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1日 星期三

關尹子公案徹底終結.疑古謬論綜駁.梁啟超

關尹子公案徹底終結.疑古謬論綜駁

梁啟超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一章辨僞及考證年代的必要〉:

乙.思想方面

  書籍是古代先哲遺留下來的東西,我們造他以研究思想之發展與進步,如果有偽書參雜在裏邊,一則可以使時代思想紊亂,再則可以把學術源流混淆,三則令個人主張矛盾,四則害學者枉費精神。〔朔雪寒駁:根據筆者所反駁的近百篇疑古謬論的經驗與事實看來,真正讓學者枉費精神,混淆學術源流,使時代思想紊亂的,正是梁啟超等一眾疑古派!尤其錢穆,把「老聃→關尹子→列子」這條師承脈絡,用小學生都不敢拿出來講的謬論「翻轉成」「列子→關尹子→老子」這樣的師承順序。不僅如此,甚至連道家中山公子牟的族譜也加以顛倒,把祖先直接變成後裔!搞亂學術源流、族譜順序,害學者枉費精神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眾程度荒唐可悲的疑古派!關於錢穆的荒謬考證,可參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的文化貢獻》。

一、時代思想紊亂

  管仲是春秋初年的人,《管子》是戰國時代的作品,《管子》之中有批評兼愛、非攻、息兵的話,這分明是戰國初年,墨家興起之後,才會成爲問題。〔朔雪寒駁:根據筆者《道德經論正》等書對於《管子》一書用詞、譬喻等等證據的考察,可以證明《管子》是春秋時代的作品。這裡不作展開。就說墨家憑什麼提出「非攻、息兵」?不是有攻、兵(戰爭)的事實已經存在於墨子之前,所以墨子反之嗎?如果不存在於墨子之前,墨子怎麼反?怎麼主張非攻?主張息兵?可是戰爭這種事情是一直存在的,從周朝開國到滅國,中間沒有戰爭的日子,比例甚低!那麼試問,既然戰爭是早已存在的現象,為何非得到了墨子才能提出反對的主張?根據實際的歷史,早在墨子之前的魯成公十二年(前579年),宋國華元在宋國主持弭兵之盟,讓晉國、楚國在宋國結盟,達成短暫的和平協議。按照梁啟超的邏輯,難道華元的相關歷史也是假的?也非得在墨子之後才能出現?同理可推於非攻、兼愛思想。〕若認《管子》是管仲作的,則春秋初年即有人講兼愛、非攻等問題,時代豈非紊亂?〔朔雪寒駁:真正把時代甚至邏輯搞亂的其實就是梁啟超等疑古派!或者可以說由於這些人缺乏足夠的歷史知識與邏輯水平,又迷信盲從於自己一知半解的黑格爾等輩的說法,於是有了一大堆謬論出現!〕又如《老子》,大家以爲是老聃所作,老聃乃孔子先輩,其思想學說應在孔子之前,但《老子》中批評仁和仁義的地方很多。仁是孔子的口號,仁義並講是孟子的口號,以前還無人道及。〔朔雪寒駁:所以梁啟超先把孔子、孟子以前的老子忽略了,然後接著說以前還無人道及!這是犯了邏輯上的不當預設。根本還沒有考證,沒有任何證據與推論過程,就直接把老子判後了。而且按照梁啟超的說法,老聃乃孔子先輩,其思想學說應在孔子之前,那麼請問:按照梁啟超的邏輯與荒謬的設想,老聃應該講些什麼才能符合這個虛構出來的思想順序?妙的是,梁啟超發此謬論以來,竟沒人提過這個明顯應該提出的疑問!其他關於孔子仁、孟子仁義的反駁,請參考《道德經論正》第八冊《疑古謬論綜駁》梁啟超部分,這裡就不再展開了!簡短來說就是仁義的概念都是基本文字概念,並非孔子、孟子的發明,早於孔子、孟子都早有人使用。可是梁啟超等一派儒家思想維護者以孔子、孟子為尊,直接把基本常識概念的東西都說成是兩人所造、必需兩人才能使用!其實就是沒有常識啊!〈商君書.靳令〉:「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商鞅成名的時間還早於孟子,孟子見魏惠王時,商鞅早已死去十幾年了。單單拿這一條,試問梁啟超怎麼解釋?《商君書》也是假的?還是商鞅不反「仁義」了?仁義什麼時候能輪到孟子先說了呢?答案是:學者們都不讀書的時候,或者所有孟子以前的書都被打成假的時候!〕老子說:『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說:『大道廢,有仁義。』這全是爲孔、孟而發。從思想系統看來朔雪寒駁:請問思想系統是什麼?是誰發明的?是誰發現的?又怎麼證明思想系統的正確性?如果不能證明所謂思想系統的存在,不能證明所謂思想系統的正確性,拿這種無稽之談的東西來作考證,豈不可笑!〕,應當在孔孟之後。黑格爾論哲學的發達要一正一反一和,思想然後進步。〔朔雪寒駁:所以黑格爾說的是真理?所有世間的一切都逃不脫黑格爾的主張?怎麼證明?這裡梁啟超已經假設黑格爾所說的是真理了!這是非常可笑與可悲的事情!關於黑格爾正反和哲學主張的反例與批評,這裡就不再展開,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其他專著。〕一人作正面的主張,如墨子的非攻、兼愛;一人作反面的攻擊,如管子對於非攻、兼愛批評得很厲害;一人提出幾個問題,如儒家的仁和仁義;一人根本不贊成仁和仁義的價值,然後後代的人又從而折衝調和之,學術自然一天天的發達了。沒有墨家的主張,管子的意見無所附麗;沒有儒家的見解,老子的批評也就無的放矢。如果說管子在墨家之前,老子在儒家之前,是反乎思想進步的常軌。

二、學術源流混淆

  前面講管子、老子,雖非全偽,但是時代不同,稍爲顛倒便可以發生毛病。有一種書,完全是假的,其毛病更大,學術源流都給弄亂了。譬如《列子》,乃東晉時張湛——即列子注的作者——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漢書.藝文志〉尚存其目,後佚。張湛依八篇之目,造假成書〔朔雪寒駁:一下子說張湛「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一下子又說張湛「依八篇之目,造假成書」,然後說此書「完全是假的」。就問張湛所採集的所謂道家之言根據了哪些書?不知道張湛根據哪些書,怎麼知道是張湛湊合而成的?這些所謂的道家之言的書真的存在過嗎?怎麼證明?隨口就來?而且「〈漢書.藝文志〉尚存其目」,之後是根據什麼證據推論出「後佚」的?而事實上《列子》根本就不是偽書,相關考證可參考《《列子》公案徹底終結》,張湛以前十幾位當朝大官都在引用、化用的古籍,隨便就被梁啟超等疑古派說成了偽書!而整個列子公案最最徹底的荒謬就是,疑古派在主張張湛描述手上的《列子》艱難的版本收集過程的事件為真時,否認《列子》的真!可是如果《列子》是假,那麼張湛所說就不可能是事實、不可能真!如果張湛所說不是真,那麼疑古派也就不可能根據這個虛假的陳述推出《列子》失傳了、張湛偽造了的謬論!而且就算按照張湛的說法,張湛也不過是在說自己手上的《列子》各篇、各種版本的由來,以及原本因為戰亂丟書因此手上的《列子》只剩下「〈楊朱〉、〈說符〉、〈目錄〉三卷」,什麼時候說《列子》失傳了?《列子》也根本從來就沒有失傳過!換句話說,這些主張《列子》為假的疑古派連點基本的邏輯思維水平都沒有!自相矛盾了都還一無所覺,非常可悲!更可悲的是,學界一堆大師以為這個公案穩了,紛紛站隊說《列子》確實是張湛偽造!包含錢鍾書都是如此!不是公案,真的難以看穿這些大師的思維水平竟如此低下!〕,並載劉向一序,大家以爲劉向曾經見過,當然不會錯了。按理,列禦寇是莊周的前輩,其學說當然不帶後代色彩〔朔雪寒駁:怎麼證明後代色彩其實不是來自前代?〕,但《列子》中多講兩晉間之佛教思想,並雜以許多佛家神話,顯係後人偽託無疑。〔朔雪寒駁:明明一大堆知識份子、疑古派就咬一個機器人故事,說是列子抄襲了佛經。卻連這本叫做《生經》的佛經的原典產生年代都無法確認!明明就是「一個」機器人故事,梁啟超偏偏給誇大成「雜以許多佛家神話」!但這完全符合疑古派一向愛弄虛造假、拿假的來打真的的作風!〕可是後人不知底細,以爲佛家思想何足爲奇,中國兩千多年早有人說過了。誇大狂是人類共同的弱點,我們自己亦然,有可以吹牛的地方樂得瞎吹一頓。張湛生當兩晉,遍讀佛教經典,所以能融化佛教思想,連神話一並用上。若不知其然,誤以爲真屬列禦寇所作,而且根據牠來講莊、列異同,說列子比莊子更精深,這個笑話可就大了。〔朔雪寒駁:其實真正的笑話正是梁啟超自己。〕《列子》尚有可說,時代較早,文章亦很優美,比旁的偽書都強。還有《關尹子》,時代更近,中間所講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詞亦全取自佛經。如受想行識、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國固有的話,〔朔雪寒駁:按照梁啟超的說法,中國古人以前不知道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心臟、意識,完全沒有這些文字與概念,還非得佛教傳入了,中國古人才懂!梁啟超混淆了基本文字概念與術語之間的差異,並且顯然疏於閱讀先秦諸子。不知一票先秦諸子早已將「眼耳鼻口」等概念作排比論述!(參考本書〈目、耳、鼻、口、心、身、體〉、〈目、耳、鼻、口、舌〉的詳細論述!)按照梁啟超先入為主、不當預設的邏輯謬誤,難道這一大票先秦諸子都是佛教傳入以後的著作?僅僅因為講到了人身體的基本概念「眼耳鼻口」等?究竟有沒有常識?至於「受、想、行、識」哪一個字、哪一個概念不是中國先秦以前就存在的?如果梁啟超的意思是這些詞語的搭配必須佛經傳入之後才有,那前面也已經說過「眼耳鼻口」的搭配是先秦諸子常見搭配,其案例可參考〈目、耳、鼻、口、心、身、體〉一節。而「受、想、行、識」如果關尹子是搭配來用,那麼這時候就得證明究竟誰先用。問題是關尹子並沒有這樣搭配的用法!所以從梁啟超行文先後,容易讓人以為關尹子是「受、想、行、識」搭配來用,明顯是有意誤導!否則,如果不是講搭配來用,試問關尹子使用基本中文怎麼就與佛教經典扯上關係了?也就是說關尹子其實沒有這種搭配用法,梁啟超又虛構了一條「罪證」了!更妙的是如果用「受、想、行、識」在佛經中搜索,只能找到《長阿含經》的兩個用例。而《長阿含經》是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的翻譯作品。晚於張湛啊!〕文章則四字一句同《楞嚴經》一樣。〔朔雪寒駁:所以按照梁啟超的說法,估計一票讀者會以為《楞嚴經》都四字一句了!所以凡是古籍中有四字一句的都跟《楞嚴經》一樣?這豈止是沒有常識而已!《尚書》、《詩經》多的是四字一句,梁啟超怎麼不說?而更荒誕的是《楞嚴經》中四字一句的佔比根本不高!關於四字一句的反駁可參考胡適一節,胡適相比於梁啟超,竟還多了許多水準!〕《史記》稱關尹子名喜,守函谷〔朔雪寒駁:《史記》什麼時候說過關尹子「守函谷」了?這無非又是梁啟超編造出來的虛假信息!〕,是老子後輩。老子出關,他請老子作書,〈莊子.天下篇〉亦把老聃、關尹並列,說他們是古之博大真人。這樣看來,關尹這個人生得很早,但是《關尹子》這部書則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純似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至少當在唐代之後。〔朔雪寒駁:梁啟超一下子說「純似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那不就應該定在唐代,怎麼一下子又說「至少當在唐代之後」?究竟這樣的筆墨長怎樣,是不是應該列出來比較一下?不過很可惜,證明對於疑古派完全是多餘的!而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疑古派也根本就不懂邏輯與證明為何物!說是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說的還是《楞嚴經》。但更扯的是,梁啟超又說《楞嚴經》是偽書!其中有講神仙的部分,屬於道教的東西,不是印度本有!你就說妙不妙!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這類的書,是怎樣一個來歷呢?大致六朝隋唐以後,道教與佛教爭風,故意造出許多假書,以爲自己裝門面。一面又擡出老子作爲教主,尊稱之曰「太上老君」,又說老聃除作《老子》之外,還作了許多書,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經》尤爲荒誕,現尚存道藏中。因爲《史記》有老子西出函谷關的話〔朔雪寒駁:《史記》什麼時候說過老子「西出函谷關」了?這無非又是梁啟超編造出來的虛假信息!短短幾句話,梁啟超已經虛造了非常多的信息與史料!這種造假密度在疑古派中也算是罕見!〕,後人附會起來,說他到印度傳教去了,教出來的弟子就是釋迦牟尼,佛教之所以發生,還很沾中國人的光呢!老子與釋迦,本來沒有一點關係,這樣輾轉的附會,豈不把思想源流混淆?〔朔雪寒駁:《列子》本來與佛經也「沒有一點關係」,梁啟超等疑古派「這樣輾轉的附會,豈不把思想源流混淆」了?〕

三、個人主張矛盾

  單就一個學者講,因爲有偽書的關係,可以使思想前後錯亂矛盾,譬如〈易經.繫辭〉究係何人所著,我們不敢確說,前人稱爲孔子所作,我始終不敢相信,因爲裏邊有許多與《論語》衝突的話,孰爲真孔,頗不易知。依《論語》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個現實主義者,不帶宗教色彩,依〈繫辭〉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又是一個宗教家。到底哪句才真是孔子說的,這就成問題了。如果兩書皆真,豈不是孔子自相矛盾?〈繫辭〉又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這個話從哲學的意義看來,雖然很好,可是確因受道家的影響以後才發生的〔朔雪寒駁:梁啟超前面把老子、關尹子、列子都打成了假書,其他地方又把亢倉子、文子等打成了偽書,試問所謂的「道家」還有什麼東西?莊子能扛道家大旗?能代表道家?道家已經被剷除到了僅剩莊子?事實上,《莊子》內七篇以外的文章也被認為不是出自莊子的假貨,那麼試問到底所謂的道家還剩下了什麼?老聃、關尹子、亢倉子、文子、列子、半個莊子全部都被打成假人假書,試問道家究竟還剩下什麼以至於能稱為道家?這就是最根本與明顯的矛盾,但諸如梁啟超等疑古派卻恍然不覺!以上都不算道家,試問張湛去哪抄「道家之言」?〕,《論語》中就沒有這類話。〔朔雪寒駁:《論語》沒有的話就不可信,是眾多疑古者、新儒家的信念,即使《論語》中有的內容,只要不符合這些人的主觀認知,一樣被說成是假的、不可信的!《論語》一本書才多少字,全書也並不是全部收錄孔子的話,請問《論語》能記下多少孔子的話?〕若兩書全信,則是自矛盾,如單信一種,又不知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依我看來,〔朔雪寒駁:其實《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全書無非「依梁啟超看來」的主觀論述,並夾雜著眾多虛構、誇大的偽造成分!〕《論語》言辭簡樸,來歷分明,當然最爲可靠;〈繫辭〉言辭玄妙,來歷較晦,最多祇能認爲儒家後學,或進步,或分化的,推演而出。說儒家有此思想可以,若認爲全屬孔作則不可。又如《墨子》,大部分是真的,然起首七篇辭義閃爍可疑。墨子根本反對儒家,處處與儒家立於對抗的地位,然墨經前七篇有許多儒家的話,當然不是墨家真相,許多人都懷疑牠。〔朔雪寒駁:梁啟超的思想非常偏激、狹隘、獨斷,以為兩派思想必須涇渭分明,不能有半點交集、重疊之處,非常狹隘,也非常可笑。所以墨子承認鬼神的存在,難道儒家就不承認鬼神的存在?〈墨子.公孟〉:「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如果按照梁啟超偏激狹隘的思想與邏輯,墨子一定不能稱讚孔子,不然一定是假!豈不可笑!庾信〈庾子山集.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楚城鄰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贈藥。」按照梁啟超的邏輯,兩軍對戰,居然還送藥治療敵方將軍,「當然不是XX真相」了。如果以文學或生活上常有的反諷來說,難道因為聽不懂反諷,所以便認為反諷者必然不可能稱讚對方,所以一定是假?這些都能看出梁啟超身為一個大學者卻缺乏常識思維的一面!〕《墨子閒詁》的作者孫仲容以爲是當時儒家勢大,蓋上許多稻草。同一用意,因爲如此,使得研究墨子的人迷惑,看他起初是一個口吻,後來又換一種態度,錯認墨子首鼠兩端,反爲失了他的真相。〔朔雪寒駁:按照梁啟超等人的想法,古代的人都必須一個腸子通到底,不能有改變自己想法的一刻!自始至終即使發現了自己的錯誤,都得嚴格捍衛,不得改正!這符合客觀事實嗎?這符合常識嗎?這符合孔子、顏回、子路的歷史記載嗎?相關事實可以參考〈是非〉一節。

四、學者枉費精神

  佛教有一部最通行最有名的書叫《楞嚴經》,此書歷宋、元、明、清,直到現在在佛學中勢力還是很大,其中論佛理精闢之處固不少,但是與佛理矛盾衝突的地方亦是很多。如神仙之力說,是道家的主張,佛教本主無神論,然《楞嚴經》中不少談及神仙的話,遂令道佛界限弄得不清楚了。〔朔雪寒駁:梁啟超一方面說《關尹子》抄襲佛經,文字風格與《楞嚴經》一樣,現在又說《楞嚴經》抄襲了道家的主張!所以到底誰抄誰?究竟所謂道家又是什麼?沒有書籍,請問道家思想從何而來?須知「道家」之為「道家」是因為有典籍存在,沒有典籍,就沒有所謂道家,也就無所謂道家思想!〕《楞嚴經》到現在還沒有人根本否認牠,說牠是接班人假造的,我想作一篇《辨偽考》,材料倒收集得不少了,可惜還沒有作成。〔朔雪寒駁:可惜沒有作成,不然就有反面教材可以拿來當例子了!雖然梁啟超在《楞嚴經》中矇對了,但他的考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有著嚴重的方法論與邏輯缺陷。從以上他的舉例,就不難發現這些弊端!〕認真研究佛教,應當用辨偽書的方法,考求此書的真偽,如果屬偽就可以把牠燒了。〔朔雪寒駁:是偽書就要燒了,真是極端啊!而且如果判定偽書的人其實水準很差呢?譬如一眾疑古者的謬論把一堆真書打成了假書,是不是要把這些疑古派用毫無常識與邏輯打成假書的真書也全燒了!〕全書文章極美,四字一句,可惜思想混淆,把粗淺卑劣的道家言和片段支離的宋儒學說參雜下去,便弄糟了。若不辨清楚,作爲佛教寶典,仔細研究,或混合儒、釋、道三種思想,冶爲一爐,還說佛家真相如此,豈不枉費力氣?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二章僞書的種類及作僞的來歷(〈附論年代錯亂的原因〉)〉:

  僞書的種類很多,各家的分類法亦不同。按照性質,用不十分科學的方法,大概講起來,可以分爲十種。〔朔雪寒註:看完以下的分類,確實是不十分科學。梁啟超難得有自知之明!〕現在依次討論如下:

一、全部僞

  此類書,子部很多。如《鬼谷子》、《關尹子》之類皆是。經部書亦不少,如《尚書孔氏傳》、《子貢詩傳》、《孔子家語》皆是。〔朔雪寒駁:其他書筆者不作評論,因為還沒展開研究。但《鬼谷子》公案已經徹底終結,此書成書於戰國中期桂陵之戰之後。關於《鬼谷子》的徹底考證,可參考《《鬼谷子》公案徹底終結》。至於《孔子家語》,根據《道德經論正》以及筆者「公案徹底終結」諸書的綜合比對與考證,已可知是春秋末年的真書。證據多達數百條,可參考《《孔子家語》公案徹底終結》。至於《關尹子》,本書也將徹底終結這個公案。換句話說,在筆者已經研究的範圍內,梁啟超除了矇對《楞嚴經》,沒有做出過正確的判斷!關於《楞嚴經》的考證可參考〈《楞嚴經》簡略考證〉一節!

二、一部分僞

  這類書,古籍中多極了,幾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莊子》之類,其中一部分爲後人竄附,先輩多已經論及了。〔朔雪寒駁:梁啟超的先輩不是缺乏邏輯思維能力,就是缺乏應該有的知識涵養。這一點可參考筆者關於疑古派眾多謬論的反駁,讀者便能有深刻體會。《管子》被當成偽書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其中提到了西施,但疑古派在打假勾踐歷史時又說西施是假的。如果西施根本不存在於勾踐時代,《管子》提及西施,就不能因此證明《管子》是春秋末年才成書的書籍。可是疑古派東打西打,常常把彼此當成假的拿來當成真的用!不僅西施如此,列子公案等等等何嘗不然!這難道不荒謬可笑嗎?可是更荒謬可笑的是,學界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幾乎並不存在!〕即極真之書,如《論語》、如《左傳》、如《史記》尚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論?有的同在一書,若干篇真,若干篇僞;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真,參幾句僞。〔朔雪寒駁:如果按照梁啟超等疑古派的所謂考證方法、伎倆、邏輯,那麼要怎麼說都可以,即使百分之百的真書都能被說成是百分之百的假書!遑論一部分!

三、本無其書而僞

  如《亢倉子》、《子華子》之類。《亢倉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著錄,因〈史記.莊周傳〉稱其爲書《畏累虛》、《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故後人據以作假。《子華子》,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因《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後人從此附會出來。〔朔雪寒駁:梁啟超的學問真的非常粗疏,連《子華子》中完全沒有「子華子見昭僖侯」這件事,他都不知道!卻敢於拿來舉例!如果所謂的偽造者是根據「《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附會而成,那這個人的程度一定極差,以至於把春秋時代的程子與戰國時代見昭僖侯的子華子等同了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偽造還能不破綻百出嗎?可是最荒謬的是今本根本就沒有這一些記載,所謂附會而來究竟根據什麼?根據「子華子」三個字?試問子華子與程本的關係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如果程本本來就叫做子華子,那跟那個戰國時代見昭僖侯的子華子有何相干?所謂的偽造者完全就可以直接採用程本就叫做子華子即可,究竟要去附會一個戰國時代的人做什麼?豈不可笑!關於《亢倉子》、《子華子》,筆者都已經通過各種證據鏈的舉證,與對疑古派謬論的徹底反駁,最終證明了這兩本書都是貨真價實的春秋末年古籍。可是梁啟超等人隨隨便便一句話,就把這些書打成了假書!只能說有地位遠比有學識、有腦子重要多了!關於兩本書的全面考證,可參考《《亢倉子》公案徹底終結》、《《子華子》公案徹底終結》,這兩本書為真書的結論一樣無可動搖!

四、曾有其書,因佚而僞

  如《列子》,昔稱列禦寇撰,劉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漢志》曾有其目,早亡,〔朔雪寒駁:請問梁啟超根據什麼判定原始的《列子》已經失傳了?沒有!沒有證據!純然的瞎扯淡!〕今本爲魏晉間張湛所僞託,全非劉向、班固之舊。〔朔雪寒駁:請問梁啟超看過所謂的舊版的《列子》?沒有看過,是要怎麼知道新舊的差別?這種鬼扯蛋也能侃侃而談,還能被學界追捧!也是可笑!〕如《竹書紀年》,晉時出河南汲冢,當系戰國時人所撰,至唐中葉而沒。今通行本爲宋後人所假造,惟王國維所輯則真,可以證通行本之僞。〔朔雪寒駁:從柳宗元以來文人的水準,幾乎都是欠缺邏輯思維水平的。尤其當讀者們已經讀過筆者所反駁的接近上百位疑古者的謬論,就能知道疑古派以及眾多文人善於鬼扯、主觀臆斷,卻缺乏基本的邏輯思維水平的真實樣貌!因此類似的判斷,都大可存疑!〕

五、內容不盡僞而書名僞

  如《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爲創作,今名《春秋左氏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相同,不過《春秋經》三註解之一而已。原書本真,經劉歆之改竄,大非本來面目,名字改,內容改,體例亦改。其中內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書名假,精神亦全變了。〔朔雪寒駁:最可笑的是一大堆疑古者拿《左傳》有無記載來打真書,先不用去笑這種可笑的邏輯!就說疑古派自己把《左傳》說成了有部分偽造,結果用起《左傳》的內容來,全都成了真的了!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左傳》,也發生在上面提到的《論語》、《列子》、《老子》身上。疑古派一方面把這些書打成假的,但要用起來時,就說他用的那部分是真的!至於為什麼!除了鬼扯蛋,還是鬼扯蛋!而且一本書的書名本來就會改變,有些書甚至可能一開始沒有書名,只是後人依照慣例安了書名!梁啟超如此誇大其事,居然把書名的改變當成了偽造的一部分,簡直無知到走火入魔了!

六、內容不盡僞而書名、人名皆僞

  《管子》及《商君書》皆先秦作品,非後人僞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戰國時事的資料,惟兩書皆非原名。《管子》爲無名氏的叢抄,《商君書》亦戰國時的法家雜著,其中講管仲、商鞅死後之事甚多,當然非管仲、商鞅所作。〔朔雪寒駁:按照梁啟超的邏輯,試問《管子》、《商君書》不偽的書名、作者名各是什麼?什麼樣的書名、人名才能叫做不偽?所謂「死後之事甚多」,一如之前誇大列子公案時一般,屬於梁啟超的慣技了!

七、內容及書名皆不僞而人名僞

  如《孫子》十三篇,爲戰國時書,非漢人撰。《史記》稱孫武、孫臏皆作書,則此書也許爲孫臏作,或另一個姓孫的人所作。今本稱孫武所作,非是。〔朔雪寒駁:孫子公案也早已經徹底終結。《孫子》為春秋末年孫武所著已是定論,詳細全面考證可參考《孫子兵法論正》。〕又如《西京雜記》分明爲晉時葛洪所撰,述東晉時事甚詳,然後人以爲劉歆所作,則大謬。

八、盜襲割裂舊書而僞

  如郭象《莊子注》偷自向秀〔朔雪寒註:此說法出自〈世說新語.文學〉。〕,王鴻緒《明史稿》偷自萬斯同。此種偷書賊最可惡。《莊子注》十之八九爲向秀作,十之一二爲郭象作,然研究時頗難分別,雖知有僞而無可如何。〔朔雪寒駁:如果這叫做可惡,試問梁啟超等一眾疑古派把一本真書打成假書可不可惡?把孫武寫的《孫子兵法》說成孫臏寫的,可不可惡?如果十分之八九的內容被歸錯了作者就叫做可惡,那把百分之百的作者的內容歸錯了作者,豈不應該罪不可赦了!〕《明史稿》爲一代大事蹟,萬斯同爲二千年大史家,內容極可富貴。王爲《明史》舘總裁,盜竊萬稿,大加改竄,題曰橫雲山人所著書,這無異殺人滅屍,令後人毫無根據,居心尤爲險毒!〔朔雪寒駁:相比於疑古派把一大堆真書用極其荒謬可笑的伎倆,包含虛構歷史、偽造資料、曲解文意,打成了假書。兩者可謂不遑多讓!

九、僞後出僞

  如《今文尚書》本祇二十八篇屬真,武帝時孔壁古文尚書多出十六篇,後人已疑其僞,不久旋佚。東晉時,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尚書之舊,當然沒有可信的價值。又如《孟子》,〈漢志〉有十一篇,七內篇,四外篇,武帝時趙歧作《孟子注》判定外篇爲僞,不久遂佚,本無可惜。明人姚士粦又假造《孟子外書》四篇,更非武帝時舊物,這真是畫蛇添足了。再如《慎子》,《漢志》有之,後佚,《百子全書》本乃宋以後人零湊而成,其中一部僞託,一部由古書中輯出。近《四部叢刊》有足本《慎子》,係繆荃蓀家藏書,說是明人慎懋賞傳下,顯係慎懋賞僞造,爲同姓人張目。繆氏是專門目錄學者,居然相信這種僞書,我們看見之後,大大失望。〔朔雪寒駁:《慎子》目前僅有一段關於曆法的部分內容不屬於《慎子》原有的部分而被誤收,其他部分無法判定為偽造。根據筆者在《道德經論正》所用《慎子》資料與其他先秦諸子進行比對,可以確認此書為先秦書籍。

十、僞中益僞

  此類書,讖緯最多。如《乾鑿度》本戰國陰陽家及西漢方士的作品,恐後人不置信,僞託爲孔子於刪定羣經之後爲之,當然全部皆假。今本《乾鑿度》又非漢時舊物,乃後人陸續增加補綴而成,這豈不是僞中益僞嗎?如果研究此書,應以辨別《左傳》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朔雪寒駁:疑古派真的毫無邏輯與常識可言!請問既然梁啟超沒看過古本《乾鑿度》,怎麼判定古本《乾鑿度》是「戰國陰陽家及西漢方士的作品」,連看都沒看過的東西,能下此判斷?不過這種為了把真書打死的手段,在疑古派的手法中非常常見,譬如把版本學上的版本概念偷換成「古本、今本」、「真書、偽書」的概念。甚至是古本、今本都成假的,無非就是「不准」這本書是真的!這是多麼可怕的專斷思想?當真給梁啟超這夥人掌權了,豈不可怕!連沒看過的東西都能隨意打成假的(根本不可能提出任何證據與推論過程),還有什麼不能打成假的?被判定是假的就要燒掉,那還有什麼不能燒掉?

  由上面看來,中國的僞書真是多極了。爲什麼有這麼多的僞書,其來歷怎樣,依我看來有下列四種:〔朔雪寒駁: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偽書?因為疑古派啊!不就是因為一大堆疑古派不讀書,又沒有邏輯思維能力,不懂得什麼叫做考證,隨意的把真書打成假書,才製造了這麼多假書嗎?否則哪來這麼多假書?當真以為古人都吃飽撐著?還是以為那些把書當成真書的文人都是傻子?

一、好古

  好古本爲人類通性,中國人固爲受儒家的影響,好古性質尤爲發達。孔子嘗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多聞闕疑……多聞闕殆……』孔子如此,其門下亦復如此,所以好古成爲儒家的特別精神。儒家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其大,儒家好古,因此後來的人每見一部古書都是非常珍重,書愈古愈寶貴,若是後人所作反而沒有價值。有許多書,年代不確,想擡高牠的價值,祇得往上推。有許多書,分明是後人所作,又往往假託古人名字以自重。

二、含有祕密性

  從前印刷術尚未發明,讀書專靠抄寫,抄寫是極費事的。中國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難。又沒有公共藏書機關,如今日之圖書館,可以公開閱覽,因此每得一種佳本,不肯輕易示人,書籍變成爲含有祕密性的東西了。要是印刷發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書籍人人能見,不易隨便造假,即造假亦會讓人發見的。凡事愈公開,愈是本來面目;愈祕密,愈有造假的餘地。書籍亦當然不能例外。〔朔雪寒駁:印刷術在隋唐就已經有了!這也就是為什麼諸如《亢倉子》、《關尹子》、《子華子》、《列子》早年因為流傳不廣差點失傳,卻在唐朝開始廣為人知,被眾多學者討論質疑為偽書的原因!印刷術的發達確實讓書籍更容易被傳播,更不容易失傳了!但也因此讓這些早期流傳不廣,藉由印刷術而突然讓大家都能輕易看到的書,被一堆缺乏考證素養的文人質疑為偽書的原因。而且根據梁啟超所說,印刷術尚未發明是原因,試問隋唐以後又怎麼樣呢?疑古派還不是鋪天蓋地的亂打!

三、散亂及購求

  中國內亂太多而藏書的人太少,所有書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書的收藏傳播,靠皇帝之力爲多。既然好書都在天府,每經一次內亂,焚燬散失,一掃而空,再要收集恢復,異常費事。隋牛弘請開獻書表,稱書有五厄『……秦皇馭宇……始下焚書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起兵,宮室圖書並從焚燬……二厄也。孝獻移都,西京大亂,一時燔蕩……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四厄也。蕭繹據有江陵……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書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後,爲厄更多。隋焬帝在江都,把內府藏書攜去,焬帝死,書亦散失無遺,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亂,長安殘破,唐代藏書焚燬一空,這可以算是一厄。及黃巢作亂,到處焚殺,所過之處幾於寸草不留,天下文獻,喪失大半,這亦算是一厄。以下歷宋、元、明到清,每代都有內亂,而且每經一次內亂,天府藏書必遭一次浩劫,費了許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掃蕩得乾乾淨淨。書籍散亡之後,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設法恢復補充,願出高價,收買私家書籍,寶之天府,把歷史打開,大致翻一翻,這類事情不少。如漢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寫。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廣求遺書於天下。隋開皇時,因宰相牛弘的條陳,分頭使人訪求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唐貞觀中,魏徵及令狐德棻請購募亡逸書籍,酬報從厚。肅宗、代宗當安史之亂後,皆相繼購求典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大亂之後,書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於補充,因之不能嚴格。〔朔雪寒駁:「不能嚴格」究竟是怎麼得出來的說法?漢朝張霸製造偽書就差點被砍頭了,這估計不夠嚴格?唐朝王世源獻《亢倉子》,結果唐朝開始就一堆文人對此書展開攻擊,說這本書是假的。一本真書尚且被如此對待,試問是要怎麼得出「不能嚴格」的說法?購求典籍難道不是為了真書而是為了偽書,否則究竟有何「不能嚴格」的理由?〕從重賞賜,從寬取錄,以廣招徠,遂與人以作僞的機會。〔朔雪寒駁:梁啟超等一眾疑古派把古人都當成了傻子!不僅收書的是傻子、獻書的也是傻子、作假書的也是傻子!試問,如果一本書原本就在古代的目錄之中,政府開出的條件這麼好,獻書者怎麼敢於肯定拿個假書不被獻真書的其他人給搞死?怎麼敢肯定政府中的人沒人讀過這本書的真本?究竟誰敢這麼肯定一本曾經存在過的書籍已經徹底失傳且同時人不會為了得賞而去獻書呢?為了「絹一匹」等賞賜去冒這種被殺頭的風險,不是傻到家了嗎?梁啟超的說法不僅缺乏事實根據,更是把事情想簡單了!〕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割裂雜湊,有的僞造重抄,許多人出來作這種投機事業,以圖弋取厚利,僞書所以重見疊出以此。〔朔雪寒駁:根據史書記載,梁啟超這些說法完全就是自己的臆測與編造!根據歷史,則偽造經籍最多的當屬佛教與道教,而其目的是宗教鬥爭,而非這種蠅頭小利!〕一方面因爲散亡太多,真本失傳;一方面因爲購求太急,贗品充斥。四個原因中,要算這個最重。

四、因祕本偶然發現而附會

  古代書籍中經散佚,時常有偶然的意外發現,如晉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著許多竹簡。經後人的考證,知道古冢是魏襄王(〈從前人以爲是安釐王〉)的葬地,竹簡是戰國時的東西。襄王死時,以書殉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皆從其中得來。古冢中發現書籍本來是可能的,因此後代有許多人造假附會,所以歷史上紀載某處老房子、某處古冢發現古書的事情很多。或者發現是真的,書卻是假的;或者發現是假的,書亦是假的。於是僞書流傳,日甚一日了。又如前清光緒末年,在河南殷墟發現許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東西,孔子所不曾見過的。本來極可寶貴,不過發現以後二十年來至於今,琉璃廠的假甲骨就很多,因爲從前不貴,現在很貴,小者數元,大者數十元,自然有人僞造牟利了。書契典籍亡佚,後有再出的可能,開後人作僞之路。僞書之多,這亦是一個原因,不過沒有第三個原因重要而已。

  前面講僞書的種類,以書的性質分,大概有十種;若以作僞的動機分,又可另外別爲二類,這種分類法比頭一種分類法還重要些。

 

朔雪寒駁

  歷代書厄製造了知識的斷層,譬如先秦諸子書可能本來記載了其他書籍或作者的信息,但隨著書厄的增多,失傳的先秦諸子書的增多,最終導致那些還能倖存下來的書籍成了信息孤島!於是幾次大型書厄之後,到了唐朝,由於道儒佛三家的鬥爭,書厄引發的知識斷層、信息孤島就被利用了。於是如柳宗元等便開始開啟對道家書籍近乎全面的圍剿,質疑《文子》、《亢倉子》等書的真實性。而理由充斥著對書籍內容的貶低。貶低又夾雜著眾多臆測,隨著柳宗元被追捧成唐宋八大家,很多謬論就成了被追捧的對象!而其後果就是追捧者與信奉者的邏輯水平不可能得到發展。

  疑古學說從一開始就帶著學術鬥爭的目的,從老子公案、文子公案、亢倉子公案、子華子公案、孔子家語公案、列子公案等等都是如此!而貶低書籍內容,幾乎成了每一個公案中疑古派必然使用的伎倆!不過梁啟超如果不是身陷其中,就是刻意不提這些。

  譬如轅固生貶《老子》是「家人言」(〈史記.儒林列傳〉),柳宗元貶《文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柳河東集.議辯一十首.辯文子〉),貶《亢倉子》:「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柳河東集.議辯一十首.辯亢倉子〉)沒什麼好話,但與考證無關!卻能用這種方式達成考證的目的,人智的倒退產生出了這個非常奇特的結果!

 

  梁啟超為了寫這本書,花費了不少精力,這裡也不可能全書拿來批評,只能取其中與本書主題相關的部分加以反駁。但僅僅是這樣的篇幅,梁啟超在其中就已經多次編造、虛構事實來輔助其達成疑古打假的目的!總結如下:

  一、「但《列子》中多講兩晉間之佛教思想,並雜以許多佛家神話,顯係後人偽託無疑。」事實上,梁啟超當時,列子公案從頭到尾就主要是咬一個牽涉到《生經》的機器人故事!說是「雜以許多佛家神話」完全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二、「譬如《列子》,乃東晉時張湛——即列子注的作者——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漢書.藝文志〉尚存其目,後佚。張湛依八篇之目,造假成書。」這句話裡面,「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是梁啟超編造的,沒有證據;「後佚」也是梁啟超編造的,從來就沒有人說過《列子》已經失傳的話,包含張湛都沒有!甚至歷代目錄也都一直有記載,歷代文人也一直都在引用其典故!至於「張湛依八篇之目,造假成書。」更是完全毫無根據的栽贓之言!可笑的是,張湛區區一個小官,究竟要怎麼知道世間上的所有《列子》都已經消失了?以至於他敢於在眾多文人面前偽造《列子》?更扯的是,他要偽造先秦古籍《列子》,怎麼可能愚蠢到去「照抄」或「小改」當朝或前朝大官、大學問家的話呢?這些當朝或前朝大官、大學問家看到自己的「原創」被說成是出自莫名其妙的張湛偽造出來的《列子》,會都沒有任何反應嗎?豈不可笑!

  三、「如受想行識、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國固有的話」。這些「字」明明都是中文,卻說不是中國固有的話,豈不可笑!如果說是佛教術語,那也得指出這「術語」本身與中文「原始概念」的差異。否則講這種話,豈不是沒有常識?如果是說這種「搭配」只見於佛經,那又與事實不盡相符。因為先秦諸子早有「耳目鼻口」的搭配使用,究竟與佛教、佛經何關?而「受想行識」如果是說搭配使用,關尹子根本就沒有相關的用法。至於佛經的用法,以檢索系統加以搜索,也僅在一本書中找到這個例子,引如下:

 

〈佛說長阿含經.佛說長阿含第二分.眾集經第五〉:

  復有四法,謂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聖諦。復有四法,謂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復有四法,謂四處:實處、施處、智處、止息處。復有四法,謂四智: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人心智。復有四法,謂四辯才:法辯、義辯、詞辯、應辯。復有四法,謂四識住處:色識住、緣色、住色,與愛俱增長,受、想、行、識中亦如是住。復有四法,謂四扼:欲扼、有扼、見扼、無明扼。復有四法,謂四無扼:無欲扼、無有扼、無見扼、無無明扼。

  復有四法,謂四淨:戒淨、心淨、見淨、度疑淨。復有四法,謂四知:可受知受、可行知行、可樂知樂、可捨知捨。復有四法,謂四威儀:可行知行、可住知住、可坐知坐、可臥知臥。復有四法,謂四思惟:少思惟、廣思惟、無量思惟、無所有思惟。復有四法,謂四記論:決定記論,分別記論、詰問記論、止住記論。復有四法,謂佛四不護法;如來身行清淨,無有闕漏,可自防護;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行清淨,亦復如是。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又,諸比丘!如來說五正法,謂五入: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復有五法,謂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復有五法,謂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戲蓋、疑蓋。復有五法,謂五下結:身見結、戒盜結、疑結、貪欲結、瞋恚結。復有五法,謂五上結:色愛、無色愛、無明、慢、掉。復有五法,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復有五法,謂五力: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

 

  「受想行識」的搭配用例,一本書,兩個例子。而且這裡的「受、想、行、識」究竟與中文的原始概念有什麼差別?如果沒有差別,說這種搭配構成了一種組合術語,在佛教專有的語境之下具有特殊意義可以。但說這裡的每一個字都是術語,就扯了!畢竟如果沒有差別,每一個字也不過還是原始的意義,原始的意義,中國古人還不能用?難道還得佛陀應允,古人才能使用?當然,根據本書〈識〉一節的討論可知,佛經中的「識」已經不單純是中文中的「識」了,確實可以當作術語來看,但關尹子所用並沒有觸及這個術語的範疇!反之,關尹子「想、識」的搭配還被唐朝的《楞嚴經》借用了。

  四、「《史記》稱關尹子名喜,守函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什麼時候司馬遷說這個關是「函谷」了?司馬遷沒說過的話,梁啟超說司馬遷說了,這不是造假的謊言嗎?

  五、「因爲《史記》有老子西出函谷關的話」,同上。司馬遷沒有說過老子出關的關是「函谷關」更沒有說是「西出」。梁啟超因為幻想的「函谷關」而自然的說出了「西出」的話,但司馬遷根本沒說過!

  六、「大亂之後,書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於補充,因之不能嚴格。」這也是梁啟超自己編的,因為政府收書有其目的,要的還是真書,收的也不全是孤本!「不能嚴格」是想說即使是假的也可以嗎?花錢收假書的目的是什麼?這種說法不是很可笑嗎?是想告訴大家假書我都願意花錢收了,何況真書?所以為了收書,竟然允許民眾造假來獻?自欺欺人?豈不可笑!以《亢倉子》而論,唐朝政府四處收集此書的各種版本,本不是孤本,如何四處都有人造同樣的假?顯然,梁啟超完全沒有古人如何重新從民間蒐書的知識,而自以為每一本都是孤本!如果不是孤本,試問誰能造假?誰敢造假?

  七、「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割裂雜湊,有的僞造重抄,許多人出來作這種投機事業,以圖弋取厚利,僞書所以重見疊出以此。」這還是梁啟超編的無稽之談。

 

  以上短短幾段話,梁啟超編造、虛構了至少七段謊言!放在一本叫做《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的內容裡,顯得格外諷刺!

  最後一點值得討論的是很多所謂的大學者,不知道腦袋是怎麼想的,居然以為古人有了一個想法以後,必須一輩子死守,不允許他們改變自己的想法。這種執念可以產生很大的破壞力,卻不符合春秋末年諸子的現實。以下僅引數則案例解說:

 

〈論語.學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論語.衛靈公〉: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述而〉: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聖人也是會犯錯的,尤其被當成聖人的孔子本身就被他人糾正過許多錯誤,如:陳司敗要孔子評價問題,孔子承認自己錯了,而且孔子在其他地方稱「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這是最簡單的一種前後不一的改變。前面犯的是過錯,後面改正了,就不像了。

 

 

〈莊子.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

〈莊子.則陽〉: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

〈淮南子.原道〉:

  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

 

  孔子、蘧伯玉都有「始時所是,卒而非之」的相關記載,那麼「所是」之時與「非之」之時的言行必然有差異。

 

 

〈說苑.善說〉: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

  對曰:「臣摶不知也。」

  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

  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

  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人都是會成長的,如成摶所舉羊殖,「其為人也數變」,那麼不同時期的羊殖看起來也就不同了。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論語.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孔子晚年才喜歡《易》,那麼相比於早年,這就形成了行為上的差異。早年沒那麼喜歡或不喜歡,都可能把相關的態度表現在與之相關的言論之中。與晚年喜歡以後的相關言論相比,自然會形成差異。就好像孔子早年以「述而不作」自豪,晚年卻自己寫了《春秋》一樣。於是一堆學者就傻了,甚至在有一大堆人記載孔子寫《春秋》的史料的情況下否認《春秋》是孔子寫的,僅僅就是因為孔子曾經以「述而不作」自豪。這不是真的傻嗎?怎麼會有人傻成這樣呢?更扯的是學界中滿是這種傻子,疑古派中盡乎全是這種傻子!

  「改變、變化」甚至古人拿來讚頌的行為,不管改變的方向是好的還是壞的,人會改變是一個客觀事實。那麼為什麼孔子就不能改變自己對於鬼神的態度呢?學者們不去研究孔子為什麼改變的原因,卻直接否定了改變的可能性,這不過是畫地為牢的作學問方式,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得出來的結論,也是偏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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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4日 星期三

關尹子公案徹底終結.疑古謬論綜駁.張麗娟

關尹子公案徹底終結.疑古謬論綜駁

張麗娟

  胡適、梁啟超之後,近人「談論」《關尹子》公案的,大概有:魏培泉的《《關尹子》的語言與著作年代》、戚淑娟《《關尹子》研究》、張麗娟《《關尹子》及其注疏研究》,其中以張麗娟的程度最高。張麗娟除了去考察徐蕆(「蕆」眾多版本與介紹文字都寫作「藏」)子禮、孫定的生平,也能以比較客觀的態度去審視之前疑古派的論述,並且提及了劉建國這位罕見的反疑古者的相關成果。

  那麼又是什麼理由讓張麗娟認為《關尹子》仍不是原書而是後人偽造的呢?理由大概有幾點:

  一、葛洪序有作偽痕跡。

  二、牛道淳的註釋中指出了「畫門可開」等的「典故」,而這些事件有一件發生在唐朝。

 

朔雪寒駁

  張麗娟懂得考定徐蕆、孫定的時間,而非如其他疑古派一張嘴就是兩人是假,算是有莫大的進步了。據張麗娟考證:

〈《關尹子》及其注疏研究.第一章〉:

  那麼,徐蕆子札、永嘉孫定究竟是何許人也?宋代有一部禮部使團出訪高麗的見聞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全面記述了高麗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山川、人物、禮儀、宗教、物產、習俗等,其作者為當時使團之從屬徐兢。徐兢兄弟三人,長兄徐林,字稚山;次兄徐德正。徐蕆是徐林之子,字子禮,號自覺居士,「工篆隸,篆宗家學,隸學逄童子碑」,初命知饒州,乾道初,改知江陰軍。《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雖成書於宣和六年(1124年),但因各種原因未能付梓刊印,直到乾道三年(1167年)才由徐蕆付梓,徐蕆在書前作跋,跋末時間即為乾道三年,由此可知徐蕆乃宋孝宗年間人士。至于永嘉孫定為何方人士,筆者考之於《四庫全書》,有三處關於孫定的記載,均言其為唐朝詩人,未言及其籍貫,如《唐摭言》卷十云:「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族之子,長於儲。定數舉矣,儲方欲就貢。或訪于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個軍將,何須以科舉為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秋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于兵火,竟無成而卒。」《唐詩紀事》卷六六「孫定」條的內容與此相似。《全唐詩》卷七一五「孫定」條言:「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景福中,應舉無成。詩一首。」。景福二年為唐昭宗的第三個年號,時間為公元893年。由此看來,該處所言之孫定為唐朝人士,當非最早得到今本《關尹子》的永嘉孫定了。

 

  單單根據本書所舉的例子,如張仲才獻書給尹志平的相關記載,就出現許多因為記錄者記憶問題或存在刻意誤導而產生的差異。譬如:「清和嗣教之五載,有得《關尹子》書于永嘉山中,持詣教席以獻者。」書明明早就出現了,卻說是「清和嗣教之五載,有得《關尹子》書于永嘉山中」。換句話說,徐蕆得書於永嘉孫定也可能存在類似的錯誤。也就是說,孫定確實可能就是唐朝人。孫定「景福中,應舉無成。」,那麼假設這個孫定就是唐朝孫定,則孫定最後必然成為「進士」了。因為諸如王安石、蘇軾、陳景元、陸佃、張邦基、張九成、羅願、白玉蟾、衛涇都早已知道《關尹子》的存在,甚至陸佃就註解了《關尹子》。這些人都早於徐蕆的時間,換句話說,徐蕆得不得書根本無礙於此書仍流傳於世的事實!徐蕆之所以被特別提起當與他協助出版印刷此書有關,或者所得為更古老的版本,由於有此版本或此書者少,因此交代了得書的過程,以取信於人(不知此書仍流傳於世者)!

  關於張麗娟提出葛洪序可能存在作假的問題,理由是:「〈抱朴子.內篇.遐覽〉通篇只寫『明師鄭君』或『鄭君』,未出現其名或字,以古人尊師傳統,不管是書面或口頭均不可直呼恩師名號,此序卻具列鄭君名字,如真為葛洪所寫,葛洪豈不成了不竟師長之不肖之徒?或者此序只是為了釐清葛洪之師承以證明《關尹子》之由來,卻反而弄巧成拙?其二,此序稱鄭君把《文始經》九篇托付給自己,這與葛洪《抱朴子》所言明顯不符。……《文始先生經》應該就是《文始經》。而且《抱朴子》內篇中葛洪自稱只受得金丹之經和《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而今本《關尹子》之葛洪序言:『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洪也親受之』,可見其對《關尹子》深為喜愛,則其在寫〈遐覽〉的時候不可能不將此書列出。再來看第二個版本的葛洪序:『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淸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雖大意相同,但是直得注意的是,一則省去了鄭君的名字,免去不敬師長之嫌,二則將『尹真人《文始經》』改為《關尹子》,也避免了與〈抱朴子.內篇.遐覽〉記載的正面衝突。以此推測,以陳顯微之細緻,也窺見了葛洪序不實之端倪,故而稍作改動以掩人口實。」

一、葛洪《抱朴子》全書共提及「鄭君」三十四次,「鄭君」這樣的尊稱與序中所言「鄭君」並無二致。

二、〈抱朴子.遐覽〉:「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敏,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文始先生經……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則葛洪指明其中只有他才獨得了鄭君的「《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三本書,另有《文始先生經》等道經,葛洪在此表明《文始先生經》是鄭君給他的,這一點也與序中所言相符。「他書雖不具得」表示這些書「沒有『都』得到」而非「『都』沒有得到」!單單一句話的解讀出現失誤,難免就有諸多妄想出現!所以張麗娟的說法自然是錯誤的。甚至錯得極為可笑!只因他讀不懂這句話,便說葛洪序與〈遐覽〉所說不符!豈不可笑!

三、葛洪尊不尊師跟這個序是否作偽沒有任何因果關係,不會因為葛洪講出了老師的名字,這篇序就成了偽作!這種邏輯判斷非常可笑,建議作者重修通識教育!序中稱「鄭君思遠」,「鄭君」是「尊稱」,而名字可以是葛洪為了幫老師留名而提,更可以是後人追加。如果是後人追加,自然沒有不尊師的問題。即使是葛洪自己留名,試問有何不尊可言?提到老師的名字就不尊了?「鄭君」是尊,何以後面加上「老師的字」就不尊了?一整本《抱朴子》都只提到「鄭君」往往是預設了與葛洪對話的人,或者葛洪認為讀者知道誰是「鄭君」。但葛洪為鄭君思遠相贈的《關尹子》版本寫序,不說誰是「鄭君」,誰能知道誰是「鄭君」?

四、追加改動可以是抄書者、書商所為,因此不同版本有所差異,實屬古籍流傳的正常現象。畢竟書商販售的就是《關尹子》而非《文始經》,把書名改換,讓讀者明白,實屬正常。即使是書商、抄書者補出「思遠」也屬正常,畢竟把誰是傳書給葛洪的「鄭君」講清楚,對於書籍的銷售與聲譽、神秘性都是加分的!而且張麗娟也明知「陳顯微」改了序,這不就是後人改動序的活生生的案例嗎?還是序被「陳顯微」改了,原始的序就成了假的了?這種荒唐的判斷到底有沒有邏輯水平啊!

五、學生直呼老師名字,早有前例,如孔子在曾子、子夏面前直稱「老聃」(〈禮記.曾子問〉:「曾子曰:……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子夏曰:……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禽滑釐在孟孫陽面前直呼自己的老師名字「墨翟」(〈列子.楊朱〉:「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即使葛洪直呼老師名字,有什麼問題?反倒是如作者所言,陳顯微以為有問題而改,但其實根本不存在問題,即便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但即使陳顯微以為有問題而改,那也是他個人的問題,影響不了事情的真假!

六、「序」的真假與「書」的真假是兩個獨立的命題,除非能證明「序」跟「書」的作者是同一個人!否則葛洪序的真假,根本無法影響《關尹子》一書的真假判斷,兩者毫無相關性。

 

 

  試問如果葛洪要為自己的老師留名,能不提一下嗎?世界上那麼多「鄭君」,誰是那個「鄭君」?那麼指出自己老師的名字,不是更合理嗎?再者,「鄭君」「思遠」的「思遠」是字而非名,按照張麗娟的說法,難道孔子弟子叫孔子「仲尼」就不尊師重道了?就是偽造者了?豈不可笑!

 

〈論語.子張〉: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說苑.善說〉: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

 

  按照張麗娟的說法,子貢竟然敢稱孔子為仲尼?如此不尊師重道?這種說法究竟是不是沒文化導致的。大家可以自行判斷!實際上,鄭隱字思遠,思遠就是鄭君鄭隱的字,葛洪稱鄭隱為「鄭君思遠」完全就是一種尊稱,而張麗娟一無所知!

〈抱朴子.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週旋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云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為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為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為至秘,乃云是君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內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己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游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鮮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跡山中立壇盟受之,並諸口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嘆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臺則知漿荇之薄味,睹昆侖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

〈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十.駙馬〉:

  《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

〈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六.后將軍〉:

  《晉中興書》曰:應詹,字思遠,太興三年為后軍將軍。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六.清廉上〉:

  沈約《宋書》曰:……又曰:孔顗,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粗敗,終不改易。

〈太平御覽.道部四.天仙〉:

  《三洞珠囊》曰:……又曰:葛玄善於奕幻,拙於用身。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但未得授職耳。常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也。葛玄是抱朴子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測所處,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

〈太平御覽.道部五.地仙〉: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通星氣。……

  又曰:葛洪字稚川,瑯琊人。不好榮爵,閉門卻掃。尚神仙道術,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多道、郭文舉,目擊而己,各無所言。從祖玄,吳時學道得成,以其練丹術授弟子鄭隱,字思遠,洪就隱學,悉得其法。

 

  以上的資料顯示,「思遠」在鄭隱之時多數確實用作字而非名!鄭隱、諸葛瞻、應詹、孔顗都是字「思遠」,時代氛圍相符。其中《三洞珠囊》歷代有兩本,一是北周時道士王延所作、一是唐代道士王懸河,不管是哪一個都遠在宋代以前。〈太平御覽.道部五.地仙〉也確實記載葛洪的老師就是「鄭隱,字思遠」。葛洪並沒有直呼其師之名而是尊稱其字,猶如稱呼自己從祖仙公的老師左慈為左元放一樣,都是尊稱。張麗娟文化程度不夠,難怪會成為疑古派的一枚棋子!只能說很可笑!

 

〈禮記.樂記〉: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鄭玄註:「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典樂。」正義曰:「……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卷四〉: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馬昭謂:「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玄。〕

 

  按照張麗娟的邏輯,王應麟版本的馬昭居然敢直呼「鄭玄」名諱,須知「鄭玄,字康成」,這是直呼名諱了!按照張麗娟的邏輯,那麼《孔子家語》公案的起點已經被證明是「偽造」的了!因為鄭玄的學生「馬昭」居然直呼「鄭玄」名諱,甚至還不是稱字而是呼名喔!可是疑古派會認嗎?怎麼可能呢!這就是疑古派可悲又可笑的地方!

  由此反推,老聃的聃是字(根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聃也確實是字),墨翟的翟也是字,只是墨翟的名已經失傳了!

 

  關於牛道淳的註釋,引如下:

牛道淳〈文始真經註.七釜篇〉:

  豆中攝鬼〔昔郭璞真人撒小豆數百顆於墻外,盡化為赤衣鬼,以符為神將,一一縛之投入井中也。故云:豆中攝鬼也。〕,

  杯中釣魚〔昔左慈真人共曹操飲酒,以銅盆貯水,擲鉤餌於中,俄頃,釣得金鯉尺餘而鱠之也。故云:杯中釣出魚也。〕,

  畫門可開〔唐太宗詔吳道子於宮壁,以墨水潑之,以幕幪之,良久撤去懞幕,請太宗觀畫,其山水草木、人煙鳥獸悉具,俄頃,見巖下一洞門。道子指洞曰:此中神仙。遂以手擊之,洞門忽開。道子踴身入洞,以手招帝,帝不敢入洞,須臾,復合而不見。故云:畫門可開也。〕,

  土鬼可語〔昔廬山廟中泥塑神鬼能言禍福,欒巴真人呪之,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彼野狸精尚能使土鬼能語,況神仙乎?故云土鬼能語也。〕。

 

  張麗娟以為既然「畫門可開」已經扯到唐朝的故事,這本書自然就該產生於唐朝之後。別的且先不論,這種邏輯是完全錯誤的。這就好像拿著《孫子兵法十家註》中那些僅有宋朝的戰例可以註釋的地方,然後說可見《孫子兵法》產生於宋朝該戰例之後,豈不可笑?那麼為什麼《孫子兵法》有那麼多句子沒法找到更早的戰例呢?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有些抽象思維,是邏輯推理出的結果,不需要戰例支持;二那些記載春秋末年以前戰例的書籍早已失傳,只剩下一本《左傳》,《左傳》也並非以戰爭記載為主的書籍,那麼相關的例子自然更少了!說穿了,古時候不是沒有,只是記載相關戰例的書籍沒有流傳下來罷了!《關尹子》所說的例子則還多了一種情況,那就是出自於人虛幻的想像,〈關尹子.七釜〉:「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起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塊可語,皆純氣所為,故能化萬物。」請問世間哪有人可以「豆中攝鬼」?哪有人真能做到「死屍能行」?這看似常識,卻還是把一眾學者給困住了!這明顯不可能存在的東西,自然只能誕生於人的想像,而這種想像經過傳播,或者經過古代神棍的喧染,就可能被關尹子等人所採信!請問,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是怎麼可能有例子呢?而想像出來的東西,到底需要依靠什麼例子?需要被綁定在什麼時代?

  根據本書所指出的例子,那麼關尹子的「畫門可開」不如東漢張衡描寫的「畫地成川」魔術,「死屍能行」不如漢安帝時就有的「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支解,易牛馬頭。」的魔術,更不如西晉永嘉年間「能斷舌復續」的魔術。那麼試問,現在能找到「畫地成川」、「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支解,易牛馬頭。」的實際案例嗎?豈不可笑!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牛道淳每一條註解所犯下的錯誤:

  〈文始真經註.七釜篇〉:「豆中攝鬼」牛道淳註:「昔郭璞真人撒小豆數百顆於墻外,盡化為赤衣鬼,以符為神將,一一縛之投入井中也。故云:豆中攝鬼也。」出自:

〈晉書.列傳.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牛道淳這個解釋最荒誕的地方乃在於他根本不知道「豆」是一種流行於周朝的禮器、容器!居然以「豆子」解之,實在荒唐可笑!〈關尹子.一宇〉:「籩不問豆,豆不答籩」、〈關尹子.六匕〉:「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都是關尹子的相關用法,而同時期的曾子也有「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的相關用法。根據北周.盧辯註:「杯,盤盎盆盞之總名也。」這一方面解釋了關尹子、曾子將兩個容器相提並論的現實依據,一方面也告知眾人春秋時人的「杯」與後人的「杯」意義並不相同。由此可見,要一個宋朝人、元朝人,甚至當代人去理解這句話都如此不容易,疑古派卻天真的以為偽造一本書如吃飯喝水般容易!一、兩個字都解錯了,還想偽造整本書,豈不可笑!所以當牛道淳把「豆」誤解成「豆子」自然就會扯到郭璞「撒豆成兵」的例子,裝神弄鬼一番。而且「豆中攝鬼」乃是只把「鬼」拘拿、關押在「豆」之中,與下一句的容器「杯」正相對。且「攝」,〈國語.魯語上〉:「故能攝固不解以久」韋昭註:「攝,持也。」、〈國語.晉語一〉:「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動」韋昭註:「攝,持也。」、〈國語.楚語上〉:「悛而不攝」韋昭註:「攝,固也。」、〈國語.吳語〉:「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韋昭註:「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請問郭璞的例子是哪裡「攝鬼」了?明明是「豆」化成「鬼」,哪裡「攝」了?

 

 

  〈文始真經註.七釜篇〉:「杯中釣魚」牛道淳註:「昔左慈真人共曹操飲酒,以銅盆貯水,擲鉤餌於中,俄頃,釣得金鯉尺餘而鱠之也。故云:杯中釣出魚也。」出自: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牛道淳以為這是相關典故,而張麗娟以為這是典故出處。試問假設這是典故出處,難道句子不該是「盤中釣魚」嗎?怎麼會是「杯中釣魚」呢?而事實上,左慈不過就是吸收了關尹子或者關尹子此句來源的想像罷了。那麼為什麼左慈不用「杯」卻用「銅盤」呢?因為三國時的「杯」意義已經不同,而關尹子的「杯」本就是「盤、盆」之總名。因此可以說想要偽造這樣一句話,還得明白春秋時代的「杯」是「盤盎盆盞之總名」這樣的冷知識。可是即使如此,由於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杯」已經不是「杯」,必然要理解錯誤!甚至誤以為小杯能釣出大魚!試問偽造者這樣改的意義何在?可是如果站在春秋末年關尹子是作者的立場,他這樣說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狀況與語境,而且也有同門孔子的弟子曾子的相關例子存在。

  而三國史料的記錄者也只是如實記錄左慈表演的實際情況罷了!如果是依照左慈的案例來「創造」這句話,那麼應該直接說「盤中釣魚」!因此說左慈是關尹子的來源是需要證明的,但那辦不到,而且故事是用「盤」,如果是後期抄寫者應該就用「盤」,甚至把左慈寫出來都可以,只要扯左慈從春秋末年活到三國即可。但如果關尹子是來源,本來關尹子就有史書、書籍目錄記載,且左慈只是繼承了從關尹子開始就存在的戲法罷了,完全合理。

  曹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已經表明這就是左慈弄虛作假的勾當,請問拿這種已經被揭穿是幻術的例子來描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恰當嗎?合理嗎?

 

 

  〈文始真經註.七釜篇〉:「畫門可開」牛道淳註:「唐太宗詔吳道子於宮壁,以墨水潑之,以幕幪之,良久撤去懞幕,請太宗觀畫,其山水草木、人煙鳥獸悉具,俄頃,見巖下一洞門。道子指洞曰:此中神仙。遂以手擊之,洞門忽開。道子踴身入洞,以手招帝,帝不敢入洞,須臾,復合而不見。故云:畫門可開也。」

 

  這一則就更是離譜了,只要論文作者多做點功課,都能免去譏諷!因為吳道子乃唐玄宗時人:

〈太平御覽.工藝部八.畫下〉:

  又曰: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學書於張長史旭、賀監知章。學書不成因攻畫。曾事逍遙公韋嗣立,為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體,自為一家。其書跡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兗州瑕丘縣尉,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后身也。」可謂知言矣。官至寧王友。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氣渾脫,張旭見之,因為之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舊唐書.列傳.文苑中〉: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十三年(710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天寶三載(744年),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為觀。……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

 

  吳道子「學書不成因攻畫」,而學書的對象又都是唐玄宗的官員,試問吳道子要怎麼去幫唐太宗畫門?由此可見,這不過就是後代一些連吳道子年代、經歷都搞不清楚的人所編造出來的神話罷了。居然一個論文拿這個完全不存在的事件,當成一個證據!豈不可悲!當然,如果還要扯,也是可以說事情雖然是虛構的,但可以肯定吳道子是唐玄宗時人,並主張以此為成書上限!這是疑古派慣技!但第一個問題就是怎麼證明這則虛構的故事比《關尹子》早誕生?不說春秋,就說怎麼證明這則故事南宋以前就誕生了即可!如果這則荒誕的故事直到南宋才誕生,試問這究竟能與《關尹子》的真偽產生什麼關係?一個無法確定年代的虛構事件,如何能拿來當成年代證據?因為本書所列證據已經表明,從漢朝以來,談論、徵引、改造、化用《關尹子》的例子從來都沒有停過!即使從唐玄宗開始算起,下面都還有一堆人、一堆政府機構、一堆其他宗教宗派的人在談論此書。試問,假設這個因為沒有文化而連吳道子能幫誰開門都搞錯的故事居然發生於南宋,怎麼解釋南宋以前的所有相關信息?何況關於「畫門可開」的故事,目前牽涉到的僅有這則虛構的故事「事例」!那也就是說如果《關尹子》「畫門可開」的來源出自於此!那麼這位作者連唐朝人吳道子的生平歷史都不能熟知,試問是要怎麼偽造出這本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毫無破綻可言的《關尹子》?還是要繼續抝說他只是取了虛構故事的「寓意」!當然,如果撇除證據,純然要靠想像、胡扯、猜測,那沒有什麼東西是寫不出來的!

 

 

  〈文始真經註.七釜篇〉:「土鬼可語」牛道淳註:「昔廬山廟中泥塑神鬼能言禍福,欒巴真人呪之,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彼野狸精尚能使土鬼能語,況神仙乎?故云土鬼能語也。」

  這一則沒有出處,就是牛道淳聯想所及的一個事件而已。而且已經有很多後代才出現的概念如「野狸精、神仙」。

  關尹子所說乃「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就算描述的是當時的幻術、魔術,也與「野狸精、神仙」無關。而且一堆學者咬這本書出於唐宋,就想問,在唐宋已經隨處可見的「屍解、飛升、神仙」等等概念,怎麼一點都無法在這本書中找到呢?而偽造這本書的目的又是什麼?連「神仙」都不提一下,又不講「老子成佛」、不講「飛升」,究竟偽造這樣一本書有何目的?更重要的是,「屍解、飛升、神仙」這些道教本有並且反覆宣揚的東西,《關尹子》一樣也沒有!相比於西漢以後的《神仙傳》、《列仙傳》書中所描述的「神能」!那邊仙人隨意就能「隱形」,關尹子卻還在那邊藉由「夜無月火」才能「形可隱」;那邊仙人隨意就能飛翔,關尹子卻還在那邊「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自己飛不起來還得靠能飛的禽鳥、靠減到夠輕的體重!相差如此巨大的東西,眾多所謂考證者全部視如不見!豈不可悲!

 

  最後,把三個版本的葛洪序列出,看看究竟有什麼問題?

 

四部叢刊本〈文始真經.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

  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

  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校,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鬥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南宋.陳顯微〈文始經言外旨.葛仙翁後序〉:

  丹陽葛稚川曰:

  洪體存蒿艾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

  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

  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沉沉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拏〔亦作怒〕若鬥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炷薰敬序

元朝.牛道淳〈文始真經直解.文始真經後序〉:

  晉葛仙翁撰。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

  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

  洪每味之,洽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鬥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其間最大的差異有三個:

  一是「鄭君」,陳顯微的版本沒有「思遠」。但顯然有「思遠」才能讓人更加確認誰是「鄭君」!有「思遠」的合理性明顯更高!

  二是陳顯微的版本改「尹真人《文始經》九篇」為「《關尹子》」,但沒有更動後面的九篇篇名的註解,足證不管是哪一個版本都有九篇之數。如果考量到前後文,則顯然要進行九篇篇名解釋之前,當有所提醒,因此「九篇」兩個字當有。是南宋.陳顯微的版本改了序,而非元朝.牛道淳或其他版本改了序。這是第一個基於上下文布局的合理根據。第二個是「《關尹子》」早已被尊稱為「《文始經》」,而葛洪在〈抱朴子.遐覽〉中提到的也是「《文始先生經》」,而這是對這本書的尊稱模式,兩者也相合。

  那麼陳顯微為什麼改呢?有一些合理的理由,首先不一定是陳顯微改的,而可能是書商改的,目的是要讓一般讀者直觀上知道這本書是誰寫的,也就是那個傳為跟老子一起成仙的關尹子;二是陳顯微改的,是為了搭配全真教《關尹子》「重新面世」的宣傳,所以把《文始經》改成了《關尹子》;也可能是因為北宋已經有陸佃的註解本,因此陳顯微想要大家知道兩者是同一本書。但從陳顯微《文始經言外旨》這樣的命名方式來說,以書商所改而陳顯微照抄的可能性最大。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陳顯微的版本原本也是《文始經》,是後人出版時予以修改的,而目的仍然可以是為了全真教的宣傳!

  三是「丹陽葛洪稚川序」陳顯微的版本改為「丹陽葛洪炷薰敬序」,不僅葛洪的字「稚川」被改為「炷薰」,還增加了「敬」字!顯然按照通例(就不再舉例了),當以「丹陽葛洪稚川序」為原始文本,用動作「炷薰」替代葛洪的字「稚川」顯然有點莫名其妙,而「敬」字的增加很顯然也是為了配合「炷薰」而來。陳顯微的版本開頭「丹陽葛稚川曰」也明顯是從後面的「丹陽葛洪稚川」修改而來!

〈文始經言外旨.序〉:

  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奧。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耶!先生證悟道真,慈愍後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關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祕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祕密之蘊,即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脉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為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得悟道真,無以報稱師恩,敬鋟于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乘之經,陰有神天護持,豈可輕慢耶?學者當蕆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為之序。有宋寶祐二祀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

 

  從以上陳顯微弟子序「葛稚川、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不難推敲所謂「丹陽葛稚川曰」為其所增、「丹陽葛洪炷薰敬序」都是其所改動!

  寶祐是南宋宋理宗趙昀的年號,寶祐二祀當1254年。如本書前文所言「張仲才獻書的對象不是宋朝政府而是全真教掌教人尹志常,其時間點是尹志常掌教第五年,也即1231年。」而這本書的出版日期正在此後,其為了搭配全真教宣傳而將葛洪原始《文始經》的尊稱改成了《關尹子》的可能性極大!

  葛洪原始作《文始經》與其《抱朴子》所說《文始先生經》是相合的,都是尊稱。「尹真人」與「《文始經》」也都是尊稱模式,而陳顯微的版本兩者皆刪。〈世說新語.文學〉:「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殷仲堪也是東晉人,而以《道德經》稱呼《老子》。同樣是以更高一級的稱謂「經」來指稱兩本先秦「子」書!

  葛洪為《關尹子》寫序,可能是葛洪註解了此書,如他一開頭就解釋了各篇篇名的意義,或者也可能只是單純為了推廣此書而重印,寫序以交代其來源!不管如何,「丹陽葛洪稚川序」符合慣例!

  加上「鄭君」稱謂與葛洪在《抱朴子》所說相合,而在「鄭君」之後加上其字「思遠」,也屬留名的作法,為合理。

  由此可見,陳顯微的改造其實已經失去原味與違背慣例!陳顯微的版本有「拏〔亦作怒〕」的註解,更可見他所見已有多種版本了!

  以下不厭其煩將從劉向開始的關於《關尹子》的記錄(包含明引而不包含暗引、改造等等案例)進行條列:

 

西漢漢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

  劉向〈別錄.關尹子〉: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東漢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死前:

  班固〈漢書.藝文志〉: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東漢漢獻帝建安十七年(212年)後數年間:

〈呂氏春秋.不二〉:

  聽群眾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高誘註: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下)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東漢末年至魏晉:

  《西昇經》暗引、明引《關尹子》。

 

東晉晉成帝司馬衍咸和二年(327年):

  《關尹子》葛洪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淸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

  宇者,道也。

  柱者,建天地也。

  極者,尊聖人也。

  符者,精神魂魄也。

  鑑者,心也。

  匕者,食也。

  釡者,化也。

  籌者,物也。

  藥者,雜治也。〔朔雪寒註:《關尹子》九篇篇名解釋。〕……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東晉:

  張湛註〈列子.黃帝〉:

  列子問關尹〔張湛註: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

 

北齊後主高緯天統年間(565年至569年)劉晝死前:

〈劉子.九流〉:

  道者,鬻熊、老聃、關尹、莊周之類也。〔朔雪寒註:劉晝仍將關尹子列為道家之一,也即班固道家有著作者。〕

 

天寶元年(742年)後,唐玄宗卸任前(756年):

〈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洞真經遵品〉:

  神峰先生曰:……所謂《玄通道德經》,及乎左玄真人《關尹子書》,《通玄真經》《文子》,《洞靈真經》《亢倉子》,《沖虛至德真經》《列子》,《南華真經》《莊子》也。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

  天台宗高僧荊溪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五之六〉:

  列傳云:喜謂周大夫善星象。因見異氣而東迎之。果得老子。請著書五千有言。喜亦自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由此可見,從劉向、班固之後,東漢末年高誘以及近乎同時的《西昇經》都仍然提及《關尹子》以即其有九篇的事實,這些都比葛洪早,而張湛則比葛洪晚。而從劉晝到唐朝,結合引文類、譬喻改造類線索如西魏蘇綽都仍在使用《關尹子》的譬喻元素,可知《關尹子》根本從未失傳!

  那麼為什麼疑古派刻意忽略高誘、張湛這些顯而易見的標的,卻傾力去想要把葛洪的序給抹煞掉呢(須知單純抹殺葛洪卻不處理高誘、張湛的記錄,而謊稱此書不存在,是非常低下卑劣的無知無恥的詐騙作法!遑論還有《西昇經》等等書籍、名人的暗引、明引實例存在!)?因為葛洪在序中明確提到了《關尹子》的九篇篇名,而這個篇名與今本《關尹子》完全相合!試問疑古派能不打嗎?不打葛洪,怎麼扯今本《關尹子》是偽書?但說穿了,全是一些不讀書的跳樑小丑罷了!

  當然,在東漢末年高誘仍說《關尹子》九篇、東晉以前就存在的《西昇經》已經明引《關尹子》的情況下、東晉葛洪、張湛都持續提到《關尹子》九篇的事實下,再去扯唐朝以後《關尹子》才能出現,自然也只能是一件非常無知可笑的事情了!遑論唐玄宗時的神峰先生、荊溪湛然仍然提及《關尹子》,從本書所列所有線索看來,引用、改造、化用《關尹子》的案例始終都沒有斷絕過,試問《關尹子》要怎麼失傳?

  張麗娟的程度雖然比戚淑娟、魏培泉好上幾倍,卻仍免不了無知之譏!譬如不知道豆是周朝容器而以為是豆子,不知道葛洪的老師是鄭隱字思遠而以為葛洪直呼其名,不知道吳道子是唐玄宗時人而以為唐玄宗時人可以穿越回去幫唐太宗開門!豈不可笑!大抵疑古派的謬論在正常人眼中就是一堆荒誕可笑的笑料集成!而推測張麗娟從這個角度來打假,估計是受到胡應麟「此附會列語而事皆漢唐後,蓋撰《關尹》者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而其「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恰恰可以用來送給胡應麟自己以及張麗娟!如果多花點時間搞清楚一些基本文化知識,當可避免寫出如此荒謬可笑的論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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