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葉適
〈習學記言．卷四十六．孫子〉：
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略；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耶！
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誇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且武自詭婦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為二隊，是何陳法？且既教婦人，而愛姬為隊長，則軍吏不可參用男子。隊長當斬，其誰任之？倉猝展轉，武將自敗之不暇，然謬誤流傳，但謂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也。不知真所謂知兵者，何用此？或問子不與斬愛姬，於事何所損益？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陣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陣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為國者願聽命焉！禍結數千年，不可救止，此豈小故而謂無所損益耶！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按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其論突兀怪偉，無有典常，然猶是兵內事。今「詭道」二字於兵外立義，遂為千古不刊之說。自司馬子魚以來，不得已而一用之者，以類採集，自為一家，變異翕忽，猶若鬼神；而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亂而取、實而備、強而避、卑而驕」，禹、湯、文王之兵也，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不能知；所知者，詭而已！
「兵聞拙速，未覩巧久。」最為論後世用兵要處，然巧者能久、拙者不能速，古人久、速，此書未深考也。《書》稱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非巧拙久速所能預。高宗伐鬼方，周公誅管、蔡之黨，齊桓、楚莊圖霸，皆最久。後世諸葛亮雖無功，亦能久暴師而不困。夫行師有節，駐兵有制，於敵不厭，於我不勤，雖久可也。若輕行焱欠反，亟肄多方，譬如寇盜，有同夷狄，雖速，奚貴哉！
「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艸忌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按轅濤塗欲齊桓觀兵東夷，循海而歸；申侯反之，使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粮屝屨，而齊執濤塗。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邲之敗，楚亦穀晉三日，皆為大慶。雖春秋用兵劣於前世，然未有指敵以為食者；至於後世，剽劫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為智將；則赤眉、黃巾紛紛起矣！
自周衰，諸侯強凌弱、大併小；春秋時，無歲無之，圍入滅取，至立為凡例。而此書有「全國、破國，全軍、破軍」、「攻城，十圍、五攻」之論，又謂「不戰而屈人兵」，當「以全爭於天下」。初看似徑省，然豈伐謀、伐交所能致，必如禹、湯而後不戰、全爭者可言也。
極論「縻軍引勝」，又謂「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也；秦漢以後，其語遂為砭石。蓋此書亦非能見微者，本於窺測而勢轉激耳。
「先為不可勝也，以待敵之可勝。」、「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可勝者，守也；不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其論彼己勝敗之際，至為懇切，蓋止欲不敗，而未嘗敢求必勝也；而後之欲必勝者，皆於此書索之。其它不足道，而曹操、李靖為最詳，則余所不能知也。
「戰勢，不過奇正。」專為將兵者言之，可也；若為國，則有正無奇也。
「能知戰地，能知戰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凡戰以聲相臨，以勢相加，決知戰地、戰日，雖湯、武之師不敢以此自任。如是，則有守而已。此書盡用兵之害而於「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亦未之詳也。
「兵非貴益多，唯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此篇所記，行軍候敵情偽數十條，而卒係之以此數語。蓋喜謀者多躁，有慮者易驕，智士之通患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夫可以必勝而輕失之者，世固多有；不可以勝而輕犯之者，世固多有。不然，亦安得成敗存亡之易置也。此何獨為兵言之。故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又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嗚呼！何獨兵也！
「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明此書不與闔廬、伍員同時。「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攻其首則尾至，攻其尾則首至，攻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古人謂：「善治者，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又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善用兵者，人人知其勇怯，事事同其憂患，死生利害不相背離；所以首尾相救，如使一人；非謂陣法奇正，同舟遇風，不得已而然也。如必曰：「投之死地然後生，陷之亡地然後存。」是真死亡，豈復有生存之理哉！
火攻，淺事；以此為書，則不勝書！何止十三篇也！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戰國說士，所謂養由基可教射之類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凡孫子所言，皆先知之事，而謂「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而歸之於〈用間〉，則此書之綱領不過於「用間」而已。然謂「明君賢將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蓋其妄意之過，若近事秦檜挾金人以執國權，則可謂彼能用間矣。
司馬遷謂：「世所稱師旅，多道《孫子》十三篇。」始管子、申、韓之學行於戰國、秦、漢，而是書獨為言兵之宗，及董仲舒、劉向修明孔子，其說皆已黜，而是書猶傑然尊奉逮今，又將傳之至於無窮。此文武所以卒為二塗也。悲夫！甚哉！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乎？」嗚呼！不知雄所指何司馬也？
葉適這篇文章堪稱是人類智能衰退的典範之作，其中謬論處處、猜測處處，然而即使是這樣的一篇文章，也被往後的疑古者爭相徵引，部分觀點更成為「千古不『堪』」的疑古論據。既然這是一篇如此荒謬的文章，那麼我們自然要好好的看一下它是如何荒謬的。
葉適說：「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
這整個說法是不是葉適的猜測呢？而以〈火攻〉、〈用間〉看來，其內文語意完足，葉適看不懂便又胡亂猜測孫子有什麼「未盡之書」，這不是挺荒謬的嗎！然而這種因為看不懂文章而懷疑東、懷疑西的作法，卻是目前疑古者疑古的基本路數之一。往後就有疑古者因為「看不懂」〈九地〉的文章結構，而懷疑該篇有「錯簡」的情況發生；而更荒謬的卻是，就算是「錯簡」也是極為正常的現象，然而疑古者卻居然可以把「錯簡」當成是一種「《孫子兵法》經過後人整理的現象」，不免令人搖頭嘆息！而其中葉適又把班固〈藝文志〉中的「篇」猜測為「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這就更令人嘆息了；如果真是如此，那麼請問以下的「篇」難道也會是所謂的「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嗎？
〈漢書．藝文志〉：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今本《論語》二十篇，每篇中都有「章次」之分，《孟子》等書亦然。那麼〈漢書．藝文志〉中的「篇」，還有可能會是什麼「章次之比」而「非今粹書」嗎？
葉適又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誇大之說也。」
前文葉適說孫子有「未盡之書」，現在又說《孫子兵法》因為與《管子》、《六韜》、《越語》的內容「相出入」而變成了「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且請問「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就可以導出「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這樣的結論嗎？這是什麼邏輯！而葉適的知識自然不足以讓他得知：《管子》、《六韜》、《越語》那些與《孫子兵法》相關的文句，其實正是它們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證據之一，儘管其中《管子》的部分內容我們無法確定，然而《六韜》一書的相似內容卻是不容置疑的；那麼葉適所謂的《越語》呢？《越語》被葉適當成一本書來看待，自然不會是指《國語》一書中的〈越語上〉、〈越語下〉兩篇，而是指《越絕書》而言，況且這兩篇文章中也沒有與《孫子兵法》「相出入」的地方，而《越絕書》卻果真有「相出入」之處，那麼這些相出入的地方又是什麼呢？有兩條，引如下：
〈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
〈越絕書．越絕外傳枕中〉：「（范蠡對越王說：）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
前條語出〈地形〉而後條語出〈勢〉，且一來范蠡本來就比孫武晚出，且十三篇也早在前年八月以前便已面世，因此范蠡會引用也是極為自然的事情。而〈越絕外傳記地傳〉更是明言出自「兵法」，那麼這是出自什麼兵法呢？這答案豈非是任何有用心讀過《孫子兵法》的人都能知道的嗎？然而葉適不僅不知道，反而倒因為果，把這明明是「引自」《孫子兵法》的文句硬說成是與十三篇「相出入」的內容，從而並以此說《孫子兵法》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這不是荒其大謬嗎！然而我們不禁更想請問，為什麼那一大堆「山林處士」就能寫出十三篇這種高超的文章，而偏偏春秋末年的孫武就不行呢？為什麼呢？而所謂的「山林處士」們的文章，目前又有多少可以為世人所見呢？如果世人不能得見所謂的「山林處士」們的文章，為什麼葉適可以判斷出這些文章是屬於山林處士所為呢？由此可見，葉適的這種種說法，明顯違背事實與不合邏輯！然而這卻是疑古者極為珍視、重視的疑古證據之一。
此外，葉適到底又憑著什麼依據說：「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誇大之說也」。他可能憑著什麼證據推出了這個結論嗎？他什麼證據也沒提出。然而，為什麼這樣一個荒謬的猜測，到了往後的疑古者手中，居然就搖身一變成了另一種「不可疑」的「證據」了呢？葉適是神嗎？以致於他可以穿梭時空親見春秋戰國時的現況，或者如司馬遷般可以看到許多第一手的資料呢？還是葉適是什麼特別的人物呢？以致於他說的話不管有沒有證據、是不是猜測，只要到了下一位疑古者手中便都可以把它變成一種「證據」來看待了呢？而這樣的狀況還不只是發生在葉適身上而已，譬如全祖望說過了什麼，錢鍾書就把它當成了一種證據，以證明孫武「不知兵」；又如梁啟超把《孫子兵法》當成偽書、當成出於戰國時期的書，但他同樣什麼證據也沒有提出，可是到了後來的黃雲眉，這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的說法，居然也變成了一條可以「佐證」《孫子兵法》是偽書的「證偽證據」了！而這樣的作法，自然一點都不科學。
葉適又說：「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
這一點，筆者已在〈春秋、戰國差異淺說〉一章論述甚詳，而葉適的荒謬自然也就極為明顯了！且《左傳》一書中沒有命卿記載的人何其之多，就是伍子胥、文種、范蠡三人，左丘明又哪裡有相關的命卿記錄呢？況且到底又是哪一本史書說過孫武是吳國的「大將」了呢？司馬遷只是說闔閭「卒以為將」，他有說是命他為「大將」嗎？「大將」與「將」這之間自然也是有差別的，然而以此看來，葉適當然也不知道了。而更荒謬的卻是，基於「《左傳》無其人則史無其人」的思維，葉適又把另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司馬穰苴」也給拉扯了進來，而說他也是虛構的，關於他的記載也是「非事實」的。然而我們不禁又想請問，華登是吳王夫差時對吳國軍事極為重要的人物之一，左丘明的《左傳》對此有記載嗎？范蠡是幫助越王句踐復國、復仇的必須人物，左丘明有記載嗎？如果對於復國、復仇這樣重要的事情之絕對相關的人物，左丘明都可以不置任何一語，為什麼孫武幫助吳國打敗楚國軍隊，左丘明就得記載呢？就更別談司馬穰苴不過是幫齊景公打了一場大勝仗而已！
我們當然還要繼續追問，到底《孫子兵法》十三篇裡面，是哪一篇、哪一段的哪一句話告訴了我們，孫武當時的將軍是「特將於外」而不「與聞國政」的？有這樣的一句話嗎？沒有。那麼葉適在此豈不是又在用自己虛構出來的「事實」來質疑原本就確實存在過的「歷史」呢？如果葉適他對此事不自覺，那是他愚昧；如果葉適他是有意如此，那就表示他個人的人格是極為卑鄙了！然而就是這樣一條荒謬的說法，到了往後的疑古者手中，居然也變成了一條確定無疑的證偽證據了！
在此，我們自然必須補充一件事情，〈謀攻〉有云：「將能而君不御，勝。」而〈九變〉也有云：「君令有所不行」，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孫子也有云：「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那麼我們要補充的自然就是，這種現象一定要到戰國時代才能有嗎？且看以下兩段引文：
〈左傳．閔公二年（前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公羊傳．襄公十九年（前年）〉：
（經十九。九）晉士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所謂「師在制命而已」，就是指軍中之命由軍中統帥自行決定，而不須稟告君主才能行事，因此他又說：「稟命則不威」，意即如果還要請示君主才能行動，軍中統帥也就沒有威嚴了。而《公羊傳》更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早在孫武之前的將軍們，就已經在「君令有所不行」了。由此可見，葉適的說法，自然是虛構出來的。
且春秋戰國之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使得春秋時代的制度到了戰國時代便大家都有志一同的改了起來呢！而從葉適的前後文我們更發現一個荒謬的事情，葉適先是不用任何證據的，而只是從十三篇的內容與三本書「相出入」的情況，就說《孫子兵法》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而現在他又從《孫子兵法》的內容中「研判出」其中所提的現象，必須要到「六國時」才有，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但這卻是疑古者極為珍視的證偽證據之一。
而依照葉適的邏輯推之，則司馬遷於春秋戰國諸子皆詳，而墨家與儒家並稱為戰國兩大顯學，則《史記》無〈墨子傳〉可乎？且墨子之弟子亦多，為何司馬遷卻偏偏只寫了〈孔子世家〉以及〈仲尼弟子列傳〉兩篇，而對於墨子其人的交代，也只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之：「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這極為淺短、極為模糊的說法呢？可我們今日難道可以以此來質疑戰國時代根本就沒有墨家、戰國時代根本就沒有墨子、戰國時代墨家根本就不可能與儒家並稱顯學嗎？可以嗎？可乎！
葉適又說：「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用婦人來演練軍隊就「奇險不足信」了嗎？那麼古代婦好親自帶兵出戰的歷史記載，豈非成了神話！然而，就是這一大男人主義的觀點，又暴露了葉適歷史知識貧乏的弱點。請見以下引文：
〈墨子．備城門〉：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圉。
〈墨子．備穴〉：
鑿井城下，俟亓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亓一遍，已而移版，鑿一遍。頡皋為兩夫，而旁埋亓植，而數鉤亓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五十人。
〈商君書．兵守〉：
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難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柞格阱陷，發梁徹屋，給徙，徙之；不給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李同（對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
〈丹鉛餘錄．卷九．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為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如果用婦人來進行軍事操演是「奇險不足信」的，那麼以上那些以女子守城的理論與實例，葉適又要給出什麼荒唐、荒謬的評語呢？而「奇險不足信」，就可以當成一種證據嗎？如果葉適還只是不學無術而已，那麼往後的那些不斷徵引葉適的這一「說法」的疑古者，豈非連最基本的判斷力都沒有了嗎？
葉適又說：「且武自詭婦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為二隊，是何陳法？且既教婦人，而愛姬為隊長，則軍吏不可參用男子。隊長當斬，其誰任之？倉猝展轉，武將自敗之不暇，然謬誤流傳，但謂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也。不知真所謂知兵者，何用此？或問子不與斬愛姬，於事何所損益？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陣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陣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為國者願聽命焉！禍結數千年，不可救止，此豈小故而謂無所損益耶！」
是何陣法？葉適如何得知呢？古代流傳下來的陣法又何其之少呢？葉適以所見之不足、以自身之不知而懷疑孫子之陣法，這樣的作法自然毫不可取！而宋朝好談陣法，並極端的以為軍隊完全可以依靠陣法就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這當然是一個時代的荒謬，而歷史也對這種荒謬給以了無情的回應：滅亡。而這既然是整個時代的荒謬，那麼像葉適這種欠缺素養、缺乏思辨能力的文人，他不知道陣法是必須隨情況而變化的也就是極為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又豈不聞韓信點兵嗎？難道當人數少時，軍隊便無從訓練起了嗎？且此說最荒謬的一點莫過於，何以「且既教婦人，而愛姬為隊長，則軍吏不可參用男子」呢？這種規矩又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呢？難道墨翟與商鞅這些以女子參與守城工作的人，他們也都是採用女子當軍吏的嗎？而我們更不明白，何以孫子於法有據的斬了兩位不聽指揮的隊長，居然就變成了一個「不知兵」的人呢！
葉適還不明白的是，古代軍隊訓練或者作戰其數量都是不一定的，既然是不一定的，那麼依照葉適的邏輯，難道每一次數量變動，陣法就得創新嗎？且宮女初受訓練如何便得教以「陣法」，此時不過還在列隊做基本動作訓練而已，哪來的陣法呢？
〈左傳．昭公元年（前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十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按照葉適那荒謬的邏輯，我們不禁又想請問，中行穆子他突然使用的又是什麼陣法？此外，按照葉適的邏輯，「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就是「不知兵」者的標誌，那麼難道知兵者底下就無違法之人了嗎？而這顯然不符事實！
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卷二〉中說：「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千載不傳之秘文，此余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為可惜。」於是我們將之與葉適的謬說做一對比，我們又豈止看到了君子與野人之別，我們更明白了一個懂軍事的人與一個排斥武人的偏激腐儒，兩人對於兵法的認知，確實是有天淵之別的。
葉適又說：「今『詭道』二字於兵外立義，遂為千古不刊之說。自司馬子魚以來，不得已而一用之者，以類採集，自為一家，變異翕忽，猶若鬼神；而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亂而取、實而備、強而避、卑而驕』，禹、湯、文王之兵也，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不能知；所知者，詭而已！」
由葉適此語，我們又見其自相矛盾之處。何以見得？因為既然「司馬子魚以來」有那麼多「不得已而一用之者」，那豈不是證明這種方法常常被「不得已而一用之」嗎？否則這樣的例子若不多，其他人如何「以類採集，自為一家」呢？而孫子的「詭道」乃是「違背常道、常規」之意，如何便得與「正道」對立起來說呢！且《左傳》中之謀略、詭詐之多、之甚遠勝於《孫子兵法》多矣！則葉適之說不攻自破矣，相關論述請見〈疑古謬論綜駁．李零〉，不贅！
然而在此我們開始看到了一種極為奇異的現象，這種現象是：每每無知的人、沒有判斷力的人是疑古者自己，但他們卻往往喜歡以自身的情況而說孫子或者相信關於孫子的歷史的人「不學，不能知、是沒有獨立思考力的人」。而這種惡例自然也開始傳承了下去，直到近代的疑古者都還頗為常見。至於葉適的什麼「兵外立義」的說法，也只是基於他對軍事的無知而發的謬論，根本就不值得一駁了！
而葉適首先從孫子其人開刀，說孫子是如何的不知兵，他的事蹟是如何不可信；接著又從孫子的書開刀，說這本書不是孫子寫的，而是山林處士寫的。而接著他又開始拿《孫子兵法》開刀，先從「詭道」開始胡言亂語起來，並且「因此」說「孫子不學，不能知；所知者，詭而已」！既然葉適認為《孫子兵法》不是孫子寫的，那麼他又豈能拿他曲解《孫子兵法》的說法來攻擊孫子呢！這，不是自相矛盾的作法嗎？然而往後的疑古者，不僅未能看出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甚且更在此基礎上雪上加霜、火上加油！或許這些人跟孫子沒有什麼血海深仇，只是因為孫子是標竿人物，因此不得不如此攻擊他罷了。
葉適又說：「『兵聞拙速，未覩巧久。』最為論後世用兵要處，然巧者能久、拙者不能速，古人久、速，此書未深考也。《書》稱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非巧拙久速所能預。高宗伐鬼方，周公誅管、蔡之黨，齊桓、楚莊圖霸，皆最久。後世諸葛亮雖無功，亦能久暴師而不困。夫行師有節，駐兵有制，於敵不厭，於我不勤，雖久可也。若輕行歘反，亟肄多方，譬如寇盜，有同夷狄，雖速，奚貴哉！」
「未深考」的顯然不是別人而正是葉適，而他在此斷章取義、以偏概全、不顧前後文意的作法，也已經很明顯了。相關引文如下：
〈孫子兵法．作戰〉：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而饋糧，則外內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費日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屈力，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得用兵之利矣。……故兵貴速，不貴久。
首先，很不幸的，我們必須在此解讀起文章來！孫子在這段話裡首先描述了一場戰爭是如何耗費國家資源的，而如果每一日的花費都需要「千金」之多，那麼時間越久對國家自然也就越不利了！於是孫子便接著描述當十萬的部隊投入戰爭後，如果野戰時間一久就會產生兵器變鈍、士氣遭受消磨的弊端，如果攻城則又要消耗許多力量，軍隊長久在外則會使得國家產生資源不足的弊端；而當國家產生以上的弊端，則將使得諸侯們趁機對它發動攻擊，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智者也不能為它善後了！因此戰爭只聽說過要拙而速的，沒有看過要巧而久的。用兵時間長久而國家得利的，是從來也沒有的事啊！因此，不能完全的瞭解用兵的害處，也就不能得到用兵的好處了！
換句話說，這「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久」一句，是承上文而言的結論，其邏輯是因為沒有人要國家不利，因此沒有人要「巧久」。而不是什麼未深考之類的荒謬說法，否則孫子還有必要說出「兵貴速，不貴久」嗎？如果沒「巧久」的情況存在，孫子又如何舉出久的弊端呢？而如果沒有久的存在，孫子又豈會在〈用間〉篇說出：「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費日千金。外內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這樣的話呢！那麼是誰「未深考」！又是誰在沒有詳讀此書的情況下，隨意批評呢！
且葉適所舉的例子本身就有極大的問題。如果我們都只看結果，而不看如齊桓公、楚莊王在圖霸的過程中所有的損失，那麼又豈能不因此而得出偏頗荒謬的結論呢！且既然戰爭必然要每日耗費掉國家鉅額的資源，那麼齊桓公、楚莊王又豈會是其中的特例呢？這是常識問題。何況葉適只是一廂情願的舉出這些例子，他卻把其他那些因為窮兵黷武而亡國的眾多例子棄之不顧，由此我們豈不又看到了他為了證明自己比孫子高明所表現出來的「急迫」與「偏激」嗎？而其中的諸葛亮，又哪裡沒被困到了呢？況且久而不困就能表示他的國家蜀國的經濟沒有因為這些長期的軍事行動而受到損害嗎？這之間的關係，偏激如葉適者，又豈能看出呢！至於諸葛亮如何打仗，如何因久暴師而受害，請見《三國志》，不贅言。
葉適又說：「『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艸忌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按轅濤塗欲齊桓觀兵東夷，循海而歸；申侯反之，使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粮屝屨，而齊執濤塗。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邲之敗，楚亦穀晉三日，皆為大慶。雖春秋用兵劣於前世，然未有指敵以為食者；至於後世，剽劫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為智將；則赤眉、黃巾紛紛起矣！」
「智將務食於敵」乃孫子為解決糧食來源困難問題而提出之策略，不想葉適對於兵學知識既付之闕如，又因成見而曲解城濮、邲之戰中，明明是「取食於敵」的客觀真實，令人再次對疑古者的手段感到搖頭嘆息也！然而葉適比起往後的疑古者畢竟還要可愛許多，說他可愛許多自然是比較而來的，說他可愛許多則是因為他畢竟把他所知的儘管極為稀少的例子舉出來並且「加以曲解」而把這些稀少的例子全部曲解成不是「指敵以為食」的例子！嚇！這樣還能叫做比較可愛嗎？這自然是比較可愛的！因為往後有疑古者仍然繼承了葉適關於這一論點的提法，卻完全、刻意不提葉適在此例中所舉出的例子，以做到迴避事實的目的。而這豈不可惡已極！既然這些人是可惡已極的，而葉適只是可惡而已，兩相比較之下，葉適自然就顯得可愛許多了！然而事實果真如葉適所言嗎？自然絕非如此。相關引文如下：
〈逸周書．武稱〉：
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筆者譯：春季使敵人違離農耕的時間，秋季趁著敵人收穫的時間進行攻擊，夏季割取敵人的麥子，冬季使敵人穿不著禦寒衣物；春秋兩季動作要舒緩，冬夏兩季動作要急速，這些都是動用武力的時機。）
〈逸周書．大武〉：
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凡此七者，伐之機也。（筆者譯：四時是指：一、春季使敵人違離農耕的時間，二、夏季搶奪敵人的麥子，三、秋季奪取敵人收割的穀物，四、冬季使敵人穿不著禦寒衣物。三興是指：一、我方政治調和的時候，二、以治理的國家討伐混亂的國家，三、以吃飽糧足的國家討伐鬧飢荒的國家。這七項，是討伐的時機啊！）
〈左傳．隱公三年（前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左傳．隱公四年（前年）〉：
秋，諸侯復伐鄭。……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前年）〉：
（晉、楚城濮之戰，晉軍勝。）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左傳．文公十七年（前年）〉：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左傳．宣公七年（前年）〉：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左傳．宣公十二年（前年）〉：
（邲之戰）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成公十六年（前年）〉：
（晉侯伐鄭，楚軍救之，是為鄢陵之戰，晉軍勝。）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國語．晉語六〉：
鄢之役，荊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丐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灶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荊師於鄢，將穀（韋昭注：「處其館、食其穀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新書．審微〉：
宓子（生於前年）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左傳．哀公十七年（前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商君書．徠民〉：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用軍事行動動搖其根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愛爵而重復乎？
《逸周書》產生於春秋以前，而戰國時的商鞅不過是繼承它的說法而已，那麼這種謀略的來源有多悠久，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孫子主張：「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故智將務食於敵……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共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作戰〉）而與孫子同時期的司馬穰苴，亦有相近的思想，即〈司馬法．定爵〉：「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眾，勉若；利地，守隘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其中的「阜財，因敵」，也是從敵人處獲得物資的意思。
而由以上的例子也可知，什麼「皆為大慶」根本就是在曲解事實，什麼「雖春秋用兵劣於前世，然未有指敵以為食者」根本是違背事實的說法，什麼「至於後世，剽劫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為智將；則赤眉、黃巾紛紛起矣！」則又是在對此書及其作者孫子的污衊！難道奪取敵人的糧食就是「赤眉、黃巾」嗎？難道奪取敵人的糧食比奪取敵人的性命還要嚴重嗎？可惜的是，此等謬論竟也是往後疑古者用來攻擊孫子其人其書的寶貝利器之一。而由上文可見，葉適之所以產生這種荒謬的想法，並且想要試圖去曲解他所見的春秋時代的兩個例子，乃是在於《左傳》一書對相關的事例記載甚少的緣故。可是難道《史記》中對於戰國時代的相關記載就多了嗎？難道看事情都只看一、二個例子，都只看一個面嗎？然而這卻是疑古者基本的疑古技巧之一，即如目前考證《文子》一書者，也有一疑古者僅僅把此書與先秦諸子的相關性侷限在《呂氏春秋》一書中，從而因為《呂氏春秋》中僅有一例相關引文是《文子》所有而《淮南子》所沒有的，於是該名疑古者便極力的去曲解那條「孤證」，從而將該條「孤證」的效力予以「取消」，然後得出「結論」說這只能是《文子》抄《淮南子》，而絕不可能是《淮南子》抄《文子》的結果。然而我們依據常識判斷，何以甲與乙的文句相同，而甲與乙都與丙相關，就可以導出必然是甲抄乙而不是乙抄甲的結論呢？這顯然不合邏輯與違背常識！何況如果將《文子》一書與先秦諸子的相關性放大到整個東周諸子來比較而不再侷限於《呂氏春秋》一書中之文句，那麼我們將會馬上發現一個事實，那就是先秦諸子有太多的文句是與《文子》重複、相似，而卻無法在《淮南子》中找到的；關於這一點，即便是筆者在〈先秦諸子與孫子〉中關於兩書的引文也已經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了，更遑論其餘。而最荒謬的莫過於，何以一個要將自己的書「偽造」成出於先秦時代的作者，竟會愚蠢到去抄襲漢朝時才完成的《淮南子》而不去直接抄襲先秦諸子呢！因此可見，葉適的這種荒謬絕非特例，而是疑古者的普遍特質！
我們依據常識推斷，既然軍隊必須要有糧食才能生存，才能運作，而且作戰時必然攜帶糧食，那麼有可能在戰爭過後，當戰勝一方在收集「戰利品」的時候，「刻意」將「敵人的糧食」完全捨棄嗎？這是可能的、合理的、符合常識的嗎？然則何以史書中鮮少有相關的記載呢？為何《左傳》與《史記》中提到「戰利品」時，也都大部分著重於「幾車、幾甲、幾人、斬首多少」呢？或許是因為這些東西比較重要、這些資訊比較容易取得的緣故，更或許是相對於戰爭進行中與戰爭結束後，糧食的重要性已及不上「車、甲、人首」的緣故，否則戰場上可以收集到的戰利品必然還要有刀劍矛戟弓箭馬牛等等，然而這些東西史家也幾乎都沒有紀錄。幾乎，自然也就意謂著還有。今舉其中三條關於戰利品的記載如下：
〈左傳．宣公二年（前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左傳．哀公二年（前年）〉：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蜂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前年）〉：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由上文我們果真看到了左丘明記載了「獲齊粟千車」一事。而獲取敵人的糧食，在春秋時期極為繁多的戰爭中自然也不可能僅有這個例子，那麼何以左丘明獨於此例有所記載呢？或許正是因為這千車的糧食量大或完好無損的緣故吧！當然這只是合理的猜測，不一定符合事實！然而不管如何，戰勝一方獲取敵方糧食，甚至吃敵人糧食這樣的事實，必然是幾乎每場戰爭都會產生的情況，就算史書沒有記載，我們依照常識也能得知。但何以今日疑古者們卻寧願背離常識，而用「史家無載便無其事、其人」、「《左傳》無載便無其事、其人」這種經過主觀取捨的結果來當成一種證偽證據呢？這不是極為荒謬的事情嗎？而其「用心」又何在呢！
葉適又說：「自周衰，諸侯強凌弱、大併小；春秋時，無歲無之，圍入滅取，至立為凡例。而此書有『全國、破國，全軍、破軍』、『攻城，十圍、五攻』之論，又謂『不戰而屈人兵』，當『以全爭於天下』。初看似徑省，然豈伐謀、伐交所能致，必如禹、湯而後不戰、全爭者可言也。」
我們在此又看到葉適的荒謬，以及葉適「不擇手段」務要將此書極力貶低的做為。到底為什麼「伐謀、伐交」就不能達到「不戰、全爭」的境界呢？為什麼一定要如「禹、湯」才能「不戰、全爭」呢？而「禹、湯」又到底是憑著什麼「不戰、全爭」呢？且難道葉適不知道商湯伐夏桀的鳴條之戰也是有死傷的嗎？可惜葉適畢竟不知道。
葉適又說：「極論『縻軍引勝』，又謂『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也；秦漢以後，其語遂為砭石。蓋此書亦非能見微者，本於窺測而勢轉激耳。」
果真春秋時沒有「中御」之患，那麼前年的里克怎麼會有：「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左傳．閔公二年〉）這樣的說法呢？而葉適一方面說《孫子兵法》是什麼春秋末、戰國初的什麼山林處士所為，一方面又說書中提到的「將能而君不御」在春秋時代不會有，在戰國時代才開始有而甚少，一直要到秦漢以後才多，何自相混淆如此也！怎麼一篇文章沒有多少字，卻如果不是在曲解文意、在虛構歷史、在辱罵先人就是在自相矛盾呢！在這裡葉適一方面因為自己不學無術而有了這種推測，一方面又說這本書也不是能預言未來，只是因為「窺測而勢轉激」而碰巧說對的。總之，沒有一句好的就是；總之，這本書就是爛；總之，葉適就是比該書的作者高明。總之，這就是葉適所要急於表達的想法。
然而「御將、干預將帥決策」的現象在戰國時代就真的很少了嗎？我們簡直是「懶得」再去舉例子來證明這種說法的荒謬了！然而我們總是要提出幾個人名，讓想要「繼承」葉適這個謬論的疑古者，好好去按圖索驥，補充一下歷史知識的。這些人名大致有：樂羊、匡章、樂毅、甘茂、白起、廉頗、李牧、王翦。至於史書上還有多少沒有被紀錄的例子，那我們是不得而知的，然而若要比較，最好也把葉適所謂的秦漢將領來個全舉式列出，看看到底是春秋戰國多還是秦漢多。
葉適又說：「『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明此書不與闔廬、伍員同時。」
在尚未看到葉適的這篇文章之前，我們不免還「猜測」疑古者的學識就算再低，也該有個起碼的程度。然而當我們看到了葉適的這則說法時，我們還能如此「樂觀」嗎？沒有伍員推薦專諸，就不會有刺王僚的事情發生，沒有這件事情發生，也就不會有吳王闔閭的產生，沒有吳王闔閭的產生，也就不會有闔閭見孫武的事件發生，同時闔閭也就看不到十三篇；那麼為什麼孫武或者如葉適所說的此書的作者就不能提到專諸這個人呢！但若按照葉適這種邏輯，則《左傳》中叔向不該提到子產，晏子不該提到叔向，孔子不該提到晏子，甚至伍子胥、公子光都不該提到專諸，然而這符合常識嗎？同一個時代的人就不能提起彼此嗎？葉適沒有常識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又能不為當時的學術界感到極度悲哀嗎？
葉適又說：「如必曰：『投之死地然後生，陷之亡地然後存。』是真死亡，豈復有生存之理哉！」
這條也仍然極為荒謬。但無疑更讓人明白像葉適這麼欠缺常識的人，確實是很難理解所謂的「哲理」的，更遑論當這個「哲理」與「軍事知識」相結合時，葉適自然就更無法理解了。而如果不是葉適顯然看不懂這句話的意義，還能有什麼可能呢？而我們在此除了希望他有機會的話可以去翻翻春秋時孟明視、戰國時田單、秦末時項羽、韓信等人的歷史之外，我們更希望他在好好把歷史讀一遍之前能暫時歇筆，以免繼續貽笑大方！此實肺腑之言也！當然，如果他的人生可以重來的話！
葉適又說：「火攻，淺事；以此為書，則不勝書！何止十三篇也！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戰國說士，所謂養由基可教射之類也。」
葉適在此首先以其主觀標準把火攻當成了「淺事」，繼之又說根據這個主題，簡直可以書不勝書，又豈止只能寫出十三篇呢？我們且不管「火攻」到底是不是「淺事」，但請問這天底下又有哪個主題不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呢！漢朝時人光是解釋一個「馬」字，就可以寫出數萬言的東西，十三篇不過五千餘言，又豈是其數量上的敵手？再者，依據葉適的邏輯，十三篇中又有哪些主題不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呢？除了十三篇外，任何戰國的子書，任何直到宋朝葉適之時的書籍，又有哪些內容不是可以衍生出成千上百億字的呢？又豈會只有「火攻」呢！那麼「火攻」到底是不是「淺事」？豈止「火攻」是「淺事」，「用兵、攻城」又何嘗不淺？難道不知孫子十三篇〈謀攻〉就這麼定義：「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葉適當真是不用心啊！
至於他所說的：「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那更只能顯示出他自己學術修養的淺薄，他連這個篇章的主題都沒抓到，居然也大言不慚的以此方法要來詆毀孫子其人及其書，未免太不自量力了。而葉適的這個「妙法」不僅在此文中有生存空間，更是往後疑古者頗為珍視的伎倆之一。如前文曾提及的關於〈九地〉篇的例子即是。
葉適又說：「『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凡孫子所言，皆先知之事，而謂『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而歸之於〈用間〉，則此書之綱領不過於『用間』而已。然謂『明君賢將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蓋其妄意之過，若近事秦檜挾金人以執國權，則可謂彼能用間矣。」
奇怪的是，到了這裡這本書又是孫子寫的了！一個人若荒唐，好歹也該有個限度，然而葉適卻不然；他言語閃爍，一下子說這不是孫子寫的，一下子又說這是孫子寫的，然後再把他編織出的罪名一股腦兒都推給孫子。而葉適於此又再度因為學養不足而犯了可笑的錯誤，他不明白不同的主題之間有不同的內容需要提出，而孫子十三篇固然主張先知、先計、先勝，但每篇有每篇之主題，焉會如麻雀烏鴉般叨絮不休。若孫子如此作文，十三篇又豈會被劉勰評為「辭如珠玉」。其次，他批評孫子用上智為間必成大功的說法，說這是妄想，然後又說如金人用秦檜般才可謂能「用間」。葉適之荒謬還真是沒有一個止境，而我們依據葉適最缺乏的常識進行判斷，智能越高的人其擔任間諜成功的機率自然大於智能低的人，而伊尹幫助商湯滅夏，呂尚幫助周武王滅殷，自然是極有智慧之人，而他們所成的豈非也是「大功」。而金人呢？金人用了秦檜，有因此取下宋朝嗎？那麼伊尹、呂尚比之秦檜，誰是上智呢？商湯、周武王比之金人，誰會用間呢？我們可還需要直接說出答案嗎！
而奇怪的是葉適自己誇大自己所知的重要性，卻一味的說人「不學，不能知」、「亦非能見微者，本於窺測而勢轉激耳」、「其妄意之過」！然而饒是這樣一篇莫名其妙的瞎扯蛋，卻也能成為歷來的疑古者爭相徵引的一篇文章，那麼這疑古者的程度如何，大家也就不難想像了！
葉適又說：「司馬遷謂：『世所稱師旅，多道《孫子》十三篇。』始管子、申、韓之學行於戰國、秦、漢，而是書獨為言兵之宗，及董仲舒、劉向修明孔子，其說皆已黜，而是書猶傑然尊奉逮今，又將傳之至於無窮。此文武所以卒為二塗也。悲夫！甚哉！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乎？』嗚呼！不知雄所指何司馬也？」
葉適的荒謬總算到此告一結束，而這收尾自然也逃不出荒謬的評價。如果《孫子》無價值，又豈會「傳之無窮」！而他居然大發謬論的說，文武之道因此便捷然分為兩路，簡直是可笑到了極點。而這種文武殊途的說法，也正是宋朝重文輕武的氛圍下腐儒們的一般論調。於葉適身上得見，更不足為奇。只是這又何足一論！連孔子本身都要學習軍旅之學，連孔子本人也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史記．孔子世家〉）又哪來的什麼文武殊途呢？宋朝腐儒將儒家本意完全曲解，因而走向極為偏激的道路，這難道不是因為《論語》、《孟子》等書極少談及相關問題的緣故嗎？那麼這與《左傳》不載便史無其事、其人的思維，又有何不同呢！因此，就算流傳至今的《論語》裡面包含了孔子論述軍事戰爭藝術的章節，又難道不會被這些腐儒加以曲解猶如「未有指敵以為食」的例子嗎？而身處今日的我們，又豈能不對此加以警惕呢！
那麼葉適是何等人也？何以其程度差到令人不忍卒睹的地步，卻又廣為歷代疑古者所推崇呢？他是南宋永嘉學派代表人物，並與朱熹、陸九淵齊名，主張：「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知天下之利也。」（〈水心別集．卷十四．紀綱四〉）是的，〈作戰〉篇豈不云：「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得用兵之利矣。」葉適他剽竊了《孫子兵法》的概念，同時又極力的詆毀孫子其人其書，則其人格之卑劣可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