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尹子公案徹底終結．疑古謬論綜駁
胡適、梁啟超之後，近人「談論」《關尹子》公案的，大概有：魏培泉的《《關尹子》的語言與著作年代》、戚淑娟《《關尹子》研究》、張麗娟《《關尹子》及其注疏研究》，其中以張麗娟的程度最高。張麗娟除了去考察徐蕆（「蕆」眾多版本與介紹文字都寫作「藏」）子禮、孫定的生平，也能以比較客觀的態度去審視之前疑古派的論述，並且提及了劉建國這位罕見的反疑古者的相關成果。
那麼又是什麼理由讓張麗娟認為《關尹子》仍不是原書而是後人偽造的呢？理由大概有幾點：
一、葛洪序有作偽痕跡。
二、牛道淳的註釋中指出了「畫門可開」等的「典故」，而這些事件有一件發生在唐朝。
張麗娟懂得考定徐蕆、孫定的時間，而非如其他疑古派一張嘴就是兩人是假，算是有莫大的進步了。據張麗娟考證：
〈《關尹子》及其注疏研究．第一章〉：
那麼，徐蕆子札、永嘉孫定究竟是何許人也？宋代有一部禮部使團出訪高麗的見聞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全面記述了高麗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山川、人物、禮儀、宗教、物產、習俗等，其作者為當時使團之從屬徐兢。徐兢兄弟三人，長兄徐林，字稚山；次兄徐德正。徐蕆是徐林之子，字子禮，號自覺居士，「工篆隸，篆宗家學，隸學逄童子碑」，初命知饒州，乾道初，改知江陰軍。《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雖成書於宣和六年（1124年），但因各種原因未能付梓刊印，直到乾道三年（1167年）才由徐蕆付梓，徐蕆在書前作跋，跋末時間即為乾道三年，由此可知徐蕆乃宋孝宗年間人士。至于永嘉孫定為何方人士，筆者考之於《四庫全書》，有三處關於孫定的記載，均言其為唐朝詩人，未言及其籍貫，如《唐摭言》卷十云：「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族之子，長於儲。定數舉矣，儲方欲就貢。或訪于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個軍將，何須以科舉為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秋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于兵火，竟無成而卒。」《唐詩紀事》卷六六「孫定」條的內容與此相似。《全唐詩》卷七一五「孫定」條言：「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景福中，應舉無成。詩一首。」。景福二年為唐昭宗的第三個年號，時間為公元893年。由此看來，該處所言之孫定為唐朝人士，當非最早得到今本《關尹子》的永嘉孫定了。
單單根據本書所舉的例子，如張仲才獻書給尹志平的相關記載，就出現許多因為記錄者記憶問題或存在刻意誤導而產生的差異。譬如：「清和嗣教之五載，有得《關尹子》書于永嘉山中，持詣教席以獻者。」書明明早就出現了，卻說是「清和嗣教之五載，有得《關尹子》書于永嘉山中」。換句話說，徐蕆得書於永嘉孫定也可能存在類似的錯誤。也就是說，孫定確實可能就是唐朝人。孫定「景福中，應舉無成。」，那麼假設這個孫定就是唐朝孫定，則孫定最後必然成為「進士」了。因為諸如王安石、蘇軾、陳景元、陸佃、張邦基、張九成、羅願、白玉蟾、衛涇都早已知道《關尹子》的存在，甚至陸佃就註解了《關尹子》。這些人都早於徐蕆的時間，換句話說，徐蕆得不得書根本無礙於此書仍流傳於世的事實！徐蕆之所以被特別提起當與他協助出版印刷此書有關，或者所得為更古老的版本，由於有此版本或此書者少，因此交代了得書的過程，以取信於人（不知此書仍流傳於世者）！
關於張麗娟提出葛洪序可能存在作假的問題，理由是：「〈抱朴子．內篇．遐覽〉通篇只寫『明師鄭君』或『鄭君』，未出現其名或字，以古人尊師傳統，不管是書面或口頭均不可直呼恩師名號，此序卻具列鄭君名字，如真為葛洪所寫，葛洪豈不成了不竟師長之不肖之徒？或者此序只是為了釐清葛洪之師承以證明《關尹子》之由來，卻反而弄巧成拙？其二，此序稱鄭君把《文始經》九篇托付給自己，這與葛洪《抱朴子》所言明顯不符。……《文始先生經》應該就是《文始經》。而且《抱朴子》內篇中葛洪自稱只受得金丹之經和《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而今本《關尹子》之葛洪序言：『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洪也親受之』，可見其對《關尹子》深為喜愛，則其在寫〈遐覽〉的時候不可能不將此書列出。再來看第二個版本的葛洪序：『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淸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雖大意相同，但是直得注意的是，一則省去了鄭君的名字，免去不敬師長之嫌，二則將『尹真人《文始經》』改為《關尹子》，也避免了與〈抱朴子．內篇．遐覽〉記載的正面衝突。以此推測，以陳顯微之細緻，也窺見了葛洪序不實之端倪，故而稍作改動以掩人口實。」
一、葛洪《抱朴子》全書共提及「鄭君」三十四次，「鄭君」這樣的尊稱與序中所言「鄭君」並無二致。
二、〈抱朴子．遐覽〉：「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敏，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文始先生經》……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則葛洪指明其中只有他才獨得了鄭君的「《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三本書，另有《文始先生經》等道經，葛洪在此表明《文始先生經》是鄭君給他的，這一點也與序中所言相符。「他書雖不具得」表示這些書「沒有『都』得到」而非「『都』沒有得到」！單單一句話的解讀出現失誤，難免就有諸多妄想出現！所以張麗娟的說法自然是錯誤的。甚至錯得極為可笑！只因他讀不懂這句話，便說葛洪序與〈遐覽〉所說不符！豈不可笑！
三、葛洪尊不尊師跟這個序是否作偽沒有任何因果關係，不會因為葛洪講出了老師的名字，這篇序就成了偽作！這種邏輯判斷非常可笑，建議作者重修通識教育！序中稱「鄭君思遠」，「鄭君」是「尊稱」，而名字可以是葛洪為了幫老師留名而提，更可以是後人追加。如果是後人追加，自然沒有不尊師的問題。即使是葛洪自己留名，試問有何不尊可言？提到老師的名字就不尊了？「鄭君」是尊，何以後面加上「老師的字」就不尊了？一整本《抱朴子》都只提到「鄭君」往往是預設了與葛洪對話的人，或者葛洪認為讀者知道誰是「鄭君」。但葛洪為鄭君思遠相贈的《關尹子》版本寫序，不說誰是「鄭君」，誰能知道誰是「鄭君」？
四、追加改動可以是抄書者、書商所為，因此不同版本有所差異，實屬古籍流傳的正常現象。畢竟書商販售的就是《關尹子》而非《文始經》，把書名改換，讓讀者明白，實屬正常。即使是書商、抄書者補出「思遠」也屬正常，畢竟把誰是傳書給葛洪的「鄭君」講清楚，對於書籍的銷售與聲譽、神秘性都是加分的！而且張麗娟也明知「陳顯微」改了序，這不就是後人改動序的活生生的案例嗎？還是序被「陳顯微」改了，原始的序就成了假的了？這種荒唐的判斷到底有沒有邏輯水平啊！
五、學生直呼老師名字，早有前例，如孔子在曾子、子夏面前直稱「老聃」（〈禮記．曾子問〉：「曾子曰：……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子夏曰：……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禽滑釐在孟孫陽面前直呼自己的老師名字「墨翟」（〈列子．楊朱〉：「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即使葛洪直呼老師名字，有什麼問題？反倒是如作者所言，陳顯微以為有問題而改，但其實根本不存在問題，即便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但即使陳顯微以為有問題而改，那也是他個人的問題，影響不了事情的真假！
六、「序」的真假與「書」的真假是兩個獨立的命題，除非能證明「序」跟「書」的作者是同一個人！否則葛洪序的真假，根本無法影響《關尹子》一書的真假判斷，兩者毫無相關性。
試問如果葛洪要為自己的老師留名，能不提一下嗎？世界上那麼多「鄭君」，誰是那個「鄭君」？那麼指出自己老師的名字，不是更合理嗎？再者，「鄭君」「思遠」的「思遠」是字而非名，按照張麗娟的說法，難道孔子弟子叫孔子「仲尼」就不尊師重道了？就是偽造者了？豈不可笑！
〈論語．子張〉：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說苑．善說〉：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
按照張麗娟的說法，子貢竟然敢稱孔子為仲尼？如此不尊師重道？這種說法究竟是不是沒文化導致的。大家可以自行判斷！實際上，鄭隱字思遠，思遠就是鄭君鄭隱的字，葛洪稱鄭隱為「鄭君思遠」完全就是一種尊稱，而張麗娟一無所知！
〈抱朴子．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週旋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云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為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為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為至秘，乃云是君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內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己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游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鮮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跡山中立壇盟受之，並諸口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嘆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臺則知漿荇之薄味，睹昆侖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
〈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十．駙馬〉：
《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
〈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六．后將軍〉：
《晉中興書》曰：應詹，字思遠，太興三年為后軍將軍。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六．清廉上〉：
沈約《宋書》曰：……又曰：孔顗，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粗敗，終不改易。
〈太平御覽．道部四．天仙〉：
《三洞珠囊》曰：……又曰：葛玄善於奕幻，拙於用身。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但未得授職耳。常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也。葛玄是抱朴子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測所處，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
〈太平御覽．道部五．地仙〉：
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通星氣。……
又曰：葛洪字稚川，瑯琊人。不好榮爵，閉門卻掃。尚神仙道術，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多道、郭文舉，目擊而己，各無所言。從祖玄，吳時學道得成，以其練丹術授弟子鄭隱，字思遠，洪就隱學，悉得其法。
以上的資料顯示，「思遠」在鄭隱之時多數確實用作字而非名！鄭隱、諸葛瞻、應詹、孔顗都是字「思遠」，時代氛圍相符。其中《三洞珠囊》歷代有兩本，一是北周時道士王延所作、一是唐代道士王懸河，不管是哪一個都遠在宋代以前。〈太平御覽．道部五．地仙〉也確實記載葛洪的老師就是「鄭隱，字思遠」。葛洪並沒有直呼其師之名而是尊稱其字，猶如稱呼自己從祖仙公的老師左慈為左元放一樣，都是尊稱。張麗娟文化程度不夠，難怪會成為疑古派的一枚棋子！只能說很可笑！
〈禮記．樂記〉：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鄭玄註：「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典樂。」正義曰：「……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卷四〉：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馬昭謂：「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玄。〕
按照張麗娟的邏輯，王應麟版本的馬昭居然敢直呼「鄭玄」名諱，須知「鄭玄，字康成」，這是直呼名諱了！按照張麗娟的邏輯，那麼《孔子家語》公案的起點已經被證明是「偽造」的了！因為鄭玄的學生「馬昭」居然直呼「鄭玄」名諱，甚至還不是稱字而是呼名喔！可是疑古派會認嗎？怎麼可能呢！這就是疑古派可悲又可笑的地方！
關於牛道淳的註釋，引如下：
牛道淳〈文始真經註．七釜篇〉：
豆中攝鬼〔昔郭璞真人撒小豆數百顆於墻外，盡化為赤衣鬼，以符為神將，一一縛之投入井中也。故云：豆中攝鬼也。〕，
杯中釣魚〔昔左慈真人共曹操飲酒，以銅盆貯水，擲鉤餌於中，俄頃，釣得金鯉尺餘而鱠之也。故云：杯中釣出魚也。〕，
畫門可開〔唐太宗詔吳道子於宮壁，以墨水潑之，以幕幪之，良久撤去懞幕，請太宗觀畫，其山水草木、人煙鳥獸悉具，俄頃，見巖下一洞門。道子指洞曰：此中神仙。遂以手擊之，洞門忽開。道子踴身入洞，以手招帝，帝不敢入洞，須臾，復合而不見。故云：畫門可開也。〕，
土鬼可語〔昔廬山廟中泥塑神鬼能言禍福，欒巴真人呪之，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彼野狸精尚能使土鬼能語，況神仙乎？故云土鬼能語也。〕。
張麗娟以為既然「畫門可開」已經扯到唐朝的故事，這本書自然就該產生於唐朝之後。別的且先不論，這種邏輯是完全錯誤的。這就好像拿著《孫子兵法十家註》中那些僅有宋朝的戰例可以註釋的地方，然後說可見《孫子兵法》產生於宋朝該戰例之後，豈不可笑？那麼為什麼《孫子兵法》有那麼多句子沒法找到更早的戰例呢？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有些抽象思維，是邏輯推理出的結果，不需要戰例支持；二那些記載春秋末年以前戰例的書籍早已失傳，只剩下一本《左傳》，《左傳》也並非以戰爭記載為主的書籍，那麼相關的例子自然更少了！說穿了，古時候不是沒有，只是記載相關戰例的書籍沒有流傳下來罷了！《關尹子》所說的例子則還多了一種情況，那就是出自於人虛幻的想像，〈關尹子．七釜〉：「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起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塊可語，皆純氣所為，故能化萬物。」請問世間哪有人可以「豆中攝鬼」？哪有人真能做到「死屍能行」？這看似常識，卻還是把一眾學者給困住了！這明顯不可能存在的東西，自然只能誕生於人的想像，而這種想像經過傳播，或者經過古代神棍的喧染，就可能被關尹子等人所採信！請問，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是怎麼可能有例子呢？而想像出來的東西，到底需要依靠什麼例子？需要被綁定在什麼時代？
根據本書所指出的例子，那麼關尹子的「畫門可開」不如東漢張衡描寫的「畫地成川」魔術，「死屍能行」不如漢安帝時就有的「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支解，易牛馬頭。」的魔術，更不如西晉永嘉年間「能斷舌復續」的魔術。那麼試問，現在能找到「畫地成川」、「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支解，易牛馬頭。」的實際案例嗎？豈不可笑！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牛道淳每一條註解所犯下的錯誤：
〈文始真經註．七釜篇〉：「豆中攝鬼」牛道淳註：「昔郭璞真人撒小豆數百顆於墻外，盡化為赤衣鬼，以符為神將，一一縛之投入井中也。故云：豆中攝鬼也。」出自：
〈晉書．列傳．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牛道淳這個解釋最荒誕的地方乃在於他根本不知道「豆」是一種流行於周朝的禮器、容器！居然以「豆子」解之，實在荒唐可笑！〈關尹子．一宇〉：「籩不問豆，豆不答籩」、〈關尹子．六匕〉：「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都是關尹子的相關用法，而同時期的曾子也有「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的相關用法。根據北周．盧辯註：「杯，盤盎盆盞之總名也。」這一方面解釋了關尹子、曾子將兩個容器相提並論的現實依據，一方面也告知眾人春秋時人的「杯」與後人的「杯」意義並不相同。由此可見，要一個宋朝人、元朝人，甚至當代人去理解這句話都如此不容易，疑古派卻天真的以為偽造一本書如吃飯喝水般容易！一、兩個字都解錯了，還想偽造整本書，豈不可笑！所以當牛道淳把「豆」誤解成「豆子」自然就會扯到郭璞「撒豆成兵」的例子，裝神弄鬼一番。而且「豆中攝鬼」乃是只把「鬼」拘拿、關押在「豆」之中，與下一句的容器「杯」正相對。且「攝」，〈國語．魯語上〉：「故能攝固不解以久」韋昭註：「攝，持也。」、〈國語．晉語一〉：「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動」韋昭註：「攝，持也。」、〈國語．楚語上〉：「悛而不攝」韋昭註：「攝，固也。」、〈國語．吳語〉：「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韋昭註：「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請問郭璞的例子是哪裡「攝鬼」了？明明是「豆」化成「鬼」，哪裡「攝」了？
〈文始真經註．七釜篇〉：「杯中釣魚」牛道淳註：「昔左慈真人共曹操飲酒，以銅盆貯水，擲鉤餌於中，俄頃，釣得金鯉尺餘而鱠之也。故云：杯中釣出魚也。」出自：
〈後漢書．方術列傳下〉：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牛道淳以為這是相關典故，而張麗娟以為這是典故出處。試問假設這是典故出處，難道句子不該是「盤中釣魚」嗎？怎麼會是「杯中釣魚」呢？而事實上，左慈不過就是吸收了關尹子或者關尹子此句來源的想像罷了。那麼為什麼左慈不用「杯」卻用「銅盤」呢？因為三國時的「杯」意義已經不同，而關尹子的「杯」本就是「盤、盆」之總名。因此可以說想要偽造這樣一句話，還得明白春秋時代的「杯」是「盤盎盆盞之總名」這樣的冷知識。可是即使如此，由於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杯」已經不是「杯」，必然要理解錯誤！甚至誤以為小杯能釣出大魚！試問偽造者這樣改的意義何在？可是如果站在春秋末年關尹子是作者的立場，他這樣說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狀況與語境，而且也有同門孔子的弟子曾子的相關例子存在。
而三國史料的記錄者也只是如實記錄左慈表演的實際情況罷了！如果是依照左慈的案例來「創造」這句話，那麼應該直接說「盤中釣魚」！因此說左慈是關尹子的來源是需要證明的，但那辦不到，而且故事是用「盤」，如果是後期抄寫者應該就用「盤」，甚至把左慈寫出來都可以，只要扯左慈從春秋末年活到三國即可。但如果關尹子是來源，本來關尹子就有史書、書籍目錄記載，且左慈只是繼承了從關尹子開始就存在的戲法罷了，完全合理。
曹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已經表明這就是左慈弄虛作假的勾當，請問拿這種已經被揭穿是幻術的例子來描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恰當嗎？合理嗎？
〈文始真經註．七釜篇〉：「畫門可開」牛道淳註：「唐太宗詔吳道子於宮壁，以墨水潑之，以幕幪之，良久撤去懞幕，請太宗觀畫，其山水草木、人煙鳥獸悉具，俄頃，見巖下一洞門。道子指洞曰：此中神仙。遂以手擊之，洞門忽開。道子踴身入洞，以手招帝，帝不敢入洞，須臾，復合而不見。故云：畫門可開也。」
這一則就更是離譜了，只要論文作者多做點功課，都能免去譏諷！因為吳道子乃唐玄宗時人：
〈太平御覽．工藝部八．畫下〉：
又曰：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學書於張長史旭、賀監知章。學書不成因攻畫。曾事逍遙公韋嗣立，為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體，自為一家。其書跡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兗州瑕丘縣尉，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后身也。」可謂知言矣。官至寧王友。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氣渾脫，張旭見之，因為之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舊唐書．列傳．文苑中〉：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十三年（710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天寶三載（744年），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為觀。……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
吳道子「學書不成因攻畫」，而學書的對象又都是唐玄宗的官員，試問吳道子要怎麼去幫唐太宗畫門？由此可見，這不過就是後代一些連吳道子年代、經歷都搞不清楚的人所編造出來的神話罷了。居然一個論文拿這個完全不存在的事件，當成一個證據！豈不可悲！當然，如果還要扯，也是可以說事情雖然是虛構的，但可以肯定吳道子是唐玄宗時人，並主張以此為成書上限！這是疑古派慣技！但第一個問題就是怎麼證明這則虛構的故事比《關尹子》早誕生？不說春秋，就說怎麼證明這則故事南宋以前就誕生了即可！如果這則荒誕的故事直到南宋才誕生，試問這究竟能與《關尹子》的真偽產生什麼關係？一個無法確定年代的虛構事件，如何能拿來當成年代證據？因為本書所列證據已經表明，從漢朝以來，談論、徵引、改造、化用《關尹子》的例子從來都沒有停過！即使從唐玄宗開始算起，下面都還有一堆人、一堆政府機構、一堆其他宗教宗派的人在談論此書。試問，假設這個因為沒有文化而連吳道子能幫誰開門都搞錯的故事居然發生於南宋，怎麼解釋南宋以前的所有相關信息？何況關於「畫門可開」的故事，目前牽涉到的僅有這則虛構的故事「事例」！那也就是說如果《關尹子》「畫門可開」的來源出自於此！那麼這位作者連唐朝人吳道子的生平歷史都不能熟知，試問是要怎麼偽造出這本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毫無破綻可言的《關尹子》？還是要繼續抝說他只是取了虛構故事的「寓意」！當然，如果撇除證據，純然要靠想像、胡扯、猜測，那沒有什麼東西是寫不出來的！
〈文始真經註．七釜篇〉：「土鬼可語」牛道淳註：「昔廬山廟中泥塑神鬼能言禍福，欒巴真人呪之，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彼野狸精尚能使土鬼能語，況神仙乎？故云土鬼能語也。」
這一則沒有出處，就是牛道淳聯想所及的一個事件而已。而且已經有很多後代才出現的概念如「野狸精、神仙」。
關尹子所說乃「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就算描述的是當時的幻術、魔術，也與「野狸精、神仙」無關。而且一堆學者咬這本書出於唐宋，就想問，在唐宋已經隨處可見的「屍解、飛升、神仙」等等概念，怎麼一點都無法在這本書中找到呢？而偽造這本書的目的又是什麼？連「神仙」都不提一下，又不講「老子成佛」、不講「飛升」，究竟偽造這樣一本書有何目的？更重要的是，「屍解、飛升、神仙」這些道教本有並且反覆宣揚的東西，《關尹子》一樣也沒有！相比於西漢以後的《神仙傳》、《列仙傳》書中所描述的「神能」！那邊仙人隨意就能「隱形」，關尹子卻還在那邊藉由「夜無月火」才能「形可隱」；那邊仙人隨意就能飛翔，關尹子卻還在那邊「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自己飛不起來還得靠能飛的禽鳥、靠減到夠輕的體重！相差如此巨大的東西，眾多所謂考證者全部視如不見！豈不可悲！
最後，把三個版本的葛洪序列出，看看究竟有什麼問題？
四部叢刊本〈文始真經．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
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
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校，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鬥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南宋．陳顯微〈文始經言外旨．葛仙翁後序〉：
丹陽葛稚川曰：
洪體存蒿艾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
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
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沉沉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拏〔亦作怒〕若鬥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炷薰敬序。
元朝．牛道淳〈文始真經直解．文始真經後序〉：
晉葛仙翁撰。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
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
洪每味之，洽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鬥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其間最大的差異有三個：
一是「鄭君」，陳顯微的版本沒有「思遠」。但顯然有「思遠」才能讓人更加確認誰是「鄭君」！有「思遠」的合理性明顯更高！
二是陳顯微的版本改「尹真人《文始經》九篇」為「《關尹子》」，但沒有更動後面的九篇篇名的註解，足證不管是哪一個版本都有九篇之數。如果考量到前後文，則顯然要進行九篇篇名解釋之前，當有所提醒，因此「九篇」兩個字當有。是南宋．陳顯微的版本改了序，而非元朝．牛道淳或其他版本改了序。這是第一個基於上下文布局的合理根據。第二個是「《關尹子》」早已被尊稱為「《文始經》」，而葛洪在〈抱朴子．遐覽〉中提到的也是「《文始先生經》」，而這是對這本書的尊稱模式，兩者也相合。
那麼陳顯微為什麼改呢？有一些合理的理由，首先不一定是陳顯微改的，而可能是書商改的，目的是要讓一般讀者直觀上知道這本書是誰寫的，也就是那個傳為跟老子一起成仙的關尹子；二是陳顯微改的，是為了搭配全真教《關尹子》「重新面世」的宣傳，所以把《文始經》改成了《關尹子》；也可能是因為北宋已經有陸佃的註解本，因此陳顯微想要大家知道兩者是同一本書。但從陳顯微《文始經言外旨》這樣的命名方式來說，以書商所改而陳顯微照抄的可能性最大。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陳顯微的版本原本也是《文始經》，是後人出版時予以修改的，而目的仍然可以是為了全真教的宣傳！
三是「丹陽葛洪稚川序」陳顯微的版本改為「丹陽葛洪炷薰敬序」，不僅葛洪的字「稚川」被改為「炷薰」，還增加了「敬」字！顯然按照通例（就不再舉例了），當以「丹陽葛洪稚川序」為原始文本，用動作「炷薰」替代葛洪的字「稚川」顯然有點莫名其妙，而「敬」字的增加很顯然也是為了配合「炷薰」而來。陳顯微的版本開頭「丹陽葛稚川曰」也明顯是從後面的「丹陽葛洪稚川」修改而來！
〈文始經言外旨．序〉：
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奧。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耶！先生證悟道真，慈愍後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關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祕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祕密之蘊，即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脉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為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得悟道真，無以報稱師恩，敬鋟于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乘之經，陰有神天護持，豈可輕慢耶？學者當蕆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為之序。有宋寶祐二祀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
從以上陳顯微弟子序「葛稚川、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不難推敲所謂「丹陽葛稚川曰」為其所增、「丹陽葛洪炷薰敬序」都是其所改動！
寶祐是南宋宋理宗趙昀的年號，寶祐二祀當1254年。如本書前文所言「張仲才獻書的對象不是宋朝政府而是全真教掌教人尹志常，其時間點是尹志常掌教第五年，也即1231年。」而這本書的出版日期正在此後，其為了搭配全真教宣傳而將葛洪原始《文始經》的尊稱改成了《關尹子》的可能性極大！
葛洪原始作《文始經》與其《抱朴子》所說《文始先生經》是相合的，都是尊稱。「尹真人」與「《文始經》」也都是尊稱模式，而陳顯微的版本兩者皆刪。〈世說新語．文學〉：「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殷仲堪也是東晉人，而以《道德經》稱呼《老子》。同樣是以更高一級的稱謂「經」來指稱兩本先秦「子」書！
葛洪為《關尹子》寫序，可能是葛洪註解了此書，如他一開頭就解釋了各篇篇名的意義，或者也可能只是單純為了推廣此書而重印，寫序以交代其來源！不管如何，「丹陽葛洪稚川序」符合慣例！
加上「鄭君」稱謂與葛洪在《抱朴子》所說相合，而在「鄭君」之後加上其字「思遠」，也屬留名的作法，為合理。
由此可見，陳顯微的改造其實已經失去原味與違背慣例！陳顯微的版本有「拏〔亦作怒〕」的註解，更可見他所見已有多種版本了！
以下不厭其煩將從劉向開始的關於《關尹子》的記錄（包含明引而不包含暗引、改造等等案例）進行條列：
西漢漢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
劉向〈別錄．關尹子〉：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東漢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死前：
班固〈漢書．藝文志〉：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東漢漢獻帝建安十七年（212年）後數年間：
〈呂氏春秋．不二〉：
聽群眾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高誘註：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下）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東漢末年至魏晉：
《西昇經》暗引、明引《關尹子》。
東晉晉成帝司馬衍咸和二年（327年）：
《關尹子》葛洪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淸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
宇者，道也。
柱者，建天地也。
極者，尊聖人也。
符者，精神魂魄也。
鑑者，心也。
匕者，食也。
釡者，化也。
籌者，物也。
藥者，雜治也。〔朔雪寒註：《關尹子》九篇篇名解釋。〕……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東晉：
張湛註〈列子．黃帝〉：
列子問關尹〔張湛註：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
北齊後主高緯天統年間（565年至569年）劉晝死前：
〈劉子．九流〉：
道者，鬻熊、老聃、關尹、莊周之類也。〔朔雪寒註：劉晝仍將關尹子列為道家之一，也即班固道家有著作者。〕
天寶元年（742年）後，唐玄宗卸任前（756年）：
〈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洞真經遵品〉：
神峰先生曰：……所謂《玄通道德經》，及乎左玄真人《關尹子書》，《通玄真經》《文子》，《洞靈真經》《亢倉子》，《沖虛至德真經》《列子》，《南華真經》《莊子》也。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
天台宗高僧荊溪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五之六〉：
列傳云：喜謂周大夫善星象。因見異氣而東迎之。果得老子。請著書五千有言。喜亦自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由此可見，從劉向、班固之後，東漢末年高誘以及近乎同時的《西昇經》都仍然提及《關尹子》以即其有九篇的事實，這些都比葛洪早，而張湛則比葛洪晚。而從劉晝到唐朝，結合引文類、譬喻改造類線索如西魏蘇綽都仍在使用《關尹子》的譬喻元素，可知《關尹子》根本從未失傳！
那麼為什麼疑古派刻意忽略高誘、張湛這些顯而易見的標的，卻傾力去想要把葛洪的序給抹煞掉呢（須知單純抹殺葛洪卻不處理高誘、張湛的記錄，而謊稱此書不存在，是非常低下卑劣的無知無恥的詐騙作法！遑論還有《西昇經》等等書籍、名人的暗引、明引實例存在！）？因為葛洪在序中明確提到了《關尹子》的九篇篇名，而這個篇名與今本《關尹子》完全相合！試問疑古派能不打嗎？不打葛洪，怎麼扯今本《關尹子》是偽書？但說穿了，全是一些不讀書的跳樑小丑罷了！
當然，在東漢末年高誘仍說《關尹子》九篇、東晉以前就存在的《西昇經》已經明引《關尹子》的情況下、東晉葛洪、張湛都持續提到《關尹子》九篇的事實下，再去扯唐朝以後《關尹子》才能出現，自然也只能是一件非常無知可笑的事情了！遑論唐玄宗時的神峰先生、荊溪湛然仍然提及《關尹子》，從本書所列所有線索看來，引用、改造、化用《關尹子》的案例始終都沒有斷絕過，試問《關尹子》要怎麼失傳？
張麗娟的程度雖然比戚淑娟、魏培泉好上幾倍，卻仍免不了無知之譏！譬如不知道豆是周朝容器而以為是豆子，不知道葛洪的老師是鄭隱字思遠而以為葛洪直呼其名，不知道吳道子是唐玄宗時人而以為唐玄宗時人可以穿越回去幫唐太宗開門！豈不可笑！大抵疑古派的謬論在正常人眼中就是一堆荒誕可笑的笑料集成！而推測張麗娟從這個角度來打假，估計是受到胡應麟「此附會列語而事皆漢唐後，蓋撰《關尹》者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而其「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恰恰可以用來送給胡應麟自己以及張麗娟！如果多花點時間搞清楚一些基本文化知識，當可避免寫出如此荒謬可笑的論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