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派裡，錢穆的程度算是挺差的了，但因為寫的東西被包在文言之中，以至於一般讀者不是懶得看，就是很容易被搞混。關於錢穆考證孫武、孫臏的共有兩篇，從中不難看出錢穆除了缺乏一定的邏輯推理水平之外，更對考證方法所知不多。所以他來來去去就是疑古派那幾招！譬如隨意的捏造一些具有前後關係的規則（如道天地），胡說一些毫無根據的東西（如「此必自莊周後乃知有此」）。然後把兩個本來就不相干的故事硬說成是一個故事，說一個是假的，是根據另一個編造出來的。說實在的，一個寫了《國史大綱》、研究了一輩子歷史的學者，連歷史上存在一大堆相似的事件這樣一個普遍的事實都不知道，也實在是令人心生憐憫！
錢穆在考證老子時甚至隨意找了兩個都會釣魚的人就說他們兩個就是同一個人，為什麼？因為都會釣魚！很震驚嗎？按照錢穆這種邏輯，錢穆的媽媽會炒菜、錢鍾書的媽媽也會炒菜，所以錢穆的媽媽跟錢鍾書的媽媽是同一個人，確實無疑了！
所以我一直納悶怎麼這種水準的東西，會被一直推崇呢？更離譜的是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裡面用這種荒謬手段把一大堆古籍打成假書（孫子兵法、老子等等等）、把一大堆古人打成假人（孫武、老聃等等等），把一大堆事實打成假事（如孫武演美姬等等等），這種如四人幫般大肆破懷文化的人，到頭來竟然被包裝成維護傳統文化的國學大師！這豈不荒謬透頂嗎？說你的文明都是些假貨，然後這樣的人居然成了維護這個文明的大師了！人真是可悲啊！
以下，是關於錢穆在孫子公案中的表現。想看完，需要一點耐心！
第十二節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攷辨．七．孫武辨〉：
〈史記．孫吳列傳〉有孫武為吳將兵。〈漢書．藝文志〉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本傳則稱十三篇。然其人與書，蓋皆出後人偽托。葉水心《習學記言》辨之云：「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預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又書論『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又云：『智將務食於敵。』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邲之役，楚亦穀晉三日，然未有指敵以為食者。」全謝山《鮚埼亭集》又申其說云：「吳楚交兵，吳本勝，而用兵實無勝算。《左氏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即《越絕》諸書，出於漢世，亦不甚及孫子。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事其書，皆縱橫家之所偽為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於知兵者之手。」姚姬傳〈惜抱軒集．讀孫子〉亦有發明，云：「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廬乎？田齊三晉，既立為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亦謂：「《孫子》書言興師十萬，出征千里，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萬者。且闔闆用兵，前後得失，亦與孫武書大相刺謬。」余讀《孫子》「五校」，首之以「道」，而後「天、地」。此必自莊周後乃知有此。其曰：「鬬眾如鬬寡，形名是也。」形名之語，亦起戰國中晚。則《孫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時書。其人則自齊之孫臏而誤，詳〈攷辨第八十五〉。
〈先秦諸子繫年攷辨．八五．田忌、鄒忌、孫臏攷〔附司馬穰苴〕〉：
〈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三十五年，田忌出奔楚。」梁玉繩《志疑》辨之云：「田忌出奔在宣王二年戰馬陵之後，不在威王三十五年。忌之戰功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若威王時已出奔，則安得馬陵之勝？」〈世家〉又云：「宣王召田忌復故位。」吳師道《國策注》云：「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世。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成侯又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必有誤。」《志疑》謂：「吳注有以矛刺盾之妙。」今據《紀年》，馬陵之戰本在威王十五年〔見前攷。〕。則田忌奔楚，雖在馬陵戰後，無害為威王時。〈齊策〉：「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閈謂鄒忌說王，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公孫閈使人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三戰三勝，欲為大事，亦吉否？』因捕卜者，驗其辭於王。田忌遂走。」又云：「田忌勝梁，孫子勸之為大事，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則田忌出奔，即在馬陵勝後，為齊威王之十五年。史公既誤前威王之年，疑其過早不合，乃移後二十年，為威王三十五年也。〔〈索隱〉云：「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按：《史記》繫田忌出奔於桂林一役之後，適及十年。〈索隱〉引馬陵以見異同，而未能考定其是非。其謂歷十年乃出奔，自據《史記》，未可為信。〕其後宣王伐燕，據〈齊策〉亦田忌之謀。〔按：美國飛勒德飛亞大學博物館藏戰國銅器陳□壺，文曰：「佳王五年，□□陳
又〈世家〉：「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如早救。』」〈索隱〉：「《紀年》，威王十四年，田朌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札記》單本，「田各本作丐，與今本《國策》合。」〕『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已死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爾。」今按：〈索隱〉此條，語有含混，當分別以觀者。其謂戰馬陵在威王十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是也。然鄒忌之死，決不在馬陵戰前，而引王劭云此時鄒忌已死四年者，一則〈索隱〉此語，自據《史記》此事在宣王二年計之。則鄒忌之死，在宣王立前二年，即威王之卒前一年也。一說則王劭此語，實本宣王五年韓氏請救，田忌曰不如伐燕一事而論。《史記》既誤以馬陵之戰謂在宣王時，而〈索隱〉於《紀年》、《史記》得失，未能明定，遂率引王劭此語而未加剖辨。則鄒忌之死，應在宣王五年前之四年，即宣王即位之元年也。王劭亦及見《紀年》原本，其語當有來歷。今《國策》有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之說，蓋宣王初立，而鄒忌以先朝老臣，擅權用事。則鄒忌卒年，自當在宣王元年。而田忌復召，自在其後。知〈世家〉繫諸宣王二年，固自不誤。吳師道所謂：「成侯復在，豈宜並列」之疑，亦可以釋然矣。至襲臨淄事，〈孟嘗君列傳〉謂：「襲齊邊邑。」《策》言：「孫臏勸忌無解兵入齊，而忌不聽。」則或無其事，尤不足深辨。
又〈年表〉：鄒忌以鼓琴見威王在二十一年，封成侯在二十二年。今以《紀年》推之，二十一年正威王初立之歲，二十二年則威王之元年也。威王四年，魏伐趙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鄒忌主勿救，段干朋主救之。則忌為威王朝大臣，蓋自威王初政已然。〈年表〉忌以鼓琴見威王，適威王新立，其年實不誤，特誤為威王之二十一年耳。〔〈齊策〉有鄒忌朝窺鏡諷諫齊王事，蓋亦威王初政，與淳于髡大鳥之隱，同為齊威初年奮發之一種傳說。參讀〈攷辨〉第七四。〕若定是年忌年近三十，則忌生當在田剡初立之際，至宣王元年卒，壽將及七十也。
〈史記．孫吳列傳〉：「孫臏以智敗龐涓於馬陵，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又云：「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今按：〈漢書．藝文志〉兵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吳孫子、齊孫子分別甚明。余既辨吳孫子之無其人〔〈攷辨〉第七。〕，又疑凡吳孫子之傳說，皆自齊孫子來也。《史記》本傳，吳孫子本為齊人，而齊孫子為其後世子孫。又孫臏之稱，以其臏腳而無名，則武殆即臏名耳。〔日人齋藤謙亦有此疑，見《史記會注考證》。〕孫臏從田忌勝魏馬陵，遂勸忌無解兵入齊，忌不聽。後忌終奔楚。孫子既斷其兩足，為廢人，常客田忌所，疑當與忌同奔。後杜赫為鄒忌說楚王對田忌於江南〔見〈齊策〉。〕，則孫子亦隨至江南矣。及田忌復返齊，孫子同返與否不可知。據《越絕書》：「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則武殆先忌之返而卒於吳者歟？其著兵法，或即在晚年居吳時。〔《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厥上將，五十里者軍半至。」今見〈孫子．軍事篇〉。又：「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今見〈計篇〉，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今《孫子兵法》即臏之證也。故書中論用兵地形皆切適於中原，未見其為其吳越水國之事也。〕吳人炫其事，遂謂曾見闔廬而勝楚焉。後人說兵法者，遞相附益，均托之孫子。或曰吳，或曰齊，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誤分以為二人也。〔〈呂覽．不二篇〉高注：「孫臏楚人，為齊臣。」梁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臏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別有據。」今按：〈潛夫論．賢難篇〉：「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刖之。」亦謂孫臏楚人。孫臏固曾從田忌奔楚。至於本為楚人、齊人，則無可詳論矣。又考《通典》一四九〈兵二〉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顧亭林《日知錄》，以趙公子成之徒，諫胡服、不諫騎射，謂騎射之法必先武靈而有。然疑當孫臏世，尚不能有騎戰。觀《史記》敘臏之戰績，亦不見有用騎之徵，則〈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多出後人依託，亦一證矣。〕
《史記》言齊人著兵法，尚有田穰苴。穰苴之事，昔人已辨之。〔蘇子由《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世皆信之。余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意者穰苴嘗為湣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不應遺落。況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余讀其文，疑亦田忌之誤傳也。故曰「穰苴者，田完之苗裔。」田忌為田氏，一似也。
〈穰苴傳〉云：「晉伐阿甄，燕侵河上，」而田忌勝馬陵，〈正義〉引虞喜《志林》曰：「馬陵在濮州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鄄、甄為一地，二似也。
其勝敵而歸也，「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史》稱田忌勝馬陵，孫臏勸之無解兵入齊，忌不聽，三似也。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之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與田忌之見搆於成侯，四似也。
「齊威王用兵行法，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此與田忌勝馬陵，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見〈田敬仲世家〉。〕，五似也。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與田忌之時正合。若穰苴為景公時人，則與《司馬兵法》同為追論，而威王又何為捨其本朝之近臣，而遠論景公時之一將？此六似也。
穰苴殺齊王之寵臣，與孫武殺吳王之寵姬，事極相類。孫武既為孫臏之誤傳，則穰苴為田忌之誤傳，理亦有之。七似也。
故知史公之言穰苴，皆自田忌而誤也。然何以誤及於春秋之時之景公？曰：馬陵之戰，田忌與田嬰同將〔見〈田齊世家〉及〈孟嘗君列傳〉。〕。田嬰者，孟嘗君田文之父靖郭君也。或者《司馬兵法》言及嬰子而史公不深曉，遂誤以為晏嬰，故設為晏嬰薦之齊景公歟？〔〈晏子春秋．內篇〉第五，及〈說苑．正諫篇〉亦有穰苴諫景公事，然二書益多謬誤，不足據。〕然則史公又何以誤及於湣王時之穰苴？曰：其書或本出於司馬穰苴之徒，故曰《司馬穰苴兵法》。史公以湣王敗亡之君，不知穰苴之為湣王將，因上移其人於景公時，而又誤涉田忌之事以為說也。其書又稱《司馬兵法》者？惠士奇《禮說》云：「司馬穰苴兵法，因號《司馬法》。《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為政，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眾猶鞭策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此以《司馬法》為穰苴書也。余考〈趙策〉有云：「將非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正指穰苴。其為知兵，信矣。然則穰苴實有其人，其人實有兵法之書，史公特誤其時，又誤其事耳。
朔雪寒駁
葉水心（葉適）、全謝山（全祖望）、姚姬傳（姚鼐）、章實齋（章學誠）四人謬說都已見前文駁正，此處不贅。而錢穆的新證據是：「余讀《孫子》『五校』，首之以『道』，而後『天、地』。此必自莊周後乃知有此。」錢穆的這種說法不是令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嗎？難道在古代的自然話語中也存在著不知所從來、不可違背的律法嗎？「道」之後有「天、地」就「必」「自莊周後乃知有此」嗎？這究竟是根據了什麼文獻來說的呢！這符合常識嗎？且何以「道天地」的順序「必定」只能「莊周後乃知有此」，何以這樣的一個陳述順序只能是由莊周所創造的呢？難道語言是由少數人所把持的，以致於你必須在寫文章時完全忘記有自己的主見，同時必須牢記哪些前輩用過了哪些話並因此限制自己說話的任何可能嗎！而你能不能沒看過那些前輩的話呢！如果沒看過，並因此說出了與前輩說出的話的順序不一樣的句子，你就得受罰嗎！客觀真實是這樣的嗎？常識是這麼告訴我們的嗎？錢穆不可能有答案，當然更不可能有證據！然而這樣的順序如果真是在前人創造後，後人就必得要受到「強制性」的「制約」，甚至無分門派、無分種類，而產生出無遠弗屆的影響。那麼依據歷史記載，孫武在莊周之前，莊周自然應受孫武的影響，而此乃常識。然則，何以錢穆身為歷史學家既罔顧歷史記載，又缺乏常識判斷呢？這豈不正是南朝顧歡所嘲笑的：「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南齊書．列傳．高逸（顧歡）〉）是前人反而篡奪後人之朝代，是前人反而抄襲後人之文章嗎！
同理，錢穆也沒能提出何以「形名之語」只能「起於戰國中晚」的一個最起碼的證據。於是我們看到了備受讚譽的國學、歷史大師所做出的一個最嚴重的錯誤示範，那就是沒有提出任何佐證的證據，便「信口開河、大言不慚」起來，好似，「歷史就是從我口中說出的」一般，這是不是很荒謬、很荒唐呢！何況他卻連莊周還引用孫子、形名早在鄧析便有諸事全然無知！於是便如此容易的隨口吐出了幾大學術界「不知其所以然、提不出任何證據」的所謂的「定論」來做為證明《孫子兵法》不是孫武所寫的證據，我們難道不該為古人所受的冤屈而感到憤慨，不該為這些大學者的荒謬而感到可悲嗎？然而，錢穆的荒謬，還不止於此。
錢穆說：「今按：〈漢書．藝文志〉兵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吳孫子、齊孫子分別甚明。余既辨吳孫子之無其人〔〈攷辨〉第七。〕，又疑凡吳孫子之傳說，皆自齊孫子來也。《史記》本傳，吳孫子本為齊人，而齊孫子為其後世子孫。又孫臏之稱，以其臏腳而無名，則武殆即臏名耳。〔日人齋藤謙亦有此疑，見《史記會注考證》。〕」
首先，我們不得不同情的說，錢穆之前所謂的「考證」，除了證明自己的荒謬之外，並無法證明、考證什麼。就更別談，今日這些謬論已經被筆者所提諸證據給徹底的終結了。於是前提既已經錯了，其後的推論再如何高明，也只能起到將自己的荒謬推向更加荒謬的效用。那麼我們可還有必要耗費筆墨來對錢穆以下所做的荒謬論證作辯駁呢？當然是需要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理由在於，疑古者從來就看不出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因此，當我們未能將事情做到「徹底」的地步時，疑古者會想當然的以為是反駁的一方根本就提不出證據，從而繼續鑽牛角尖；他們除了會在原有的未被終結的地方繼續大做文章之外，更會繼續將一些極為細小的差異，無限膨脹、放大到使之成為一個確乎是可以當成一件證據的「史料」的地步，並用此繼續做為其疑古的「利器」。而這也是本書會在沈寂了將近五年後，再次改寫的主因，因此這次勢必要做到徹徹底底了。
齋藤謙的說法已見前駁，此處不贅。然而我們不禁想請問錢穆，何以班固「吳孫子、齊孫子分別甚明」、司馬遷「吳孫子本為齊人，而齊孫子為其後世子孫」，居然可以推出「又孫臏之稱，以其臏腳而無名，則武殆即臏名耳。」這樣的結論呢？這之間可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係存在嗎？何以你先用荒謬的「說法」否認了孫武的存在，接著就能推出「孫臏」就是「孫武」這樣的結論呢！
接著錢穆又說：「《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厥上將，五十里者軍半至。』今見〈孫子．軍事篇〉。又：『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今見〈計篇〉，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今《孫子兵法》即臏之證也。故書中論用兵地形皆切適於中原，未見其為其吳越水國之事也。」
這個「說法」何其耳熟！不就是武內義雄那沒有常識的說法嗎？而今日錢穆不特不悟，甚至說：「是今《孫子兵法》即臏之證也。故書中論用兵地形皆切適於中原，未見其為其吳越水國之事也。」請問《孫子兵法》為什麼就一定要談到「吳越水國之事」？請問按照錢穆的這種邏輯推下去，那麼《管子》、鄧析、程本、伍員、范蠡、秦越人、吳起、穀梁赤、墨翟、慎到、申不害、商鞅、莊周、尉繚、趙武靈王、鶡冠子、周武公、獻書秦王者、白起、侯嬴、荀況、呂不韋、韓非、孔鮒，這些人都曾經引用過《孫子兵法》，那麼這些事例是不是也代表著「是今《孫子兵法》即某某之證也」？而這麼沒有辨別能力的從葉適一直引到武內義雄，這又是什麼可悲的疑古技術呢！
錢穆又說：「吳人炫其事，遂謂曾見闔廬而勝楚焉。後人說兵法者，遞相附益，均托之孫子。或曰吳，或曰齊，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誤分以為二人也。」
因此，我們又豈能不再請問一下錢穆，吳國何時被越國所滅呢？越國又何時被楚國所滅呢？就算如錢穆所言孫臏死在吳地，於是後人就會荒唐的把他當成一百多年前的吳國人嗎？這「遞相附益」又要多久時間呢？孫臏又是因為什麼而成名的呢？難道錢穆竟然不知道孫臏是因為桂陵、馬陵二戰而成名的嗎？難道戰國時人那些「說兵法者」都會愚蠢到把因為前353年發生的齊、魏桂陵之戰，以及前343年發生的齊、魏馬陵之戰，而「成名」的一個兵家當成是在前473年就已經滅亡了的國家的將軍嗎？這不是在嚴重侮辱這些「說兵法者」的智商嗎？前343年距離前221年有一百二十三年，距離前473年卻有一百三十一年，那麼難道那一百二十年間的所有人都是「歷史白癡」嗎？都對才不過發生了不到一百二十年的歷史感到極度陌生嗎？以致於居然可以使得這種完全違背歷史的「遞相附益」可以形成！而前473年吳國就已經滅亡，就已經被越國兼併了，那麼請問到了前343年又哪來的什麼「吳人」！這些所謂的「吳人」難道不是「越人」，那麼他們此時再去「炮製、虛構」出「闔閭因為用了孫武而打勝楚國」的「事蹟」，請問其用意何在？
錢穆又說：「〈呂覽．不二篇〉高注：「孫臏楚人，為齊臣。」梁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臏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別有據。」今按：〈潛夫論．賢難篇〉：「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刖之。」亦謂孫臏楚人。孫臏固曾從田忌奔楚。至於本為楚人、齊人，則無可詳論矣。又考《通典》一四九〈兵二〉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顧亭林《日知錄》，以趙公子成之徒，諫胡服、不諫騎射，謂騎射之法必先武靈而有。然疑當孫臏世，尚不能有騎戰。觀《史記》敘臏之戰績，亦不見有用騎之徵，則〈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多出後人依託，亦一證矣。」
於是我們看到了什麼？於是我們看到了錢穆一下子說孫臏死於吳地，因此吳人為他編織了一些「不曾存在過的歷史」，而現在錢穆又猜測孫臏可能是楚人！而「觀《史記》敘臏之戰績，亦不見有用騎之徵」就能推出「則〈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多出後人依託，亦一證矣」這樣的結論嗎？這之間到底有什麼因果關係呢！《通典》所引就能確定是出於所謂的八十九篇嗎？不能確定那又關這八十九篇什麼事呢？而「然疑當孫臏世，尚不能有騎戰」加上「觀《史記》敘臏之戰績，亦不見有用騎之徵」就能得出孫臏不能談騎戰這樣的結論嗎？於是孫臏只要談了騎戰，他就不是八十九篇的作者了嗎？至於東周時代何時才有騎戰，請見〈春秋、戰國兵種問題〉，此處不贅。然而錢穆不具備校勘學的基本知識，或者完全忽略《通典》所引可能是誤引，或者完全忽略《通典》所引可能不是八十九篇這樣的事實，甚至他完全沒有去提出任何騎兵就不能出現於孫臏之時的證據，於是便把這樣的一個未曾被證明的「證據」拿來與一個未曾被證明的情況合套，從而用這未曾被證明的說法把所謂的八十九篇的著作權徹底從孫臏身上給褫奪了！而錢穆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他先「然疑當孫臏世，尚不能有騎戰。」卻在相隔不到二十字的文字之後，得出「則〈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多出後人依託，亦一證矣。」而這之間造成如此「戲劇化的轉折」的關鍵只有一句不到二十個字的「證據」，即：「觀《史記》敘臏之戰績，亦不見有用騎之徵」。這荒不荒謬呢！
緊接著錢穆又提出了所謂的「七似」的證據，而由這「七似」的荒謬，也足以讓人對所謂的「國學大師」徹底失望！
錢穆的第一似是說：「《史記》言齊人著兵法，尚有田穰苴。穰苴之事，昔人已辨之。〔蘇子由《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世皆信之。余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意者穰苴嘗為湣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不應遺落。況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余讀其文，疑亦田忌之誤傳也。故曰『穰苴者，田完之苗裔。』田忌為田氏，一似也。」
我們先來看看錢穆所謂的「昔人已辨之」，他所舉出的第一個證據是：「蘇子由《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世皆信之。余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意者穰苴嘗為湣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
然而請注意，蘇轍不過繼續發揮著「《左傳》不載，故史無其人」的荒謬考證方式而已，且蘇轍在此也不過還處於猜測、臆測的階段，因此說「意者、耶？」。但錢穆卻將這種「臆測」當成了一種可信、可靠、為學術界所認同的「證據」，未免令人搖頭嘆息。然而他的論證邏輯始終就是如此，不用任何史料佐證，只要古人有一「臆測」者，該臆測之論便是證據，便代表了一件歷史事實，而對於那些離古未遠的史家根據許多當時可見而後世不見的史料所做出的判斷與陳述，他則抱以否定的態度。於是他依著這種邏輯，居然也將自己在幾個字前的「臆測」當成了幾個字後的「證據」，而難道我們不該為這樣子荒謬的論文竟能成為震驚世俗的經典而感到訝異嗎！而左丘明沒有提到司馬穰苴就跟他沒有提到孫武、沒有提到范蠡如出一轍，我們要不要一起也連范蠡都給否定掉，來得乾脆俐落一點呢！而《春秋》、《左傳》本有「不告不書」的體例，這「未有燕晉伐齊者」能因此就成為否定一個人曾經存在過的證據嗎？遑論，根據〈左傳．昭公七年（前535年）〉記載：「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燕國與齊國之間沒發生戰爭，是要「平」什麼？「齊師」為什麼「還自燕」？而這個時間點，顯然也與〈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所說：「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完全相合。由此可見，蘇轍找不到相關資料，除了證明他自己書沒讀熟之外，還能證明什麼？
錢穆的第二個證據是：「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不應遺落。況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須知，葉適得出的結論，所根據的證據跟蘇轍並無兩樣，唯一的「進步」在於他又舉出了「大司馬亦非齊官」這樣一個虛構的說法以當成一種證據。何以說這個所謂的證據是虛構的呢？那是因為《史記》明載齊威王令學者纂集前代「司馬」的論述而將其前的「司馬」穰苴的兵法附於其中，因此稱為《司馬穰苴兵法》，後世則簡稱為《司馬法》。「大司馬」是統管眾「司馬」的，何況纂集前代「司馬」的論述，不就表示齊國本有「司馬」一職嗎？遑論在管仲之時也有「大司馬」的官職，就是《周禮》也都明載有「大司馬」一職，那麼難道齊國不是周王朝底下的一個諸侯國嗎？錢穆難道不知道齊國的國、高二氏是由天子命卿的嗎？那麼齊國的制度就算戰車的編制人數與周制不同，難道竟能因此說齊國也沒有所謂的「大司馬」嗎？那麼葉適這個「大司馬亦非齊官」的結論，豈不確實是虛構出來的呢？而更可笑的是，錢穆認同葉適的說法，並且繼續將之當成一種具有效力的證據來加以運用。荒謬，是不須多言的。就因為蘇轍的一個猜測與葉適更進一步的無知，於是司馬穰苴居然又憑空從春秋的歷史上消失、徹底的從春秋的人間蒸發了。偉哉！疑古者。
那麼看到錢穆所提出的第一個「相似處」：「余讀其文，疑亦田忌之誤傳也。故曰『穰苴者，田完之苗裔。』田忌為田氏，一似也。」則我們能不為一個能提出如此「證據」的學者感到悲哀與同情嗎？何解？田穰苴出於田氏，田忌出於田氏，若說其出身，則「同樣」都是「出於田氏」，是「相同」，不是「相似」！所謂「相似」即意謂著「比較雙方」是整體上不同而有部分上相同，然而終究是不同。而田穰苴出於田氏，田忌亦出於田氏，就錢穆所謂的證據「田氏之裔」豈非是「相同」，哪來的所謂「相似」呢？且按照錢穆的這種邏輯，則凡是同姓氏者都是同一個人的一個可靠證據，於是田忌等同於穰苴，與田忌等於齊威王，與齊威王等於穰苴，與田文等於穰苴，與田文等於齊威王，與田文等於田忌，這些說法等價。甚至，按照這裡所犯的時空錯亂的情況看來，不僅是以上諸人等價了，就是田常也等於齊威王了，甚至是陳公子完的所有後代都相等了，於是祖父輩等於兒孫輩，就因為他們屬了同一個姓氏，出於同一條血脈，這荒不荒唐呢？這又是如何專業而嚴謹的考證啊！
錢穆又說：「〈穰苴傳〉云：『晉伐阿甄，燕侵河上。」而田忌勝馬陵，〈正義〉引虞喜《志林》曰：『馬陵在濮州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鄄、甄為一地，二似也。」
古今發生於同一地點的戰役，何其之多！若按照錢穆這種邏輯，那麼難道只要在同一個戰場上打過仗，這就會是證明這些不同時空的人們是相同的一組人馬的證據嗎？且穰苴之時，「侵犯者」乃晉國與燕國，他們進攻的地點「分別是」阿、甄與河上，穰苴帥兵出迎，進行的是國土保衛戰；而田忌馬陵一戰，齊軍扮演的是援救他國的角色，不是在拯救自己的國家，而田忌攻擊的對象也不是晉或燕，而是三家分晉後分出來的魏國。何況田忌固然取勝於馬陵之戰，然而馬陵之戰時燕國亦曾經趁機侵略齊國嗎？這兩件事情，差別如此之大，難道錢穆居然看不出哪怕是一點點的差異嗎？大抵，當疑古者要證明甲不是乙時，只要是任何微小的差異，都會被無限的膨脹，而對於任何巨大的相同事例，則都會被拋諸腦後；而當他們想要證明甲就是乙時，只要是任何微小的相似處，都會被無限的膨脹，而對於眾多、巨大的相異之處，卻「一個也看不見」。這就是疑古者，以及其科學的疑古精神。
錢穆又說：「其勝敵而歸也，『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史》稱田忌勝馬陵，孫臏勸之無解兵入齊，忌不聽，三似也。」
錢穆卻不知這是古代軍禮，是當時每一位將領帶兵歸國後必然要行的禮儀，因此錢穆的這種說法自然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何況，一依照軍禮解約束而進入齊國，一被要求無解兵而進入齊國，兩正相反，何相似之有？這不是嚴重欠缺判讀古文能力的表現嗎？
錢穆又說：「『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之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與田忌之見搆於成侯，四似也。」
一為鮑氏、高氏、國氏聯合陷害，一為成侯獨自陷害；一為昏庸之主姜氏齊景公，一為大有作為之田氏齊威王；一為姜氏主、田氏臣，兩相敵對；一為田氏主、田氏臣，同出一源。請問到底是哪裡相似了？這不是莫名其妙嗎？如果說被陷害，就是相似處，那麼歷史上被陷害者何其之多！錢穆身為一個受人景仰的歷史專家學者，居然連這一點基本歷史常識都欠缺，這不是令人「嘆為觀止」嗎？
〈韓非子．說疑〉：「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則依照錢穆的這種邏輯推之，這六個人的遭遇何其「相似」，因此「關龍逢」就是「王子比干」，就是「隨季梁」，就是「陳泄冶」，就是「楚申胥」，就是「吳子胥」。這荒不荒謬呢！
錢穆又說：「『齊威王用兵行法，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此與田忌勝馬陵，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見〈田敬仲世家〉。〕，五似也。」
看完這條，不禁令人心生感慨。何故？因為田忌勝馬陵，就是在齊威王之時，因此這說的根本就是「相同」的一件事，怎會只是兩件「相似」的事情呢？錢穆在這裡豈非又延續了前面「出於田氏」的錯誤。而這種錯誤一旦由「一族」擴展到「一國」，則其荒謬的程度也就更加令人難以想像。而由此也可見這種思維上的弊病，邏輯上的錯亂，具有延續性，同時按之以查《先秦諸子繫年》，也確是如此，而這正是錢穆的考證邏輯及其構成重要證據的「生產線」之一。且這兩件事既是相同，並由文意可知，「大放穰苴之法」的執行者正是齊國諸將領，而其中又以田忌馬陵一戰為代表，且「齊威王用兵行法，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這是司馬遷的陳述語，而司馬遷所提到的關於齊威王「用兵行法」而能使「諸侯朝齊」的幾場戰役，也是由田忌、孫臏所主導的。何以見得？〈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因此說後人田忌「大放」本族前人穰苴之法那完全沒有任何不符事實、不合情理之處。那麼既然田忌是大放穰苴之法的人，他也就不是穰苴了。否則，田忌要如何去「大放」他「自己」呢？「更何況這兩條古文說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至此，疑古者已經到了可以混亂邏輯、因果關係，將一切可以看得到、抓得住的東西都當成了一種證據來看待的地步了。
錢穆又說：「『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與田忌之時正合。若穰苴為景公時人，則與《司馬兵法》同為追論，而威王又何為捨其本朝之近臣，而遠論景公時之一將？此六似也。」
文中明明白白說得是「追論」並說是「附穰苴於其中」，則如果穰苴此時沒有兵法傳世，如何附之？且錢穆居然對司馬穰苴與齊威王的各自年代完全沒有概念！齊威王之所以要附上穰苴的兵法而將之與古代的《司馬兵法》合輯，正在於穰苴之法是本朝將帥「大放」的對象，是軍事行動的教科書，請問，這有何不妥、有何不合情理、有何矛盾、有什麼問題呢？為什麼在一本屬於追論性質的古兵書裡面，齊威王得背棄收集前人兵書的作法而採用當代人的著作呢？且到底是哪一本史書提到過田忌曾經寫了一本兵書？而齊威王在做這個顯然是要誇耀自己家族的動作時，又為何要附上一個叛逃到楚國臣子的兵法呢？就更別談其他總總不合理之處了。
錢穆又說：「穰苴殺齊王之寵臣，與孫武殺吳王之寵姬，事極相類。孫武既為孫臏之誤傳，則穰苴為田忌之誤傳，理亦有之。七似也。」
按照錢穆的這種邏輯，則天底下「凡是身為將帥而殺掉君王寵人（還不分男女）」的歷史事蹟都是證明這幾組歷史人物是相同者的可靠證據之一。而他在此又用上了疑古者慣用的伎倆，將一個還是疑問的猜測當成了一個已經無可疑的證據來使用，於是孫武成了孫臏，穰苴成了田忌。而我們別忘了，這裡面的齊王也成了吳王！且依照錢穆所說，原本是「穰苴殺寵臣」與「孫武殺寵姬」，因為錢穆自以為已經證明了「孫武與孫臏是同一個人」，那麼「穰苴殺寵臣」也只能是等於「孫臏殺寵臣」，何來「田忌殺寵臣」？簡言之，穰苴也只能等於孫臏，如何能等於田忌？請問「理在哪裡」？
且穰苴斬莊賈，是在穰苴準備出師保衛國土時，而孫武斬美姬卻是在吳王想要測試孫武實力的時刻；時空完全不同，人物完全不同。而為期能令讀者更清楚的得知這兩件事的差異，茲引錄《史記》兩文如下：
〈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
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馳三軍法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這兩件事有多少不同，我們不妨一一分析，以幫助疑古者閱讀古文、理解歷史。一不同，主角一為穰苴、一為孫武。二不同，君主一為庸弱無能的齊景公，一為霸氣有為的吳王闔閭。三不同，晏嬰因國土受到晉、燕侵犯而薦穰苴，一為伍子胥為報楚國殺父之仇而薦孫武（此一條分見《左傳》、《吳越春秋》。）。四不同，寵臣一人莊賈為監軍，被殺者尚有使者之僕及馬；寵姬二人為隊長，被殺者僅此二人。五不同，莊賈因親戚送之而後期進入軍中最後被依軍法處決，寵姬因全隊兩次不聽指揮故被依軍法問斬。六不同，齊景公不在事發現場，吳王闔閭卻在臺上觀看。七不同，穰苴不過等待莊賈，而孫武卻在演練軍隊。八不同，穰苴問莊賈後期原因，孫武直陳美姬問斬原因而無與之對話。九不同，齊景公是因「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而得知，並「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因而又被斬了使者之僕及馬；而吳王闔閭卻是在臺上親自看到孫武要斬美姬，因而趕忙派使者前去解套。十不同，穰苴斬了莊賈後，只是遣使者回報狀況，便領軍前去討伐侵略者，齊景公並無言語；吳王闔閭先是派使者對孫武說：「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而孫武斬美姬之後，遣使回報，吳王闔閭又說：「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十一不同，齊景公先任穰苴為將而有斬莊賈之事，吳王闔閭乃在孫武斬美姬之後而任孫武為將。十二不同，事件中尚有穰苴對士卒之安撫，但孫武則無安撫美姬之事。十三不同，穰苴安撫士卒三日後，軍隊才出發，燕、晉軍隊聞風而退；而孫武無此說。十四不同，孫武演練完軍隊後，遣使者回報吳王闔閭說：「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闔閭不想看；而穰苴無此事。十五不同，穰苴凱旋歸國，依照軍禮解約束入國，才被齊景公升格，尊為大司馬；而孫武斬美姬後才被任為將，吳國「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武也不過才「與有力焉（出到了力）」，未曾有升格、尊為大司馬的記載。十六不同，司馬穰苴死後有《司馬穰苴兵法》傳世，但未有與齊景公討論兵法的記載，也未曾有獻上兵法給齊景公的說法，而此書後來才被戰國時之齊威王在追論以前的司馬之兵法時，加以附上，而為後世所見之《司馬法》；而孫武一開始見吳王，便已先獻上《兵法》十三篇，吳王闔閭並將之全部看完，並要求孫武演練一下軍隊看看，司馬穰苴又何嘗來得及演練一下軍隊給齊景公看呢？十七不同，田氏之家族勢力因穰苴之功而日盛於齊國，穰苴被鮑、高、國三氏聯合譖害，被齊景公辭退，發病而死，並引發了田氏殺高、國二氏的歷史；孫氏並未因孫武之功而日盛於吳國，孫武也未有被辭退之記載，同時其死因也成謎。
若論相似。一相似，時代相近，齊景公（前547年至前489年在位）與吳王闔閭（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時代交集。二相似，穰苴齊人，田氏之裔；孫武，齊人，「傳」亦出於田氏。三相似，穰苴斬莊賈對使者說：「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而孫武對闔閭說：「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寬而言之，則有四相似，穰苴斬莊賈，令三軍震驚，樹立了威信；孫武斬美姬，雖然也樹立了威信，而使美姬終於聽令行事，然其結果迥然不同，而對象亦男女有別；因此若云此二事相似，便只能於「樹立威信」一點言之。
錢穆抓住了三個相似（因錢穆並未將兩君主之時代交集納入考量，因此是三相似。），卻渾然忘了其餘之大不同。這難道不是一件令人搖頭嘆息的事嗎？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則按照錢穆的思維邏輯，那麼晉文公斬顛頡與司馬穰苴斬莊賈，「劇情」如此相似，於是便能證明晉文公即齊景公、吏即穰苴、顛頡即莊賈嗎？豈不荒謬。
錢穆又說：「故知史公之言穰苴，皆自田忌而誤也。然何以誤及於春秋之時之景公？曰：馬陵之戰，田忌與田嬰同將〔見〈田齊世家〉及〈孟嘗君列傳〉。〕。田嬰者，孟嘗君田文之父靖郭君也。或者《司馬兵法》言及嬰子而史公不深曉，遂誤以為晏嬰，故設為晏嬰薦之齊景公歟？〔〈晏子春秋．內篇〉第五，及〈說苑．正諫篇〉亦有穰苴諫景公事，然二書益多謬誤，不足據。〕」
於是在這麼多荒謬、荒唐、毫無效力的可笑說法的支持之下，錢穆得出了：「故知史公之言穰苴，皆自田忌而誤也。」這樣一個同樣荒謬的結論。至於這以下的話就根本完全是沒有根據的猜測、臆測，但他卻把一個掌握了比現在任何一個所謂高明其實兩光的歷史專家還多第一手資料的古代史家說得很像是非常低能的樣子，因為這個人居然在掌握了如此多的切近古代的豐富史料的情況下，還會對《司馬兵法》中所談的是什麼都搞不清楚，而這個人居然還完成了一部內容豐富複雜的史書：《史記》，並且在〈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中說：「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大抵對疑古者的論調，有著相異、相反甚至只要是具有威脅性的文獻，疑古者都一概將之打入十八層地獄，不用舉任何理由，或者只要舉一個「多謬誤」，便可對其中所記載的史事一筆抹煞、一筆勾消。而對於這種作法，我們又何須去辯駁呢！
錢穆又說：「然則史公又何以誤及於湣王時之穰苴？曰：其書或本出於司馬穰苴之徒，故曰《司馬穰苴兵法》。史公以湣王敗亡之君，不知穰苴之為湣王將，因上移其人於景公時，而又誤涉田忌之事以為說也。」
司馬遷「不知穰苴之為湣王將」卻不知錢穆從而得知？而這樣一個如此「複雜」的錯誤，又需要多低能的腦袋以及多錯亂的思維並根據多荒謬的「史料、傳說」才能「產生」的呢？是又何足再辯！
錢穆又說：「其書又稱《司馬兵法》者？惠士奇《禮說》云：『司馬穰苴兵法，因號《司馬法》。《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為政，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眾猶鞭策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此以《司馬法》為穰苴書也。余考〈趙策〉有云：『將非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正指穰苴。其為知兵，信矣。然則穰苴實有其人，其人實有兵法之書，史公特誤其時，又誤其事耳。」
錢穆把司馬遷形容的如此低能，卻不知〈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司馬遷明言：「魯人或惡吳起……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候以為將，擊秦，拔五城。」我們又能不因此請問一下，魏文侯之時，齊湣王出生了嗎？魏文侯於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吳起死於前381年，齊威王於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齊宣王於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齊湣王於前300年至前284年在位。我們請問錢穆，「是不是」連「李克」與「魏文侯」都搞錯了呢！否則既然司馬穰苴乃齊湣王時人，魏文侯時之李克如何能提到這個人，而且他還說吳起用兵連「司馬穰苴」都「不能過」，而這不就意謂著，早在吳起之前，司馬穰苴用兵之高超已深植人心了嗎？且歷史上同名姓者何其之多，假若為兩人，本無不可；設若為一人，則必有一誤明矣？且《戰國策》所談之司馬穰苴，究竟是姓「田」還是複姓「司馬」，無人知之。何以便將齊景公時之「田穰苴」與齊湣王時之「司馬穰苴」劃上等號。《戰國策》中諸文乃司馬遷寫《史記》時之重要參考資料，其去取必有斟酌，假若司馬穰苴為齊湣王時人，司馬遷豈非錯得太過荒唐！然而，我們真的可以依據《戰國策》這「一」條記載，就駁斥掉齊景公、晏嬰、魏文侯、李克、司馬遷等人的認知嗎？設若春秋戰國只有一司馬穰苴，則何以見得必是司馬遷錯了呢！何以如此？因為司馬遷的論述與疑古者相異、相反也，此乃疑古者慣技也！
而在此，我們又不得不解析一下文言文的知識。關於《戰國策》對於司馬穰苴之相關記載如下：
〈戰國策．齊策六．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
〈戰國策．趙策二．秦攻趙〉：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
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跡不服，而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
除此二則記載之外，《戰國策》對於司馬穰苴之記載再無其它。而觀此二文，我們首先得面臨一個問題，那即是何以蘇子所謂的「司馬」一定就是「司馬穰苴」呢？同時還有一個問題也自然產生，即何以蘇子要以「田單」與「司馬穰苴」相提並論呢？當我們解析了文言文的知識之後，那麼齊景公時的司馬穰苴究竟是否齊湣王時之司馬穰苴之誤此一疑問便可迎刃而解了。
觀蘇子文意，他之所以將田單、司馬穰苴相提並論，乃在於明告秦王天下諸侯必不為「從」的理由。以蘇子當時的齊國而論，其富不如齊威王、齊宣王二朝之時，而將領沒有像田單、司馬穰苴這樣有特殊謀慮而懂得收拾善後的。因此請秦王不需擔心。那麼田單與司馬穰苴究竟有什麼共通點呢？二人至少有兩個共通點，以至於蘇子將此二人相提並論。
一、兩人皆田氏宗族，一開始都不受重視。根據為〈史記．田單列傳〉：「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史記．司馬穰苴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
二、兩人皆在齊國面臨危難之時，緊急出手，並收復故土，同時兩人所面對的敵手都有燕國的軍隊存在。根據為〈史記．田單列傳〉：「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及〈史記．司馬穰苴列傳〉：「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齊威王、齊宣王二朝乃田氏齊國最強之時，齊威王因桂陵、馬陵二戰，更使魏惠王朝齊威王，齊威王三十四年更大敗秦軍而使秦惠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戰國策．齊策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而齊宣王一朝共有五大戰役：一、前317年，觀澤之戰，齊、宋聯軍大敗趙、魏聯軍。二、前314年，齊軍在匡章的帶領下以「五旬（五十天）」的時間攻入燕國首都。三、前312年，濮上之戰，秦、韓、魏聯軍大敗齊軍，齊軍主將匡章敗走，齊軍將帥聲子被殺，是齊宣王一朝中齊軍唯一打敗仗的一場戰役。四、前307年，秦軍攻陷韓國宜陽，接著前往周朝取「龍文赤鼎」，齊軍派出田忌救周，因秦武王舉鼎而死，田忌不戰而勝。五、前301年，重丘之戰，齊軍主將匡章率領韓、魏聯軍大敗楚國，殺楚國宰相唐眛於重丘。而齊威王、齊宣王二朝諸場戰役的貢獻者主要為孫臏、田忌、田朌、匡章，未見有所謂司馬穰苴者也。
除錢穆外，質疑齊景公之司馬穰苴乃齊湣王之司馬穰苴之誤者，尚有楊寬等人。而楊寬於〈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說：「雷學淇《紀年義證》：『閔王勝燕之事，可考者二：《策》以司馬穰苴為閔王臣，而〈穰苴傳〉謂燕侵河上，苴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又蘇代說燕，本在昭王二十七年，故有燕謀齊及齊舉勁宋之說，其曰：「齊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此亦閔王時事。』其說至是。司馬穰苴當曾參與齊南破楚、西屈秦之戰事，惟破燕之役為主將。田穰苴於破燕之役為主將，或即薛公薦之，傳述者誤以為此時之薛公仍為田嬰，又誤田嬰為晏嬰，遂誤傳穰苴破燕在齊景公時也。」此說既充滿猜測，同時其稱穰苴曾參與之戰役也都是毫無根據之說法。齊威王、齊宣王時國勢大強，前314年更大敗燕國，此後直至前296年，燕國國力衰弱，不敢主動對齊國用兵，而齊國於前301年更在重丘之戰聯合韓、魏兩國大敗楚國，而其時之秦國亦正對楚國用兵，趙國、燕國則忙於趁此時機進攻中山國。前298年至前296年，齊國再次聯合韓、魏兩國攻楚並攻秦，一直攻入秦國函谷，迫使秦昭王割地求和。因此前314年至前296年之間燕國如何敢於侵犯齊國，而至司馬穰苴有所謂的「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之事蹟，而韓、魏當時為齊國盟國，三方屢次合力攻楚、攻秦，而趙國執意於攻取中山，如何而得有晉師入侵，以至於「晉師聞之，為罷去。」之事蹟。遑論要將薛公誤為晏嬰，其難度如何之大！其時間又需如何之長？同時又需忽略多少其所誤之文之前後文？而此一版本又如何成為唯一版本？同時司馬遷又如何僅得此一版本得以參考？且難道那位失誤者、或者那些失誤者「們」知道薛公為田嬰，卻不知晏嬰為何人？
至於齊湣王一朝，齊軍唯一吃敗仗的一次正是五國合攻齊國，並導致田單復國的該場戰役。換言之，如果齊湣王的司馬穰苴有擊敗什麼燕、晉入侵從而「收復故土」的事蹟，那完全是不可思議之事。而如果齊湣王的司馬穰苴沒有任何幫助齊軍打敗大敵從而收復故土的事蹟，又為何蘇子要將兩人相提並論呢？這樣的相提並論又如何能讓秦王理解呢！因此，蘇子所謂的「田單、司馬之慮」的「司馬」自然只能是指齊景公時擊退燕、晉入侵從而收復故土的司馬穰苴了。否則，如果「田單」與「司馬」有共同點，又在哪裡呢？都姓田嗎？根據何在？都為將嗎？那麼疑古者不是說戰國時代將軍已經專門化了嗎？怎麼這時又說齊湣王時「為政者」又是「『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的「司馬」呢？那他到底是「將」還是「為政者」？而根據疑古自己的說法，這種「必與聞國政」的「將軍」難道不是戰國以前才有的事情嗎？那麼這田單與司馬的共同點是兩人都善用兵嗎？則田單為何不跟更善用兵的孫子、吳起、白起相提並論呢？都是齊國將軍嗎？那麼田單為何不跟孫臏、田忌甚至匡章相提並論呢？且疑古者緊咬《左傳》沒有記載司馬穰苴一事來大做文章，說什麼《左傳》沒有關於齊景公之時燕、晉入侵之事的記載！但我們難道不該請問一下嗎？又到底是什麼時候〈戰國策．齊策六．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裡記載了司馬穰苴退燕、「晉」之師的事情了呢？什麼時候又記載了燕、「晉」入侵齊國之事呢？什麼時候說這個司馬穰苴是「司馬」了呢？相反，它不是明明白白告知世人他是個「為政者」而不是「司馬」嗎？
因此可知，所謂「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的「司馬」就是指齊景公時擔任齊國「大將」以抵禦外侮並收復故土的田穰苴，也只能是指這個司馬穰苴。然而如果每次疑古者提出任何質疑，我們都必須來解析一下文言文的知識或者文學技巧的知識並把他們所犯的可笑謬誤完全解析的話，那也就未免太可悲了！
至於錢穆的這種「相似」理論，則確實是疑古學界一大「創見」、一大「福音」！然而若依照這種邏輯去推，那麼歷史上的人物必然要因此遽減。我們且看以下引文：
姬昌與樂羊：
《帝王世紀》：
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韓非子．說林上〉：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齊桓公、管仲」與「齊景公、晏嬰」：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九〉：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宋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絜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所以酒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孔子與季子」：
〈呂氏春秋．諭大〉：
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灶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灶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呂氏春秋．務大〉：
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灶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灶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為贊，然後皆得其所樂。」
「孔子與曾子」：
〈論語．為政〉：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子．滕文公上〉：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
吳王夫差與越王句踐：
〈馬王堆漢墓帛書．謬和〉：
吳王夫䦈攻，當夏，太子辰歸冰八管。君問左右冰□□□□□□□□注冰江中上流，與士㱃亓（其）下流。江水未加清，而士人大說。斯壘為三隊，而出𣪠（擊）荊人，大敗之，襲亓（其）郢，居亓（其）君室，徙亓（其）祭器。察之，則從八管之冰始也。〔《易》〕卦亓（其）義曰：「〔鳴嗛，利用行〕師征國。」
〈呂氏春秋．順民〉：
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
吳起與商鞅：
〈韓非子．內儲說上〉：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史記．商君列傳〉：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呂氏春秋．慎小〉：
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史紀．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司馬喜與孫臏：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說苑．尊賢〉：
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
於是，依照錢穆的邏輯：都吃兒子肉羹，則姬昌當是樂羊；劇情對話一致，則齊桓公當是齊景公、管仲當是晏嬰；說出相同的話，則孔子當是季子、曾子當是孔子；都把東西丟到河裡與士卒共享，則吳王夫差當是越王句踐；相似處太多，則吳起當是商鞅；兩人都被臏腳，則司馬喜當是孫臏。
而最值得一提的卻是吳起與商鞅，兩人的相似處實在太多了，也遠比什麼田穰苴與田忌的相似處還要多、還要相似，那麼身為國學大師的錢穆怎麼可能不知道有關於這兩人的事情呢？何況他還寫了一本轟動學界的《先秦諸子繫年》呢！那麼錢穆為什麼不說吳起就是商鞅，商鞅就是吳起呢！他焉能說！他要把《左傳》的著作權從左丘明身上「考證到」吳起身上，他焉能說！
然而按照他的邏輯，不僅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勢將」大為減少，甚至就是世界歷史上的人物也將大大銳減。譬如說：
〈史記．伍子胥列傳〉：（前496年）
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左傳．定公十四年（前496年）〉：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歷史．第五卷〉（The History of Herodotus，V．105）： （前498年）
Onesilos then was besieging
Amathus; and meanwhile, when it was reported to king Dareios that Sardis had
been captured and burnt by the Athenians and the Ionians together, and that the
leader of the league for being about these things was the Milesian Aristagoras,
it is said that at first being informed of this he made no account of the
Ionians, because he knew that they at all events would not escape unpunished
for their revolt, but he inquired into who the Athenians were; and when he had
been informed, he asked for his bow, and having received it and placed an arrow
upon the string, he discharged it upwards towards heaven, and as he shot into
the air he said: "Zeus, that it may be granted me to take vengeance upon
the Athenians!" Having so said he charged one of his attendants, that when
dinner was set before the king he should say always three times: "Master,
remember the Athenians."
（翻譯：於是歐涅西洛斯便圍攻了阿瑪圖司。但是當大流士聽說撒爾迪斯被攻克並且給雅典人和伊奧尼亞人燒掉，而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又是結黨策謀這個計畫的首腦人物的時候，據說他剛一聽到這話並不把伊奧尼亞人放在心上，因為他確信他們所有人都不能因叛變行動而免於懲罰，而只是問雅典人是什麼樣的人。當人們告訴他之後，他便要人們把弓拿給他，他放一支箭在弓上並把它射向天上去，在把這支箭射到上空的時候，他祈求說：「喔，宙斯，容許我向雅典人復仇罷！」自此以後，每到他用飯的時候，他都要他的一個僕人在他的面前說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
這吳王夫差用來提醒自己的方法與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I，生存於前550年至前486年，前522年至前486年在位。）的方法，是不是很像呢？而且就是年代也都很相近喔！最重要的是兩人不僅都是君主，而且都是男人，甚至都是「地球人」呢！這「相不相似」呢！於是學者就能因此得出結論說：吳王夫差就是波斯王大流士？是不是呢！
綜觀全文，錢穆主要有兩大荒謬之處。
第一大荒謬，他引了葉適、全祖望、姚鼐、章學誠的話，於是便可以證明春秋時的制度與戰國時的制度完全大異嗎？只因為這些人是大學者，於是便可以毫無考證、驗證的引用他們的結論，來當成歷史的真實嗎？如果是，那麼錢穆寫這篇文章實在是白寫，因為既然他所引用的人的話已經代表了歷史的真實，他再引用他們的話，又能對「事實」造成什麼影響呢？然而事實卻絕非如此。事實是，就算有一千、一萬個古往今來的大學者都說春秋戰國的某些制度、某些用語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這也無助於、無礙於事實。因為，事實就是事實，事實只是事實。如果今天太陽從東邊出來，偏偏有一萬名大學者說太陽其實是從西邊出來的，太陽也並不會因此就真的從西邊出來了；這就好比地球為宇宙中心的論點一樣，儘管古往今來有成千上萬名大學者認同了這種看法，事實仍然毫不留情的給以最致命的一擊。然而，這些大學者之所以得出這些結論必然需要某些根據及相關的「史料」；然而我們從第一個葉適一路看到現在，卻從來只看得到結論，而沒看到過幾次做出這個結論所需要的史料與根據。於是甲開了頭，乙徵引甲，丙徵引甲、乙，丁徵引甲、乙、丙，戊集大成全部徵引，於是「事實」便這樣「呼之欲出」、便這樣「蓋棺論定」了嗎？這難道不是很荒謬、很缺乏科學精神的表現嗎！而我們又豈能不為學術界大部分的大學者們在一九七二年以前，將這樣的論文當成是無可辯駁的論文而感到極度的悲哀與同情呢！
第二大荒謬，他既相信葉適「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預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不應遺落。況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的無根之談，相信蘇轍「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世皆信之。余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意者穰苴嘗為湣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的臆測，又以為「余讀其文，疑亦田忌之誤傳也。」，其最大荒謬正在於齊湣王之司馬穰苴乃「為政者也」，葉適不是說「六國時此制始改」嗎？而齊湣王已是戰國中後期的齊國君主了，此制又哪裡改了呢！而錢穆一方面引用、認同葉適、蘇轍的說法，一方面又說司馬穰苴的經歷其實是齊威王時人田忌的經歷，是司馬遷錯了！可他卻沒發現，就在這麼短的幾段引文裡，他已經犯了「自相矛盾」的邏輯謬誤。即便是田忌，據〈春秋、戰國將相問題〉所揭露的資料亦可知，田忌亦是齊國執政者，且田忌主要活耀於齊威王與齊宣王二朝，此二朝共五十六年之久，若連齊湣王朝之十七年取半加之，則共六十四年之久；如果錢穆以為所謂司馬穰苴就是田忌，那麼顯然是認為《戰國策》中關於齊湣王之記載有誤，於是這便導致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產生：一方面他採信《戰國策》如此其短的一段描述，一方面又將如此其短的一段描述又加以割裂，而只取其對自己的論點有用之部份，而將無用之部份予以否定。論文考證果真皆如此施為，豈非異常便利，然而這又豈能免除可笑之譏！總歸而言，不管錢穆以為《戰國策》之記載究竟如何「正確」與「錯誤」，司馬穰苴、田忌都將讓他犯上自相矛盾的邏輯謬誤，從而使他原本藉以「懷疑」「史實」的「根據」喪失了其原本應該具備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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