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尹振環《重識老子與《老子》》〉

尹振環《重識老子與《老子》》

收錄尹振環的疑古論點，有幾個理由，一是尹振環吸收了許抗生、何炳棣關於《老子》與《孫子兵法》比較的基本路數，以此為新武器以攻擊《老子》。二是這是郭店竹簡出土多年後，利用郭店竹簡的發現，當成新武器來攻擊《老子》的疑古論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本書。好比許抗生利用馬王堆帛書《老子》來發展自己的疑古武器一樣、尹振環利用郭店竹簡《老子》並吸收了前面兩人《老子》與《孫子兵法》的「相似性」比較結論，以做為延續整個疑古謬論的主要武器。三是一如許抗生的書受到了張岱年的讚賞一樣，尹振環這本書則受到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資助，被視為「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優秀成果代表國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以及毫無可疑的影響力。同時這本書出版於2005年，此前正方能提出的證據已經觸擊到了叔向的引文，如果全部加起來，叔向、子路、顏斶、尹文子的引文都已經被其他學者「率先」披露。但郭店竹簡的實物出土，以及其年代特徵，加上叔向、子路、顏斶、尹文子的引文陣容，顯然絲毫無法讓疑古學說消聲匿跡。
　　基於以上的總總理由，筆者便將尹振環這本書當成最後一本批駁的書。至於其他也撰寫了不少郭店竹簡研究的疑古者們，實在已經無法讓人找出任何「新鮮」的東西來加以談論了。因此，筆者便以對這本書的疑古論點的反駁，做為本章的最後一章。

朔雪寒駁

做學術要講基本工，基本工下得不深，猶如練武不站樁一樣，腳步輕浮、難以穩扎穩打。尹振環等當代眾多註釋、校對《老子》者，實未見有深厚校對、訓詁功力的人。不幸的是，尹振環遇到了何炳棣，而何炳棣對於何謂訓詁、校勘、文字學也並不在行，結果何炳棣大大讚賞了尹振環，兩人開始了信件來往。而尹振環也把何炳棣對他的褒獎，認真起來！說穿了，如果何炳棣不具有院士身分、其資歷不夠精采（「1944年，與楊振寧一同考上中美庚款赴美留學生」）這種褒獎大概只有尹振環自己知道。但這種資歷本身與知識並不等價。尤其是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都是非常深的學問，而這些既非何炳棣的專長、更不是尹振環與一眾拿著郭店竹簡與馬王堆帛書的「異文」大作荒謬文章者所擅長的學問。
　　於是在缺乏應有的文字、訓詁、校勘學等基礎知識的情況下，一個簡單的節選本（郭店竹簡），被整個學界，搞出了很大的名堂。而尹振環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尹振環把郭店竹簡與今本《老子》這個本來是一個節選本與全本的關係，「發揮」成一個粗稿（最古傳本）到完書（足本）的關係，於是那些節選本沒能選上的文字，全部都被尹振環說成是今本（含帛書本）《老子》對粗稿的「改動、補充、演進」。果真要這樣做文章，能不寫出個十幾萬字，都不算是一個懂中文的人！尹振環這種做法好比是把魏徵的《群書治要》節選本，當成是粗稿，然後把今本說成是後人從粗稿陸續整理、改動、補充、演進而來的一樣！這種荒謬性，已經難以用簡單的言語來形容！
　　何炳棣關於周太史儋的總總謬論，既未能超越疑古派前輩，也沒有更新鮮的說法。尹振環除了完全繼承之外，也未能有所發揮！尹振環雖然借用郭店竹簡來延續疑古謬論，卻顯然知道老聃是春秋時人的事實已經無法否認，因此乾脆承認老聃的存在，以及司馬遷關於老聃的記載的真實性。而第一個矛盾點也就在這裡，既然承認了司馬遷關於老聃的記載，卻又否認司馬遷關於老聃寫作《老子》的記載，這種切割技術，在所有疑古學說中並不罕見！以上這些關於周太史儋、老聃的問題都已經不值得再多費唇舌，本書相關章節已經論之甚詳，不贅！
　　尹振環為了抓緊《孫子兵法》這條「相似性」的線索，因此除了完全吸收了何炳棣的所有說法之外，同時另外開列一章以專門比對《老子》與《孫子兵法》，可惜也未能有更多的創見。若就《老子》與《孫子兵法》的比對而言，許抗生的比對顯然更合理、更多，可惜尹振環可以說完全忽略了許抗生的成果。加上尹振環對兩本經典的熟悉程度有限，以至於未能將兩書中眾多的相似處一一揭露。
　　而尹振環的歷史功底也未能領先眾多疑古同行，在此僅舉幾例誇張荒謬者，如下：
　　尹振環說：「孫武出身將門。其祖為將軍，伐莒有功；其庶祖田穰苴更是大名頂頂的大將與著名軍事理論家。」田穰苴何時變成了孫武的「庶祖」？孫武與田穰苴之間，司馬遷未曾說過兩人之間有任何血緣關係！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可言！同時，什麼叫做「庶祖」？這是什麼意思呢？豈不荒謬！
　　尹振環說：「《老子》成書於戰國，也就是成書晚於《孫子兵法》一百多年。而《論語》成書於公元前420年左右，已成共識。可見孫武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尚未問世的孔、老著述。更談不上孔、老對《孫子兵法》的影響，那麼孔、老有無可能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呢？孔子是不屑於研究軍旅之事的。〈論語．衛靈公〉：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尹振環顯然對孔子的事蹟並不熟悉，更顯然未能熟讀《論語》、《左傳》。孔子對衛靈公「說謊」，不過是因為不想教給衛靈公相關的知識，並非孔子不懂軍事。事實上，孔子最後被從衛國召回魯國終老，就是因為弟子冉求在幫季康子作戰時展露了軍事才能，引發了季康子的疑問，季康子這才從冉求口中知道原來孔子也是一個軍事專家，於是才派人請回孔子！說孔子不屑於軍事，那是對孔子事蹟的無知所導致的偏見！
　　這些不過是尹振環在介紹他自己關於《老子》與《孫子兵法》的比較之前所做的論述，但卻已經犯下了可笑的知識性錯誤。至於《老子》與《孫子兵法》的比較既未見新鮮之處，也未能如許抗生的比較來得合理。而從實際的情況而論，兩書本無存在引用關係，加上成書時間極為接近，因此即便找到如何相似的「東西」，都無法證明什麼！至於相關更詳細的考證，請見本書〈孫子與老子〉，不贅。
　　最終，我們就來談談尹振環根據郭店竹簡所「發明」的新證據，但其實我們也可以在完全的忽視這些，在郭店竹簡的基礎上，根據非全本的郭店竹簡《老子》與全本的《老子》之間的差異所發揮、創造出來的任何「論述」，便可以輕鬆的終結尹振環等人的相關謬論。這種「證明、反駁」之所以可能，乃在於我們已經搜集到最完整、完備的「歷代徵引《老子》」的用例。既然郭店竹簡根據科學鑑定可以確定是「戰國中期」的產物，而尹振環認為這是《老子》早期的樣貌而不是節選本，如此一來，只要我們將戰國中期以前的徵引記錄與郭店竹簡一一比對，甚至只要挑出其中明引的部份加以比對，只要這些引文有超出郭店竹簡範圍的明引實例，疑古者的說法便不攻自破，直白的說是「經不起事實檢驗」！
　　但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理解一個關於郭店竹簡《老子》的基本事實。郭店竹簡《老子》分為甲、乙、丙三種版本，這些版本都有重疊的地方，並非是完全沒有重疊的版本或者是同一個版本。於是我們得問這些疑古者，一個不是同一個版本的東西，如何可以混淆成好像郭店竹簡就是一個「版本」一樣？試問，既然甲乙丙並不完全相同，那麼它們是根據什麼而來的？如果它們不完全相同，又不是節選本，怎麼證明它們「都是」最初或者是更早的版本樣貌？這種問題，任誰都無法回答出來！
　　以下是郭店竹簡甲乙丙各個版本所牽涉到的今本章節號碼：
　　郭店甲本：2、5、9、15、16、19、25、30、32、37、40、44、46、55、56、57、63、64、66。
　　郭店乙本：13、20、41、45、48、52、54、59。
　　郭店丙本：17、18、31、35、64。

　　甲本、丙本重疊64章部分大段落，並且文字有差異。若說這是根據不同版本在不同時間點上的節選，是很合理的推論。從這種重疊處也能簡單證明，郭店竹簡本身只是節選本，而不是什麼「毫無根據」的早期版本樣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

　　楚威王在位期間為前339年至前329年，在戰國中期結束前。而鐸椒作為他的老師，因為楚威王沒時間去把各國歷史看完，於是鐸椒根據「成敗」的標準，挑選了四十章，成為《鐸氏微》以供楚威王閱讀。而這種書籍，很明顯就是節選本。若往後推，歷代帝王要臣下整理前代古籍而成節選本以供其閱讀的例子並不少，最有名的莫過於唐太宗李世民要魏徵編的《群書治要》，《群書治要》做為各種古籍的節選本的大彙整，與楚威王時期的《鐸氏微》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古代為了帝王而製作出各種書籍的節選本，這種做法實為常態。而製作節選本也不一定只是為了為帝王服務。不管如何，郭店竹簡《老子》是節選本，在當時並未顯得突兀！至於郭店竹簡《老子》的編輯者是根據什麼標準來節選，我們已經不得而知。若說是以「儒家思想」為標準，那是毫無根據的說法。不僅孔子時，孔子處處受挫，僅有幾名弟子當官名顯天下，子思做官時也並不好過，子思的經歷甚至成為戰國學者嘲笑儒家的例子，到了孟子時，孟子又說當時的楊、墨的思想瀰漫著整個天下，儒家的影響力不如兩者。若以實際歷史而論，楚國受墨家影響的「歷史」顯然比受儒家影響的歷史來得清晰可見。《老子》誕生的時間，產生於儒家思想、墨家思想之前，要在這種情況下去揣度編輯者根據什麼思想或標準來挑選文字，顯然並不容易，也毫無必要！
　　以下，我們就將郭店竹簡所有文字與徵引文獻做一比對。戰國中期的結束在前293年，而郭店竹簡的書寫年代不晚於前300年，因此徵引文獻的實例就引到這部份前後。
　　老聃自引的部份，41、73、76，後兩章不在郭店三種版本的範圍內。
　　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前或前497年，叔向明引老聃的話出自43、76，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85年，伍員引用的部份出自12，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79年四月己丑日前，孔子牽涉到的部份為25、48、58、63，其中58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84年冬季前，子路牽涉到的部份為70，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79年四月己丑日至前468年四月己亥日，言偃牽涉到的部份為38，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73年前，范蠡牽涉到的部份為80，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307年前，素問牽涉到的部份為1、2、64、77、80，1、77、80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鬼谷子牽涉到的部份為47，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約前369至前319年，尉繚子牽涉到的部份為11，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369至前319年，魏惠王（或《戰國策》作者）牽涉到的部分為81，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339年至前329年，蘇秦對楚威王所說的部分為64。
　　前311年至前301年，顏斶對齊宣王明引《老子》的部份為39，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齊宣王、齊湣王時，慎子明引《老子》的部份為22、39，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齊宣王、齊湣王時，田駢明引老聃的部份為14，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齊宣王、齊湣王時，尹文子明引《老子》的部份為57、62、74，其中62、74，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周太史儋之所以能名留青史，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預言了秦王朝將要興盛，而秦王朝也在最終統一了天下。因此，秦政府的檔案才能留到司馬遷寫《史記》時供其參考。相關事情，前面各章已經討論得非常清楚，《史記》中記載周太史儋的事蹟始終只有一件，分散在三處記載，其中一處放到了老子的傳記中，筆者已經證實這是經過變造的文字。撇除這些不說，根據〈史記．周本紀〉則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在周烈王二年即前374年。遠在前374年前的引文有一大堆不在郭店竹簡的範圍內，而在此之前，試問誰稱王了？哪一個戰國時代才稱王的王是在前374年以前的戰國時代稱王的？按照許抗生、何炳棣、尹振環的邏輯與推論，既然《老子》只能成書於戰國時期的諸侯稱王之後，又只能成書於周太史儋之手，試問：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的時候，究竟誰稱「王」了？楚國早在春秋初期就已經稱王的事實，疑古者們究竟清不清楚、知不知道、懂不懂、明不明白？
　　事實勝於雄辯！以上甚至直接忽略掉拒絕被楚威王延攬為宰相的莊子的所有引文，以及文子的引文，以及「緊接著」尹文子之後的所有其他人的引文（讀者若有興趣，請自行研究。）。但即使如此，以上所舉的例子都在戰國中期以前，其中尹文子、田駢、慎子與郭店竹簡約莫同時或更早，顏斶以上引文都早於郭店竹簡。而絕大多數的引文都不存在於郭店竹簡之中，僅僅用這樣的比對，尹振環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那種「節選本」對「足本」的「擴充」之說，絲毫經不起任何推敲與檢驗。
　　尹振環最荒謬處在於隨意的就把周太史儋拉進來當《老子》的第二作者，說他大大豐富了老子的思想。我們實在不知道，究竟一個被記載在一個「合傳」中的人，即便他也被稱為「老子」，為什麼就能成為《老子》的第二作者？當前有任何的史籍曾經提到過老聃以外的作者嗎？沒有！除了《列子》「誤引」了一次《黃帝書》，其他所有東周明引的例子，不是直接說出自老聃，就說是出自老子，從來也沒有說過其他的類似周太史、儋的例子。因此，如果學界繼續用這種編故事的套路想要來考證、翻案，恐怕只能繼續貽笑大方了！
　　當然，我們絕不會天真的以為，把以上這樣明明白白的實證舉出之後，尹振環所製造出來的謬說，便徹底結束。因此，以下我們便來探討一下尹振環所自行研發出的新鮮說法，這部份的相關說法主要集中於該書第二章〈《老子》非成於一時，作於一人的自證〉，下分三節，分別是〈簡本非節選本之十條證據〉、〈簡本、帛書《老子》成書於不同時代的八點印記〉、〈思想理論發展的八條證據〉。以下我們就針對這三節所提各點，一一反駁，至於那些不講常識、不符邏輯的陳腔爛調，就直接略過了！

　　〈簡本非節選本之十條證據〉：
　　一、「沒有進行節選的客觀需要。」尹振環主要是反駁某些學者提出的：「東宮之師為了用儒家思想治理國家，以儒家的倫理為標準，對足本《老子》進行了節選和改編來教育楚太子。」這種說法當然是毫無根據的，儒家思想從孔子以來四處碰壁，鼎盛時期是在魏文侯禮遇子夏、段干木、李克、吳起之時，此後便開始走下坡。以至於孟子要感嘆天下充斥著楊、墨的學說，而郭店竹簡產生的時間，齊國因為桂陵、馬陵之戰大勝魏國而聲威大振，其主因在於任用了孫臏當軍師並採用了孫臏「富國強兵」的思想的緣故；同時，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商鞅的變法受到後代儒家如荀子的批評，但秦國因此變強卻也是鐵錚錚的事實；韓國任用申不害當宰相，申不害並非儒家；楚宣王、楚威王時期當權的是昭奚恤，昭奚恤不是儒家；楚威王的師傅是鐸叔，鐸叔用的節選標準是「成敗」而非儒家思想；魏惠王幾場戰爭大敗下來，除了輸掉了天下第一強的頭銜，也開始積極物色懂軍事的人才，尉繚子在此時加入魏國，〈尉繚子．天官〉：「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謀而守之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而孟子這位當時儒家的第一把手也大力批評魏惠王，〈孟子．盡心下〉：「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思想還能成為任何一位太子師傅的中心思想？尹振環的證據只是引了孫武、子貢、吳起、商鞅、孫臏、蘇秦「吃香」的例子，以及任用子思的魯國最終亡國的反例，來推論儒家思想之不可能。尹振環的論據雖然未能切合其時間點，卻顯然不是錯誤的說法。因此他的結論是：「作為東宮之師豈能充耳不聞（以上這些人的事蹟），他不用兵家、法家思想去改造儒家思想，已是難能可貴了，還有什麼心思、什麼必要用儒家思想去刪節改造足本的《老子》來教育太子呢？這是非節選本之主要證據。」顯然尹振環最終因為欠缺足夠的邏輯素養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因為即使如他所舉的例子，頂多也只能推出東宮之師用儒家思想去刪節足本《老子》是不切實際、沒有證據的說法，而無法推出「節選足本《老子》」因此是不可能的事情。須知，就算東宮之師不用儒家思想去節選，就算東宮之師不用「成敗」的標準去節選，就算東宮之師不用任何中心思想去節選，他仍然可以只是為了弄一個更簡單的版本來滿足閱讀時間不多的太子的閱讀需求而製作出一個節選本。因此，尹振環的說法自然也是錯誤的！
　　二、「作為隱士的作品不可能很長。」尹振環的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可言。究竟要怎麼證明隱士不能寫長篇？遑論《老子》不過五千多字，相比於戰國時代動輒數萬至數十萬字的篇幅，這也能叫做長？尹振環稱：「並且從一個隱士的著作來看，兩千多字的簡本《老子》，難道不能算做當時的書，也是目前的最古傳本嗎？……由於竹簡整理者及其認真負責，因而竹簡的綴合相當成功。大多數章聯結嚴絲合縫，符合古貌。……總的說章序符合思維邏輯，大多能看出層層展開的蹤跡。這能不能說明楚簡《老子》非節選本呢？」這究竟算什麼證據？即便說是一種理由都讓人莫名其妙？竹簡整理小組怎麼整理，究竟跟這個本子是不是節選本有何相關的地方？「符合古貌」是什麼意思？是盡可能的保持竹簡的原貌嗎？竹簡原貌自是竹簡的原貌，究竟與它是不是節選本有何相關？這種毫不相干、毫無邏輯關係、萬分牽強的東西也能拿來當證據？
　　三、「節選不可能改變整個結構布局。」尹振環的這種說法當然是一種毫無根據的預設，他的說法是：「所謂的節選，是節而選之，它不可能，也不應該去改變《老子》的整個結構布局。」這也能當證據？究竟是誰規定節選不能改變前後順序的？難道韓非子節選一些出來註釋也沒有改變順序？究竟為什麼節選就不能改變順序？究竟為什麼這種沒有證據、不可能證明的事情也能拿來當成一種證據？
　　四、「不可能先上篇選一點，再下篇選一點；又再上篇選一點，再下篇選一點……」。這居然又能成為證據？這跟第三點「證據」有何不同？
　　五、「不可能跳躍式地來回選。」尹振環這第五點究竟與第三點、第四點有何不同？難道尹振環自己都不知道這三點所謂的證據已經在第三點就表達結束了嗎？然而，尹振環這三點說法最荒誕的地方是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一個他自己早已經知道的事實：八十一章是後人所分。這有什麼問題嗎？首先，原本既然沒有分章，所謂的「跳躍」根據的是實際的字數而不是章節；其次，現今八十一章的每一章的字數不一，有些章節的字數大於其他數章章節字數的總和。此外，《老子》目前可見已有四種分章法，六十八、七十二、七十七、八十一。章數越少，每一章的字數就越多，就可能越平均。如此一來，在八十一章看來像是跳了很多章的，在六十八、七十二章看來可能只跳了一、二章甚至沒跳。在沒有分章的版本裡，則根本沒有所謂的跳躍，有的就只是照本宣科的挑出自己想要的片段這樣的簡單過程。因此，尹振環在這裡不看實際的字數，卻執著於後人所分的八十一章的章節距離，未免顯得不切實際了！在這種情況下，疑古者如果還想繼續靠著這種東西來說事的話，建議先把字數算清楚再來說吧！
　　六、「用類似節選的〈韓非子．解老〉、〈喻老〉作比較」。尹振環說：「比如〈解老〉所解《老子》各章的順序是：38、58、59、60、46（上篇）1、14、1（下篇）、50、67、53、54（下篇），共12個章節。這裡可能看出，是以解德篇為主。它一點也不像簡本這樣大跳躍、大反復的『節選』，至於為什麼〈解老〉為什麼也出現個別跳躍、反復，當是思路使然。」所以任何要節選的人，還得先計算一下各章的「距離」，注意不能太大，不能上面選完選下面，一定要按照嚴格的「程序」才能來「節選」？試問這種違背常識、違背一般人做法的事情，也能拿來當成一種證據？而《韓非子》明明也跳躍、反復，於是為了把韓非子的做法也拿來當成證據，韓非子的跳躍、反復就是有意義的，楚簡的跳躍、反復就是沒有意義的？這種「證據」，要找多少能不找到多少嗎？看到這樣的東西都能拿來當證據，難道我們不該感慨萬千嗎？
　　七、「違背節選的簡單原則」。尹振環說：「節選，自然應該先易後難、由淺入深地節選，為什麼那些淺顯、通俗、基本的東西不見節選呢？」試問誰來定義「淺顯、通俗、基本」？試問這是誰訂出的規則？試問誰應該在節選時遵守？試問誰曾經如此遵守？魏徵的《群書治要》也是這麼幹的嗎？豈不荒謬可笑！
　　八、「不會有這樣改寫的節選。」尹振環說：「為了儒道思想合流，進行某些改寫，比如『絕仁棄義』改寫為『絕偽棄慮』，將『守靜』改寫為『守中』，這大致還可以說得通。但是將『絕聖棄智』改寫為『絕智棄辯』，這『智』與『辯』，也是針對儒家等智辯之士的，為什麼不見改動？『教不教』按說與『有教無類』還有些相似，怎麼會改成『學不學』呢？……再說既然是節選又進行改寫，本身就有違常規。」這究竟算什麼證據？缺乏文字、訓詁、校勘學的任何懂中文的人，如果不能就著兩個版本的各個差異寫出個十幾萬字類似這樣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懂中文的人！「教、學」古字相近，尹振環沒有這點知識，能不鬧笑話嗎？按照尹振環這種說法，文字、訓詁、校勘、版本差異等知識，全部都可以丟了，用一個莫名其妙的「改寫」就能「解釋過去」！
　　九、「不可能有文字迥異的節選。」尹振環說：「仔細比較300句的簡本《老子》，竟有六十餘句不同於帛書、今本《老子》，約佔20%。這不可能是節選的結果。」這真的不可能是節選的結果，因為這是版本流傳必然發生的文字變異的結果！一個寫過被「院士」稱讚的《帛書老子釋析》的作者，顯然欠缺版本差異的基本知識，為此個人實在納悶何以這樣的著作竟會是「最高水平」的著作。不談簡本、帛本與今本的差異，僅就唐朝諸版本之間的差異，就遠遠超過20%，這種只要具備版本學、校勘學的基本知識，就不可能出現的論述，不幸的，我們竟在「最高水平」的著作上看到了。
　　十、「連片的章『落選』，違背節選情理。」究竟是誰規定了連續的章節不能被全部刪除的呢？究竟是誰？為什麼大家要遵守這樣的規則？請告訴大家究竟是誰？簡直莫名其妙！節選本來就是節選，究竟有什麼不能被「節」掉的呢？

　　看完這所謂的十條「證據」，相信大多數讀者對於尹振環的其他「證據」的「水平」已經有底了！或許胡適地下有知，應該慶幸自己當年應付的是梁啟超、馮友蘭吧！

　　關於尹振環〈簡本、帛書《老子》成書於不同時代的八點印記〉：
　　一、「帛書中反戰文詞的增多、增重與『兵者，不祥之器』的論斷，為戰國時代的標記。」尹振環這種說法無非是想告訴讀者，在戰國以前，尤其是春秋時代那個把數百個國家兼併成十幾個國家的時代，「兵者」不是「不祥之器」，而春秋時代華元所策劃的弭兵會盟也不是反戰的成果。至於尹振環、何炳棣所賴以為重點的孫武在《孫子兵法》上所說的：「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費日千金。外內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用間〉）、「夫戰勝攻取，不修其政者，凶！命之曰弗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備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興軍，將不可以慍用戰；合乎利而用，不合而止。怒可復喜也，慍可復悅也；亡國不可復存也，死者不可復生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之道也。」（〈火攻〉）這些都毫無絲毫反戰的成份，反而是「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這樣的「客觀描述」居然成了尹振環口中「反戰文詞」「增多、增重」的標誌。至於古籍中常見的註文摻入正文現象或後人妄加字句的現象，也被尹振環拿來當成各種版本中反戰文詞「增多、增重」的「標誌」。以至於簡本被刪節的文字，「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被這樣看待、今本「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也被這樣看待。如此，究竟還需要校勘學做什麼？關於這種現象之普遍可參見《孫子兵法論正》下編或本書《道德經論正》下編，不贅！
　　二、「帛書否定仁、義，乃戰國標記。」初看這一標題，我們就心生一個疑問，那麼試問何時肯定「仁、義」？試問哪一個時代單獨的肯定或否定仁義？至於那種把節選本簡本沒有而足本有的東西說成足本增加、補充的說法，已經不需要再多引用。這裡，尹振環提出：「簡本之『絕智棄辯』、『絕偽棄慮』，到帛、今本成了『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矛頭直指聖智仁義。」因此按照這種說法，古籍各版本的異文都將不存在那種非刻意的錯誤、不存在形音相近而發生的手誤，只存在一種叫做有意義的改動，甚至是補充。至於為什麼這些東西可以成為戰國標記，尹振環居然不提！豈不荒謬！
　　三、「尚賢與不尚賢也是時代印記」。從第一個提出這個「說法」的疑古者開始，若說正方曾經有力的給予反駁，相信這種荒謬說法不致於過了一個世紀還依然存在。如果說一個世紀以前的學者們充滿偏見、書讀不多，那麼一個世紀以後的學者又是怎麼回事？「尚賢」必須墨子才能提出？這種沒有常識的說法，居然能延續達一個世紀之久，能不令人唏噓感嘆嗎？
　　四、「善建、善保原則的時代標記」，我們看到這一個標題，首先就要產生一個疑問，所以「戰國」以前的國家與都不以及不需要「善建、善保」？更妙的是，尹振環說：「這說明老聃著重倡導『德』的真實、實用、可行，不唱高調，不搞形式主義，不玩花架子。可見，這一點也能映證簡本的時代。值得在說幾句的是，簡本、帛本這一章完全相符，因為戰國時代，對於侯王與其國家來說，首要的問題更是國之不拔、不脫、不亡的問題。」所以，試問這是「簡本、帛書《老子》成書於不同時代的八點印記」中的其中「一點」？尹振環既然說「簡本、帛本這一章完全相符」，又把這當成一個「時代標記」，更妙的是又主張簡本與帛本的時代不同，試問，這不是自相矛盾什麼是自相矛盾？
　　且按照他的說法，所以春秋時代的國家，從數百國被兼併成十幾國，居然「不亡」的問題比戰國時代還不首要？顯然，尹振環不知道春秋末年在各國菁英份子中最熱門的就是誰先亡國、哪個勢力最先被滅的問題？在此，也不多說，僅引數則做代表：
　　〈左傳．昭公四年（前538年）〉：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
　　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觀之也，莒其先亡。」
　　公曰：「魯何如？」
　　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
　　〈呂氏春秋．先識〉：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左傳．襄公十四年〉：（前559年）
　　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淮南子．道應〉：
　　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吳問〉：
　　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
　　「孰為之次？」「智是（氏）為次。」
　　「孰為之次？」「韓、巍（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

　　戰國時代的相關論述數量遠遜於此，不再贅引！

　　五、「『將欲取天下』文句乃戰國標記」。我們初次見到這個標題必然要問，殷朝末期，周朝沒有取天下的問題？尹振環說：「這種不同於春秋時代的『將欲取天下』問題被慎重地、重複地提了出來。因為日趨激烈頻繁的兼併戰爭，使思想家超前地看出天下一統的問題，但它是不能勉強的、人為的。它標明帛書《老子》不是成書於戰國後期，而是成書於戰國中期。而簡本豈不是只能說明它自身的春秋特徵的嗎？」所以戰國後期這種接近天下統一的時間點反而大家看不出來，必須是戰國中期這種天下一統還不明顯的時間點，才能讓「思想家」「超前」的「看出」？尹振環這種說法自然無疑是意識到如果他主張這是戰國後期才能有的，也就跟他主張周太史儋的說法相違背，於是話要怎麼說都可以！「王」就一定要戰國時代的諸侯稱王了才能提！「天下一統」卻反而要戰國中期才能提！像這樣要怎麼說就怎麼說的東西，拿來當成一種證據，居然也還能受到許多學者的承認，實在讓人大開眼界！至於「天下一統」不能「勉強、人為」的說法，也依然讓人大開眼界！這無非是想告訴讀者：東周最後之所以統一了，其實各個諸侯國自願繳械投降秦國，因此不是勉強、也沒有人為，自然而然就統一了！

　　六、「『萬乘之主』的時代標記」。尹振環說：「春秋時代無萬乘之國，大國如齊、晉、楚、秦、吳、越等大國，兵車至多不過五千，一般在三千輛左右，而魯、宋、衛、鄭，可謂『千乘之國』，簡本無『萬乘』之國的話，不是偶然的，而帛書的『萬乘之主』的話，正反映它的戰國時代印記。」試問，根據史料記載，是怎麼推出戰國時代一個國家有萬乘的？究竟又是哪些國家有萬乘？韓國、趙國、魏國這三個原本是從晉國分出來的三個國家之一？而尹振環提出「魯、宋、衛、鄭，可謂『千乘之國』」卻沒意識到要怎麼在「稱謂」上區分這些中小國與大國如晉、楚的問題！這個荒謬的問題，從第一個疑古者提出以來，即便有正方已經反駁，卻顯然未能讓人信服。以致於一直延續了一個世紀，還是被當成寶一樣的拿出來用。而錢穆說只有到了戰國才能說「萬乘之主」、許抗生說只有戰國時代的人才能說「萬乘之王」，我們想問的是，春秋時代的人要怎麼開口說話？不能說萬乘之主、不能說萬乘之王，能說萬乘之君嗎？很不幸的，如果依照疑古者的論證邏輯：

　　〈孟子．公孫丑上〉：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那麼既然孟子已經說了「萬乘之君」了，顯然「萬乘之君」也絕不能讓春秋時代的人說。所以顯然，結合錢穆、許抗生、尹振環等疑古者的邏輯，那麼春秋時代的人不能說「之主、之王、之君」，因此如果想要表達這些概念，只好把嘴閉上！所以「萬乘」這個詞，儘管戰國時代從來沒有資料可以統計究竟哪個國家有萬乘的規模，便自然的就都有了萬乘的規模，就自然的成為了戰國時代的標記。至於周王這個本來擁有整個天下兵車的共主，這個老聃的老闆，以及那個四個縣就有四千輛兵車規模的楚國的楚王，那個老聃故鄉的統治者，都已經被遺忘到腦後了！至於其他關於「萬乘、千乘」的考證，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

　　七、「『三十輻共一轂』的車，也是時代標記。」尹振環說：「郭寶鈞、余明光先生根據兵車出土實物考證，證明西周、東周之際沒有『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到戰國時才出現了這種車子，到了戰國中後期，三十輻的車子才成為定制（以上兩點，見余明光先生《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簡本無『三十輻共一轂』的文句，帛書有，正好證明它們分屬兩個不同的時代。」這種說法不免讓人想起當初《陰陽十一脈灸經》剛出土時，一些學者主張可見當時的醫學還停留在「十一脈」的階段，十二脈是晚出的，於是下拉了中國醫學的發展起點（一如疑古者下拉所有先秦思想的發展起點一樣）。這種說法就好像是我們今天挖出了銀雀山漢墓的《孫子兵法》，然後便說可見漢時人的兵法還停留在《孫子兵法》的階段，或者得出可見《孫子兵法》是漢朝人的作品這樣的結論！所謂「三十輻共一轂」的考證也是如此，沒挖到的就說不存在！試問，古代世界的東西，我們還能挖出多少？這與疑古者用「弩」企圖下拉《孫子兵法》年代的路數一模一樣，表面上似乎終於靠實物來講話了，以致於終於似乎與科學沾上點邊了！實則基本的邏輯已經錯誤，如何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至於針對余明光的反駁，請見相關章節，不贅！尹振環此書出版於2005年，此時，春秋墓葬已經挖掘出了許多，其中與老子最直接相關的就是虢國墓與趙簡子墓，而尹振環竟然未能吸收這些出土實物的資訊，反而利用1989年出版的《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中余明光充滿邏輯謬誤的簡單推論，以企圖佐證自己同樣充滿邏輯謬誤的論點！僅僅就學術界自己的標準，恐怕這樣的著作離所謂的「最高水平」，還有一段非常長遠的距離吧！

　　八、「不直倡愚民與直倡愚民的時代印證」。這裡尹振環似乎完全遺忘了何炳棣提出的孫子、老子、孔子愚民思想的資料，同時他也沒有提出任何證明愚民思想必須到戰國才能出現的任何證據與理由，於是這也變成了一條證據！

　　至於所謂的〈思想理論發展的八條證據〉，僅列其條目如下：「『德論』、『道論』的發展與深化也是時代標記」、「對防止『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的重大補充」、「本體論認識的深化」、「重農思想的重大補充」、「『見知之道』方面的發展與深化」、「『無名』思想的發展、豐富、昇華」、「權術多寡的時代標記」、「『稀言自然』的思想並非源自簡本」，以上這些已經毫無任何反駁的價值可言。這種思想上的所謂證據，如果可以成立，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一章所舉諸例，已可成為定論，實在無需多說廢話！
　　因此，根據以上的所謂證據，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郭店竹簡《老子》的出現並沒有「自然」的消滅了關於《老子》其書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的爭論！
　　所幸，一切都已在此畫下了句點！關於《老子》為春秋末年老聃所著一事，至此已然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