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

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

何炳棣這本《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與許抗生的思路相近，甚至可以說，何炳棣只是把許抗生比較《孫子兵法》與《老子》的部份加以放大，同時忽略其他部分。說何炳棣只是「放大」許抗生的思路，完全是基於兩人文章、書籍的發表先後而論。因此，我們除了無法在何炳棣的文章裡看到任何對歷代《老子》引文的反駁，也看不到任何針對正方學者所提出的論點的反駁。若以發表時間而論，何炳棣發表此文之前，正方學者也已經提出「叔向」明引老聃的「證據」。可惜，如此重要的證據，竟然被完全漠視與忽視！
　　收錄何炳棣這篇謬論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為他上承許抗生、下啟尹振環（何炳棣此書大讚尹振環《帛書老子釋析》，尹振環又於《重識老子與《老子》》一書大讚何炳棣此書所得出的結論，並以此補強其疑古謬論，互相追捧的事實已經不需要多做解釋！），尹振環的專著是在郭店竹簡《老子》面世後，利用何炳棣的「結論」，結合自己從郭店竹簡《老子》研發出的新武器撰寫而成的。而這三人的共同點都是利用了《孫子兵法》是春秋末年成書的事實來企圖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但這裡所牽涉到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就算退一萬步來說，《老子》的作者看到了《孫子兵法》，甚至受到了《孫子兵法》的影響，試問，難道春秋時代的人就不能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就不能引用《孫子兵法》？就不能模仿《孫子兵法》？所以只要某書的文章中出現與《孫子兵法》「相似的東西」即使彼此完全不存在任何「引用關係、實際引文」，都能被說成是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都能因此得出結論說，一本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著作「只能」是戰國時人的著作？這是在考驗大家的常識？考驗大家的邏輯思維、推理能力？還是在考驗大家的耐心？
　　何炳棣這本書最神奇的地方並不在於他依靠非常少的「線索」編造出非常多又複雜曲折的「故事」，並成功的「說服」或「震驚」了尹振環「等」學者，而是這本放大了《孫子兵法》作用的書籍，在解決《孫子兵法》這件纏訟數百年的公案時居然可以幾乎不提、不反駁任何主要的疑古論點（只提齊思和的相關論點），便宣稱《孫子兵法》是一本春秋時代的著作！然後再以此出發，用完全不符合常識、邏輯與客觀證據的做法，用《孫子兵法》來下拉《老子》的成書時間。雖然何炳棣沒有提出什麼堪稱「新鮮」的證據，但因為何炳棣院士身分，以及此書出版後陸續被疑古派收編到相關論文集之中，因此最終決定在此做一次性反駁！

朔雪寒駁

何炳棣以《孫子兵法》考證為「根基」，以《孫子兵法》為春秋末年所著之事實來企圖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而何炳棣的做法只是把一個不能被證明的事實：「老子看過《孫子兵法》」，拿來硬套在孫、老兩書的「相似處」之上，而把「相似處」當成「引用關係」，並把那些關於「叔向」的「明引、引用關係」直接忽略！於是主張這些「相似處」是《老子》作者剽竊《孫子兵法》的「證據」，並以此為出發點來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
　　為了從根本處來解決謬論，因此在沒有任何客觀證據證明老聃看過《孫子兵法》、《老子》或老聃引用過《孫子兵法》的文字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退一萬步來假設老聃看過《孫子兵法》並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那麼試問，為什麼因此《老子》就不能是老聃寫的？歷史上有誰能證明老聃在《孫子兵法》成書下限的前512年就死了嗎？而且如果老聃在此之前就死了，他怎麼可能引用《孫子兵法》？如果老聃活到了《孫子兵法》成書以後，為何《老子》就非得是一本「戰國時代」的著作？這種從最根本、最核心的地方就錯了的謬論，其實真的沒有反駁的必要，但如果逐一反駁，疑古派又必然以為是無法反駁！因此，筆者最終還是把相關反駁逐一寫下。
　　從本書〈孫子與老子〉所揭示、搜索出的關於這兩本書的春秋時代引文可知，春秋時代引用《孫子兵法》同時也成書於春秋時代的書籍就有《鄧析子》、《文子》。若以師承脈絡而論，不僅孔子引《老子》、子路引《老子》、子夏與孔子談到老聃的思想語言，甚至子夏的弟子穀梁赤都引用了《孫子兵法》。試問，即便老聃真的看過《孫子兵法》並受到影響，為什麼《老子》就非得是一本戰國時代的書？若以「理、據」而論，何炳棣滿心以為可以改寫中國學術史的一本書，僅僅根據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問題甚至常識問題，就可以終結他的謬論了！
　　根據本書〈《老子》成書時間考〉的結論，老聃見孔子在前511年，因此《老子》的成書時間確實在《孫子兵法》之後。但根據幾個理由，我們不但不能證明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甚至相反的，我們可以發現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遠低於老聃沒有看過的概率。
　　一、在〈孫子與老子〉所得出的結論中，我們發現兩書絕不存在任何互相引用或單方引用對方的情況與證據。這是客觀事實，不容他人狡辯！
　　二、《孫子兵法》成書於前512年八月以前。而「孔子見老聃在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發生之前……則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日以後可以定為《老子》成書之上限，考量到孔子離開周朝的時間不確定，以及老子出關與寫書所需時間，顯然都不可能在前511年結束前完成。因此，《老子》成書之上限可以定在前510年。」《老子》成書的上限與《孫子兵法》成書的下限過於接近，依照當時的環境，包括書籍傳播的速度、孫武的名氣，老聃告老退休後（離開周朝的正當理由）再西去秦國等事。老聃在寫出《老子》前看到《孫子兵法》的概率並不高。
　　三、孫武是在前506年之後才大鳴大放的，在此之前《孫子兵法》究竟是孫武在獻給吳王闔閭之後，便在市面上印行發售，或者直等到前506年，《孫子兵法》才開始傳播到整個天下。我們根本無法確定。而前506年，老聃是否還活著，我們依然無法確定！
　　四、由於「叔向引用《老子》的時間介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之間，以叔向在魯襄公十一年為二十歲計算，則前502年當其八十歲時。鄧析的引文在前501年以前，伍子胥的引文在前484年，子路的引文則發生在前484年冬季前，可能早於伍子胥，但難以確定。」因此，前509年這個時間點與《孫子兵法》成書下限太接近。
　　五、由孔子特地向魯昭公申請去周朝向老聃學禮，關令尹喜知道老聃要過關就強迫他留下墨寶，以及叔向向當時的菁英管理層也即晉國六將軍之一的韓平子引用老聃，這三件事綜合看來，老聃的名氣是在他書成之前便已經具備的！那麼如果這之前有老聃的「話」被廣為流傳，那麼「老聃影響了孫子的概率」與「孫子影響了老聃的概率」誰比較高，就很難判定了！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推論，老聃一生從來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非常高，而老聃在《老子》成書之前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遠比老聃在《老子》成書前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更高。即便我們無法根據後四點得出一個「精確」的概率與「必然性結論」，但如果按照當前可見的所有資料關於兩人事蹟言行的記載，以及兩書之間不存在引用關係的事實（也即第一點），則老聃的《老子》沒有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客觀事實」既無法反駁，也必須得到承認！
　　但不管老聃究竟有沒有看過《孫子兵法》，老聃即使看過《孫子兵法》、即使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也都不影響他寫出《老子》。更不影響《老子》為春秋末年著作的事實！而類似這樣的違背基本常識的說法與考證，普遍的存在於疑古者的文章之中。其中可以與此相提並論的就是「尚賢」是「墨子」「首創」的，因此「反尚賢」必須在「尚賢」之後，於是只要某書「反尚賢」那麼這本書就得成書於「戰國時代」！而不管墨子的學說與主要主張必然不是在其死後才存在的事實！何炳棣也一如其他疑古者一般繼續用「尚賢」當成證據，而說：「但反對墨家尚賢論是《老子》一書的原始組成部分應無可疑。反命題必然後於命題才出現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鐵律！」試問：究竟誰證明了墨子是戰國時人？
　　從本書〈孫子與老子〉所揭示、搜索出的關於這兩本書的春秋時代引文可知，不僅略晚於《孫子兵法》成書的《老子》沒有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孫子兵法》受到了《文子》中成篇於《孫子兵法》之前的文章中的「老子曰」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黑紙白字的引文關係，而非什麼思想相近的論述！而春秋時代引用《孫子兵法》同時也成書於春秋時代的書籍就有《鄧析子》，《鄧析子》不僅引用了《孫子兵法》，也引用了《文子》。若以師承脈絡而論，不僅孔子引《老子》、子路引《老子》、子夏與孔子談到老聃的思想語言，甚至子夏的弟子穀梁赤都引用了《孫子兵法》。那麼試問，即便老聃真的看過《孫子兵法》並受到影響，為什麼《老子》就非得是一本戰國時代的書？若以「理、據」而論，何炳棣滿心以為可以改寫中國學術史的一本書，僅僅根據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問題甚至常識問題，就可以終結他的謬論了！
　　根據本書〈《老子》成書時間考〉的結論，老聃見孔子在前511年，因此《老子》的成書時間確實在《孫子兵法》之後。但根據幾個理由，我們不但不能證明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甚至相反的，我們可以發現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遠低於老聃沒有看過的概率。
　　一、在〈孫子與老子〉所得出的結論中，我們發現兩書絕不存在任何互相引用或單方引用對方的情況與證據。這是客觀事實，不容他人狡辯！同時如果考量到《文子》部分篇章的發表時間早於《孫子兵法》一事，而兩本書中有重複的文字存在，則不僅不是老子受到孫子的影響，恰洽是孫子受到了老子的影響！往後的兵家如吳起、孫臏、商鞅、尉繚，都徵引了老子，也都無一例外的受到了老子的影響！
　　二、《孫子兵法》成書於前512年八月以前。而「孔子見老聃在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發生之前……則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日以後可以定為《老子》成書之上限，考量到孔子離開周朝的時間不確定，以及老子出關與寫書所需時間，顯然都不可能在前511年結束前完成。因此，《老子》成書之上限可以定在前510年。」《老子》成書的上限與《孫子兵法》成書的下限過於接近，依照當時的環境，包括書籍傳播的速度、孫武的名氣，老聃告老退休後（離開周朝的正當理由）再西去秦國等事。老聃在寫出《老子》前看到《孫子兵法》的概率並不高。
　　三、孫武是在前506年之後才大鳴大放的，在此之前《孫子兵法》究竟是孫武在獻給吳王闔閭之後，便在市面上印行發售，或者直等到前506年，《孫子兵法》才開始傳播到整個天下。我們根本無法確定。而前506年，老聃是否還活著，我們依然無法確定！
　　四、由於「叔向引用《老子》的時間介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之間，以叔向在魯襄公十一年為二十歲計算，則前502年當其八十歲時。鄧析的引文在前501年以前，伍子胥的引文在前484年，子路的引文則發生在前484年冬季前，可能早於伍子胥，但難以確定。」因此，前509年這個時間點與《孫子兵法》成書下限太接近。
　　五、由孔子特地向魯昭公申請去周朝向老聃學禮，關令尹喜知道老聃要過關就強迫他留下墨寶，以及叔向向當時的菁英管理層也即晉國六將軍之一的韓平子引用老聃，這三件事綜合看來，老聃的名氣是在他書成之前便已經具備的！那麼如果這之前有老聃的「話」被廣為流傳，那麼「老聃影響了孫子的概率」與「孫子影響了老聃的概率」誰比較高，就很難判定了！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推論，在只考慮《孫子兵法》與《老子》的情況下，老聃一生從來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非常高，而老聃在《老子》成書之前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更高，遠比老聃在《老子》成書前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更高。即便我們無法根據後四點得出一個「精確」的概率與「必然性結論」，但如果按照當前可見的所有資料關於兩人事蹟言行的記載，以及兩書之間不存在引用關係的事實（也即第一點），則老聃的《老子》沒有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客觀事實」既無法反駁，也必須得到承認！但如果考量到《文子》的存在，則一如〈孫子與老子〉所揭示的引文關係與證明，以及部分《文子》篇章的發表流傳遠早於《孫子兵法》成書之前的事實，則恰恰是孫子的《孫子兵法》受到了老子的影響而非相反！
　　但不管老聃究竟有沒有看過《孫子兵法》，老聃即使看過《孫子兵法》、即使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也都不影響他寫出《老子》。更不影響《老子》為春秋末年著作的事實！而類似這樣的違背基本常識的說法與考證，普遍的存在於疑古者的文章之中。其中可以與此相提並論的就是「尚賢」是「墨子」「首創」的，因此「反尚賢」必須在「尚賢」之後，於是只要某書「反尚賢」那麼這本書就得成書於「戰國時代」！而不管墨子的學說與主要主張必然不是在其死後才存在的事實，更不管墨子推崇「尚賢」是拿古代聖王的事蹟來做為典範案例！何炳棣也一如其他疑古者一般繼續用「尚賢」當成證據，而說：「但反對墨家尚賢論是《老子》一書的原始組成部分應無可疑。反命題必然後於命題才出現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鐵律！」試問：究竟誰證明了墨子是戰國時人？
　　依照本書〈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的資料，則「墨子想見楚惠王，而楚惠王以自己年老推辭，則至少五十歲以上，則約當前455年。不管如何，有一點是完全可以確定的，就是墨子見楚惠王的時間下限是前432年。」同時，墨子還能見曾子、見魯陽文子。曾子生於前505年，為孔子弟子。就算把曾子當成曾子的兒子曾申來看待，兩人能差幾歲？而魯陽文子是「楚平王之孫，司馬期之子」，「（楚平王之子）楚昭王死於前489年，而司馬子期、令尹子西年紀都比楚昭王大，兩人在前479年都死於白公勝之亂，楚昭王則死於前489年。如此，則魯陽公既然是司馬子期之子，當生於前479年以前，年紀也以比繼位的楚惠王大為最大可能。若以前479年時二十歲計算，則其六十歲當前439年。」春秋時代結束於前442年，學者也不可能否認墨子與楚惠王、曾子、魯陽文子的紀錄，而這些人與墨子的交集時間大部分都在春秋時代，試問憑什麼說墨子是戰國時人？憑什麼認為「首創」「尚賢」的「墨子」他的「尚賢」學說不是在春秋時代就已經被墨子自己廣為「傳播」了？如此一來，試問：既然不能證明墨子的「尚賢」是在「戰國」時期才出現的，依照墨子與這些大人物見面的時間來反推他的影響力與活躍時間，那麼就算退十萬步來說：「反尚賢」是在「墨子」提出「尚賢」之後才「能」「有」的事情，何以見得這本「反尚賢」的書就得是「戰國時代」的書？

　　〈墨子．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
　　〈墨子．魯問〉：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說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遙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由引文可見，墨子生前「確實」（簡直是常識）就已經大力在推廣「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兼愛、非攻」的思想，試問：難道要反墨子就一定得等墨子死後才能反？因此，企圖用《孫子兵法》與墨子「尚賢」說來下拉《老子》的年代的學者們，是不是應該先把基本常識與基本邏輯推理能力給補足！
　　何炳棣既然在一個基本常識、基本邏輯上就錯了，更無法找到任何直接引用的根據，那麼何炳棣關於拿《孫子兵法》、《老子》兩書的比較來編故事、做結論的做法，我們已經不需要再去做任何多餘的批評。有興趣的讀者，對何炳棣與筆者《孫子兵法論正》的相關論述進行比較，即可明白。以下，僅挑選一些書中荒謬可笑的片段加以簡短批評。
　　何炳棣引〈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趙簡子問於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三后（虞、夏、商）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而稱：「本節上引《孫子》：『故兵無常勝，水無常形……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這些語句，從觀念或修辭比喻方法來觀察，無一不確鑿地反映其春秋末葉的『當時性』。」可是同樣的標準，一碰到了孫子與老子的眾多相似性時，何炳棣宣稱的這種「當時性」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變成了《老子》的作者「剽竊」了《孫子兵法》的相關文句！不得不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何炳棣在明知道「仁義」最早可見於《孫子兵法》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繼續用梁啟超的「仁義」說推翻司馬遷關於老聃寫《老子》的記載，不得不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試問：既然同為春秋末年的《孫子兵法》能用「仁義」，何以《老子》不行？
　　何炳棣在明知道孫子、老子、孔子都有愚民思想的情況下，仍然用愚民思想的產生來下拉《老子》的成書時間，不得不再次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一本備受其他院士、專家追捧的書，一本宣稱要改寫學術史的書，我們隨意就能從中找到三則「雙重標準」的論述，而這些論述都是何炳棣所賴以推論的重要證據！這樣的學術界，也確實不得不令人感慨萬千！
　　在〈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這一章中，何炳棣以為〈孫子兵法．九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死，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故善用軍者，譬如衛然。衛然者，恒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敢問：賊可使若衛然乎？曰：可。」這是吳王闔閭與孫武的對談記錄，這是疑古者常犯的因為知識匱乏所產生的謬論。首先是他不明白何謂「自問自答體」，其次這與他自己的的結論自相矛盾。試問：如果這是孫武與吳王闔閭的對談，那麼不就表示孫武與吳王闔閭對談時這本書還沒完成嗎？那不就表示《孫子兵法》並不成書於前512年嗎？而何炳棣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於是說：「所以我們不能排除十三篇進呈之後，偶或有增添的詞句。」果真如此，試問難道孫子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看到《老子》，並受到《老子》的影響，從而修改或添加一些文字？如此一來，《老子》的成書時間還能在《孫子兵法》之後嗎？須知，不僅鄭國的鄧析看過這兩本經典，甚至伍子胥也看過這兩本經典，那麼如果何炳棣這種因為不明白文體而產生的謬說能成立，《老子》的成書時間還能確定晚於「不再更動」後的《孫子兵法》嗎？
　　何炳棣在這一章中所提的反駁疑古派的論點實在非常少，並且多數使用「應該」如何來下「結論」，整篇多數文字與孫武及《孫子兵法》無關，絕大多數有關的部份也只是在利用邏輯謬誤「訴諸權威」來企圖進行「佐證」！這樣的文章既沒有反駁疑古派的主要論點以及全部論點，更沒有對春秋時代的總總與《孫子兵法》相關的特徵進行描述與介紹，連作者自己也都只能用「應該」來下結論，試問這如何可能得出什麼定論？
　　在〈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一章中，何炳棣沒有進行科學的舉證工作，而是遵循疑古派的優點：編造故事！論證過程甚至比其他許多早期的疑古者如梁啟超等人還要草率，而結論就是「老子……就是周太史儋」！而其理由有五點：
　　一是關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的周太史儋的相關記載。何炳棣在不需要任何證據下就說這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的其他（傳記主體人物）記載不同，「這是見於秦國檔冊的記錄。」那麼試問，何以見得孔子見老聃不是「於周朝檔冊的記錄」？不是「於魯國檔冊的記錄」？孔子畢竟是接受魯君授權前去向老聃學禮，且老聃身為周朝官員，孔子代表魯國前來習禮，難道不該記錄？
　　二是引用畢沅對於「儋、聸、聃、耽」音義皆同的證明，於是就「斷定太史儋就是老子」。荒謬性不言可喻！按照這種邏輯，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口必然銳減！我們可以用「聃、耽」的混用實況，來證明《呂氏春秋》的「老耽」就是「老聃」。但我們無法用這種混用通假來證明「周太史儋」這位不知道姓氏的人、這位與老聃的職位不同的人、這位司馬遷都明白指出不是老聃的人，因為一個字的通用而變成了老聃！
　　三是何炳棣提出司馬遷算錯孔子死後至太史儋的時間距離，「可能是司馬遷倉促誤讀手邊一項簡牘而推錯的。」於是何炳棣將〈周本紀〉、〈秦本紀〉、〈封禪書〉「互核」推出相距是一百零六年的結論。卻沒發現這些記載本身的文字差異。同時，即使司馬遷沒有算錯，這又與老聃是周太史儋有何關係而可以成為一項證據？
　　四是「如果老子和太史儋確是一人，那麼他見秦獻公時年六十六、六十七歲。即使把老子生年上下各伸縮十年，他過訪秦國時年在五十六與七十六之間也還是在情理之內的。」何炳棣發表此文時已經是2000年，結果他居然還是沒發現一個基本的屬於先秦時代的常識，試問為何老子只能有一個？只能有一個的「老子」的意義是什麼？這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狀況嗎？須知孫子有好幾個，東周有好幾個「Ｘ子」的情況並不罕見，並且好幾個「Ｘ子」同時存在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因此這算是什麼證據？
　　五是「『周太史儋』這個稱謂也非常符合〈史記．老子列傳〉開頭『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這樣陳述。」這樣都能成為一種證據？試問周朝從立國至今有多少太史？有多少守藏室之史？太史與守藏室之史是一樣的嗎？何況「司馬遷」在這段文字裡明明區分了「老聃」與「周太史儋」，結果何炳棣居然可以視若無睹！這種睜眼說瞎話的做法簡直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於是根據了這五項或相關或不相關，或非常薄弱的「證據」，就能得出「老子……就是周太史儋」的結論！試問這比起梁啟超等疑古者的手法來，難道能不是一種退步嗎？

　　何炳棣一方面說：「一、《孫子》全書一慣稱『諸侯』（共十見），其餘泛稱『君』或稱『主』。而《老子》則稱『侯王』（四見）及『王』（六見）。這正反映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稱王，齊、秦、韓、趙、燕、中山等國隨即相率稱王；所以《老子》不用『諸侯』而改用『侯王』一詞。二、與『侯王』稱謂息息相關的鬥爭對象已不限於《孫子》春秋晚期的列『國』，而擴展到『天下』（今本《老子》共五十一見）。雖然半數以上『天下』一詞用在哲學與形上的闡發，但用於政治及軍事鬥爭方面的也不少，尤其前後四見的『取天下』的口號和意涵是春秋晚期《孫子》書中所不見的。郭店楚簡《老子》〈十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這種與天、地、道並大的『王』正相當於孟子所企盼的能使天下『定於一』的國王，都是戰國中期才能出現的理念和願望。」且不談短短幾個文字，連《老子》用詞統計都能出錯。試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稱王，齊、秦、韓、趙、燕、中山等國隨即相率稱王」符合事實？稱王如此容易？一個魏惠王稱王了，於是大家便馬上一起壯了膽子來稱王？整個稱王過程一如前章所引最晚從前334年持續到前318年，戰國時代的主要國家才「陸續」「稱王」完畢！所謂「隨即相率稱王」的說法，如果不是對戰國形勢嚴重不理解，如何提出？按照何炳棣的說法，老子不提「諸侯」是因為已經沒有「諸侯」？那麼泗上十二諸侯又是怎麼回事？泗上十二諸侯那種小不點的國家有本事「取天下」？沒本事取天下，能跟「王」相提並論？而被稱為「侯王」或「王侯」？或者疑古者接著就要把「王侯、侯王」解釋成偏義詞？而更荒誕的就是，何炳棣以前的疑古者完全忽略周王、楚王、吳王、越王的存在，何炳棣以後的疑古者繼續忽略！
　　疑古者一方面用《老子》裡沒有使用「諸侯」而「做為」《老子》誕生於一個「王」的時代的「證據」，卻一方面忽略「周王」的存在，一方面拿著「諸侯」的戰車數量來質疑《老子》提到的「萬乘」？一方面說春秋時代的國家沒有達到萬乘的，一方面也絕對不用舉出任何戰國時代的國家達到萬乘的證據，更不用舉出春秋末年已經是國家兼併戰的末期的事實，試問春秋時代到戰國初期究竟又有多少國家被兼併、消滅？戰爭的增加是怎麼產生的？這些問題，不僅疑古者從來不提，甚至正方學者也未見有提到過的。沒歷史常識，儼然是會傳染的！
　　何炳棣又說：「事實上。《史記》的〈周本紀〉、〈秦本紀〉和〈封禪書〉互核即可肯定太史儋見秦獻公是在獻公十一年（前374年），上距孔子之卒一百零六年。這個確鑿的年份具有拋錨定位的作用。四、如果老子和太史儋確是一人，那麼他見秦獻公時年六十六、六十七歲。即使把老子生年上下各伸縮十年，他過訪秦國時年在五十六與七十六之間也還是在情理之內的。……綜合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所有的線索似乎都指向同一結論──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就是周太史儋，約生於公元前440年左右。」綜合以上的引述，何炳棣一方面要證明《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老聃寫的，因此把「侯王」、「天下」這些《周易》便已出現的詞彙拿來當成一種證據，說什麼《老子》因為有了這些文字，因此必須等到前344年魏惠王稱王之後，其他王也馬上跟進之後，才能發生。結果為了把《老子》的作者說成是連姓氏都不知道、事蹟也始終只留下一條的周太史儋，又說周太史儋約生於前440年左右。試問，按照何炳棣自己的說法既然周太史儋約生於前440年左右、前347年見秦獻公，試問他憑什麼寫《老子》？他能活到前344年以後？魏惠王「稱王」之後，他馬上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自己生活了近一百年所接觸與使用的語彙全部丟棄？改用「新詞彙」？這種種荒謬透頂、自相矛盾、不合常識的論述，居然也能獲得部分學界專家學者的共鳴？豈不可悲！
　　孔子曾感嘆：「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雖王可，其霸少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相關引文請見本書〈孔子與老子〉），「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這不是孔子說的？還是得等到魏惠王稱王了，孔子才能說？魏惠王那麼了不起？可以統一天下了？「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這些都不是「取天下」的相關論述？〈孫子兵法．謀攻〉：「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孫子兵法．九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是故，不養天下之交，不事天下之權；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也，國可隳也。」這些也都不是「取天下」的相關論述？所以孔子可以談取天下、孫子可以談取天下，就老聃不能談？這難道不又是雙重標準！何炳棣一方面企圖用孫子、孔子、墨子來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但從以上諸多引文，我們所能看到的除了不合邏輯與常識的推論、沒有證據力的證據，剩下的就是「雙重標準」！況且學者們要考證春秋戰國時代的事情，要翻什麼大案，難道不該先把春秋戰國時代最主要或拿來「考證」的幾個人物與事件先弄明白、記清楚嗎？
　　綜觀全書，何炳棣既沒有處理《孫子兵法》的主要疑古謬論，更沒有對歷代學者早已經提出的歷代徵引《老子》的實例進行反駁！甚至連提都不提！一如其他疑古者如許抗生等人，不需要對歷代徵引《老子》的實例進行反駁。彷彿這些客觀證據從來就不存在一樣！而這些「徵引」文字絕大多數與今本完全相同，可以被完全忽視；那些《孫子兵法》與《老子》的相似文字甚至只是相似句法就要被放大成《老子》的作者抄襲《孫子兵法》！何炳棣一個人自我陶醉，何以眾多學者也隨著起舞！
　　總結而論，何炳棣這整本書，破綻百出，多數只在藉由一點資料以編造出數十倍於資料篇幅的故事。但因為何炳棣院士的身分，加上院士、學者們互相追捧之下，這本書竟被某些學者認為儼然已經解決了學術界一大公案、並推翻了另一個公案！於是，何炳棣自稱：「本文的結論如無大誤，舉世漢學界理應公認《孫子兵法》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述。中國典籍、目錄諸學，學術、哲學諸史亦應重定座標！」
　　最終，這樣的說法上了報，結果被網友舉證出許抗生才是第一個用《孫子兵法》來下拉《老子》成書時間的人。試問：何炳棣的貢獻又是什麼？推翻一個已經被前人「推翻過」的公案？但事實上，他們什麼也沒有推翻。因為客觀的證據證明，《老子》從未引用過《孫子兵法》！若論名氣，則老聃成名時，孫武還是默默無名之人，以致於吳王闔閭必須伍子胥屢次推薦才答應要見孫子一面，以致於吳王闔閭即使在看過了十三篇《孫子兵法》後仍不太相信孫子能用兵。而老聃的思想、話語若早已傳播出去，試問孫子是否會受到影響？可是如果沒有真憑實據，誰憑什麼把一個「相似性」莫名其妙的轉換成「引用關係、剽竊關係」？難道同一個時代的人彼此之間沒有「相似性」、智者彼此之間沒有「相似性」？關於春秋時代的智者在思想、修辭之間的相似性，可參考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思想交集表〉，如果何炳棣等人的「相似性」能當成一種跟「引用關係」具有相等效力的「證據」，甚至比「引用關係」具有更大的效力的「證據」，那麼根據這個表所能做出的所有推論，恐怕會先讓學界的專家們神經錯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