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論正
上編
第一章 春秋、戰國差異淺說
學術界歷來在討論《孫子兵法》一書的成書日期時，往往會以其中幾條關於戰爭狀態的描述來做為斷代的依據。然而這樣的思維，卻是基於「春秋」與「戰國」之間是存在著絕大差異這樣的一個猜想、或者學術共識、或者定論而來的。但春秋與戰國其間的戰爭狀態、戰爭規模、戰爭時間、動員人力、使用兵種果真有著什麼不可逾越，以致於可以用來做為判定時代界線的差異存在嗎？這個問題如果只是放在個別的疑古者的文章中進行解決，恐怕也只會被疑古者的謬論侷限住，而產生見樹不見林的弊端，而這也就是本章之所以獨立出來自成一篇的原因所在。那麼《孫子兵法》一書中，其相關的論述有哪些？而這些對於當時戰爭狀態的描述，又該屬於春秋還是戰國呢？
疑古者針對《孫子兵法》一書所提出的幾點與此相關的質疑大抵有以下幾點：
一、關於戰爭時間：
〈用間〉：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費日千金。外內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謀攻〉：
攻城之法：備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止也；距、闉，又三月然後已。將不勝心之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疑古者以為春秋時代的戰爭都是非常迅速的，絕沒有這種曠日廢時，「相守數年」，以及攻城需要耗費「六個月」以上的情況發生。這樣的情況只能發生於戰國時代，因此這本書自然也只能成書於戰國時代，而不會成書於春秋時代了。疑古者也由此而否認了那些關於吳王見孫子、看過十三篇的記載的真實性。
二、關於戰爭規模：
〈作戰〉：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而饋糧，則外內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費日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用間〉：（同上引。）
疑古者以為春秋時代沒有用兵超過十萬的，用兵超過十萬那是戰國時代才有的現象，因此這本書自然只能成書於戰國時代，而不會成書於春秋時代了。疑古者也由此而否認了那些關於吳王見孫子、看過十三篇的記載的真實性。
三、關於兵種戰術：
〈九地〉：（全文。不贅引。）
疑古者認為這本全書沒有一個「騎」字，卻大講「車戰、輕車、革車、馳車」的兵書都是在講「騎兵戰術」的！尤其〈九地〉篇所談的深入敵國的作戰方式，更應該是戰國時代才有的，不可能是出於春秋時代的。疑古者並以此做為《孫子兵法》成書於戰國時代的依據，從而也由此而否認了那些關於吳王見孫子、看過十三篇的記載的真實性。
四、關於軍事制度：
〈謀攻〉：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故君之所以患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而同三軍之權，則軍士疑矣。軍士既惑既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勝。知眾寡之用，勝。上下同欲，勝。以虞待不虞，勝。將能而君不御，勝。凡此五者，勝之道也。故兵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敗；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疑古者以為春秋時代是沒有專門作戰的將領的，春秋時代的將帥都是要與聞國政的，而這種不與聞國政的專業將帥是戰國時代才有的，因此這本書自然得成書於戰國時代而不會成書於春秋時代了。疑古者也不管孫子這段文章裡壓根兒都沒提到過這個將領是否「與聞國政」的問題，反正他們就是這麼認定在這樣的一句話裡，已經有了這根本就不存在的信息，從而否定了這本書是春秋末期的孫武所著一事，從而也由此而否認了那些關於吳王見孫子、看過十三篇的記載的真實性。
那麼春秋與戰國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而這樣子的差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此外，以上的四個疑古者熱門攻擊點是否真的如此呢？我們將在釐定春秋、戰國的起迄時間之後，分章予以討論。
要討論春秋戰國的體制或者其他一切究竟有什麼不同、存在著什麼樣的差異，我們得首先面對如何劃分春秋、戰國的問題！並對春秋、戰國作一個最符合歷史事實的劃分。否則，不管這兩個時代之間是否真的存在著什麼樣的不可溝通的差異，在未進行年代確認前，所有基於這兩個時代的差異所提出的任何說法，都將喪失其科學性、精確性與有效性，同時也可能不具有任何的意義。
最早對春秋、戰國作劃分的史書，要算是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以後當然還有許多的劃分方式，如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為戰國起點，南宋呂祖謙在《大事記》中以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為起點，直到清朝的林春溥與黃式三則分別在《戰國紀年》與《周季編略》中不約而同的以周貞定王元年（前468年）為起點。然而，司馬遷以後的學者，他們的理論我們都可以置之不理，一來他們不如司馬遷那麼接近那個時代，二來他們對這兩個時代的認知也沒有比司馬遷來得完整與正確；這無非是因為司馬遷能接觸到最多的先秦文獻，或者間接由其他的大學者或重要人物的後代得知更完整之歷史的緣故，而司馬遷以下的人則顯然喪失了這樣的機會。因此，我們也就不在這裡討論這些人斷代的依據，因為既然春秋、戰國只能有一個分界點，那麼討論出了那正確的分界點，則餘說不足論、亦不足辯矣！
春秋與戰國，好比東周與秦朝，只要確定了其中一個年代的終點，另一個年代的起點也就確立了。同時，春秋與戰國，又各有一個不可劃分的連體嬰。春秋的叫做五霸，而戰國的則叫做七雄。如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說：「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其中他以「霸主」做為「春秋時代」的特徵，而以「七雄」做為「戰國時代」的特徵，而所謂的七雄，其中的三雄「韓、趙、魏」也正是在三家分晉之後才得以產生的。
「春秋」一詞，原本是周朝時列國國史的通稱，戰國時人墨子就曾自稱看過「周、燕、宋、齊」及百國的《春秋》（〈墨子．明鬼下〉）。在春秋末年，並非魯國史官的孔子也依著自己的主觀意識，以魯國的歷史為主要內容而撰寫了《春秋》。後來，其他國家的《春秋》陸續失傳，而孔子的《春秋》則藉由儒家眾多的門徒而得以完好的流傳下來。在戰國時代，影響天下最大的兩個學派，也就是並稱為兩大顯學的儒家與墨家，因此孔子與墨子等人對於春秋時代的認知自然也就對天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春秋一詞，便也在這種氛圍下，逐漸成為一個時代的稱謂。換句話說，「春秋」用來指稱一個時代，正濫觴於用來記錄那個時代的書籍之通稱；而人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知，也主要來自於各國稱為「春秋」的史書之中；因此，在人們屢次的引用之後，「春秋」一詞便從一種特定書籍的指稱而轉化為一段特定時代的指稱了。
至於「戰國」一詞，則原本便是用來形容好戰而實施霸道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是春秋時代許多大國的常態，而這個詞也最早出現於春秋時代，如管仲對齊桓公說：「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管子．乘馬數〉）其中管仲將「戰國」與「王國」對立來說，相當於「霸道」與「王道」之對立。到了戰國時代，時人更常提到這個詞，同時並開始用這個詞來當成自身時代的稱謂。例如魏文侯、武侯時人吳起說：「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吳子．圖國〉）魏惠王時人尉繚子說：「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尉繚子．兵教下〉）又說：「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不能廢兵也。」（〈尉繚子．兵令上〉）其中，兩人除了已將「戰國」用來稱謂自己的時代之外，同樣也還保留了其原先指稱「施行霸道，以兼併、侵略為主要手段的國家」之意義。而前269年，趙奢則對田單說：「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戰國策．趙策三．趙惠文王三十年〉）而蘇代則對燕王噲說：「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史記．蘇秦列傳〉），此外頓弱亦對秦王嬴政說：「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戰國策．秦策四．秦王欲見頓弱〉）。到了漢朝時，司馬遷也已經沿用了這樣的一個稱謂方式；除前面所舉之例外，又如他在〈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中也說：「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然而，與此同時，春秋、戰國究竟如何劃分，卻也開始成了幾千年來爭論不休的話題！
那麼春秋、戰國，又該如何劃分才能真正符合歷史真實呢！漢朝的徐樂與班固各有一段說法：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徐樂上書）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
〈漢書．刑法志〉：
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
其中，徐樂關於春秋五霸的描述，其實是對五霸的一個誤解。以齊桓公、晉文公而言，確實是當得起「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這樣的形容的，然而以楚莊王、吳闔閭、越句踐等人的所作所為看來，則顯然並非如此，我們根本看不到這三位霸主有多少「尊天子」的作為出現；而他們身為一代的霸主，更是兼併戰的主要實施者，因此「尊天子」等說是大有問題的！因此以這種「作為」上的差異來做為區分春秋、戰國的依據，明顯是出於一個自以為是的誤解；更是以前面兩位霸主的行徑來泛化了整個五霸的概念，而這就等於是在以偏蓋全了！因此，這樣的描述當然是不可取的。而其中徐樂用來標示「並為戰國」的歷史事件，則與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的所指相同，是以「田氏篡齊」及「三家分晉」做為戰國時代之開始的標誌。而班固則顯然認為，戰國之由來，是因為「春秋之後」各大國「滅弱吞小」之後才產生出來的。
除此外，在《史記》中，司馬遷也在〈十二諸侯年表〉及〈六國年表〉中有意識的將「六國」與「春秋」作了明顯的區隔。儘管在〈六國年表〉中，司馬遷以「六國」為標題，但其中的國家卻實在又包含了「秦國」在內。那麼司馬遷又何以稱「六國」而不稱「七國」呢！戰國時代乃「七雄」當道，這一點司馬遷當然不會不知道。蓋此乃司馬遷之體例也，如〈十二諸侯年表〉實有十四國，〈索隱〉注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而敘之者，闔閭霸盟上國故也。」而其中十三以外的就是「周朝」，這與〈六國年表〉稱「六國」而不稱「七國」之例同；與此同時，司馬遷亦將秦國的歷史歸入〈本紀〉而將其他六國的歷史歸入〈世家〉分別記錄，其原因皆在於後來是由秦國統一了天下的緣故，因此才將之與其他六國作一區隔！然而不管司馬遷的作法為何，其實並無關大局。因為區分春秋、戰國，始終必須從歷史現實著手。
如前所言，春秋有「五霸」與戰國有「七雄」，既是時代劃分的依據，同時也是一個普遍性的認知。而這樣的認知也存在於戰國時人之中，因此，要將整個東周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段，而不與當時人的認知發生衝突，自然也就必須以戰國時人的認知為標準與依據了。因此要將東周一分為二，就必須考量到五霸及七雄最終成立的日期。就邏輯而言，既然五霸是春秋時代的，那麼也只有五霸中最後一霸逝世的那一年，才能算是這個時代結束的上限；而同理，其下限也就必須訂在七雄成立的前一年。於是，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幾個可以參考的時間點，分別是春秋最後一位霸主的死期、三家分晉相關年代等。司馬遷的〈六國年表〉從周元王元年，也即前475年開始紀年，算是戰國時代的開始，然而春秋五霸的最後一位霸主越王句踐卻死於前464年，因此司馬遷的這一分法不合邏輯。同理，若想以下一位周王：「周貞定王」為戰國開端也是不合邏輯的，因周貞定王元年為前468年。而其以下的周王則還有周哀王（前441年至前441年在位）、周思王（前441年至前441年在位）、周考王（前440年至前426年在位）、周威烈王（前425年至前402年在位）、周安王（前401年至前376年在位），至於其他的相關年代則有：
前453年（晉哀公四年），三家滅智氏，是三家分晉的開端。
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封侯，是三國確立的開端。
韓、趙、魏三國徹底滅亡晉國是在前376年，但這一時間已無關大局，因為三家封侯一事已經使三國的獨立成為事實了。此外，戰國時代的齊國是田氏之齊而非姜氏之齊，而田氏篡齊則是發生在前386年，但這一年之所以無關大局，乃在於儘管田氏篡位，然而齊國仍然是齊國，齊國的疆域並沒有因此產生多大的改變，而此事對於「七雄」這個數目也無任何影響，對於國際的形勢也未能產生什麼劇烈的變化。因此，此年並前379年，田氏吞併齊國僅餘土地，而使姜齊徹底滅亡一事都不在考量之列。而如果仍然執意以某位周王的元年為劃分點，則自然以周哀王到周考王等人為適當，然而戰國時代之所以是戰國時代，而不再是春秋時代，也有一個不可否認的差異；那就是：周朝的徹底滅亡。前249年，秦滅周（〈史記．六國年表〉：「（秦莊襄王楚元年）蒙驁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東周。」），而此時離秦國統一天下的前221年還有二十餘年。不管如何，周朝之所以會在統一之前被滅亡，而不是最後一個被滅亡的國家，有一個最基本的因素，乃在於滅亡周朝對於該滅亡者而言，已經不具備任何威脅性的因素了。換句話說，周王在戰國末期的影響力比之春秋時代甚至戰國早期，又已經產生了變化而更行削弱了；而其根本原因正在於秦國以外的七雄在戰國晚期的實力業已被大大削弱，即便合諸國之力也已無法與秦國抗衡了，因此周王的影響力隨著六國國力的衰弱而遞減。
在符合「五霸屬於春秋時代」而「七雄屬於戰國時代」的前提下，以周王元年為斷代點，是具有符合歷史斷代傳統、歷史事實（戰國時人認知）與邏輯完善的三重功效的。因此只要再釐清三家分立的時間後，春秋與戰國的分界點便可確立了。
三家封侯，不過是三國獨立在名義上的確立，而其事實上的確立則早在三家滅智氏時便已完成。註解《春秋》的其中一部最重要的書籍：《左傳》，其紀年雖然早在三家滅智氏之前便已結束，但它的最後一句話卻是：「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而據〈史記．趙世家〉的記載：「韓、魏與（趙）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因此，前453年由三家瓜分晉國的局面便已形成，但直到前403年，韓、趙、魏三家才敢封侯，因此考量到以周王元年為斷代點此一條件，自然以周哀王元年，也即前441年為戰國時代的起點為最適當的選擇了。
於是，我們知道了春秋的終點，也知道了戰國的起迄點。那麼因此也就只剩下了二個問題，一是春秋的起點，一是春秋五霸的組成份子。而這兩點，自然也是學術界歷來爭論不休的重要議題。
《春秋》一書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開始記錄。然而我們由上文已知，春秋時代之所以被與戰國時代作了區隔，其主要因素只有一個：即天下的形勢在這兩個時代有著不小的差異，而造成差異的主因正在於三家分晉後產生出了三個國家，使得各大國出現勢均力敵的情況而形成了新的國際形勢，並讓天下在這樣的形勢下維持了二百多年的時間。而這種勢均力敵的形勢主要是由七個國家所促成的，因此這便確實有別於春秋時代主要以霸主主持大事以及調和糾紛、聚集盟軍合力攻打其他國家的情況。而以此點看來，則戰國時代七雄彼此合縱連橫的策略其實也不過是延續春秋時代以霸主為號召而糾集眾多中、小國家進攻其他國家的策略罷了。只是這時候帶頭者與跟班者的差距已經不如春秋時代來得大了。
而這種因為從大國分出了三個國家而使得天下形勢匹變的濫觴，自然還要上溯到從春秋開始盛行的兼併戰。正是由於兼併戰的盛行，使得天下上百個國家，從春秋開始逐漸被兼併為幾個大國，直到產生出了七雄後，由於彼此兼併的困難，才使得七大國互相牽制的局面維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因此這是一個平滑、漸進的演變過程。那麼，追根究底，春秋與戰國最大的不同，乃在於春秋時代的霸主名義上只能有一個，同時也沒有特定由某一個國家始終把持的狀況，而戰國七雄卻是勢均力敵，主要處於平等的地位，同時是誰也不服誰的。同時，這種形勢的形成，也使得春秋末年諸侯開始稱王的風潮遍地開花，以至於繼春秋末年吳王闔閭、越王勾踐因掌握霸權而自行稱王後，戰國七雄也在戰國初期陸續稱王，甚至最後到了戰國末期，秦昭王與齊湣王更上一層而自行稱帝。原本稱王時，其地位已與周王相等，至其稱帝，則已凌駕於周王之上了。因此，嚴格說來，若說春秋戰國之間存在著什麼本質上的差異，那麼七雄彼此勢均力敵、全部稱王一項實是不二之選。
而「春秋」成為這個時代的「稱謂」，則只牽涉到「名」的問題，對於「實」的變化並無多大相關。因此，我們不該本末倒置，反把一個稱謂的由來當成了劃分這個年代的依據，否則戰國時代豈非早在春秋便要開始，更何況「春秋」一詞的由來主要是因當時大部分國家的國史都叫做春秋，而並非是基於孔子的著作就叫做《春秋》的緣故。更何況，若將魯國的歷史當成了天下的歷史，這顯然也要犯上以偏蓋全的邏輯謬誤。因此，春秋的起點自然不該以某一位魯國的君王的元年做為開端了，何況此時周王是天下共主這樣一個事實也並未遭到人們的否決。因此就算要以某位君王的元年做為春秋時代的開端，也當以周王的元年而非魯王或其他王的元年為之；不管這幾個元年是否有所重疊，這都是必須明白的觀念。
就好像春秋與戰國、戰國與秦朝一樣，只要我們弄清楚了何以一個完整的周朝紀年要分為西周與東周兩個時代，那麼春秋時代的起點問題也就自然的獲得了解決。因為，東周時代的起點也就是春秋時代的起點。
然而，不管是西周還是東周，在秦始皇未能統一天下之前，儘管周朝被滅在先，在其被滅之前，整個天下在名義上仍然是屬於周王的。而中國歷史上劃分為東西或南北兩朝的例子，也往往是因為當時的王室被滅後又復興或者伴隨著遷都、疆域上發生了大變動的緣故，然而兩朝在血緣上則仍屬同源。其他諸如被同族人篡位、遭到弒殺等事件，則實在是不足以構成劃分時代的依據。況且，春秋與戰國之劃分，也並未將此列為考量。因此，既然春秋時代是與西周時代相接的下一個時代的開端，其劃分的依據也應以此為準。而春秋時代之所以是春秋時代，乃在於當時的周王對諸侯已不具有「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的權威，而其他諸侯則尚未有統一天下、推翻舊王朝的本事，因此仍然要藉助於周王在名義上的共主地位，以實行其稱霸天下的圖謀。因此，東周起始的那一年，也就必須以某一位周王的元年為開始。同時，這樣的做法也要符合東周時人的認知。於是，我們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便找到了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史記．周本紀〉：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峰遂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周幽王正是周王無法號令諸侯的起點，而其結果也導致了自身的滅亡。繼位為王的周平王以採用向「東」遷都的方式逃避戎寇，則又表現了其不具有維護自身安全能力的狀態，這樣的不能護衛自己的共主，又如何能號令天下呢！因此周室日衰，諸侯日強，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了！而周平王東遷一事，亦是歷來將周朝區分為東、西周之主因，且《竹書紀年》也記載：「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換句話說，東周時人也早有意識將周幽王以前的時代與自身的時代作了區隔了！因此，其他持異議者，不過標新立異、不顧歷史事實罷了！皆不足取信也。故春秋時代的起點，也就是周平王元年，也即前770年。
那麼，我們僅剩下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霸？「五霸」的概念，係受到五行分類學說的影響，因此霸主要有五位這樣的想法，也就不會遲到戰國時代才出現了。
「五霸」又作「五伯」，「伯、霸」音近相通。「伯」在「伯仲叔季」的排行上排第一位，因此有「首、長」之意，「伯主」意指身為天下父母的周天子以下的第一號人物；又一說「霸」有「把」之意，「霸主」意指在周天子權勢衰弱時把持王者政教之人；不管是伯或霸，其實指的都還是諸侯首長之意，而霸主以下的諸侯也都必須聽從霸主的命令行事，對於不聽從的諸侯，霸主便會糾合眾諸侯之力對其加以懲罰。而霸主所賴以維持其地位以及所賴以懲罰其他諸侯的，不是別的，正是「武力」。因此，霸主是無天子之名，而有天子之實。只是其產生的過程，不需要上升到兼併天下的程度而已！因此，成為霸主的門檻也較成為天子的門檻來得低很多。而這種低門檻卻能滿足個人權力慾望的爭霸遊戲，也正是當時周天子權勢大衰，而諸侯們尚不具有統一天下的實力時，各諸侯唯一能施行成功的策略。
「五霸」就目前可見的文獻，首見於〈左傳．成公二年（前589年）〉：「（國佐奉齊頃公之命賄賂晉人，他對晉人說：）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國佐所說的五霸是指哪幾位呢？杜預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夏伯、商伯摻入五伯的說法，當其來有自，然而戰國時人的五霸主要指的是春秋時的五霸，而非其他時代與春秋合稱的五霸。因此，此一說法可以排除。至於齊桓公（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晉文公（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宋襄公（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秦穆公（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楚莊王（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五人的年代也都在國佐所說之前，因此此一解釋亦無問題。而杜預的這種說法，往後亦為司馬貞所繼承（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政由五伯」注。），而此說之來源又實源於東漢的趙岐，〈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岐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然而孟子以及戰國時人心中的五霸，果真是這五人嗎？恐怕就是儒家的孟子所指的「五霸」也並非是指此五霸，而是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因為〈孟子．告子下〉的全文乃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查秦穆公之事蹟，除了使晉惠公、晉文公順利回國繼位之外，其對於天下大勢並無多大的影響力；且晉文公逝世時，秦穆公的軍隊更在殽一地遭到晉襄公軍隊的襲擊而全軍覆沒。總體而言，其東進之路既受阻於晉國，也未能起到統帥諸侯甚至威嚇諸侯的作用，而此時的霸主地位則仍在晉國與楚國之間迴盪。至於宋襄公，則除了在齊桓公死後，率領其他諸侯的軍隊討伐齊國內亂，立了齊孝公之外，不僅別無其他可以稱譽的事蹟，更因其求霸心切而於前639年爭盟主時，成為楚成王的階下囚，楚軍並於此時討伐宋國，而宋襄公在秋季時被抓卻直到冬季時才因盟會而被釋放回國；此外，宋襄公更在隔年與楚軍的泓之戰中，因為不懂軍事、剛愎自用，戰敗而死；而其被囚時距離立齊孝公也不過四年多。且秦穆公與宋襄公兩人的事蹟與孟子所批評的五霸及其所定義的「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都相去甚遠。
此外，國佐之時，春秋遠未結束，且如前所言，「五霸」之所以是「五」霸而不是「六」霸或「三」霸，主要是因為受到五行分類學說的影響所致。因此，「五霸」固然是一個固定的名詞，然而其內涵就好比「五兵」一樣，是會隨著時代而改變的。因此除了趙岐與杜預的二種說法之外，我們是毫不意外戰國時會出現第三種說法的。而這第三種屬於戰國時人對整個春秋時代所總結出來的五霸正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句踐。其例如：
〈墨子．所染〉：
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荀子．王霸〉：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荀子．議兵〉：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
至於〈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記載：「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而〈史記．貨殖列傳〉亦稱：「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以越王勾踐為春秋末年之第五霸。同時，勾踐受周王之「胙」亦符合歷來稱霸者之慣例。而勾踐為五霸之一，只存在於一種組合之中，即墨子與荀子所認同之該組組合。
我們當然不會天真的以為，所有戰國時人對於五霸的概念，完全的被「更動」了，因而完全認同以上兩位的主張。然而，〈尚書．周書．洪範〉有言：「七、稽疑：……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少數服從多數。戰國時代，儒、墨並稱兩大顯學，而荀子更有三次擔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經歷。因此，以儒家與墨家的典籍中對於「五霸」的認定，最能符合整個戰國時代的大部分人對於五霸的認知，當是不須懷疑的。且依理而言，春秋五霸，亦應該是整個春秋的最具代表性的五霸，而非春秋中期前的五霸。何況，「五霸」如同「五兵」等以「五」為歸類方式的概念集一樣，是一種既會隨著時代的推移而變動，也有著一定的變動時間限制的概念。而五霸的最後一種組合便是這個概念終止變動的標誌所在。「吳王闔閭、越王句踐」年代重疊，且「越王句踐」此後便跨入戰國時代，因此最後一組「五霸」概念的元素，可以確定正是包含了「越王句踐」的組合。我們今天要對春秋五霸做一界定，自然也該以戰國時人的認知為主要參考依據。因此，若以春秋五霸與戰國七雄對立而言，則此五霸必然是要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句踐」這五位霸主了，因為這是兩個完整時代的比較而非一個完整時代與半個時代的比較！
結論：春秋時代起於周平王元年，也即前770年，終於前442年。戰國時代起於周哀王元年，也即前441年，終於前2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