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光的論點主要有幾個，以下逐一進行反駁：
余明光認為當時有學者企圖以帛書《老子》中「邦、國」混用與《論語》的情況一致來證明《老子》出於春秋末年，是不科學的，他說：「從單一的一個字或一個詞的使用來判斷劃分一個時代，這是不全面的，也缺乏有力的論斷。」並舉出了一些戰國時代的例子來加以佐證。個人認為這是正確的看法，企圖用「邦、國」混用來證明一本書的年代，這比之單純的用類似「仁義」的出現來證明還要荒唐，甚至可以說兩者都是缺乏訓詁學與校勘學知識的結果。「邦、國」固然不行，「仁義」又如何可行？關於「仁義」的討論，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可是余明光一面這樣說，卻又一面企圖延續疑古者「仁義」的說法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難道不是「從單一的一個字或一個詞的使用來判斷劃分一個時代，這是不全面的，也缺乏有力的論斷。」疑古者的雙重標準，我們顯然又在此見識到了一次。
余明光認為帛書《老子》的出土頂多證明《老子》「指為戰國末年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的，若指為春秋末期的帛書則不免大謬。」這個看法通常是正確的，之所以這麼說乃在於，實物的出土自然只能證明這個實物的產生下限，無法證明它的產生上限，這是基本常識。問題在於這個實物的內容根據可信賴的史書的記載就應該是春秋末年的產物，是一大堆的疑古者利用種種謬論下拉了《老子》的成書年代，才有相關的荒謬結論的產生。既然帛書《老子》的出土已經終結了類似顧頡剛等人的謬論，那麼一些學者根據這個出土實物的年代來「證明」這本書本非「晚出」，也只是再一次的利用出土實物存在的事實證明史書上的記載罷了！只是這樣論斷的效應也只能針對類似顧頡剛等人的論點，無法適用於所有疑古者的謬論！但不管如何，終結疑古論調本來就不需要靠什麼出土實物，因此依照常識來判斷，帛書《老子》的出土只能證明戰國末年以前存在這本書，並無不妥，也不需爭論！
余明光認為：「從帛書《老子》的文體字句研究，《老子》書絕不是春秋末期的產物，也不出於一時，更不成於一手。可以說它是老子後學根據老子的思想和道家的學說不斷增益編纂而成的。要不然就不會在帛書中出現前後重複和矛盾的現象。茲舉數例以為證。」
首先我們實在不知道，在眾多疑古者所建構出來的「偽書」體系中，是怎麼可能產生出所謂的「老子後學」與「老子的思想」和「道家的學說」的？《老子》不是老聃寫的，試問老子的思想怎麼流傳？當時明明可以用文字記載下來，試問老子的思想用文字記載下來後那是什麼？除了今本《老子》外，還有什麼選項？如果老子沒有文字流傳下來，如何證明那是「老子的思想」？什麼叫做「老子的思想」？哪來的「道家的學說」？誰創立了「道家」？怎麼創立？依據什麼來創立？根據眾多疑古者的成果：《文子》是假的，文子不是老子弟子，關尹子不是老子弟子，楊朱是周太史儋的徒弟，試問：什麼叫做「老子後學」？誰是老子後學？根據什麼確定有老子後學？根據什麼認為道家可以在沒有任何經典、典範人物的前提下成立？甚至我們更該問如何確定道家曾經存在？何時開始存在？為什麼存在？
一大堆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沒有根據的說法，就這樣在學界之間流傳開來。居然就莫名其妙的成為一種「證據」，也確實令人嘆服！
余明光認為：「一、帛書前面已講『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今本為第五十二章）後面復又有『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今本為第五十六章）清人易順鼎認為『此六句疑為複出。《文選．魏都賦》、《運命論》兩注皆引《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並無此六句，可證其為衍文矣。』但是帛書甲、乙本都有此六句，可見並非衍文，也可證《文選》所引《老子》無此六句是節錄《老子》之文，故非全文。但使人疑惑的是在下篇又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句。（今本為第四章）這種前後重複的現象，怎麼會是一人的手筆呢？又怎麼能是一氣呵成的作品呢？它只能證明《老子》書是道家後學不斷編輯而成書的。」
按照疑古者最普遍的說法，他們認為文句的重複是「非一人一時之作」的證據。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孫子兵法》也不會是「一人一時之作」，甚至當代作家的許多作品也不可能是這些作家自己寫的。我們若用這種標準來比對所有古籍，恐怕「一人一時之作」的作品將非常稀少。但令人好奇的是，余明光主張《老子》不是一個人寫出來的，是後學陸續編輯、整理出來的！我們想問的是，「放任」一大堆的重複文句在一本書裡面，這究竟是編輯了什麼？整理了什麼？難道刪除重複不包含在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工作裡面？難道這些從事「編輯、整理」的所謂後學看不出來裡面存在著非常多的重複文句？所以余明光是想告訴所有讀者，這本充斥著重複文句的《老子》不是一個人寫的反倒是後人編輯、整理出來的？
試問，如果這是後人編輯整理而成的，怎麼會留下重複的東西？而且按照本書對《老子》重複文句的統計，則其重複量遠遠超過《孫子兵法》，但如果把這些重複的東西加以刪除，那麼許多文意就被中斷，令人不知所云的地方將比比皆是。且如果說這些重複的文句是後人編輯的，究竟編輯什麼？根據什麼底本來編輯？整理什麼？根據什麼底本來整理？底本現在何在？而且一本書留下了這麼多重複的文句，能叫做「編輯、整理」？這些所謂的「後學」究竟在編輯什麼？整理什麼？
基於疑古者老是把一本一個人寫出來的書用種種荒謬、沒有常識、缺乏知識甚至是瞎掰胡扯製造出來的「證據」說成是後人「編輯、整理」而成的，因此我們不得不來探討一下究竟編輯、整理應該包含哪些具體的步驟？
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難道：不該包含刪除重複字句？不該包含把相似字句合併？不該包含把相近的文句「整理」成一篇，最好還放上一個篇名？不該包含把相近思想、主題的文字「整理」成一篇？不該把文章分成幾個大段落，就好像《論語》、《孟子》一樣（篇名與內容無關，但篇幅相當）？
如果以上的具體步驟都不是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試問什麼叫做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誰定義的？如果以上的都是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試問為何這些後人能容許這麼多重複文句的存在？為什麼這些後人容許那些具有相同相近思想與主題的文字四處分散？為什麼這些後人不把這本書切得更細？卻只是分成了兩篇，而且一開始還沒有篇名？這究竟是哪門子「編輯、整理」？
《老子》本來就是老聃被強迫著書而成的，因此這本書不僅沒有佈局謀篇的思想、沒有篇名、段落分佈不均勻、段落與段落之間不一定存在聯繫，並且充斥著重複使用的修辭技巧、近似的比喻、近似的句型，以及重複的文句！而這些都與老聃被強迫著書的情況符合！因為既然只是交差了事，不停的利用一些近似的甚至重複的東西填充出一本書，也就令人不難理解了！
根據個人對先秦諸子書的文句統計，重複性普遍存在於個人著作、眾人著作、編輯著作之中，只是重複的東西有差別、重複的頻率有差別。以下我們將主要的幾本春秋、戰國子書進行重複性統計，於是《老子》、《孫子兵法》與其他一些眾人著作、編輯著作的差異，便自然的體現出來！
表格 2春秋戰國子書文句重複統計表一
|
老子
|
孫子兵法
|
關尹子
|
論語
|
|
天之道
|
5
|
是故
|
18
|
關尹子曰
|
170
|
子曰
|
400
|
|
為而不恃
|
3
|
孫子曰
|
13
|
無我
|
7
|
曰
|
96
|
|
以此
|
3
|
勝
|
6
|
無人
|
6
|
子貢曰
|
23
|
|
故去彼取此
|
3
|
不可不察也
|
5
|
知此道者
|
6
|
孔子曰
|
23
|
|
生而不有
|
3
|
凡用兵之法
|
4
|
天下之物
|
5
|
對曰
|
16
|
|
是謂玄德
|
3
|
故善用兵者
|
4
|
怪
|
4
|
曾子曰
|
13
|
|
當其無
|
3
|
曰
|
4
|
天下之理
|
4
|
子夏曰
|
13
|
|
閉其門
|
2
|
勝之半也
|
3
|
世之人
|
4
|
子路曰
|
12
|
|
不貴難得之貨
|
2
|
凡此五者
|
3
|
鼓
|
4
|
孔子對曰
|
11
|
|
故常無欲
|
2
|
故曰
|
3
|
投之不見
|
3
|
如之何
|
9
|
|
知常曰明
|
2
|
故善者
|
3
|
知此說者
|
3
|
何如
|
8
|
|
功成而不居
|
2
|
凡此六者
|
3
|
未嘗有我
|
3
|
子張曰
|
8
|
|
和其光
|
2
|
因是而知之
|
3
|
天地雖大
|
3
|
何謂也
|
6
|
|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
2
|
故善戰者
|
3
|
所以為道
|
3
|
回也
|
6
|
|
王侯若能守
|
2
|
勢也
|
3
|
聖人之道
|
2
|
子張問
|
6
|
|
柔之勝剛
|
2
|
以索其情
|
2
|
者
|
2
|
賜也
|
6
|
|
沒身不殆
|
2
|
死地則戰
|
2
|
天地萬物
|
2
|
子貢問曰
|
5
|
|
物或惡之
|
2
|
故用兵
|
2
|
隨情所見者
|
2
|
問
|
5
|
|
可以為天下母
|
2
|
合軍聚眾
|
2
|
不名為道
|
2
|
或曰
|
5
|
|
長而不宰
|
2
|
非善者也
|
2
|
咒
|
2
|
子路問
|
5
|
|
德畜之
|
2
|
不知諸侯之謀者
|
2
|
外不見人
|
2
|
邦無道
|
4
|
|
為天下谿
|
2
|
利
|
2
|
相遇則不相識
|
2
|
然
|
4
|
|
不知
|
2
|
火攻
|
2
|
孰為人
|
2
|
子聞之
|
4
|
|
為天下谷
|
2
|
凡為客之道
|
2
|
火生土
|
2
|
天下有道
|
4
|
表格 3春秋戰國子書文句重複統計表二
|
墨子
|
孟子
|
荀子
|
呂氏春秋
|
|
曰
|
184
|
曰
|
323
|
曰
|
103
|
曰
|
98
|
|
子墨子曰
|
172
|
孟子曰
|
223
|
此之謂也
|
90
|
是月也
|
59
|
|
是故
|
118
|
詩
|
32
|
詩曰
|
70
|
對曰
|
45
|
|
子墨子言曰
|
46
|
云
|
24
|
故曰
|
42
|
王曰
|
44
|
|
斷
|
24
|
王曰
|
23
|
如是
|
38
|
公曰
|
25
|
|
昔者
|
16
|
否
|
23
|
孔子曰
|
35
|
不可
|
22
|
|
故曰
|
15
|
何也
|
22
|
若是
|
23
|
孔子曰
|
19
|
|
書
|
13
|
孔子曰
|
20
|
何也
|
23
|
善
|
18
|
|
富有天下
|
11
|
故曰
|
19
|
傳曰
|
20
|
管仲曰
|
12
|
|
何以知其然也
|
10
|
孟子對曰
|
17
|
禮者
|
18
|
今有人於此
|
12
|
|
又曰
|
10
|
萬章曰
|
12
|
是何也
|
15
|
何故
|
11
|
|
除天下之害
|
10
|
書
|
10
|
詩云
|
13
|
孔子聞之曰
|
11
|
|
此也
|
10
|
此之謂也
|
10
|
用此觀之
|
11
|
有似於此
|
11
|
|
不然
|
10
|
萬章問曰
|
10
|
善
|
11
|
從此生矣
|
11
|
|
今有人於此
|
10
|
公孫丑曰
|
10
|
書曰
|
11
|
諾
|
10
|
|
公孟子曰
|
10
|
對曰
|
10
|
禮也
|
10
|
雖然
|
10
|
|
必曰
|
10
|
未之有也
|
10
|
無它故焉
|
10
|
不然
|
10
|
|
不可
|
9
|
然
|
10
|
君者
|
9
|
然
|
10
|
|
今天下之士君子
|
8
|
有諸
|
9
|
豈不過甚矣哉
|
9
|
文王曰
|
9
|
|
佚
|
8
|
公孫丑問曰
|
7
|
孫卿子曰
|
9
|
譆
|
9
|
|
可
|
8
|
古之人
|
7
|
哀公曰
|
9
|
武王曰
|
9
|
|
何也
|
8
|
春秋
|
7
|
其善者偽也
|
9
|
桓公曰
|
9
|
|
反天之意
|
8
|
不可
|
6
|
是不然
|
9
|
是何也
|
8
|
|
順天之意
|
8
|
或曰
|
6
|
自古及今
|
8
|
兵也
|
8
|
|
書名
|
總字數
|
總字符數
|
總句數
|
重複句子數
|
|
孫子兵法
|
5884
|
751
|
1329
|
52
|
|
老子
|
5552
|
802
|
1261
|
45
|
|
關尹子
|
11198
|
1078
|
2430
|
45
|
|
晏子春秋
|
44114
|
2018
|
8576
|
346
|
|
論語
|
15910
|
1350
|
3946
|
212
|
|
墨子
|
76197
|
2451
|
14460
|
1061
|
|
莊子
|
65270
|
2911
|
12769
|
482
|
|
商君書
|
20268
|
1191
|
3949
|
202
|
|
鬼谷子
|
7998
|
835
|
1734
|
45
|
|
尉繚子
|
9280
|
1067
|
1938
|
61
|
|
孟子
|
35429
|
1914
|
7314
|
438
|
|
呂氏春秋
|
100307
|
3000
|
19218
|
702
|
|
荀子
|
75378
|
2660
|
14232
|
830
|
|
韓非子
|
106627
|
2698
|
18387
|
543
|
補註：標紅字者，都非全本，部分章節在流傳過程中已經遺失了！因此這些書的實際狀況無法完全反映出來！《關尹子》全書170個「關尹子曰」依照其他子書的例子，可以判定為後人所加。如果去除170個「關尹子曰」，則全書共10518字，篇幅仍幾達《孫子兵法》與《老子》的兩倍。
從以上三張表，我們不難直接看出，《孫子兵法》、《老子》、《關尹子》重複句子數其實都低，這一點與他們的總字數也有關係。所以我們自然不能不問一下疑古派的學者，試問一本後人不停「增補、編輯、整理」的書，為什麼搞到了戰國中、後期還只能搞出五千多字？這是戰國時代的常見篇幅嗎？而從各書的重複句子數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疑古者不講實證的一面，什麼叫做重複句子很多？《老子》的重複句子比誰多？總字符數除只比《孫子兵法》多一點，試問還比誰多？撇除《孫子兵法》中的「孫子曰」（可確定為後人所加，請見《孫子兵法論正》）、《關尹子》中的「關尹子曰」，從《論語》開始的每一本書都牽涉到一大堆的「某某曰」以及頻繁的人物對話，試問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關尹子》這三本春秋時代的書中看到嗎？那麼這是不是一種時代特色？超越萬字的篇幅、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重複率高的句子，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這兩本書中看到嗎？《關尹子》除了篇幅破萬以外，我們能看到那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嗎？那麼「大篇幅、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重複率高的句子」是不是戰國時代子書的主要特色（其他子書請自行統計）？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中看到這些特色嗎？那麼什麼重複字句是後人編輯的痕跡，難道還不是無稽之談嗎？
至於老聃的弟子並且與老聃有過交談的有孔子、文子、關尹子、楊朱等人，何以這些所謂的「後學」連一則對話都沒收？試問，孔子與老聃的對話不重要？不能表達老聃的某些思想？《史記》、《禮記》所收的為何不能在《老子》中看到？楊朱與老聃的對話不重要？楊朱與墨翟的學說被孟軻形容為當代顯學，《列子》收了，何以《老子》不收？難道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果，不該問一下到底這些疑古者製造出來的所謂「後學」究竟是在幹什麼嗎？重複文句不刪除、相似概念文句不聚集、對話不收集、連篇名都沒有，請問這些所謂的「後學」究竟是在忙些什麼？又是在「編輯、整理」個什麼勁？
余明光說：「二、帛書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搞，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今本為市第七十六章）這裡主要是講柔弱勝剛強的道理。但在下文（今本第七十七章）緊接著排的卻是『天之道，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並由這種『天之道』進而論及『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顯然這段文字是論述天道和人道的區別，與上文的柔弱勝剛強之義並不協調連貫，然而在此下文則又轉入：『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今本為七十八章）顯而易見，這裡以水為喻，是承上文進一步論證柔弱勝剛強送一道理的。前後文從字順，貫通一氣。可是這中間突然插入了論天道和人道的文字，把本來是連貫的文章，反弄成首尾不相連了。這種情形怎麼能說是出於一人之手呢？又怎麼能說是前後文義一貫的呢？」
試問，既然這種情況被余明光說得如此明顯，難道他所說的那些歷代的「後學」、那些從事「編輯、整理」此書的後學都沒發現？都不知道應該「編輯、整理」一下？這種違背常識的說法，普遍見於疑古派的文章中。說這種情況「怎麼能說是出於一人之手呢」，我們不得不問，請問那些所謂的後學究竟編輯、整理了什麼？這麼「明顯」的東西，這些後學竟沒一個人看到？這也能叫做「編輯、整理」？豈不可笑！
余明光說：「三、帛書《老子》多采古代舊說遺言以闡述其本旨，其中有的引文標明了出處，有的引語則沒有標明出處，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也非一人所作。而是由道家後學不斷纂輯而成，當然這其中包含了老子本人的思想。茲舉數例以為證：（一）『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今本為第四十一章）這是《老子》書引古書《建言》中的話。以闡明『道』和『德』的深遂、內藏、幽隱、沖虛的特徵。」
「有的引文標明了出處，有的引語則沒有標明出處」，試問余明光是怎麼知道的？有古代的其他書籍流傳下來以資對照？這種沒有根據的說法，也能「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何況如果按照余明光這種說法來檢驗一下《呂氏春秋》那一大堆抄自其前古籍的文字，是否也能證明「《呂氏春秋》書非成於一時」？至於先秦諸子那一大堆的「常態」暗引例子，如果按照余明光的說法都能證明那些書「非成於一時」，那麼恐怕先秦諸子根本沒有任何一本書「成於一時」！把一個很簡單的暗引、一個文學作品中屬於常識性的做法，拿來當成一種「證據」，我們不得不說考證文章實在太好寫了！
余明光說：「（二）『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今本為第四十二章）高亨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見《說苑．敬慎篇》所載《金人銘》，當是古代的遺言。《老子》書引此語教人不要妄自尊大、恃力逞強，而應恭謙抑退，卑弱自處而無損。』又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今本為第二十二章）也是引古代遺言『曲則全』一語作為此章之綱。其它如《老子》書中還引了很多的『聖人云』，都是古代的遺言或老子本人的言論。而這些引語，有的時代早，有的時代晚，故可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非成於一手。」
對於這一則嚴重違背常識的所謂「證明」，個人實在無言。試問：誰引了許多書都是出於同一個時代的？所以引書的時代有早有晚就表示這本書是「非成於一時，非成於一手」？簡直荒唐可笑已極！依照這種「說法」甚至不能稱為「標準」，試問：從先秦以至於清朝，究竟有哪一本書只引了同一個時代的書的文字？有，請指出，請告訴大家這個比例有多少！一個違背常識如此明顯的說法，余明光自己沒發現，其他贊同他、褒獎他的學者也沒發現，真是令人不得不感嘆啊！
余明光說：「（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呵若存，用之不勤。』（今本為第六章）清人高延第指出：『此章《列子》以為《黃帝書》中語，《老子》引之。』而帛書《老子》引此六句並未標明出處，而其文確是出自《列子．天瑞篇》所引《黃帝書》。今按《漢書．藝文志》所載，確有《黃帝四經》、《黃帝君臣》十篇。班固自注云：『起六國時，與《老》相似也。』又有《雜黃帝》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可見《老子》書所引確是來自《黃帝書》，而《黃帝書》又是戰國時道家的典籍。由此可見，《老子》書既非春秋的老聃所作，也不是一人的手筆，而是後世道家裒輯編纂而成。」
關於《列子》這一則，筆者在相關章節已經說明，這確實就是《老子》引自《黃帝書》的！可是什麼時候《黃帝書》成了戰國時期道家的典籍了？《老子》都還沒出來，道家就出來了？是誰看過了《黃帝書》？怎麼證明這是一本戰國時期的著作的？我們退一萬步，用「誤引」來看這一則。我們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定「就是」「誤引」，但同樣的我們也無法證明「不是」！如果這一則其實就是「誤引」、其實就是出自《老子》，試問究竟是要《老子》引誰？退一萬步說，《列子》引的是《黃帝書》，不是《黃帝四經》、不是《黃帝君臣》、也不是《雜黃帝》，試問《黃帝書》在哪？班固收錄了這三本，於是一本沒有見載的書就莫名其妙的「存在」了，這是在變戲法還是在耍猴戲？如果按照古籍流傳的常態來說，那麼班固沒收，是不是可以表示這本書在班固之時已經失傳！書籍流傳越久，失傳的機率就越大，不是嗎？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因此說這本所謂的《黃帝書》是春秋末年以前的產物嗎？因此只有老聃、文子、列子等人看過！否則試問，當今世界究竟是誰曾經看過《黃帝書》？沒有任何人看過《黃帝書》，所有漢代的目錄也未見著錄，試問如何證明這本書曾經存在過？如何證明這本書是什麼時代的書？余明光什麼也沒證明，居然就引了班固收錄的三本書名帶著「黃帝」的書，就說這就是《黃帝書》，簡直莫名其妙！我們再退一萬步說，我們就承認這其中一本就是所謂的《黃帝書》，那麼請疑古者告訴大家，這句話究竟出自《黃帝書》的哪個段落？何況一本根本沒人看過的書，是怎麼判定它是「戰國時道家的典籍」？簡直莫名其妙！於是這樣胡扯瞎掰一通，就能證明「可見，《老子》書既非春秋的老聃所作，也不是一人的手筆，而是後世道家裒輯編纂而成。」？這樣明目張膽的胡扯瞎掰都能當成一個「證據」，豈不偉哉！考證文章實在太好寫了！但究竟科學精神何在？邏輯思維水平何在？
《列子》一直被疑古派當成偽書，當成偽書時就什麼也不可信，要從《列子》拿些有用的東西出來做文章時，整本書就好像突然間不偽了！突然間裡面所記載的文字既不可能出錯、也不可能在流傳的過程中出錯、更是確鑿無疑的東西了！那麼試問，難道余明光不知道《列子》中也有許多老聃自我重複使用《老子》的話嗎？為什麼不提出來說這就是證明《老子》就是春秋末年老聃寫的證據？
余明光說：「（四）帛書《老子》有些話是兵家之語，故早在唐代就有王真著了《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其中談到老子書五千言『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似乎老子書是一部兵書，這當然是誤解。明朝人焦竑針對王真的觀點早有駁斥，故不必贅述。但從另一角度上分析，是不是在道家後學中有一些人是搞軍事的呢？例如像戰國末期的黃石公、西漢初期的陳平、曹參這樣的人，他們都帶過兵打過仗，又都是道家信徒。既然在道家後學中有一些這樣的人，就不能排斥其中的某些人把軍事上的謀略術語編纂入《老子》書中來，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帛書曰：『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今本為第六十九章）根據《呂氏春秋・不二篇》所載：『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和高誘的注曰：『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這些話來看，《老子》書中的這句話，可能就是軍事家兒良的話，被採入到《老子》書中。就老子本人而言，他只不過是一個史官，其職責不過是紀國家興敗成亡之事，至於罕事上的戰略戰術大概他也懂得不多，不可能把軍事上的經驗總結到書中去，如書中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近亡吾寶，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這些關於指導戰爭的思想，要把它概入到道家思想之中，非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而同時又是堅定的道家信徒，否則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可見《老子》書不成於一時，也不成於一手。」
余明光的這些論證，完完全全的就是疑古派一貫的做法。這其中有多少未經驗證、毫無根據的說法與假設，相信讀者們不難看出，即使去反駁都讓人覺得累！試問何以見得一個史官不能懂軍事？難道軍事家的思想都是憑空而來？難道《左傳》中的歷史戰例不能讓讀者懂得老子所說的道理？兒良的話、書，究竟誰看過？一點「思想上」的「相似」就能把老子的話扯成兒良的話？而且究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跟「後」的關係是什麼？「主、客」在春秋戰國是軍事術語，「主」是指防守者、被入侵者，「客」是指進攻者、入侵者。相關術語用例可見：
〈孫子兵法．行軍〉：
敵若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汭，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孫子兵法．九地〉：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孫臏兵法．客主人分〉：
兵有客之分，有主人之分。客之分眾，主人之分少。客負（倍）主人半，然可敵也。負……〔主人者，先〕定者也；客者，後定者也。主人按地撫勢以胥；夫客犯益（隘）逾險而至。
〈尉繚子．守權〉：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疆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
〈商君書．戰法〉：
敵眾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
〈商君書．兵守〉：
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難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用以比喻「攻」勝於「守」，若說這與「後」有什麼關係，只能就「主、客」的其中一個抽象定義「先定、後定」來間接的獲得解釋！「不敢進寸而退尺」，「尺」大於「寸」，「退」大於「進」，但這跟「後」有什麼直接關係？〈老子．七〉：「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六十六〉：「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老子．六十七〉：「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難道這不是老子自己主張的「後」？不是「直接」講「後」？老子重視「後」，所以他不能引用一些跟這個主題有關的書的文字？老子重視的「後」不是跟他重視的「弱、柔」同屬於相同質性的概念？老子引用這句話，就必得要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這是想告訴大家，引用一本書的文字，不是基於「理解」，而是基於「親身」的「經驗和體會」？而東漢人高誘所說的「兒良作兵謀，貴後」，就能「證明」兒良曾經「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試問：諸葛亮提出隆中對以前，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嗎？而「兒良作兵謀，貴後」究竟「作兵謀」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的關係在哪？又「貴後」具體上是指哪些作為？
余明光在這句話裡犯下了許多的錯誤。譬如當今誰看過兒良的書？《呂氏春秋》的作者的主觀評價「兒良貴後」就能表示老子引的這句表面上沒有「後」字的話出自兒良？試問，假設這是出自兒良，為什麼沒有出具出處？講「主、客」的兵法書這麼多，如果真要「牽扯」，怎麼都比把這句話間接牽扯到「後」更具有相關性？即使只是就兵書中論「先、後」（如《孫子兵法》），春秋時代也已經有兵家論述，何以必得兒良？一本當今誰也沒看過的書，能隨便就被拿來當成一種「證據」，這無法不讓人佩服疑古派的「普遍的」考證技術！
而且，余明光一方面說《老子》所引用的「建言」只是「話語」不是「書」，一方面又說他這句「用兵有言」可能是「兒良」的？試問兒良的時候還沒有書嗎？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漢書．藝文志〉：「《兒良》一篇。」顏師古註曰：「六國時人也。」除此外，我們只能知道兒良的著作早於《呂氏春秋》，否則《呂氏春秋》的作者無從判斷兒良是否「貴後」。因此，余明光所犯最大的錯誤便出現了！他一方面主張《老子》只能出自墨子之後、戰國中期大量出現「三十輻」車子以後，試問：兒良是什麼時候的人？六國時人是指戰國時代的哪一段？《呂氏春秋》約成書於前239年，這時間點已經是戰國末年，問題是誰能知道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因此余明光在這裡「預設」了一個不知道確切年代的人的書產生於《老子》之前！也就是余明光根本完全不用管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不用管兒良的書究竟講什麼，就能說《老子》引用了他的話，甚至不管這可能跟他自己的主張產生矛盾！如果兒良是戰國末年的人，試問《老子》怎麼引用一個產生在它之後的人的言論或書的文字？
〈荀子．天論〉批評：「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余明光為什麼不乾脆說這是抄自慎子的？荀子對於老子的批評是老子只看到「屈」的重要卻沒看到「伸」的價值？「屈」難道不能更好的概括老子的「柔弱後斂損」等概念？試問誰能證明已經引用了《老子》的慎子以及已經批評了《老子》的荀子，比兒良更晚出？
除此外，「這些關於指導戰爭的思想，要把它概入到道家思想之中，非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而同時又是堅定的道家信徒」，類似這種荒謬預設，在疑古派的文章中簡直隨處可見、唾手可得！試問，根據在哪？誰是道家信徒？哪一個古代的將軍可以被確認是道家信徒？兒良是道家信徒？兒良不是道家信徒，是他的讀者是道家信徒，所以他的讀者就能變成軍事專家？余明光既然要說這是兒良的話、不是老聃的話，試問究竟把兒良的話加進《老子》裡面去需要什麼軍事知識？需要什麼「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按照這種邏輯，是不是從《孫子兵法》誕生以來，春秋時代至今凡是引用這本書的人，也都具備「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這一大堆荒謬胡扯的說法，究竟能當成什麼證據？
「例如像戰國末期的黃石公、西漢初期的陳平、曹參這樣的人，他們都帶過兵打過仗，又都是道家信徒。」黃石公帶過兵、打過仗？證據在哪？誰說的？哪裡記載了？這種種信口開河的東西，究竟何以學者竟敢拿出來當成一種證據？
余明光接著說：「思想意識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根據這一原理，可以從帛書中的器物名稱找到一些實物作為時代的佐證；也還可從帛書的某些語言以求別的文獻，從中找到實證，而不必作字面上的推論。總之，實事求是，從實物和事實出發，總要比空談臆測好得多。下面試從這兩個方面對《老子》書的時代作些探索。一、帛書日：『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今本為第十一章）這是用車子的『轂』比喩『無』比『有』更重要。但帛書在這裡所描述的車，是每個車輪具有三十根輻條的車，像這種車是春秋時代的呢？還是戰國時代才有的呢？這只有從考古的地下發掘中去尋找證據。」
余明光的「證明」如下：
第一條、1923年至193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濬景村，挖掘的西周貴族衛康叔後裔的墓地，其中只發現十八根車輻的車子。於是余名光便能得出結論說：「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在西周、東周之際是沒有『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的。」
其第二條證據是1950年末至1951年初，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挖掘的戰國中期魏國王族墓地，其中發現了「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於是余明光又得出結論：「從以上各表（此墓挖掘出的物件表）可見，到戰國時代才出現『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但這時三十輻的車子還是少數，並未成定制，所以不普遍。而成為定制還是戰國中後期的事。」
其第三條證據為1978年8月在西安始皇陵西側發現的大型陪葬坑。其中發現了兩輛銅車馬，於是余明光又得出結論：「又因為是供秦始皇的靈魂出遊使用的，所以又是模仿秦始皇生前的乘輿製造的。這就為戰國中後期至秦的車制提供了實物資料。這二輛青銅馬車的車輪都有車輻三十根，與秦始皇兵馬俑坑出土的木製車輪的輻數完全相同。這就證明，三十輻的車輪已成定制，並且普遍化了。……綜上所述，可見『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是在春秋之世是沒有的，只是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但不普遍，到了戰國晚期才成為定制。據此完全可以論定：《老子》書只能產生在戰國時代，而不可能產生在春秋之世。」
余明光的所謂推論，究竟是要考驗大家的常識？還是要唬弄他的讀者？他這種說法，好比拿著十七、十八世紀的算盤，然後說他證明了二十世紀沒有計算機一樣！試問西周有幾年？春秋時代什麼時候開始？春秋時代有幾年？依照余明光的資料，究竟考古隊挖出了哪個春秋時代的墓裡面沒有三十輻的車子的？一個衛康叔後裔的墓葬就能代表整個春秋時代？豈不荒謬可笑！用邏輯語言來說，這叫做「以偏概全」！且魏國王族、秦始皇都是王族，周朝當時對於「數字」是很在意的，有些蘊含了某些數字的物件只有天子、王可用。就好像孔子譏諷季氏「八佾舞於庭」一樣，車子的輻數既然是一個數字就不太可能在這種時代氛圍下脫離這種束縛與意義。以下僅舉幾例以說明數字在周朝時被用作區分等級之用的實況：
〈論語．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公羊傳．隱公五年〉：
（經）初獻六羽。
（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左傳．隱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禮記．禮器〉：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禮記．禮器〉：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禮記．雜記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禮記．王制〉：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三十輻」若是只有王者可用，能找到的實物自然就少！關於東周時代與「三十」的意義有關的論述，目前可見幾則：
〈周易．繫辭上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周禮．冬官考工記〉：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轉力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大戴禮記．保傅〉：
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之道也。
賈誼〈新書．容經．兵車之容〉：
古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
〈列女傳．賢明．秦穆公姬〉：
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白虎通義．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車子是行走在地上的，因此用三十便蘊含了這個象徵意義，這種「二十五、三十」的搭配正好見於〈文子．微明〉所引「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之語。「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這一則直接說明輪輻用三十是為了象徵「日月」。一個月約莫三十天。本書在〈老子弟子與老子．關尹子〉探討〈大戴禮記．易本命〉與老聃思想的關係時，已看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這種「天、人」相應的思想與文字。從《老子》一書從「王、天下」這樣的格局來立論，結合這種「天、人」相應的思想，以及彼時社會賦予「數字」的「等級意涵」，〈文子．微明〉所引實例看來，則所謂「三十輻」顯然不是老聃隨意取用的。
今日（2016）已經出土的考古實物也顯示出，整個周朝（西周、東周）的車子不管任何一個朝代，其輪輻的數量並不一致。而「三十輻」僅是其中之一，並且春秋時代已經可見。如劉道廣〈圖證《考工記》．第一章《考工記》的設計學意義〉：「如上述，在《考工記》中篇幅最多的是『攻木之工』，其中『周人上輿』，車制的內容甚詳。但『輪輻三十』一句，在《文物》、《考古》等考古資料中，僅春秋早期河南上村嶺虢國墓地第1051號車馬坑6號車相符。戰國早期山西太原金勝村趙簡子墓出土車輿17輛，只有3輛輪輻三十，戰國早期山東臨淄齊陵鎮大墓出土車輪46個，部分輻為三十。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考工記》只記『周天子』的禮制用物，上述虢國墓是國君，趙簡子勢力強盛，都是諸侯卿大夫中非一般人物，『輪輻三十』的『天子之制』，被他們用上一輛，已屬『僭越』，所以，不在符合『輪輻三十』的車乘出土多少，而在於在什麼人的墓中出土。上述虢國是小國，但國君之逝，葬禮可以『加一等』，虢國墓葬的列鼎和輻制似應以此解釋。到秦始皇時代，他的皇陵出土銅車就是『輪輻三十』，實行『天子之制』了。」
以上是從意義上來看「三十輻」。如果「三十輻」有特殊意義，甚至只有天子、王才有資格使用，則挖掘出來的機率便大減。如此一來，就很容易得出偏頗的結論。從〈大戴禮記．保傅〉、賈誼〈新書．容經．兵車之容〉的記載看來，則所謂「三十輻」是「路車、路輿」的輻數，有象徵意義。又由〈列女傳．賢明．秦穆公姬〉所引詩看來，則路車並非一般用途的車或者常見之車！其實是諸侯用車的專稱。因此，不考量「數字」的「等級意涵」、車子的用途與車輻數量的關係，即便能挖出許多車子，也很難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推論。
此外，車子隨著用途的不同，也可能有不同的設計，譬如一般座車、戰車與運貨車，其側重點不同，設計也會跟著產生差異。這一點從以上的引文中對於「兵車、田車、乘車」（曾侯乙墓出土的車子種類更多）輪子的講究便不難看出。既然三種車的車身寬窄、車身輪子高度不一，僅就力學來考量，所用車輻的數量就可能不一致。對於不同用途的物件有不同的設計，不僅表現在車子整體以及其部件上，我們還可在其他物件的設計上看到這樣的思想：
〈周禮．冬官考工記〉：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栗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
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
〈周禮．夏官司馬〉：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庚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庚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撇除以上幾點不論，既然戰國中期的墓地就有這樣的車子，同時余明光也未能知曉當時從什麼春秋末年的墓地挖出的車子實況如何，試問他怎麼證明春秋末年沒有這種車子？如此簡單的一個邏輯推理，這些學者居然一無所知？簡直令人驚訝非常！即便今日挖出了什麼春秋末年的墓地，結果裡面只有非三十輻的車子，這就能證明春秋末年不存在這種車子嗎？顯然不行。一句話，余明光的推斷過於草率，表面上講究實物，實質上根本沒有！而實物與墓主人身分的關係也未被考量進來，而這其實正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人一生重大事件的頭等大細節！因此，想要用三十輻的車子來論定年代，請先確定春秋末年的墓葬裡絕對找不到這種車子。如果一個墓沒有、兩個墓沒有、三個墓沒有，但有其他型制的車子，那麼即使這是歸納法，也能讓人更信服，即便也很容易被推翻。但連一個春秋末年的墓葬都沒有舉出來，就說春秋末年沒有，秦始皇墓地挖出了兩輛就變成了定制，之前的就不是。秦始皇是天子，而其他諸侯就不能僭越，這顯然也不符合春秋戰國的歷史事實！因此，余明光這種種簡單又荒謬的推斷，確實令人無言！
何況，為什麼老子說了一句：「三十輻共一轂」就表示這種車子是當時的「定制」？這種結論是如何做出的？顯然余明光在這裡犯了不當預設的邏輯謬誤！我們可以說老子身為作者，他所拿來比喻的對象會具有一定的意義，譬如這種形制的車子可能具有某種代表性，如天子的座車的輪子或者是當時普遍的車子的輪子，或者僅僅是老子喜愛這樣的數字，這樣的代表性或者作者的個人喜好所指向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它可以反應作者或當時環境的某一個面向與環節，但何以見得就是「定制」？因此，這種說法自然也是毫無根據可言！如此一來，去尋求什麼時代這種車子特別多，顯然也只是解釋了其中的一種可能性而無法因此做出什麼可靠的結論。遑論隨便從秦始皇的墓葬中有兩輛車子就說這是一種定制、就說這種定制是到了秦始皇時才「定下來」的，這無疑也是一種以偏概全、不學無術的說法！而事實上，根據〈周禮．冬官考工記〉可知，這是天子所用的車輻數，甚至也不一定就是所有不同種類車子的車輻數！
若要實事求是，讓實物做證據，那麼根據當前考古已經發現的所有春秋末年的車子以及戰國時代的車子，則可以得出結論，「三十輻共一轂」從來不成為一種「定制」，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不是所有車子的標準設計、不是「工業標準」，並且在諸如春秋末年的墓葬如晉卿趙氏墓中，也已經發現了這樣的車子。因此，實物的出土已經自動的終結了余明光的這種謬說！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不得不補充一個校勘學的基本常識，古籍中「三」很容易誤做「二」，固然我們確實可以肯定這裡就是做「三十輻」，但如果忽略了這樣的常識，滿心的以為證明了春秋末年不存在「三十輻」的車子就能證明這本書不是春秋末年的書，那是已經預設了這句話絕對沒有在整個古籍流傳的過程中發生訛誤的可能！而通常這樣的預設是錯誤的！
總結而論，「三十輻」是天子專用的車輻數，至於是否是所有屬於周天子的所有種類的車子都採用「三十輻」，則恐怕還得依賴出土實物的證明！我們判斷「三十輻」是否「定制」不在於老聃是否用了「三十輻」，而是來自古代的工業設計專書《考工記》（〈周禮．冬官考工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古代的諸侯不「僭越」，誰能在古代的諸侯墓中挖出「三十輻」的車子？如果不是在春秋末年以前的周天子的墓中挖出，能得出什麼令人信服與符合客觀事實的結論？而就一個反駁者的立場，只要能找到一個反例，這種「企圖」利用「歸納法」的「結論」就會被推翻！遑論考古活動所找到的反例已經不只一個！
2001年，李水海在〈「三十輻同一轂」．車制．《老子》成書時代〉也已經從考古實物舉出屬於春秋中晚期的楚國貴族墓群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群就出土過「三十輻」的輪子，山西太原金勝利251號春秋晚期大墓（也即趙卿趙簡子或趙襄子墓）也出土過「三十輻」的輪子。李水海並指出其中1977年開始挖掘的河南淅川的考古報告已經「公布多年」，而1986年至1989年陸續挖掘與出土的山西太原金勝村墓關於車子的形制報告也都陸續公布出來。但余明光1989年出版的這本《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卻顯然都沒有參考。這是為什麼？一個企圖以考古實物證明《老子》晚出而收集了許多考古「證據」的作者，反而不知道這些離自己作品發表時間或早或近的重大考古事實？還是不過就是疑古派故技重施的一種手段，藉由刻意的掩蓋事實從而達到鞏固謬論的目的！如果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那麼只能說疑古派實在成功！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國貴族墓群，學界推論其墓主為楚共王和楚康王時期的令尹子庚，令尹子庚不僅是楚莊王之子，更曾經擔任楚國司馬、令尹。是一個妥妥的位高權重，勢力龐大的貴族。晉國趙卿墓，從實力衡量，以趙簡子墓為最大可能。因趙簡子為當時晉國執政，並且擊敗了范氏、中行氏。而趙襄子則被智伯聯合韓、魏兩家打得元氣大傷，容此僭越恐怕實力上較不允許。
除了以上提到的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國貴族墓群、晉國趙卿墓，2006年開始挖掘的「熊家冢楚王墓」也發掘出了「三十輻」的輪子，而且這樣式的輪子也在同時出土的所有戰車輪子中呈現相對的極少數！「熊家冢楚王墓」依據徐文武〈熊家塚楚墓墓主身份蠡測〉一文推測是楚昭王墓，而鄒時雨〈熊家塚楚墓墓主新探——與徐文武教授商榷〉則從楚國國力問題、墓地與楚國首都距離問題，以及吳國被越國滅亡的事實出發，認為應該是楚惠王墓。鄒時雨的說法明顯更為可信！因為楚昭王第一次遷都就是為了躲避吳國鋒芒，既然吳國已經滅亡，且根據《孫臏考》〈春秋末期以來越國相關戰役表〉可知，楚惠王在前473年至前472年之間（楚惠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曾經藉著越國滅吳後元氣大傷而取得「露山之陰五百里」，又於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因此可以推斷，該墓確實是楚惠王之墓，是楚惠王在立穩腳跟並且大敵已除的情況下重新選擇遷都才最終得以安葬於此。
但不管是父親楚昭王（死於前489年）還是兒子楚惠王，這兩人都是春秋末年就已經存在的人。從以上淅川下寺楚國貴族墓、熊家冢楚王墓以致於晉國趙卿墓，都能明顯看出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人不是在春秋末年以前去世（令尹子庚、趙簡子、楚昭王），就是從春秋末年活到了戰國初期（趙襄子、楚惠王），而且他們都是勢力龐大的貴族。根據徐文武所說：「熊家塚楚墓最大的一號車馬坑也已挖掘過半。據發掘簡報稱，從一號車馬坑現已挖出43輛車，100多匹馬，其中有3駕馬車為6匹馬駕1車。這與《王度記》所謂的『天子駕六』正相吻合。」從中不難發現，四十多輛車裡面也僅有三駕馬車屬於「天子用車」！而天子用車少了，相關輪輻的輪子自然也就少了！
總結以上關於「三十輻」的相關說法，以及近幾年最新的考古實證，則可證「三十輻」的輪子確實不可能不具有特殊含意，且「三十輻」的輪子不管是就全部考古實物而論還是就同時出土的其他輪子而論，其出土數目都是絕對的少數，
最重要的是當前的考古實證證明出土最多「三十輻」的輪子的墓葬都集中在春秋末年至戰國早期。因此可以總結出「三十輻」的輪子之所以極少出土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一、周天子的墓葬出土不多，1928年金村八座周代大墓被盜，裡面文物被偷、被搶、被破壞殆盡。全部周王也不過二十五王，經過幾千年，究竟還剩下多少，不得而知。而現實是考古挖掘也鮮少挖到周王墓，既然鮮少挖到周王墓，自然發現三十輻的天子專用車輪就少了！
二、僭越者也不多，因為想要僭越必須擁有很大的實力，譬如晉國六卿趙簡子，當時是晉國六將軍中最強的一位，而晉國又是當時天下最強的國家之一，因此趙簡子及其子敢於如此僭越完全合理。楚莊王為春秋五霸，其子令尹子庚又貴為楚國令尹，如此僭越也屬合理。除此外，由於楚國君主楚武王早在春秋前期就已經稱王，因此可以視為長期而穩定的僭越者，但從楚武王開始算起到戰國末期楚考烈王這些得以被盛大安葬的楚王也就二十三人，且其中可知楚平王墓已經被春秋末年伍子胥所破壞。因此僅剩下二十二人的墓葬有可能被挖掘出。2006年開始挖掘的熊家冢楚王墓也毫無意外的讓人們發現了「天子駕六」（王度記）的實物，也發現了「三十輻」的車輪，並且這樣的車輪也只裝配在天子六駕的車輛之中。
三、不管是周天子還是僭越者們，他們的用車本來也就極少。那些墓葬中的車馬不會僅僅只有孤單的天子用車，而必然有其他一般的陪葬車。否則成何體統？而一般的陪葬車又一定比天子用車為多，這既符合禮法，也是一種符合人性的常識。因此，即使挖出了周天子、楚王或者大國如晉國上卿的墓，能發現的「三十輻」的輪子也不多。而往後在秦始皇墓葬群挖出了「三十輻」的輪子便也非常合理。因為這本來就是「天子」專用輪輻數字。而老聃在《老子》與《文子》中都提到「三十輻」也符合其身為周天子直轄的周守藏史的身分，更符合《老子》大談天子、聖人的特色！
以上三點導致出土的「三十輻」車輪數量稀缺，於是才讓疑古派有了做謬論的機會。
余明光接著從《老子》書中其他可以體現出時代特色的詞彙、用語著手，企圖以此來加強自己的論點，自然這第一個提出的「證據」，看到這裡的讀者都已經耳熟能詳、滾瓜爛熟了，那就是「萬乘之主」。余明光說：「二、帛中《老子》曰：『若何萬乗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今本為第二十六章）梁啟超認為『萬乘之主』這種口氣，不是春秋之時的語言，應是戰國時候的話，故斷《老子》書為戰國作品。但缺乏具體的事實加以論證，而駁之者卻說：『孔子可以說「千乘之國」，而不許老子說「萬乘之君」，豈不奇怪？』或說：『在《老子》書中有一句「萬乘之君」，有許多人以為是出於戰國時的證據。其實不然，《論語．先進》：「……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懂，由也為之……』」既云攝乎大國之間，又說加之以師旅等，可見千乘之國正是被大國蹂凌的小國。所以，在春秋時說萬乘之國當然是十分可以的。』直至現在仍然有人以此理由否定《老子》書是戰國時的作品。可見，從梁啟超提出問題到胡適等人的反駁，雙方都缺乏有力的事實根據。現在我們從事實出發，考查一下春秋末世是否有『萬乘之國』，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余明光接著統計了春秋時代，「魯、宋、衛、鄭、周室、齊國、晉國、楚國、秦國」等國的兵車數量，可惜功夫下得不夠深，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當然這裡面不一定都是兵車。但估計秦國當時的兵車，至少也在二千輛以上。綜上可見，春秋之時，魯、宋、衛、鄭、周室等國皆可謂『千乘之國』。正因為這些國都是些小國，又夾在晉、楚、齊、秦等大國的中間，所以子路才會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的話，這是完全符合於當時實際情況的。而吳、越、齊、晉、楚、秦等大國，其兵車皆在三千輛以上，多者可能達到五千乘，但距萬乘還遠，故不可能有『萬乘之主』。至戰國之時，七雄爭勝稱霸，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故可稱『萬乘之主』。由此可以論定，《老子》書實出於戰國時期，而不可能在春秋之世。」
這裡余明光一如以上的所謂證據，犯了許多錯誤，以下一一指出：
試問：小國叫做「千乘之國」，當時人要怎麼稱呼「大國」？稱呼之前都要做一些情報收集，指出實際的兵車數量？還是用一個成數、一個等級上大於「千乘」的成數來代表「大國」？
試問：「至戰國之時，七雄爭勝稱霸，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究竟證據何在？究竟哪一本史書或哪一個人的話曾經明確的讓我們得知戰國時代「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這種信口開河的結論，完全把余明光之前統計春秋時代各國的努力一次抵消乾淨！
試問：周王身為天下共主，隨便不能湊出個萬乘？老聃身為周朝的臣屬，不能在有意無意之間預設了最高統治者就是周王？周王不能被稱為「萬乘之王、萬乘之主、萬乘之君」？非得戰國時代那些無法統管天下的「王」才有這種資格？
試問：戰國時代稱王的有幾個？有什麼特別之處？楚國是什麼時候稱王的？楚王在春秋時代沒有萬乘，戰國時代莫名其妙就能增加到萬乘？這些都不用交代一下？
根據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詞彙．萬乘〉的徵引文獻可知，春秋末年的晏子、伍子胥、孔子、子夏、子路都說「萬乘」，晏子、孔子、范蠡都說「萬乘之主」，為何就老聃不能說！疑古者們知道這些人曾經口出「萬乘」嗎？或者，這些又都成了不可信的「證據」？
至於「千乘、萬乘」的詳細考證，請見〈孫子兵法論正．春秋、戰國用兵數量問題〉以及本書相關章節的補充，不贅！
余明光接著說：「四、帛書曰：『夫兵者，不祥之器也……是以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而上將軍居右。』（今本為第三十一章）梁啟超指出這一節裡面的『偏將軍』與『上將軍』的名稱，經前人考證，在春秋之世是沒有的，而只有在戰國之時才有。張煦反駁說，這章不足為據，並引宋人晃說之、明入焦弱侯的注釋和清四庫館的校語為證，證明這章是後人的注疏雜入正文所致。其它反駁此說的人，皆以此為由否認梁啟超的這一論斷。但是帛書的出土，卻推翻了眾說，證明原文如此，並非注疏之文雜入了正文。這就有力地證明了《老子》書出於春秋末世之說是站不住腳的，而出於戰國之論倒是正確的。這章既然與軍事有關，即可考察春秋之世的幾次大的戰爭，如公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濮之戰，公元前627年的秦晉崤之戰，公元前597年的晉楚邲之戰，公元前589年的齊晉鞍之戰，公元前575年的晉楚鄭鄢陵之戰，公元前506年的吳楚柏舉之戰，公元前494年的吳越夫椒之戰。這些戰爭各國統率部隊作戰的人中，確實無『偏將軍』與『上將軍』的稱謂。經文既是原有的，稱謂在春秋之世又沒有，這就證明《老子》書實出於戰國時期是沒有疑問的。」
余明光之時，《古史辨》早已出版了近半個世紀，結果余明光只說了張煦的謬誤，卻絲毫不提胡適在《與馮友蘭先生論老子問題書》中已經指出的「偏將軍」證據。若說這不是刻意忽略，那即是功夫下得不夠深！至於張煦等人把一些自己沒辦法證偽、反駁的事情輕易的用「注文摻入正文」來交代，自然容易得到這樣的結局。這些前面已經論述過，就不再多說了！
余明光說：「五、近人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有一點是很值得重視的，即根據思想學說發展的次序脈絡以證明某種學說所處時代的先後。這是非常科學的，也是無庸置疑的。像錢穆、張季同、羅根澤等先生都很重視這一科學的方法。因為它是科學的，所以我們才應當尊重。比如論及是孔學在前呢還是老學在前的問題時，就涉及到仁、義、禮、智等理論的看法了。堅持孔學在前的，就是因為孔子提倡這些，而《老子》書卻反對這些。所以顧頡剛先生說，『在沒有儒家提倡仁義以前，《老子》說的『絕仁棄義』是無意義的。』批判總應該是有的放矢吧，絕不會是放空炮，本來這是極易理解的道理。可是反對者卻硬說這是孔子對老子思想的批判。那麼我們要問，在老子以前有誰提倡了仁義道德，才促使《老子》批判仁、義、禮、智呢？又有誰倡導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才促使《老子》提出『絕學無憂』呢？有誰大力提個『有為』、才促使《老子》提出『無為』呢？有誰倡導要博聞多識，才促使《老子》提出『絕聖棄知」呢？否則的話，《老子》的學說及其批評的意見不都是在無的放矢嗎？」
看完這段話，估計不笑的讀者很少了吧！「錢穆、張季同、羅根澤」可以跟「科學方法」聯繫起來！顧頡剛的說法更屬可笑之論，沒有儒家以前，難道沒有仁義？難道人心都不向善？難道孔子以前的所有智者絕沒有人提倡？社會一片黑暗，必須等到孔子出來才懂得提倡已經發明創造了不知道幾百年的概念？這種明顯違背常識的說法，竟也能吸收許多信徒，確實令人無言以對！而且說「有誰大力提個『有為』、才促使《老子》提出『無為』呢？」難道余明光真心不知孔子也提倡「無為」？如果連孔子的思想都沒搞清楚，卻一昧的想要用孔子、儒家的角度來看世界，那無疑非常可笑！「又有誰倡導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才促使《老子》提出『絕學無憂』呢？」老聃為孔子老師，史有名載，而〈文子．上仁〉：「老子曰：……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正是孔子所本！至於「在老子以前有誰提倡了仁義道德，才促使《老子》批判仁、義、禮、智呢？」難道孔子當時所面臨的「禮崩樂壞」的世界之前的世界不是「禮不崩、樂不壞」的世界？那麼是誰提倡的呢？這種問題豈非可笑已極！而且若按余明光等人的邏輯，如果不是「仁、義、禮、智」已經不被重視，孔子為何要提倡？既然如此，試問「仁、義、禮、智」什麼時候開始不被重視？在不被重視之前豈不是被重視？那麼是誰重視？怎麼個提倡法？如果一大堆專家權威連這點常識都沒有，筆者除了建議這些「大師」多讀點邏輯學的書、多思考以外，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建議了！
余明光繼續說：「歷史事實證明，在孔子以前，所有的文化知識都還在『官府』。雖然在春秋後期，有一些『王官』散落在社會上，他們也只是背誦一些《詩》、《書》古訓的縉紳先生罷了，決沒有私人著書的。即使是孔子的《論語》，從嚴格意義上說，也還不能算作是私家著作。胡適謂：『當孔子生三歲時，叔孤豹己有三不朽之論。其中「立言」已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說：「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難道其時的立言者都是口說傳授嗎？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類，難道都是口說而已？至於鄧析之書，雖不是今之傳本，豈非私人所作。』今按《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所載，『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穎達疏：『……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並非後世所謂著書立說的意思。以此比照《論語．季氏》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說的也是周任所講的話，並非孔子引用周任所著的書。這點可與《論語．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互為印證，指的也是有價值的言論，並非著書立說之意。如果硬要說在春秋之世就有私人著作，那麼『學在官府』豈不是一句空話，歷史豈不真是一個女孩子任人打扮的麼！誠然，那個時候書還是有的，不過不是私人著述，只是各國的《春秋》史記罷了。」
這一段話無疑暴露了疑古派一脈相承的無知。余明光一來要引〈漢書．藝文志〉隨便就把幾個有「黃帝」字樣的書就指成是所謂的《黃帝書》把專名隨意的變成了通名，而其前提是信任〈漢書．藝文志〉並無限放大使用其中的資訊！那麼難道這些疑古派不該好好讀一下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春秋時代的書嗎？難道那些歷史是可以讓隨意幾個疑古派的胡說八道、鬼扯蛋就取消掉了嗎？至於春秋時代有多少著作，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至於其中把「立言」說成不是「書」只是「話」，這種沒常識的說法，實在令人難以忍受。試問：如果這只是周任的「話」是要怎麼流傳下來？是要怎麼一字不差的傳到孔子以及其他人耳中、腦中？這種只要稍微用點腦就能知道的東西，怎麼還會被提出來當成一種證據呢？更荒謬的是究竟「學在官府」是誰說的？「學在官府」又怎樣？為什麼說「學在官府」，私人就不能有著作？這之間有什麼邏輯上的矛盾關係？
關於「立言」：
〈孔子家語．顏回〉：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可亡，可謂知禮者矣。」
試問，如果「立言」只是口頭流傳，能流傳多久？如何「不朽」？如何「不廢」？（不計算書籍自動失傳的狀況）為何稱為「立」？「立」在哪裡？誰的話不能口頭流傳，非得說成「立言」？疑古派除了把「立言」曲解之外，更把帛書、竹簡的時代無限拉後，彷彿春秋末年的一眾智者全成了白癡，有竹簡、帛書、金石卻擺著不用，卻偏偏企圖想用口頭傳頌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傳遞下去，還自以為得意！試問誰有這麼強悍的記憶力？試問難道《論語》中孔子所說的每一句話全部都是弟子牢記在腦中的？都沒有用其他東西記下來？這種不符常識、不符實際實物的說法，很難想像居然也能獲得部分學者的認同！至於鄧析著《竹刑》，按照疑古者這種說法，不知道要放在誰的腦袋裡，讓鄭國的駟歂隨時可以拿來用一下？豈不荒謬透頂！至於春秋時代那麼多書籍流傳到班固之時，這些記載也可以被疑古派輕易、隨意漠視、否認！不得不承認，學閥掌權，真是好用！
余明光最後說：「現在再看《老子》書，它所敘述的古代思想變化的過程是：道一徳一仁ー義ー禮，這樣的思想演變過程。所批判的也是仁、義、禮、智這一套理論體系。以前雖說甲骨、金文中就有『仁』字，在《易．繫詞》和《易．說卦傳》以及《左傳》等中有『仁義』等連用詞，但它畢竟還是孤立的用詞，畢竟不是某種理論體系。而把仁、義、禮、智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提出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儒家孔子首先提出來的，這是歷史的事實。我們不能孤立地去考查某一名稱術語，而應該與它的理論體系和時代背景聯系起來作分析考察。如孔子重視『禮』，是因為春秋有重視禮的傳統；《老子》批判禮，也是因為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兩種思想都有時代的烙印，說《老子》書出於戰國是有歷史根據的。」
按照他的意思，老子不能「孤立的」使用「仁義」？孟子先說仁義的說法被擊垮了，就改弦易轍，說以前說得都只是孤立的用，老子不是孤立的用，因此只能在也不是孤立的用的孔子之後？這是哪門子邏輯？此外，「仁、義、禮、智」是怎樣到了孔子的口中就是一種理論體系？其他人不管說幾萬遍也不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儒家孔子首先提出來的」，多讀點書就知道這不是歷史事實，究竟要別人怎麼承認？「如孔子重視『禮』，是因為春秋有重視禮的傳統」，前面不是還說「禮」是孔子提倡的，有重視禮的傳統還需要提倡什麼？「《老子》批判禮，也是因為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究竟戰國時代怎麼反對禮，要不要交代一下？為讀者長點見識？戰國時代究竟誰反對禮，什麼時候開始？這個誰又為什麼有這種影響力？影響力大到可以影響整個世界？而孔子當時竟有本事影響整個世界？這是在睜眼說瞎話？孔子沒本事影響整個世界，憑什麼代表當時的世界？為什麼墨子這個與儒家為敵的學派，不反駁「仁、義、禮、智」反而是老子來反駁？難道疑古者認同的墨子不算戰國時代的人？墨家不算戰國時代的學派？那麼究竟「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的傳統以致於導致了《老子》要批評、墨子卻不批評的理由與根據何在？
任何用類似「仁義」這樣的複合詞組想要來證明一本書的年代的疑古者首先都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謬誤：「不當預設」，以及接踵而來的「循環論證」。首先，按照史書記載《老子》是老聃寫的，結果現在疑古者先把《老子》排除在「仁義」的搜索對象之外，接著用其他「最早」（不幸並非最早，而只是自以為最早。）的文獻的年代，來證明《老子》「必須」晚於這些文獻的成書時間。試問，現在《老子》的年代尚且還沒證明（還在證明之中，還在企圖用「仁義」來證明！），如何能被排除？先把《老子》排除，再用比《老子》還晚出的文獻的年代來證明「仁義」的晚出，接著再用「仁義」的晚出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不是循環論證，什麼是循環論證？可悲的是整個學界竟然無人指出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
根據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詞彙．仁義〉的徵引文獻可知，春秋末期的師曠、晏子、孔子、曾子、計倪都談仁義，我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老聃不能談？一個疑古者不讀書、書讀不多，我們只能說那是他個人的素養問題，一整個世紀的疑古者都不讀書、書讀不多，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余明光最後毫無疑問的從錢穆等人的所謂科學方法也即「思想脈絡」著手，又開始大談「尚賢」。這些毫無思考能力的片段，也就不再多引。關於「尚賢」說，無非就是不讀書、書讀不多的結果，相關論證請參考其他章節，不贅！
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
何炳棣這本《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與許抗生的思路相近，甚至可以說，何炳棣只是把許抗生比較《孫子兵法》與《老子》的部份加以放大，同時忽略其他部分。說何炳棣只是「放大」許抗生的思路，完全是基於兩人文章、書籍的發表先後而論。因此，我們除了無法在何炳棣的文章裡看到任何對歷代《老子》引文的反駁，也看不到任何針對正方學者所提出的論點的反駁。若以發表時間而論，何炳棣發表此文之前，正方學者也已經提出「叔向」明引老聃的「證據」。可惜，如此重要的證據，竟然被完全漠視與忽視！可是疑古派不刻意忽視這種強力證據，這疑古謬論還怎麼做得下去？
收錄何炳棣這篇謬論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為他上承許抗生、下啟尹振環（何炳棣此書大讚尹振環《帛書老子釋析》，尹振環又於《重識老子與《老子》》一書大讚何炳棣此書所得出的結論，並以此補強其疑古謬論，互相追捧的事實已經不需要多做解釋！），尹振環的專著是在郭店竹簡《老子》面世後，利用何炳棣的「結論」，結合自己從郭店竹簡《老子》研發出的新武器撰寫而成的。而這三人的共同點都是利用了《孫子兵法》是春秋末年成書的事實來企圖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但這裡所牽涉到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就算退一萬步來說，《老子》的作者看到了《孫子兵法》，甚至受到了《孫子兵法》的影響！試問，難道春秋時代的人就不能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就不能引用《孫子兵法》？就不能模仿《孫子兵法》？所以只要某書的文章中出現與《孫子兵法》「相似的東西」即使彼此完全不存在任何「引用關係、實際引文」，都能被說成是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都能因此得出結論說，一本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著作「只能」是戰國時人的著作？這是在考驗大家的常識？考驗大家的邏輯思維、推理能力？還是在考驗大家的耐心？
何炳棣這本書最神奇的地方並不在於他依靠非常少的「線索」編造出非常多又複雜曲折的「故事」，並成功的「說服」或「震驚」了尹振環「等」學者，而是這本放大了《孫子兵法》作用的書籍，在解決《孫子兵法》這件纏訟數百年的公案時居然可以幾乎不提、不反駁任何主要的疑古論點（只提齊思和的相關論點），便宣稱《孫子兵法》是一本春秋時代的著作！然後再以此出發，用完全不符合常識、邏輯與客觀證據的做法，用《孫子兵法》來下拉《老子》的成書時間。雖然何炳棣沒有提出什麼堪稱「新鮮」的證據，但因為何炳棣院士身分，以及此書出版後陸續被疑古派收編到相關論文集之中，因此最終決定在此做一次性反駁！
何炳棣以《孫子兵法》考證為「根基」，以《孫子兵法》為春秋末年所著之事實來企圖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而何炳棣的做法只是把一個不能被證明的事實：「老子看過《孫子兵法》」，拿來硬套在孫、老兩書的「相似處」之上，而把「相似處」當成「引用關係」，並把那些關於「叔向」的「明引、引用關係」直接忽略！於是主張這些「相似處」是《老子》作者剽竊《孫子兵法》的「證據」，並以此為出發點來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
為了從根本處來解決謬論，因此在沒有任何客觀證據證明老聃看過《孫子兵法》、《老子》或老聃引用過《孫子兵法》的文字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退一萬步來假設老聃看過《孫子兵法》並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那麼試問，為什麼因此《老子》就不能是老聃寫的？歷史上有誰能證明老聃在《孫子兵法》成書下限的前512年前就死了嗎？而且如果老聃在此之前就死了，他怎麼可能引用《孫子兵法》？如果老聃活到了《孫子兵法》成書以後，為何《老子》就非得是一本「戰國時代」的著作？這種從最根本、最核心的地方就錯了的謬論，其實真的沒有反駁的必要，但如果不逐一反駁，疑古派又必然以為是無法反駁！因此，筆者最終還是把相關反駁逐一寫下。
從本書〈孫子與老子〉所揭示、搜索出的關於這兩本書的春秋時代引文可知，不僅略晚於《孫子兵法》成書的《老子》沒有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孫子兵法》受到了《文子》中成篇於《孫子兵法》之前的文章中的「老子曰」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黑紙白字的引文關係，而非什麼思想相近的論述！而春秋時代引用《孫子兵法》同時也成書於春秋時代的書籍就有《鄧析子》，《鄧析子》不僅引用了《孫子兵法》，也引用了《文子》。若以師承脈絡而論，不僅孔子引《老子》、子路引《老子》、子夏與孔子談到老聃的思想語言，甚至子夏的弟子穀梁赤都引用了《孫子兵法》。那麼試問，即便老聃真的看過《孫子兵法》並受到影響，為什麼《老子》就非得是一本戰國時代的書？若以「理、據」而論，何炳棣滿心以為可以改寫中國學術史的一本書，僅僅根據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問題甚至常識問題，就可以終結他的謬論了！
根據本書〈《老子》成書時間考〉的結論，老聃見孔子在前511年，因此《老子》的成書時間確實在《孫子兵法》之後。但根據幾個理由，我們不但不能證明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甚至相反的，我們可以發現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遠低於老聃沒有看過的概率。
一、在〈孫子與老子〉所得出的結論中，我們發現兩書絕不存在任何互相引用或單方引用對方文字的情況與證據。這是客觀事實，不容他人狡辯！同時如果考量到《文子》部分篇章的發表時間早於《孫子兵法》一事，而兩本書中有重複的文字存在，則不僅不是老子受到孫子的影響，恰洽是孫子受到了老子的影響！往後的兵家如吳起、孫臏、商鞅、尉繚，都徵引了老子，也都無一例外的受到了老子的影響！
二、《孫子兵法》成書於前512年八月以前。而「孔子見老聃在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發生之前……則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日以後可以定為《老子》成書之上限，考量到孔子離開周朝的時間不確定，以及老子出關與寫書所需時間，顯然都不可能在前511年結束前完成。因此，《老子》成書之上限可以定在前510年。」《老子》成書的上限與《孫子兵法》成書的下限過於接近，依照當時的環境，包括書籍傳播的速度、孫武的名氣，老聃告老退休後（離開周朝的正當理由）再西去秦國等事。老聃在寫出《老子》前看到《孫子兵法》的概率並不高。
三、孫武是在前506年之後才大鳴大放的，在此之前《孫子兵法》究竟是孫武在獻給吳王闔閭之後，便在市面上刊刻發售，或者直等到前506年，《孫子兵法》才開始傳播到整個天下。我們根本無法確定。而前506年，老聃是否還活著，我們依然無法確定！
四、由於「叔向引用《老子》的時間介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之間，以叔向在魯襄公十一年為二十歲計算，則前502年當其八十歲時。鄧析的引文在前501年以前，伍子胥的引文在前484年，子路的引文則發生在前484年冬季前，可能早於伍子胥，但難以確定。」因此，前509年這個時間點與《孫子兵法》成書下限太接近。
五、由孔子特地向魯昭公申請去周朝向老聃學禮，關令尹喜知道老聃要過關就強迫他留下墨寶，以及叔向向當時的菁英管理層也即晉國六將軍之一的韓平子引用老聃，這三件事綜合看來，老聃的名氣是在他書成之前便已經具備的！那麼如果這之前有老聃的「話」被廣為流傳，那麼「老聃影響了孫子的概率」與「孫子影響了老聃的概率」誰比較高，就很難判定了！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推論，在只考慮《孫子兵法》與《老子》的情況下，老聃一生從來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非常高，而老聃在《老子》成書之前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遠比老聃在《老子》成書前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更高。即便我們無法根據後四點得出一個「精確」的概率與「必然性結論」，但如果按照當前可見的所有資料關於兩人事蹟言行的記載，以及兩書之間不存在引用關係的事實（也即第一點），則老聃的《老子》沒有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客觀事實」既無法反駁，也必須得到承認！但如果考量到《文子》的存在，則一如〈孫子與老子〉所揭示的引文關係與證明，以及部分《文子》篇章的發表流傳遠早於《孫子兵法》成書之前的事實，則恰恰是孫子的《孫子兵法》受到了老子的影響而非相反！
但不管老聃究竟有沒有看過《孫子兵法》，老聃即使看過《孫子兵法》、即使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也都不影響他寫出《老子》。更不影響《老子》為春秋末年著作的事實！而類似這樣的違背基本常識的說法與考證，普遍的存在於疑古者的文章之中。其中可以與此相提並論的就是「尚賢」是「墨子」「首創」的，因此「反尚賢」必須在「尚賢」之後，於是只要某書「反尚賢」那麼這本書就得成書於「戰國時代」！而不管墨子的學說與主要主張必然不是在其死後才存在的事實，更不管墨子推崇「尚賢」是拿古代聖王的事蹟來做為典範案例！何炳棣也一如其他疑古者一般繼續用「尚賢」當成證據，而說：「但反對墨家尚賢論是《老子》一書的原始組成部分應無可疑。反命題必然後於命題才出現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鐵律！」試問：究竟誰證明了墨子是戰國時人？
依照本書〈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的資料，則「墨子想見楚惠王，而楚惠王以自己年老推辭，則至少五十歲以上，則約當前455年。不管如何，有一點是完全可以確定的，就是墨子見楚惠王的時間下限是前432年。」同時，墨子還能見曾子、見魯陽文子。曾子生於前505年，為孔子弟子。就算把曾子當成曾子的兒子曾申來看待，兩人能差幾歲？而魯陽文子是「楚平王之孫，司馬期之子」，「（楚平王之子）楚昭王死於前489年，而司馬子期、令尹子西年紀都比楚昭王大，兩人在前479年都死於白公勝之亂，楚昭王則死於前489年。如此，則魯陽公既然是司馬子期之子，當生於前479年以前，年紀也以比繼位的楚惠王大為最大可能。若以前479年時二十歲計算，則其六十歲當前439年。」春秋時代結束於前442年，學者也不可能否認墨子與楚惠王、曾子、魯陽文子的紀錄，而這些人與墨子的交集時間大部分都在春秋時代，試問憑什麼說墨子是戰國時人？憑什麼認為「首創」「尚賢」的「墨子」他的「尚賢」學說不是在春秋時代就已經被墨子自己廣為「傳播」了？如此一來，試問：既然不能證明墨子的「尚賢」是在「戰國」時期才出現的，依照墨子與這些大人物見面的時間來反推他的影響力與活躍時間，那麼就算退十萬步來說：「反尚賢」是在「墨子」提出「尚賢」之後才「能」「有」的事情，何以見得這本「反尚賢」的書就得是「戰國時代」的書？
〈墨子．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
〈墨子．魯問〉：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說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遙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由引文可見，墨子生前「確實」（簡直是常識）就已經大力在推廣「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兼愛、非攻」的思想，試問：難道要反墨子就一定得等墨子死後才能反？因此，企圖用《孫子兵法》與墨子「尚賢」說來下拉《老子》的年代的學者們，是不是應該先把基本常識與基本邏輯推理能力給補足！
何炳棣既然在一個基本常識、基本邏輯上就錯了，更無法找到任何直接引用的根據，那麼何炳棣關於拿《孫子兵法》、《老子》兩書的比較來編故事、做結論的做法，我們已經不需要再去做任何多餘的批評。有興趣的讀者，對何炳棣與筆者《孫子兵法論正》的相關論述進行比較，即可明白。以下，僅挑選一些書中荒謬可笑的片段加以簡短批評。
何炳棣引〈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趙簡子問於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三后（虞、夏、商）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而稱：「本節上引《孫子》：『故兵無常勝，水無常形……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這些語句，從觀念或修辭比喻方法來觀察，無一不確鑿地反映其春秋末葉的『當時性』。」可是同樣的標準，一碰到了孫子與老子的眾多相似性時，何炳棣宣稱的這種「當時性」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變成了《老子》的作者「剽竊」了《孫子兵法》的相關文句！不得不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何炳棣在明知道「仁義」最早可見於《孫子兵法》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繼續用梁啟超的「仁義」說推翻司馬遷關於老聃寫《老子》的記載，不得不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試問：既然同為春秋末年的《孫子兵法》能用「仁義」，何以《老子》不行？
何炳棣在明知道孫子、老子、孔子都有愚民思想的情況下，仍然用愚民思想的產生來下拉《老子》的成書時間，不得不再次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一本備受其他院士、專家追捧的書，一本宣稱要改寫學術史的書，我們隨意就能從中找到三則「雙重標準」的論述，而這些論述都是何炳棣所賴以推論的重要證據！這樣的學術界，也確實不得不令人感慨萬千！
在〈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這一章中，何炳棣以為〈孫子兵法．九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死，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故善用軍者，譬如衛然。衛然者，恒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敢問：賊可使若衛然乎？曰：可。」這是吳王闔閭與孫武的對談記錄，這是疑古者常犯的因為知識匱乏所產生的謬論。首先是他不明白何謂「自問自答體」，其次這與他自己的的結論自相矛盾。試問：如果這是孫武與吳王闔閭的對談，那麼不就表示孫武與吳王闔閭對談時這本書還沒完成嗎？那不就表示《孫子兵法》並不成書於前512年嗎？而何炳棣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於是說：「所以我們不能排除十三篇進呈之後，偶或有增添的詞句。」果真如此，試問難道孫子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看到《老子》，並受到《老子》的影響，從而修改或添加一些文字？如此一來，《老子》的成書時間還能在《孫子兵法》之後嗎？須知，不僅鄭國的鄧析看過這兩本經典，甚至伍子胥也看過這兩本經典，那麼如果何炳棣這種因為不明白文體而產生的謬說能成立，《老子》的成書時間還能確定晚於「不再更動」後的《孫子兵法》嗎？
何炳棣在這一章中所提的反駁疑古派的論點實在非常少，並且多數使用「應該」如何來下「結論」，整篇多數文字與孫武及《孫子兵法》無關，絕大多數有關的部份也只是在利用邏輯謬誤「訴諸權威」來企圖進行「佐證」！這樣的文章既沒有反駁疑古派的主要論點以及全部論點，更沒有對春秋時代的總總與《孫子兵法》相關的特徵進行描述與介紹，連作者自己也都只能用「應該」來下結論，試問這如何可能得出什麼定論？
在〈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一章中，何炳棣沒有進行科學的舉證工作，而是遵循疑古派的優點與長處：編造故事！論證過程甚至比其他許多早期的疑古者如梁啟超等人還要草率，而結論就是「老子……就是周太史儋」！而其理由有五點：
一是關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的周太史儋的相關記載。何炳棣在不需要任何證據下就說這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的其他（傳記主體人物）記載不同，「這是見於秦國檔冊的記錄。」那麼試問，何以見得孔子見老聃不是「於周朝檔冊的記錄」？不是「於魯國檔冊的記錄」？孔子畢竟是接受魯君授權前去向老聃學禮，且老聃身為周朝官員，孔子代表魯國前來習禮，難道不該記錄？
二是引用畢沅對於「儋、聸、聃、耽」音義皆同的證明，於是就「斷定太史儋就是老子」。荒謬性不言可喻！按照這種邏輯，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口必然銳減！我們可以用「聃、耽」的混用實況，來證明《呂氏春秋》的「老耽」就是「老聃」。但我們無法用這種混用通假來證明「周太史儋」這位不知道姓氏的人、這位與老聃的職位不同的人、這位司馬遷都明白指出不是老聃的人，因為一個字的通用甚至誤用而變成了老聃！
三是何炳棣提出司馬遷算錯孔子死後至太史儋的時間距離，「可能是司馬遷倉促誤讀手邊一項簡牘而推錯的。」於是何炳棣將〈周本紀〉、〈秦本紀〉、〈封禪書〉「互核」推出相距是一百零六年的結論。卻沒發現這些記載本身的文字差異。同時，即使司馬遷沒有算錯，這又與老聃是周太史儋有何關係而可以成為一項證據？
四是「如果老子和太史儋確是一人，那麼他見秦獻公時年六十六、六十七歲。即使把老子生年上下各伸縮十年，他過訪秦國時年在五十六與七十六之間也還是在情理之內的。」何炳棣發表此文時已經是2000年，結果他居然還是沒發現一個基本的屬於先秦時代的常識，試問為何老子只能有一個？只能有一個的「老子」的意義是什麼？這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狀況嗎？須知孫子有好幾個，東周有好幾個「Ｘ子」的情況並不罕見，並且好幾個「Ｘ子」同時存在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因此這算是什麼證據？
五是「『周太史儋』這個稱謂也非常符合〈史記．老子列傳〉開頭『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這樣陳述。」這樣都能成為一種證據？試問周朝從立國至今有多少太史？有多少守藏室之史？太史與守藏室之史是一樣的嗎？何況「司馬遷」在這段文字裡明明區分了「老聃」與「周太史儋」，結果何炳棣居然可以視若無睹！這種睜眼說瞎話的做法簡直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於是根據了這五項或相關或不相關，或非常薄弱的「證據」，就能得出「老子……就是周太史儋」的結論！試問這比起梁啟超等疑古者的手法來，難道能不是一種退步嗎？
何炳棣一方面說：「一、《孫子》全書一慣稱『諸侯』（共十見），其餘泛稱『君』或稱『主』。而《老子》則稱『侯王』（四見）及『王』（六見）。這正反映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稱王，齊、秦、韓、趙、燕、中山等國隨即相率稱王；所以《老子》不用『諸侯』而改用『侯王』一詞。二、與『侯王』稱謂息息相關的鬥爭對象已不限於《孫子》春秋晚期的列『國』，而擴展到『天下』（今本《老子》共五十一見）。雖然半數以上『天下』一詞用在哲學與形上的闡發，但用於政治及軍事鬥爭方面的也不少，尤其前後四見的『取天下』的口號和意涵是春秋晚期《孫子》書中所不見的。郭店楚簡《老子》〈十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這種與天、地、道並大的『王』正相當於孟子所企盼的能使天下『定於一』的國王，都是戰國中期才能出現的理念和願望。」且不談短短幾個文字，連《老子》用詞統計都能出錯。試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稱王，齊、秦、韓、趙、燕、中山等國隨即相率稱王」符合事實？稱王如此容易？一個魏惠王稱王了，於是大家便馬上一起壯了膽子來稱王？整個稱王過程一如前章所引最晚從前334年持續到前318年，戰國時代的主要國家才「陸續」「稱王」完畢！所謂「隨即相率稱王」的說法，如果不是對戰國形勢嚴重不理解，如何提出？按照何炳棣的說法，老子不提「諸侯」是因為已經沒有「諸侯」？那麼泗上十二諸侯又是怎麼回事？泗上十二諸侯那種小不點的國家有本事「取天下」？沒本事取天下，能跟「王」相提並論？而被稱為「侯王」或「王侯」？或者疑古者接著就要把「王侯、侯王」解釋成偏義詞？而更荒誕的就是，何炳棣以前的疑古者完全忽略周王、楚王、吳王、越王的存在，何炳棣以後的疑古者繼續忽略！
疑古者一方面用《老子》裡沒有使用「諸侯」而「做為」《老子》誕生於一個「王」的時代的「證據」，卻一方面忽略「周王」的存在，一方面拿著「諸侯」的戰車數量來質疑《老子》提到的「萬乘」？一方面說春秋時代的國家沒有達到萬乘的，一方面也絕對不用舉出任何戰國時代的國家達到萬乘的證據，更不用舉出春秋末年已經是國家兼併戰的末期的事實，試問春秋時代到戰國初期究竟又有多少國家被兼併、消滅？戰爭的增加是怎麼產生的？這些問題，不僅疑古者從來不提，甚至正方學者也未見有提到過的。沒歷史常識，儼然是會傳染的！
何炳棣又說：「事實上。《史記》的〈周本紀〉、〈秦本紀〉和〈封禪書〉互核即可肯定太史儋見秦獻公是在獻公十一年（前374年），上距孔子之卒一百零六年。這個確鑿的年份具有拋錨定位的作用。四、如果老子和太史儋確是一人，那麼他見秦獻公時年六十六、六十七歲。即使把老子生年上下各伸縮十年，他過訪秦國時年在五十六與七十六之間也還是在情理之內的。……綜合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所有的線索似乎都指向同一結論──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就是周太史儋，約生於公元前440年左右。」綜合以上的引述，何炳棣一方面要證明《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老聃寫的，因此把「侯王」、「天下」這些《周易》便已出現的詞彙拿來當成一種證據，說什麼《老子》因為有了這些文字，因此必須等到前344年魏惠王稱王之後，其他王也馬上跟進之後，才能發生。結果為了把《老子》的作者說成是連姓氏都不知道、事蹟也始終只留下一條的周太史儋，又說周太史儋約生於前440年左右。試問，按照何炳棣自己的說法既然周太史儋約生於前440年左右、前347年見秦獻公，試問他憑什麼寫《老子》？他能活到前344年以後？魏惠王「稱王」之後，他馬上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自己生活了近一百年所接觸與使用的語彙全部丟棄？改用「新詞彙」？這種種荒謬透頂、自相矛盾、不合常識的論述，居然也能獲得部分學界專家學者的共鳴？豈不可悲！
孔子曾感嘆：「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雖王可，其霸少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相關引文請見本書〈孔子與老子〉），「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這不是孔子說的？還是得等到魏惠王稱王了，孔子才能說？魏惠王那麼了不起？可以統一天下了？「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這些都不是「取天下」的相關論述？〈孫子兵法．謀攻〉：「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孫子兵法．九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是故，不養天下之交，不事天下之權；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也，國可隳也。」這些也都不是「取天下」的相關論述？所以孔子可以談取天下、孫子可以談取天下，就老聃不能談？這難道不又是雙重標準！何炳棣一方面企圖用孫子、孔子、墨子來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但從以上諸多引文，我們所能看到的除了不合邏輯與常識的推論、沒有證據力的證據，剩下的就是「雙重標準」！況且學者們要考證春秋戰國時代的事情，要翻什麼大案，難道不該先把春秋戰國時代最主要或拿來「考證」的幾個人物與事件先弄明白、記清楚嗎？
綜觀全書，何炳棣既沒有處理《孫子兵法》的主要疑古謬論，更沒有對歷代學者早已經提出的歷代徵引《老子》的實例進行反駁！甚至連提都不提！一如其他疑古者如許抗生等人，不需要對歷代徵引《老子》的實例進行反駁。彷彿這些客觀證據從來就不存在一樣！而這些「徵引」文字絕大多數與今本完全相同，可以被完全忽視；那些《孫子兵法》與《老子》的相似文字甚至只是相似句法就要被放大成《老子》的作者抄襲《孫子兵法》！何炳棣一個人自我陶醉，何以眾多學者也隨著起舞！
總結而論，何炳棣這整本書，破綻百出，多數只在藉由一點資料以編造出數十倍於資料篇幅的故事。但因為何炳棣院士的身分，加上院士、學者們互相追捧之下，這本書竟被某些學者認為儼然已經解決了學術界一大公案、並推翻了另一個公案！於是，何炳棣自稱：「本文的結論如無大誤，舉世漢學界理應公認《孫子兵法》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述。中國典籍、目錄諸學，學術、哲學諸史亦應重定座標！」
最終，這樣的說法上了報，結果被網友舉證出許抗生才是第一個用《孫子兵法》來下拉《老子》成書時間的人。試問：何炳棣的貢獻又是什麼？推翻一個已經被前人「推翻過」的公案？但事實上，他們什麼也沒有推翻。因為客觀的證據證明，《老子》從未引用過《孫子兵法》！若論名氣，則老聃成名時，孫武還是一個默默無名之人，以致於吳王闔閭必須伍子胥屢次推薦才答應要見孫子一面，以致於吳王闔閭即使在看過了十三篇《孫子兵法》後仍不太相信孫子能用兵。而老聃的思想、話語若早已傳播出去，試問孫子是否會受到影響？可是如果沒有真憑實據，誰憑什麼把一個「相似性」莫名其妙的轉換成「引用關係、剽竊關係」？難道同一個時代的人彼此之間沒有「相似性」、智者彼此之間沒有「相似性」？關於春秋時代的智者在思想、修辭之間的相似性，可參考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思想交集表〉，如果何炳棣等人的「相似性」能當成一種跟「引用關係」具有相等效力的「證據」，甚至比「引用關係」具有更大的效力的「證據」，那麼根據這個表所能做出的所有推論，恐怕會先讓學界的專家們神經錯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