書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搞,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今本為市第七十六章)這裡主要是講柔弱勝剛強的道理。但在下文(今本第七十七章)緊接著排的卻是『天之道,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並由這種『天之道』進而論及『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顯然這段文字是論述天道和人道的區別,與上文的柔弱勝剛強之義並不協調連貫,然而在此下文則又轉入:『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今本為七十八章)顯而易見,這裡以水為喻,是承上文進一步論證柔弱勝剛強送一道理的。前後文從字順,貫通一氣。可是這中間突然插入了論天道和人道的文字,把本來是連貫的文章,反弄成首尾不相連了。這種情形怎麼能說是出於一人之手呢?又怎麼能說是前後文義一貫的呢?」
  試問,既然這種情況被余明光說得如此明顯,難道他所說的那些歷代的「後學」、那些從事「編輯、整理」此書的後學都沒發現?都不知道應該「編輯、整理」一下?這種違背常識的說法,普遍見於疑古派的文章中。說這種情況「怎麼能說是出於一人之手呢」,我們不得不問,請問那些所謂的後學究竟編輯、整理了什麼?這麼「明顯」的東西,這些後學竟沒一個人看到?這也能叫做「編輯、整理」?豈不可笑!
  余明光說:「三、帛書《老子》多采古代舊說遺言以闡述其本旨,其中有的引文標明了出處,有的引語則沒有標明出處,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也非一人所作。而是由道家後學不斷纂輯而成,當然這其中包含了老子本人的思想。茲舉數例以為證:(一)『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今本為第四十一章)這是《老子》書引古書《建言》中的話。以闡明『道』和『德』的深遂、內藏、幽隱、沖虛的特徵。」
  「有的引文標明了出處,有的引語則沒有標明出處」,試問余明光是怎麼知道的?有古代的其他書籍流傳下來以資對照?這種沒有根據的說法,也能「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何況如果按照余明光這種說法來檢驗一下《呂氏春秋》那一大堆抄自其前古籍的文字,是否也能證明「《呂氏春秋》書非成於一時」?至於先秦諸子那一大堆的「常態」暗引例子,如果按照余明光的說法都能證明那些書「非成於一時」,那麼恐怕先秦諸子根本沒有任何一本書「成於一時」!把一個很簡單的暗引、一個文學作品中屬於常識性的做法,拿來當成一種「證據」,我們不得不說考證文章實在太好寫了!
  余明光說:「(二)『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今本為第四十二章)高亨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見《說苑.敬慎篇》所載《金人銘》,當是古代的遺言。《老子》書引此語教人不要妄自尊大、恃力逞強,而應恭謙抑退,卑弱自處而無損。』又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今本為第二十二章)也是引古代遺言『曲則全』一語作為此章之綱。其它如《老子》書中還引了很多的『聖人云』,都是古代的遺言或老子本人的言論。而這些引語,有的時代早,有的時代晚,故可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非成於一手。」
  對於這一則嚴重違背常識的所謂「證明」,個人實在無言。試問:誰引了許多書都是出於同一個時代的?所以引書的時代有早有晚就表示這本書是「非成於一時,非成於一手」?簡直荒唐可笑已極!依照這種「說法」甚至不能稱為「標準」,試問:從先秦以至於清朝,究竟有哪一本書只引了同一個時代的書的文字?有,請指出,請告訴大家這個比例有多少!一個違背常識如此明顯的說法,余明光自己沒發現,其他贊同他、褒獎他的學者也沒發現,真是令人不得不感嘆啊!
   余明光說:「(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呵若存,用之不勤。』(今本為第六章)清人高延第指出:『此章《列子》以為《黃帝書》中語,《老子》引之。』而帛書《老子》引此六句並未標明出處,而其文確是出自《列子.天瑞篇》所引《黃帝書》。今按《漢書.藝文志》所載,確有《黃帝四經》、《黃帝君臣》十篇。班固自注云:『起六國時,與《老》相似也。』又有《雜黃帝》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可見《老子。》書所引確是來自《黃帝書》,而《黃帝書》又是戰國時道家的典籍。由此可見,《老子》書既非春秋的老聃所作,也不是一人的手筆,而是後世道家裒輯編纂而成。」
  關於《列子》這一則,筆者在相關章節已經說明,這幾乎可以確定是「誤引」。我們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定「就是」「誤引」,但同樣的我們也無法證明「不是」!如果這一則其實就是「誤引」、其實就是出自《老子》,試問究竟是要《老子》引誰?退一萬步說,《列子》引的是《黃帝書》,不是《黃帝四經》、不是《黃帝君臣》、也不是《雜黃帝》,試問《黃帝書》在哪?班固收錄了這三本,於是一本沒有見載的書就莫名其妙的「存在」了,這是在變戲法還是在耍猴戲?此外,究竟是誰曾經看過《黃帝書》?沒有任何人看過《黃帝書》,所有漢代的目錄也未見著錄,試問如何證明這本書曾經存在過?余明光什麼也沒證明,居然就引了班固收錄的三本書名帶著「黃帝」的書,就說這就是《黃帝書》,簡直莫名其妙!我們再退一萬步說,我們就承認這其中一本就是所謂的《黃帝書》,那麼請疑古者告訴大家,這句話究竟出自《黃帝書》的哪個段落?何況一本根本沒人看過的書,是怎麼判定它是「戰國時道家的典籍」?簡直莫名其妙!於是這樣胡扯瞎掰一通,就能證明「可見,《老子》書既非春秋的老聃所作,也不是一人的手筆,而是後世道家裒輯編纂而成。」?這樣明目張膽的胡扯瞎掰都能當成一個「證據」,豈不偉哉!考證文章實在太好寫了!但究竟科學精神何在?邏輯思維水平何在?
  《列子》一直被疑古派當成偽書,當成偽書時就什麼也不可信,要從《列子》拿些有用的東西出來做文章時,整本書就好像突然間不偽了!突然間裡面所記載的文字既不可能出錯、也不可能在流傳的過程中出錯、更是確鑿無疑的東西!那麼試問,難道余明光不知道《列子》中也有許多老聃自引《老子》的話?為什麼不提出來說這就是證明《老子》就是春秋末年老聃寫的證據?
  余明光說:「(四)帛書《老子》有些話是兵家之語,故早在唐代就有王真著了《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其中談到老子書五千言『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似乎老子書是一部兵書,這當然是誤解。明朝人焦竑針對王真的觀點早有駁斥,故不必贅述。但從另一角度上分析,是不是在道家後學中有一些人是搞軍事的呢?例如像戰國末期的黃石公、西漢初期的陳平、曹參這樣的人,他們都帶過兵打過仗,又都是道家信徒。既然在道家後學中有一些這樣的人,就不能排斥其中的某些人把軍事上的謀略術語編纂入《老子》書中來,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帛書曰:『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今本為第六十九章)根據《呂氏春秋・不二篇》所載:『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和高誘的注曰:『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這些話來看,《老子》書中的這句話,可能就是軍事家兒良的話,被採入到《老子》書中。就老子本人而言,他只不過是一個史官,其職責不過是紀國家興敗成亡之事,至於罕事上的戰略戰術大概他也懂得不多,不可能把軍事上的經驗總結到書中去,如書中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近亡吾寶,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這些關於指導戰爭的思想,要把它概入到道家思想之中,非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而同時又是堅定的道家信徒,否則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可見《老子》書不成於一時,也不成於一手。」
  余明光的這些論證,完完全全的就是疑古派一貫的做法。這其中有多少未經驗證、毫無根據的說法與假設,相信讀者們不難看出,即使去反駁都讓人覺得累!試問何以見得一個史官不能懂軍事?難道軍事家的思想都是憑空而來?難道《左傳》中的歷史戰例不能讓讀者懂得老子所說的道理?兒良的話、書,究竟誰看過?一點「思想上」的「相似」就能把老子的話扯成兒良的話?而且究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跟「後」的關係是什麼?「主、客」在春秋戰國是軍事術語,「主」是指防守者、被入侵者,「客」是指進攻者、入侵者。相關術語用例可見:
〈孫子兵法.行軍〉:
  敵若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汭,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孫子兵法.九地〉: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孫臏兵法.客主人分〉:
  兵有客之分,有主人之分。客之分眾,主人之分少。客負(倍)主人半,然可敵也。負……〔主人者,先〕定者也;客者,後定者也。主人按地撫勢以胥;夫客犯益(隘)逾險而至。
〈尉繚子.守權〉: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疆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
〈商君書.戰法〉:
  敵眾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
〈商君書.兵守〉:
  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難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用以比喻「攻」勝於「守」,若說這與「後」有什麼關係,只能就「主、客」的其中一個抽象定義「先定、後定」來間接的獲得解釋!「不敢進寸而退尺」,「尺」大於「寸」,「退」大於「進」,但這跟「後」有什麼直接關係?〈老子.七〉:「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六十六〉:「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老子.六十七〉:「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難道這不是老子自己主張的「後」?不是「直接」講「後」?老子重視「後」,所以他不能引用一些跟這個主題有關的書的文字?老子重視的「後」不是跟他重視的「弱、柔」同屬於相同質性的概念?老子引用這句話,就必得要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這是想告訴大家,引用一本書的文字,不是基於「理解」,而是基於「親身」的「經驗和體會」?而東漢人高誘所說的「兒良作兵謀,貴後」,就能「證明」兒良曾經「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試問:諸葛亮提出隆中對以前,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嗎?而「兒良作兵謀,貴後」究竟「作兵謀」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的關係在哪?又「貴後」具體上是指哪些作為?
  余明光在這句話裡犯下了許多的錯誤。譬如當今誰看過兒良的書?《呂氏春秋》的作者的主觀評價「兒良貴後」就能表示老子引的這句表面上沒有「後」字的話出自兒良?試問,假設這是出自兒良,為什麼沒有出具出處?講「主、客」的兵法書這麼多,如果真要「牽扯」,怎麼都比把這句話間接牽扯到「後」更具有相關性?即使只是就兵書中論「先、後」(如《孫子兵法》),春秋時代也已經有兵家論述,何以必得兒良?一本當今誰也沒看過的書,能隨便就被拿來當成一種「證據」,這無法不讓人佩服疑古派的考證技術!
  而且,余明光一方面說《老子》所引用的「建言」只是「話語」不是「書」,一方面又說他這句「用兵有言」可能是「兒良」的?試問兒良的時候還沒有書嗎?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漢書.藝文志〉:「《兒良》一篇。」顏師古註曰:「六國時人也。」除此外,我們只能知道兒良的著作早於《呂氏春秋》,否則《呂氏春秋》的作者無從判斷兒良是否「貴後」。因此,余明光所犯最大的錯誤便出現了!他一方面主張《老子》只能出自墨子之後、戰國中期大量出現「三十幅」車子以後,試問:兒良是什麼時候的人?六國時人是指戰國時代的哪一段?《呂氏春秋》約成書於前239年,這時間點已經是戰國末年,問題是誰能知道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因此余明光在這裡「預設」了一個不知道確切年代的人的書產生於《老子》之前!也就是余明光根本完全不用管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不用管兒良的書究竟講什麼,就能說《老子》引用了他的話,甚至不管這可能跟他自己的主張產生矛盾!如果兒良是戰國末年的人,試問《老子》怎麼引用一個產生在它之後的人的言論或書?
  〈荀子.天論〉批評:「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余明光為什麼不乾脆說這是抄自慎子的?荀子對於老子的批評是老子只看到「屈」的重要卻沒看到「伸」的價值?「屈」難道不能更好的概括老子的「柔弱後斂損」等概念?試問誰能證明已經引用了《老子》的慎子以及已經批評了《老子》的荀子,比兒良更晚出?
  除此外,「這些關於指導戰爭的思想,要把它概入到道家思想之中,非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而同時又是堅定的道家信徒」,類似這種荒謬預設,在疑古派的文章中簡直隨處可見、唾手可得!試問,根據在哪?誰是道家信徒?哪一個古代的將軍可以被確認是道家信徒?兒良是道家信徒?兒良不是道家信徒,是他的讀者是道家信徒,所以他的讀者就能變成軍事專家?余明光既然要說這是兒良的話、不是老聃的話,試問究竟把兒良的話加進《老子》裡面去需要什麼軍事知識?需要什麼「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按照這種邏輯,是不是從《孫子兵法》 誕生以來,春秋時代至今凡是引用這本書的人,也都具備「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這一大堆荒謬胡扯的說法,究竟能當成什麼證據?
  「例如像戰國末期的黃石公、西漢初期的陳平、曹參這樣的人,他們都帶過兵打過仗,又都是道家信徒。」黃石公帶過兵、打過仗?證據在哪?誰說的?哪裡記載了?這種種信口開河的東西究竟何以學者竟敢拿出來當成一種證據?
  余明光接著說:「思想意識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根據這一原理,可以從帛書中的器物名稱找到一些實物作為時代的佐證;也還可從帛書的某些語言以求別的文獻,從中找到實證,而不必作字面上的推論。總之,實事求是,從實物和事實出發,總要比空談臆測好得多。下面試從這兩個方面對《老子》書的時代作些探索。一、帛書日:『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今本為第十一章)這是用車子的『轂』比喩『無』比『有』更重要。但帛書在這裡所描述的車,是每個車輪具有三十根輻條的車,像這種車是春秋時代的呢?還是戰國時代才有的呢?這只有從考古的地下發掘中去尋找證據。」
  余明光的「證明」如下:
  第一條、1923年至193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濬景村,挖掘的西周貴族衛康叔後裔的墓地,其中只發現十八根車輻的車子。於是余名光便能得出結論說:「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在西周、東周之際是沒有『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的。」
  其第二條證據是1950年末至1951年初,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挖掘的戰國中期魏國王族墓地,其中發現了「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於是余明光又得出結論:「從以上各表(此墓挖掘出的物件表)可見,到戰國時代才出現『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但這時三十輻的車子還是少數,並未成定制,所以不普遍。而成為定制還是戰國中後期的事。」
  其第三條證據為19788月在西安始皇陵西側發現的大型陪葬坑。其中發現了兩輛銅車馬,於是余明光又得出結論:「又因為是供秦始皇的靈魂出遊使用的,所以又是模仿秦始皇生前的乘輿製造的。這就為戰國中後期至秦的車制提供了實物資料。這二輛青銅馬車的車輪都有車輻三十根,與秦始皇兵馬俑坑出土的木製車輪的輻數完全相同。這就證明,三十輻的車輪已成定制,並且普遍化了。……綜上所述,可見『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是在春秋之世是沒有的,只是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但不普遍,到了戰國晚期才成為定制。據此完全可以論定:《老子》書只能產生在戰國時代,而不可能產生在春秋之世。」
  余明光的所謂推論,究竟是要考驗大家的常識?還是要唬弄他的讀者?他這種說法,好比拿著十七、十八世紀的算盤,然後說他證明了二十世紀沒有計算機一樣!試問西周有幾年?春秋時代什麼時候開始?春秋時代有幾年?依照余明光的資料,究竟考古隊挖出了哪個春秋時代的墓裡面沒有三十輻的車子的?一個衛康叔後裔的墓葬就能代表整個春秋時代?豈不荒謬可笑!用邏輯語言來說,這叫做「以偏概全」!且魏國王族、秦始皇都是王族,周朝當時對於「數字」是很在意的,有些蘊含了某些數字的物件只有天子、王可用。就好像孔子譏諷季氏「八佾舞於庭」一樣,車子的輻數既然是一個數字就不太可能在這種時代氛圍下脫離這種束縛與意義。以下僅舉幾例以說明數字在周朝時被用作區分等級之用的實況:
〈論語.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公羊傳.隱公五年〉:
  (經)初獻六羽。
  (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左傳.隱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禮記.禮器〉: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禮記.禮器〉: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禮記.雜記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禮記.王制〉: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三十輻」若是只有王者可用,能找到的實物自然就少!關於東周時代與「三十」的意義有關的論述,目前可見兩則:

〈周易.繫辭上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周禮.冬官考工記〉: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轉力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大戴禮記.保傅〉:
  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之道也。
賈誼〈新書.容經.兵車之容〉:
  古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
〈列女傳.賢明.秦穆公姬〉:
  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車子是行走在地上的,因此用三十便蘊含了這個象徵意義,這種「二十五、三十」的搭配正好見於〈文子.微明〉所引「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之語。「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這一則直接說明輪輻用三十是為了象徵「日月」。一個月約莫三十天。本書在〈老子弟子與老子.關尹子〉探討〈大戴禮記.易本命〉與老聃思想的關係時,已看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這種「天、人」相應的思想與文字。從《老子》一書從「王、天下」這樣的格局來立論,結合這種天、人相應的思想,以及彼時社會賦予「數字」的「等級意涵」,〈文子.微明〉所引實例看來,則所謂「三十輻」顯然不是老聃隨意取用。
  今日(2016)已經出土的考古實物也顯示出,整個周朝(西周、東周)的車子不管任何一個朝代,其輪輻的數量並不一致。而「三十輻」僅是其中之一,並且春秋時代已經可見。如劉道廣〈圖證《考工記》.第一章《考工記》的設計學意義〉:「如上述,在《考工記》中篇幅最多的是『攻木之工』,其中『周人上輿』,車制的內容甚詳。但『輪輻三十』一句,在《文物》、《考古》等考古資料中,僅春秋早期河南上村嶺虢國墓地第1051號車馬坑6號車相符。戰國早期山西太原金勝村趙簡子墓出土車輿17輛,只有3輛輪輻三十,戰國早期山東臨淄齊陵鎮大墓出土車輪46個,部分輻為三十。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考工記》只記『周天子』的禮制用物,上述虢國墓是國君,趙簡子勢力強盛,都是諸侯卿大夫中非一般人物,『輪輻三十』的『天子之制』,被他們用上一輛,已屬『僭越』,所以,不在符合『輪輻三十』的車乘出土多少,而在於在什麼人的墓中出土。上述虢國是小國,但國君之逝,葬禮可以『加一等』,虢國墓葬的列鼎和輻制似應以此解釋。到秦始皇時代,他的皇陵出土銅車就是『輪輻三十』,實行『天子之制』了。」
  以上是從意義上來看「三十輻」。如果「三十輻」有特殊意義,甚至只有天子、王才有資格使用,則挖掘出來的機率便大減。如此一來,就很容易得出偏頗的結論。從〈大戴禮記.保傅〉、賈誼〈新書.容經.兵車之容〉的記載看來,則所謂「三十輻」是「路車、路輿」的輻數,有象徵意義。又由〈列女傳.賢明.秦穆公姬〉所引詩看來,則路車並非一般用途的車或者常見之車!其實是諸侯用車的專稱。因此,不考量「數字」的「等級意涵」、車子的用途與車輻數量的關係,即便能挖出許多車子,也很難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推論。
  此外,車子隨著用途的不同,也可能有不同的設計,譬如一般座車、戰車與運貨車,其側重點不同,設計也會跟著產生差異。這一點從以上的引文中對於「兵車、田車、乘車」(曾侯乙墓出土的車子種類更多)輪子的講究便不難看出。既然三種車的車身寬窄、車身輪子高度不一,僅就力學來考量,所用車輻的數量就可能不一致。對於不同用途的物件有不同的設計,不僅表現在車子整體以及其部件上,我們還可在其他物件的設計上看到這樣的思想:

〈周禮.冬官考工記〉: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栗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
  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
〈周禮.夏官司馬〉: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庚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庚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撇除以上幾點不論,既然戰國中期的墓地就有這樣的車子,同時余明光也未能知曉當時從什麼春秋末年的墓地挖出的車子實況如何,試問他怎麼證明春秋末年沒有這種車子?如此簡單的一個邏輯推理,這些學者居然一無所知?簡直令人驚訝非常!即便今日挖出了什麼春秋末年的墓地,結果裡面只有非三十輻的車子,這就能證明春秋末年不存在這種車子嗎?顯然不行。一句話,余明光的推斷過於草率,表面上講究實物,實質上根本沒有!而實物與墓主人身分的關係也未被考量進來,而這其實正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人一生重大事件的頭等大細節!因此,想要用三十輻的車子來論定年代,請先確定春秋末年的墓葬裡絕對找不到這種車子。如果一個墓沒有、兩個墓沒有、三個墓沒有,但有其他型制的車子,那麼即使這是歸納法,也能讓人更信服,即便也很容易被推翻。但連一個春秋末年的墓葬都沒有舉出來,就說春秋末年沒有,秦始皇墓地挖出了兩輛就變成了定制,之前的就不是。秦始皇是天子,而其他諸侯就不能僭越,這顯然也不符合春秋戰國的歷史事實!因此,余明光這種種簡單又荒謬的推斷,確實令人無言!
  何況,為什麼老子說了一句:「三十輻共一轂」就表示這種車子是當時的「定制」?這種結論是如何做出的?顯然余明光在這裡犯了不當預設的邏輯謬誤!我們可以說老子身為作者,他所拿來比喻的對象會具有一定的意義,譬如這種形制的車子可能具有某種代表性,如天子的座車的輪子或者是當時普遍的車子的輪子,或者僅僅是老子喜愛這樣的數字,這樣的代表性或者作者的個人喜好所指向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它可以反應作者或當時環境的某一個面向與環節,但何以見得就是「定制」?因此,這種說法自然也是毫無根據可言!如此一來,去尋求什麼時代這種車子特別多,顯然也只是解釋了其中的一種可能性而無法因此做出什麼可靠的結論。遑論隨便從秦始皇的墓葬中有兩輛車子就說這是一種定制、就說這種定制是到了秦始皇時才「定下來」的,這無疑也是一種以偏概全、不學無術的說法!而事實上,根據〈周禮.冬官考工記〉可知,這是天子所用的車輻數,甚至也不一定就是所有不同種類車子的車輻數!
  若要實事求是,讓實物做證據,那麼根據當前考古已經發現的所有春秋末年的車子以及戰國時代的車子,則可以得出結論,「三十輻共一轂」從來不成為一種「定制」,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不是所有車子的標準設計、不是「工業標準」,並且在諸如春秋末年的墓葬如晉卿趙氏墓中,也已經發現了這樣的車子。因此,實物的出土已經自動的終結了余明光的這種謬說!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不得不補充一個校勘學的基本常識,古籍中「三」很容易誤做「二」,固然我們確實可以肯定這裡就是做「三十輻」,但如果忽略了這樣的常識,滿心的以為證明了春秋末年不存在「三十輻」的車子就能證明這本書不是春秋末年的書,那是已經預設了這句話絕對沒有在整個古籍流傳的過程中發生訛誤的可能!而通常這樣的預設是錯誤的!
  總結而論,「三十輻」是天子專用的車輻數,至於是否是所有屬於周天子的所有種類的車子都採用「三十輻」,則恐怕還得依賴出土實物的證明!我們判斷「三十輻」是否「定制」不在於老聃是否用了「三十輻」,而是來自古代的工業設計專書《考工記》(〈周禮.冬官考工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古代的諸侯不「僭越」,誰能在古代的諸侯墓中挖出「三十輻」的車子?如果不是在春秋末年以前的周天子的墓中挖出,能得出什麼令人信服與符合客觀事實的結論?而就一個反駁者的立場,只要能找到一個反例,這種「企圖」利用「歸納法」的「結論」就會被推翻!遑論考古活動所找到的反例已經不只一個!
  余明光接著從《老子》書中其他可以體現出時代特色的詞彙、用語著手,企圖以此來加強自己的論點,自然這第一個提出的「證據」,看到這裡的讀者都已經耳熟能詳、滾瓜爛熟了,那就是「萬乘之主」。余明光說:「二、帛中《老子》曰:『若何萬乗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今本為第二十六章)梁啟超認為『萬乘之主』這種口氣,不是春秋之時的語言,應是戰國時候的話,故斷《老子》書為戰國作品。但缺乏具體的事實加以論證,而駁之者卻說:『孔子可以說「千乘之國」,而不許老子說「萬乘之君」,豈不奇怪?』或說:『在《老子》書中有一句「萬乘之君」,有許多人以為是出於戰國時的證據。其實不然,《論語.先進》:「……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懂,由也為之……』」既云攝乎大國之間,又說加之以師旅等,可見千乘之國正是被大國蹂凌的小國。所以,在春秋時說萬乘之國當然是十分可以的。』直至現在仍然有人以此理由否定《老子》書是戰國時的作品。可見,從梁啟超提出問題到胡適等人的反駁,雙方都缺乏有力的事實根據。現在我們從事實出發,考查一下春秋末世是否有「萬乘之國」,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余明光接著統計了春秋時代,「魯、宋、衛、鄭、周室、齊國、晉國、楚國、秦國」等國的兵車數量,可惜功夫下得不夠深,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當然這裡面不一定都是兵車。但估計秦國當時的兵車,至少也在二千輛以上。綜上可見,春秋之時,魯、宋、衛、鄭、周室等國皆可謂『千乘之國』。正因為這些國都是些小國,又夾在晉、楚、齊、秦等大國的中間,所以子路才會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的話,這是完全符合於當時實際情況的。而吳、越、齊、晉、楚、秦等大國,其兵車皆在三千輛以上,多者可能達到五千乘,但距萬乘還遠,故不可能有『萬乘之主』。至戰國之時,七雄爭勝稱霸,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故可稱『萬乘之主』。由此可以論定,《老子》書實出於戰國時期,而不可能在春秋之世。」
  這裡余明光一如以上的所謂證據,犯了許多錯誤,以下一一指出:
  試問:小國叫做「千乘之國」,當時人要怎麼稱呼「大國」?稱呼之前都要做一些情報收集,指出實際的兵車數量?還是用一個成數、一個等級上大於「千乘」的成數來代表「大國」?
  試問:「至戰國之時,七雄爭勝稱霸,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究竟證據何在?究竟哪一本史書或哪一個人的話曾經明確的讓我們得知戰國時代「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這種信口開河的結論,完全把余明光之前統計春秋時代各國的努力一次抵消乾淨!
  試問:周王身為天下共主,隨便不能湊出個萬乘?老聃身為周朝的臣屬,不能在有意無意之間預設了最高統治者就是周王?周王不能被稱為「萬乘之王、萬乘之主、萬乘之君」?非得戰國時代那些無法統管天下的「王」才有這種資格?
  試問:戰國時代稱王的有幾個?有什麼特別之處?楚國是什麼時候稱王的?楚王在春秋時代沒有萬乘,戰國時代莫名其妙就能增加到萬乘?這些都不用交代一下?
  根據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詞彙.萬乘〉的徵引文獻可知,春秋末年的晏子、伍子胥、孔子、子夏都說「萬乘」,晏子、孔子、范蠡都說「萬乘之主」,為何就老聃不能說!疑古者們知道這些人曾經口出「萬乘」嗎?或者,這些又都成了不可信的「證據」?
  至於「千乘、萬乘」的詳細考證,請見〈孫子兵法論正.春秋、戰國用兵數量問題〉以及本書相關章節的補充,不贅!
  余明光接著說:「四、帛書曰:『夫兵者,不祥之器也……是以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而上將軍居右。』(今本為第三十一章)梁啟超指出這一節裡面的『偏將軍』與『上將軍』的名稱,經前人考證,在春秋之世是沒有的,而只有在戰國之時才有。張煦反駁說,這章不足為據,並引宋人晃說之、明入焦弱侯的注釋和清四庫館的校語為證,證明這章是後人的注疏雜入正文所致。其它反駁此說的人,皆以此為由否認梁啟超的這一論斷。但是帛書的出土,卻推翻了眾說,證明原文如此,並非注疏之文雜入了正文。這就有力地證明了《老子》書出於春秋末世之說是站不住腳的,而出於戰國之論倒是正確的。這章既然與軍事有關,即可考察春秋之世的幾次大的戰爭,如公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濮之戰,公元前627年的秦晉崤之戰,公元前597年的晉楚邲之戰,公元前589年的齊晉鞍之戰,公元前575年的晉楚鄭鄢陵之戰,公元前506年的吳楚柏舉之戰,公元前494年的吳越夫椒之戰。這些戰爭各國統率部隊作戰的人中,確實無『偏將軍』與『上將軍』的稱謂。經文既是原有的,稱謂在春秋之世又沒有,這就證明《老子》書實出於戰國時期是沒有疑問的。」
  余明光之時,《古史辨》早已出版了近半個世紀,結果余明光只說了張煦的謬誤,卻絲毫不提胡適在《與馮友蘭先生論老子問題書》中已經指出的「偏將軍」證據。若說這不是刻意忽略,那即是功夫下得不夠深!至於張煦等人把一些自己沒辦法證偽、反駁的事情輕易的用「注文摻入正文」來交代,自然容易得到這樣的結局。這些前面已經論述過,就不再多說了!
  余明光說:「五、近人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有一點是很值得重視的,即根據思想學說發展的次序脈絡以證明某種學說所處時代的先後。這是非常科學的,也是無庸置疑的。像錢穆、張季同、羅根澤等先生都很重視這一科學的方法。因為它是科學的,所以我們才應當尊重。比如論及是孔學在前呢還是老學在前的問題時,就涉及到仁、義、禮、智等理論的看法了。堅持孔學在前的,就是因為孔子提倡這些,而《老子》書卻反對這些。所以顧頡剛先生說,『在沒有儒家提倡仁義以前,《老子》說的『絕仁棄義』是無意義的。』批判總應該是有的放矢吧,絕不會是放空炮,本來這是極易理解的道理。可是反對者卻硬說這是孔子對老子思想的批判。那麼我們要問,在老子以前有誰提倡了仁義道德,才促使《老子》批判仁、義、禮、智呢?又有誰倡導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才促使《老子》提出『絶學無憂』呪?有誰大力提個『有為』、才促使《老子》提出『無為』呢?有誰倡導要博聞多識,才促使《老子》提出『絕聖棄知」呢?否則的話,《老子》的學說及其批評的意見不都是在無的放矢嗎?。」
  看完這段話,估計不笑的讀者很少了吧!「錢穆、張季同、羅根澤」可以跟「科學方法」聯繫起來!顧頡剛的說法更屬可笑之論,沒有儒家以前,難道沒有仁義?難道人心都不向善?難道孔子以前的所有智者絕沒有人提倡?社會一片黑暗,必須等到孔子出來才懂得提倡已經發明創造了不知道幾百年的概念?這種明顯違背常識的說法,竟也能吸收許多信徒,確實令人無言以對!而且說「有誰大力提個『有為』、才促使《老子》提出『無為』呢?」難道余明光真心不知孔子也提倡「無為」?如果連孔子的思想都沒搞清楚,卻一昧的想要用孔子、儒家的角度來看世界,那無疑非常可笑!至於「在老子以前有誰提倡了仁義道德,才促使《老子》批判仁、義、禮、智呢?」難道孔子當時所面臨的「禮崩樂壞」的世界之前的世界不是「禮不崩、樂不壞」的世界?那麼是誰提倡的呢?這種問題豈非可笑已極!而且若按余明光等人的邏輯,如果不是「仁、義、禮、智」已經不被重視,孔子為何要提倡?既然如此,試問「仁、義、禮、智」什麼時候開始不被重視?在不被重視之前豈不是被重視?那麼是誰重視?怎麼個提倡法?如果一大堆專家權威連這點常識都沒有,筆者除了建議這些「大師」多讀點邏輯學的書、多思考以外,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建議了!
  余明光繼續說:「歷史事實證明,在孔子以前,所有的文化知識都還在『官府』。雖然在春秋後期,有一些『王官』散落在社會上,他們也只是背誦一些《詩》、《書》古訓的縉紳先生罷了,決沒有私人著書的。即使是孔子的《論語》,從嚴格意義上說,也還不能算作是私家著作。胡適謂:『當孔子生三歲時,叔孤豹己有三不朽之論。其中「立言」已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說:「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難道其時的立言者都是口說傳授嗎?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類,難道都是口說而已?至於鄧析之書,雖不是今之傳本,豈非私人所作。』今按《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所載,『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穎達疏:『……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並非後世所謂著書立說的意思。以此比照《論語.季氏》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說的也是周任所講的話,並非孔子引用周任所著的書。這點可與《論語.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互為印證,指的也是有價值的言論,並非著書立說之意。如果硬要說在春秋之世就有私人著作,那麼『學在官府』豈不是一句空話,歷史豈不真是一個女孩子任人打扮的麼!誠然,那個時候書還是有的,不過不是私人著述,只是各國的《春秋》史記罷了。」
  這一段話無疑暴露了疑古派一脈相承的無知。余明光一來要引〈漢書.藝文志〉隨便就把幾個有「黃帝」字樣的書就指成是所謂的《黃帝書》把專名隨意的變成了通名,而其前提是信任〈漢書.藝文志〉並無限放大使用其中的資訊!那麼難道這些疑古派不該好好讀一下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春秋時代的書嗎?難道那些歷史是可以讓隨意幾個疑古派的胡說八道、鬼扯蛋就取消掉了嗎?至於春秋時代有多少著作,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至於其中把「立言」說成不是「書」只是「話」,這種沒常識的說法,實在令人難以忍受。試問:如果這只是周任的「話」是要怎麼流傳下來?是要怎麼一字不差的傳到孔子以及其他人耳中、腦中?這種只要稍微用點腦就能知道的東西,怎麼還會被提出來當成一種證據呢?更荒謬的是究竟「學在官府」是誰說的?「學在官府」又怎樣?為什麼說「學在官府」,私人就不能有著作?這之間有什麼邏輯上的矛盾關係?
  關於「立言」:
〈孔子家語.顏回〉: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可亡,可謂知禮者矣。」

  試問,如果「立言」只是口頭流傳,能流傳多久?如何「不朽」?如何「不廢」?(不計算書籍自動失傳的狀況)為何稱為「立」?「立」在哪裡?誰的話不能口頭流傳,非得說成「立言」?疑古派除了把「立言」曲解之外,更把帛書、竹簡的時代無限拉後,彷彿春秋末年的一眾智者全成了白癡,有竹簡、帛書、金石卻擺著不用,卻偏偏企圖想用口頭傳頌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傳遞下去,還自以為得意!試問誰有這麼強悍的記憶力?試問難道《論語》中孔子所說的每一句話全部都是弟子牢記在腦中的?都沒有用其他東西記下來?這種不符常識、不符實際實物的說法,很難想像居然也能獲得部分學者的認同!至於鄧析著《竹刑》,按照疑古者這種說法,不知道要放在誰的腦袋裡,讓鄭國的駟歂隨時可以拿來用一下?豈不荒謬透頂!至於春秋時代那麼多書籍流傳到班固之時,這些記載也可以被疑古派輕易、隨意漠視、否認!不得不承認,學閥掌權,真是好用!

  余明光最後說:「現在再看《老子》書,它所敘述的古代思想變化的過程是:道一徳一仁ー義ー禮,這樣的思想演變過程。所批判的也是仁、義、禮、智這一套理論體系。以前雖說甲骨、金文中就有『仁』字,在《易.繫詞》和《易.說卦傳》以及《左傳》等中有『仁義』等連用詞,但它畢竟還是孤立的用詞,畢竟不是某種理論體系。而把仁、義、禮、智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提出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儒家孔子首先提出來的,這是歷史的事實。我們不能孤立地去考查某一名稱術語,而應該與它的理論體系和時代背景聯系起來作分析考察。如孔子重視『禮』,是因為春秋有重視禮的傳統;《老子》批判禮,也是因為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兩種思想都有時代的烙印,說《老子》書出於戰國是有歷史根據的。」
  按照他的意思,老子不能「孤立的」使用「仁義」?孟子先說仁義的說法被擊垮了,就改弦易轍,說以前說得都只是孤立的用,老子不是孤立的用,因此只能在也不是孤立的用的孔子之後?這是哪門子邏輯?此外,「仁、義、禮、智」是怎樣到了孔子的口中就是一種理論體系?其他人不管說幾萬遍也不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儒家孔子首先提出來的」,多讀點書就知道這不是歷史事實,究竟要別人怎麼承認?「如孔子重視『禮』,是因為春秋有重視禮的傳統」,前面不是還說「禮」是孔子提倡的,有重視禮的傳統還需要提倡什麼?「《老子》批判禮,也是因為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究竟戰國時代怎麼反對禮,要不要交代一下?為讀者長點見識?戰國時代究竟誰反對禮,什麼時候開始?這個誰又為什麼有這種影響力?影響力大到可以影響整個世界?而孔子當時有本事影響整個世界?這是在睜眼說瞎話?孔子沒本事影響整個世界,憑什麼代表當時的世界?為什麼墨子這個與儒家為敵的學派,不反駁「仁、義、禮、智」反而是老子來反駁?難道墨子不算戰國時代的人?墨家不算戰國時代的學派?那麼究竟「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的傳統以致於導致了《老子》要批評、墨子卻不批評的理由與根據何在?
  任何用類似「仁義」這樣的複合詞組想要來證明一本書的年代的疑古者首先都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謬誤:循環論證。首先,按照史書記載《老子》是老聃寫的,結果現在疑古者先把《老子》排除在「仁義」的搜索對象之外,接著用其他「最早」(不幸並非最早,而只是自以為最早。)的文獻的年代,來證明《老子》「必須」晚於這些文獻的成書時間。試問,現在《老子》的年代尚且還沒證明(還在證明之中,還在企圖用「仁義」來證明!),如何能被排除?先把《老子》排除,再用比《老子》還晚出的文獻的年代來證明「仁義」的晚出,接著再用「仁義」的晚出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不是循環論證,什麼是循環論證?可悲的是整個學界竟然無人指出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
  根據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詞彙.仁義〉的徵引文獻可知,春秋末期的師曠、晏子、孔子、曾子、計倪都談仁義,我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老聃不能談?一個疑古者不讀書、書讀不多,我們只能說那是他個人的素養問題,一整個世紀的疑古者都不讀書、書讀不多,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余明光最後毫無疑問的從錢穆等人的所謂科學方法也即「思想脈絡」著手,又開始大談「尚賢」。這些毫無思考能力的片段,也就不再多引。關於「尚賢」說,無非就是不讀書、書讀不多的結果,相關論證請參考其他章節,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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