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7日 星期一

《道德經論正》系列文章:《老子》成書時間考(早期版)


  2016.10.6日雜記。2011年為何寫作這篇並投稿?這篇文章有哪些弊病?這是這一則短短的雜記所要談的問題。2009年其實已經有寫作此篇的念頭,主因在於自己身為軟體工程師,又主要是研發「中文資訊處理」的相關軟體,因此知道文本比對、檢索技術的進步,將可能會自動的終結某些謬論!只要學者願意利用這些軟體的話,不再需要什麼多年苦讀,一個正確的觀念做為指導,利用高明的檢索系統,就能輕易的寫出漂亮的論文與翻案文章!
  1998年,個人用純人力搜索出(就是把古籍從頭到尾看一遍的方法)的引文,在2009年時,其效力已經「岌岌可危」。引文的時間線索,是個人「論正三部曲」中對推定一本書「成書時間」的重要證據(即便以《孫子兵法》而論,沒有也沒關係!有了自然更好!)。因此《孫子兵法論正》、《道德經論正》都花了不小的篇幅與時間在弄引文時間線索的考證之上。2009年時,個人認為隨著檢索技術的進步,多數的引文線索,只要學者有心都能根據這些引文線索的時間脈絡來終結疑古「謬案」!時間過得很快,由於個人從《孫子兵法論正》開始一系列的文章、論文、書籍都被用不同的方式加以阻撓、封殺!因此,直到維基百科依據《孫子兵法論正》的結論來撰寫「孫子兵法」的相關條目時,這本書都不能算被普遍的認識到!在個人所讀的研究所的學弟妹開始徵引《孫子兵法論正》之前,可以說幾乎無人引用!在這種情況下,從2001年開始以致於今日,仍然有許多的相關研究絕不參考《孫子兵法論正》!因此,多年來竟沒人能利用這本書所提示與展示出的「考證技術」去解決另一個更大的公案:《老子》公案!於是,基於不想之前的心血白費的理由,個人便在2011年左右花費了許多時間寫成了這一篇論文,並投稿到中研院,同時等著被退稿!寫論文的最基本目的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十幾年前的發現,因此即便被退稿,也會因此有一點點保障!
  相信看完了整個《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的讀者,應該不難理解,這一篇論文之所以不引用這些論戰雙方觀點的理由,因為那絕大多數都是荒謬無稽的可悲論調!越荒謬、越不講常識,筆者就得花更多的篇幅與時間來解決!來講「常識」、講基本的邏輯推理方法!因此,筆者當初寫作此篇論文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利用這篇論文把《老子》的成書時間限縮在春秋時代!而春秋時代的作者就只有一個人選,也即老聃!只是由於個人資源有限,因此,這篇論文嚴格說來還不算徹底解決了這個公案!但客觀而論,根據引文時間線索這些客觀證據,卻實際上已經證明了《老子》是春秋時期的著作!換句話說,即便不是徹底解決,沒有把一個世紀以來因此生出的所有問題都一次在這篇論文中解決,事實上已經無人可以反駁「《老子》是春秋時期的著作」這樣的事實!
  即使時間來到了2016年,根據〈疑古謬論綜駁〉所收錄的眾多論文,以及2005年以後的相關論文,其實很可悲的事情卻是,公開的檢索技術(如中國哲學電子書)早已經可以找到絕大多數的引文(但非全部,這牽涉到一些技術問題!),但多數談論《老子》公案的著作,如《老子通考》、2009年的《《老子》「嗇」字的義理分析──由「斂嗇」到「儉嗇」之角度對老子思想體系進行重建》,若不是一廂情願的以為郭店竹簡的出土就該自動終結公案(這不是莫名其妙嗎?一個世紀的大學者在一個公案上不停的開戰,最終竟然因為一個郭店竹簡的出土,於是那些曾經被奉為「定論」的「謬論」就自動「失效」?),就是提出的引文線索沒有與時俱進,還停留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的水準,頂多加上了一個「叔向」(2002年被首發)的引文。中文檢索技術的進步完全沒有反應在這些論文之上!而這種引文時間線索卻其實是「最簡單」的解決公案的方法!
  不管如何,個人認為遲早還是會有人利用整個引文線索來解決懸案!為了不使自己的寫作計畫泡湯,於是終於在停筆了十年後,決定花點時間先把論文寫完,日後再利用這些基礎伺機完成《道德經論正》一書。為了把這篇論文寫成,便選擇忽略了兩件事情,一是〈曾子問〉中老子見孔子遇到「日食」的客觀證據,二是由於當時沒有資源找出〈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偽造的文字的證據,因此選擇預設這些文字都是司馬遷寫的。今日《道德經論正》完稿後已經可以確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確實存在著許多後人偽造的文字部分,也就是不是司馬遷寫的部分。僅僅是這兩件事,就能改變整個論文的方向與精確度。
  《老子》公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老子》所牽涉到的人事物,由於時間從春秋末年起跳,因此根據古籍流傳的基本規律,幾乎沒有一本書、一件人事物是沒有遇到問題的!譬如老子弟子文子的《文子》、關尹的《關尹子》都被認為偽書,關尹的弟子列子的《列子》也被當成偽書,老子弟子楊朱的時間也無人可以確定,因為其中牽涉到的資料都指向了多種可能。加上出土《文子》雖然證明了《文子》確實是《淮南子》的源頭,卻也帶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也就是今本《文子》中「老子曰」究竟是否曾經存在的問題!僅僅是老子的直系弟子、以及弟子與再傳弟子的相關書籍,就都有著難以解決的問題。加上老子最重要的一個弟子孔子,那問題就更加嚴重!主因在於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以儒家為正宗的想法一直被「傳承」下來,以致於如果不是孔子、孟子說的,都不是話!什麼都得孔子、孟子先說了,別人才準說!以及諸如此類荒謬透頂的論述!而問題的複雜性也完全體現在孔子身上,主因就在於儒家是戰國兩大顯學之一,因此當時要攻擊儒家的人必然要攻擊孔子,要攻擊孔子就得想出許多法子,於是用老聃來攻擊孔子就成了一個基本的路數!而這些攻擊的文章自然是虛造的,真的與假的一起摻在類似《莊子》這樣的著作裡面!於是把整個問題搞得更複雜!
  最終筆者利用畢生所學與自行鑽研的所有考證技巧,把以上的問題都解決了!這些都在《道德經論正》之中,可供讀者自行檢驗!因此,在利用《道德經論正》的成果寫出新論文,再次投稿之前,便寫下了這短短的一篇雜記,簡單交代一下當初為何寫以及為何無法完全解決所有問題的原因!寫作至此,《道德經論正》已經接近一百五十萬字的篇幅,即便其中有非常多的古籍引文!相信讀者仍然可以想見工程之巨大!一個一年多來斷斷續續的工程,終於快要徹底結束!現在唯一策動筆者撰寫新的論文的動機,大概就是寫出一篇新的、完善的論文來修正自己以下這篇論文的失誤吧!
  《道德經論正》目錄。已經發表的部份,加上這一篇論文提到的引文線索,已經把整個公案徹底結束!至於其他勢將導致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哲學史改寫的內容,則會擇期節錄部分發表,以供讀者檢驗!



  2015.12.7日雜記,以下這篇是早期發表在網路上的。今年上半年的續寫中,已經大為擴充了!全文在《道德經論正》中也已經分拆。文中提到的多項證據,都得到了更多的補充。全書將有一個更完善的結論!

《老子》成書時間考

  對於先秦歷史人物的考證,《史記》的「列傳」往往是學者首先接觸,有時甚至還是唯一能接觸到的資料。但為數不少的學者們卻也往往在這第一道關卡,便由於總總誤解,而派生出許多不必要的猜測與推論,使得原本清晰、簡單的事實變為模糊與複雜了。有鑑於此,為了徹底解決《老子》一書的作者,以及《老子》的著作年代問題。因此,我們顯然有必要先從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詳細分析與解讀開始。其相關文字引如下: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從以上司馬遷關於老子的記載,我們可以得知以下的事實:
  一、老子,本名為李耳,字聃。楚國人,周朝守藏室之史。
  二、李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上、下篇,即兩篇。「言道德之意」亦與《老子》分為〈道經〉、〈德經〉及其內容所述相合。「五千餘言」的總字數描述更與今日任一版本之《老子》字數相合。
  三、李耳為孔子的老師之一。孔子曾為了向老子問禮,而專程前往周朝首都。
  四、司馬遷談完老子後,用「或曰」帶出了另一個楚國人:「老萊子」。這位老萊子「著書十五篇」,書的內容談論「道家」學說,而與孔子同時。司馬遷之意,似乎「老萊子」也被稱為「老子」,但兩人的著作明顯不同。
  五、司馬遷記載了一位也被稱為「老子」的周太史儋。這位周太史儋在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去見了秦獻公。孔子死於前479年,因此一百二十九年後即前351年。而秦獻公在位期間為前384年至前362年。因此這個記載明顯有誤。此外,司馬遷並以「或曰」記載了一個傳聞,這個傳聞以為這位周太史儋就是所謂的老子。而司馬遷也不能確定周太史儋是否就是老子。
  六、司馬遷接著周太史儋而記載了這位老子的兒子,以及其家譜。因此可知,李儋生了李宗,李宗擔任魏國的將軍,被封於段干。這裡從文章的先後順序以及人類的正常壽命可知,司馬遷所說李宗的父親是另一個被傳為老子其人的李儋而非老子李耳。且司馬遷既然已經說那位春秋時代的老子李耳已經「莫知其所終」,又如何會在戰國時代生了一個在魏國擔任將軍的兒子呢?而一個春秋時期的得道高人不在春秋時期生兒子,卻一直「等到」戰國時代才決定生一個兒子,這也絕不合情理。何況按照人類的正常壽命與常態,老子李耳既不可能活到秦獻公之時,也不可能到了那時還有能力「傳衍」後代。而老子李儋的活耀時間則與李宗相銜接,完全符合人類的正常生理週期與規律。同時這樣的結果,也符合司馬遷行文的先後次序。
  七、在蒙國擔任漆園吏的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楚威王」為同時人。「著書十餘萬言」,其所學博大,但「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因此按照司馬遷的認知,莊周看過了《老子》一書並深受其影響。其中提到的三王,其在位時間分別是:梁惠王在位期間為前369年至前319[1],齊宣王在位期間為前319年至前301[2],楚威王在位期間為前339年至前329年。

  於是我們從司馬遷的記載中,得知至少有三個人曾被認為是老子,一位是周守藏室之史李耳,一位是沒有官職的老萊子,另一位則是周太史儋。從這裡,我們又能歸納出一些有用的知識:
一、李耳與老萊子都是春秋時人。
二、李耳與老萊子都是楚國人。
三、李耳與老萊子都有各自的著作傳世。
四、李耳與老萊子都與孔子的生存時間有所交集,並且都是孔子的師傅之一。[3]
五、李耳與老萊子都被傳為老子的一個名字上的共同點是,老聃、老萊子都有「老」字。
六、李耳與周太史儋都被傳為老子的一個名字上的共同點是,聃、儋,兩字讀音相近。
七、李耳與周太史儋都是周朝的官員。
八、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為何被特別提出來一說呢?因為老子出關時往西而去,[4]周朝往西正是秦國。因此這又是兩人事蹟的一個交集點。同時老子李耳「往西」去之後,就「莫知其所終」了。而戰國時代魏國的位置卻是在周朝的東邊。也就是被傳為「老子」的兒子李宗所服務的國家。


從以上的推斷可知,不管老子究竟是誰,這三個人之中,只有李耳不管是姓氏、名字、祖籍、經歷、創作緣由、著作書名、著作篇數、著作字數,是被記載的最詳細的一個。同時也是司馬遷這篇記載「老子」的傳記中,所有記載的元素中交集最多的一位,更是具備了所有元素的唯一一位。這個現象其實正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通常我們只有在不確定一件事、對一件事感到模糊時,才會以「描述特徵」的方式來試圖記起某件事。而這樣的描述特徵的方式,難免就會導致許多與特徵相符的人事物,成為可能的選項。而這裡只有李耳符合了所有的特徵,並且只有他才與其他兩人有交集之處,老萊子與周太史儋,不管從時代、名字、稱謂、職業、祖籍以至於去向,沒有任何一處是相關的。而春秋時代的人選比戰國時代多了一位,這在概率上正表示出「老子」生存於春秋時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且按照常理,距離司馬遷的時代越近的人,他會被司馬遷記載的越詳細,因為司馬遷所可能獲得的相關資訊越多。但這裡所顯現出的結果卻並非如此,其中老萊子與周太史儋的生平都遠不如年代更早的李耳來得詳盡。果真李耳不是因為傳下了《老子》而讓人對其生平記載有了更好的保存,這一切便沒有了一個合理的解釋。[5]
  雖然從以上的推論,我們已經幾近可以確定所謂的《老子》的作者「老子」就是李耳,而不管其他兩人是否也都被稱為「老子」。因為這就好像春秋時代的孫武被稱為「孫子」、戰國時代的孫臏也被稱為「孫子」一樣。[6]每一個人只要條件符合都可以被稱為某一個稱謂,以「孫子」而言便是兩人都姓孫。因此,即便東周時代有更多的老子存在,我們也幾乎可以確定寫作《老子》的作者就是李耳。雖然我們還不能單從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就完全確定了寫作《老子》的是哪一位老子。但根據最普遍性的原則,我們可以從歷代引文的產生時段,釐清《老子》也即《道德經》的真正作者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人。以下,我們就從先秦文獻中或者記載先秦人物言談的文獻中(文獻產生時間下限定為漢朝),對引文狀態進行探索。

先秦諸子引文狀況

  老子李耳,官位並不顯赫,甚至不過是一位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不是一國史官、不是一國司馬、更不是一國宰相,但他卻受到孔子的敬重,被孔子求教問禮,[7]更受到當代人的推崇。如果李耳的言、行並沒有獲得傳播,我們不免要懷疑為何一個在周朝擔任守藏室之史的楚國人可以在當世獲得那麼多的敬重。以下我們將先秦諸子與當時重要人物所有引用《老子》的言談做了統計:

引用者
時間
出處與備註
引用章節
稱謂
李耳
《老子》成書日前後[8]
〈列子.力命〉老聃對關尹說。
73
老聃
叔向
514年秋季至前509年前[9]
〈說苑.敬慎〉叔向對韓平子說。
4376
老聃
伍子胥
485[10]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伍子胥對吳王夫差說。
12

孔子
479年四月己丑日前[11]
〈尸子.處道〉引仲尼說。
47

文子

《文子》:〈九守〉、〈下德〉、〈上仁〉、〈上義〉、〈上德〉、〈上禮〉、〈守弱〉、〈自然〉、〈符言〉、〈微明〉、〈道原〉、〈道德〉、〈精誠〉
123569121415161920252931353839424347525455565758606465667071737677798081

列禦寇

《列子》:〈天瑞〉、〈力命〉、〈黃帝〉
614417376
老聃
老子
黃帝書
莊子
楚威王時
《莊子》:〈胠篋〉、〈天下〉、〈在宥〉、〈庚桑楚〉、〈寓言〉
13283641557880
老聃
老子
尸佼
338年左右數年間[12]
尸子》:〈勸學〉、〈處道〉
1447

尉繚子
約前369年至前319[13]
銀雀山竹簡〈尉繚子.兵談〉[14]
12

田駢
約前319年至前301[15]
〈淮南子.道應〉田駢對齊王說。
14
老聃
慎到

〈慎子.外篇〉
22232439427477

顏斶
311年至前301[16]
〈戰國策.齊策四.齊宣王見顏斶〉顏斶對齊宣王說。
39
老子
蘇秦
339年至前329[17]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對楚威王說。
64

尹文
約前300年前數年至前284[18]
《尹文子》:〈大道上〉、〈大道下〉、《群書治要》本〈尹文子.大道〉
576274
老子
呂不韋門下客
239[19]
《呂氏春秋》:〈制樂〉、〈樂成〉、〈君守〉、〈別類〉
41475871

鶡冠子
約趙悼襄王後[20]
《鶡冠子》:〈世兵〉、〈備知〉
2958

韓非
233年前[21]
《韓非子》:〈六反〉、〈難三〉、〈解老〉、〈喻老〉
13141722262733363841464750525354555859606364656771
老聃
老子

  依據上表資料統計可知:
春秋時代引用《老子》者,除文子外[22],共有4人,分別是:李耳(老聃)自己、叔向、伍子胥、孔子。所涉及的章節共有5章,涵蓋〈道經〉、〈德經〉。
戰國時代引用《老子》者,共有13人以上[23],分別是:文子、列子、莊子、尸佼、尉繚子、田駢、慎到、顏斶、蘇秦、尹文、鶡冠子、呂不韋門客數人、韓非。所涉及的章節共有59章,涵蓋〈道經〉、〈德經〉。其中文子個人引用遍及39章、韓非個人引用遍及26章,兩人以外的所有人引用遍及27章。《文子》、《尹文子》、《韓非子》的引用都屬於引用加上註釋、說解的形式,屬於古代早期註解經典的形式。[24]
直接稱引老聃者共7[25]、稱引老子(《老子》)者共11[26],既稱引老聃又稱引老子者有《莊子》、《列子》與《韓非子》三書。除《列子》又稱引《黃帝書》一例外,沒有其他引文稱引超出「老聃、老子」之外者。
整個春秋戰國時代,自《老子》面世後,在目前可見的文獻中,共有達17人以上在言談、文章中引用了《老子》的話。涉及篇章共59章,稱引次數達128次。
其中老子李耳引用自己文句的一例,可以說是《老子》被引用的最早例子。而這一點與產生於「前515年四月以後至前512年八月以前」的《孫子兵法》[27]之於孫子是相同的。孫子在前512年見吳王闔閭時,在應闔閭要求而演練美姬後,便曾說:「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其中「君命有所不受」正引自〈孫子兵法.九變〉。
至於第二例叔向的引用實例,則不僅一次將不是老聃的老萊子排除了,更將生於戰國時代的周太史儋也給排除了。關於叔向引用此話的年代考證,可見以下引文:

〈孫子兵法論正.先秦諸子與孫子〉:[28]
叔向引《道德經》:
〈說苑.敬慎〉: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叔向即羊舌肸,羊舌氏一族被滅之日期史有明載。〈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晉頃公十二年、魯昭公二十八年是前514年,也就是專諸刺王僚的後一年。〈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叔向在魯襄公十一年(前562年)首次出現於《左傳》,最後一次出現於《左傳》是在魯昭公十五年(前527年),而韓平子韓須為韓宣子韓起之子。
根據〈韓非子.內儲說下〉、〈說苑.權謀〉記載,叔向有用計使周人殺萇弘之事,而萇弘根據〈左傳.哀公三年(前492年)〉記載,被周人殺於該年六月癸卯,因此叔向之死在此之後。韓平子韓須之子為韓簡子韓不信,〈左傳.定公元年(前509年)〉已記載:「春,王正月,辛巳。……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換言之,韓平子在前509年前已經逝世。因此叔向與韓平子之對話僅能發生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前。考量到古代書籍流傳的速度並非如今日般瞬息可就,且叔向說此話時既已年歲八十,又言稱「老聃」並顯然已對《道德經》有深刻體會。因此可推知,《道德經》的成書日期早於《孫子兵法》。至於伍子胥與吳王夫差的對談則發生於前494年。由此可見,孫武也有極大的可能在寫作《孫子兵法》之前看過老子的《道德經》。至於是否受到老子的影響,則不可知。

由此可知,《老子》一書成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以前。
對於上表,筆者作最後一點補充。不僅《老子》出書後就開始被一些精英份子所引用,與其出書時間幾乎不分先後的《孫子兵法》也有同樣的情況,甚至引用者更多。製表如下:[29]

書名
春秋時期引用者
戰國時期引用者
老子
李耳、叔向、伍子胥、孔子
文子、列子、莊子、尸佼、尉繚子、田駢、慎到、顏斶、蘇秦、尹文、呂不韋門客、鶡冠子、韓非
孫子兵法
孫武、鄧析、伍子胥、程本、范蠡、秦越人
文子、吳起、穀梁赤、墨翟、莊子、商鞅、孫臏、尉繚子、慎到、趙武靈王、尹文、周武公、獻書秦王者、白起、侯嬴、荀況、呂不韋門客、鶡冠子、韓非

  由上表可見,同時引用《老子》與《孫子兵法》者,春秋時期有「伍子胥」一位,戰國時期有「文子、莊子、尉繚子、慎到、尹文、鶡冠子、呂不韋門客、韓非」八位以上。由此可見,這兩本書一出版即具備經典的典範,因此不僅春秋時期動輒引用《易》、《詩》的菁英份子們樂於引用兩書,戰國時期的引用狀況更是普及。由於兩書具有「春秋末年成書、成書後即受到高度重視、篇幅都在五千多字」等共同特點,因此純就統計概率來看兩書在被引用一事上在東周時代的分佈特徵,也能為《老子》的成書時間又得到一個統計概率上的支持。以統計概率而論,由於這兩本書都成書於春秋末年,因此兩本書在春秋時期的引用量,除非有特殊原因,[30]否則理論上不該超過戰國時期。就《老子》一書春秋時期引用與戰國時期引用的比率為:413(以上),春秋約佔30%;而《孫子兵法》則為:619(以上),春秋約佔32%。統計數字,無疑從另一個側面,加強了《老子》成書於春秋時期的結論。[31]

  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可知,老子有三個人選,但老聃只是李耳的別稱。李耳,字聃。所謂「聃」,〈說文解字.耼[32]〉:「耳曼也。从耳冉聲。」清.段玉裁註:「耳曼也。曼者,引也。耳曼者,耳如引之而大也。……〈史記.老子列傳〉曰:姓李氏,名耳,字耼。」李耳,名耳而字聃,符合東周時代「見名知字」的命名規律。[33]
  同時我們再從古代師承的角度來看誰是老子,我們也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漢書.藝文志〉記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34]其中文子與孔子同時,因此兩人都在時間上符合了《老子》的作者是李耳的特徵;蜎子是楚國人,這在地域上符合了「老子」是李耳、老萊子的特徵;尹喜雖然名義上不是老子的弟子,但實際上就是老子的弟子,不管是不是,尹喜只被記載為春秋時人而與李耳同時,並未被傳為是戰國時人;因此,關於尹喜與李耳的事蹟,符合老子是春秋時人的特徵。同時,如果寫作《老子》的「老子」是周太史儋,那麼他西去見秦獻公執行周王交付給他的祝賀秦公任務一事,有什麼「魅力」竟讓一個關令願意拋棄職守而追隨他呢!何況,他去見秦獻公難道就再也沒有返回周朝了嗎?如果他返回了周朝,那麼周朝要怎麼處置這個隨意拋棄職守的關令?而周太史儋又怎麼可能違背情理、事理而讓尹喜追隨呢!甚至關令尹喜怎麼敢強留正奉命前往秦國執行周王所交派任務的周太史儋寫完一本書後,才放他走呢?因此尹喜身為周朝掌管西去秦國的關令這一身份,符合了老子西去(秦國)的事蹟;尹喜拋棄關令職務,追隨老子而去,則不僅符合老子西去的記載,更與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的目的相牴觸。同時,如果沒有關令尹喜藉著關令的職權強迫李耳寫作,以作為放行的條件,[35]也就不會有《老子》傳世。[36]正是因為《老子》來自於李耳自己的創作,因此雖然老子其時已有弟子如文子、蜎子甚至孔子等人,但書中沒有一句提及其與弟子們的交談,傳世版本中更不見任何的「老子曰」字樣,而這一點有別於由孔子弟子編輯而成的《論語》一書的特徵。[37]同時,由於李耳寫下《老子》之後,就「莫知其所終」了,因此可知文子、蜎子等弟子都是李耳在這之前收的,否則李耳往後的行蹤也就不可能會是「莫知其所終」了!
  按照〈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集解〉註:「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據〈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及〈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則孔子卒於前479年。那麼往後推129年,當前351年。但據〈史記.周本紀〉:「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及〈史記.秦本紀〉:「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𦓞𦓗。」周烈王二年、秦獻公十一年,當前374年。由此可見,周太史儋「首次」見秦獻公的時間記載,在《史記》中也是有幾種版本的。此外,周顯王五年(前364年)周朝又賀秦獻公,至周顯王九年(前360年)則「致文武胙」於秦孝公。由此可知,司馬遷所謂一百二十九或一百一十九年的說法當是指周顯王九年之事。
  但不管周太史儋究竟哪一年去見了秦獻公,並且往後又見了幾次面。周太史儋都是去執行周王所交付的任務的,他必須返回周朝回報。僅是這一點就與老子跟關令尹喜兩人互動的記載有別。因為老子西去之後,關令尹喜便拋棄職務,追隨老子而去。同時老子的行蹤,也從此就「莫知其所終」了。這幾點,都不是周太史儋所能做到的。因為關於周太史儋「西去」秦國的記載,都與其「任務」有關,都能「知其所終」!

  我們從東周時期《左傳》的傳承路數,也可以看出師傅與弟子之間總是存在著一些師徒以外的關係:

左丘明(魯國人,著《左傳》)→曾申(魯國人)→吳起(衛國人,曾仕於魯國,死於楚國。著《吳子》)→吳期(吳起之子)→鐸椒(楚國人。著《鐸氏微》)→虞卿(趙國宰相。著《虞氏微傳》、《虞氏春秋》)→荀況(趙國人,曾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楚國蘭陵令。著《荀卿子》)→張蒼(漢丞相北平侯。著《張蒼》)[38]

  由以上《孫臏考》的引文可知,左丘明與弟子曾申都是魯國人,吳起為了在魯國擔任將軍,拜了曾申當老師,於是《左傳》便在魯國被傳給了吳起;吳起離開魯國後前往魏國服務,最後轉到楚國服務,但吳起後來因楚悼王逝世而驟然被貴族殺害,於是《左傳》便在楚國自然傳給了吳起的兒子吳期,吳期接著將此書傳給了楚國人鐸椒;虞卿雖不知何國人,但明顯由於鐸椒是楚威王的師傅,因此不可能隨意流動,而只能於楚國將此書傳給虞卿;虞卿到了趙國當宰相後,又將此書傳給了趙國人荀況。
  從這一師承路線,我們看到了師傅與弟子之間總是存在著地域關係,至於他們必然是同一時代的人,更是一個基本常識問題。由此可見,蜎子身為老子弟子而為楚國人,當與老子本身就是楚國人有一定的關係,因為作為老子的弟子之一的孔子是從魯國往周朝問禮的,而李耳據記載只在楚國與周朝待過;文子身為老子弟子,又與孔子同時,則表明《老子》的作者就是李耳。但周太史儋卻明顯不知是何國人,也不可能有文子這個春秋時代的弟子,更不可能被春秋時代的關令所留下!而關令也不敢強留一個正在奉周王之命前往秦國祝賀的史官,留下來寫完書再走。
  綜合以上關於老子身份特徵的論述,製表比較如下:

姓名
時間
地域
職業
弟子
著作
事蹟
李耳
春秋
楚國
周朝守藏室之史
孔子、文子、尹喜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與孔子、文子、尹喜有交談之記載
老萊子
春秋
楚國
孔子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與孔子有交談之記載
周太史儋
戰國
周朝太史


與秦獻公有交談之記載
孔丘
春秋
魯國
魯國宰相


與老子、老萊子有交談之記載
文子
春秋


與老子、周王[39]有交談之記載
蜎淵
楚國



尹喜
春秋
周朝關令


與李耳有交談之記載


  綜合以上所論,我們得出結論:《老子》為春秋末年李耳所著,成書下限為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以前。
  至於此書的成書上限,則可以一事推知。根據司馬遷記載李耳是在離開周朝的關口時才寫下《老子》的,而孔子曾經在周朝問禮於李耳。如此一來,孔子問禮時,李耳必仍在周朝,而《老子》亦尚未成書。如此可知,孔子問禮時間可為《老子》一書成書之上限。

  〈史記.孔子世家〉: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鬥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孟釐子死於魯昭公二十四年,[40]當前518年,此年孔子34歲。由於南宮敬叔拜孔子為師是在孟釐子死後的事,而孔子前往周朝問禮是在南宮敬叔拜師以後的事,因此可知前518年是孔子前往周朝問禮於李耳的上限。而司馬遷稱孔子35歲時因魯國內亂而前往齊國。可見孔子見老子問禮在前518年至前517年之間。如此,則《老子》一書的成書上限,可以定於前518年後。
〈說苑.反質〉記載:「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當孔子見老子時已經34歲了,因此孔子嘆說「道難行」,考量其時孔子的事蹟,顯然這樣的感嘆與其年紀與環境氛圍相合。
根據〈莊子.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似乎是另一則關於孔子見老子的記載,其實《莊子》一書多處嘲諷孔子,[41]此則亦不例外。蓋據〈論語.為政〉記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莊子為嘲諷孔子,因此刻意說孔子年過「五十」而「不聞道」。不聞道,又如何能知天命?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老子》作者為李耳,書成於前518年後至前509年以前。


(以上為投稿中研院被退的部份,以下尚未寫完,但也沒時間寫完。)


 
《老子》三種古本初探

  從先秦諸子對《老子》的引用盛況可見,[42]世上除《孫子兵法》外,無書能出其右。這麼受世人重視的一本書,在它二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比起《孫子兵法》來,又幸運了許多。一是關於《老子》的重要元素,譬如多少篇、多少字,一開始就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二是關於版本,不僅在574年(北齊武平五年),就有項羽妾塚本的出土;[43]1973年更在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老子》甲、乙二本;甚至在1993年的湖北郭店更出土了比馬王堆帛書歷史還要久遠,甚至遠溯至戰國中期的節選版本:郭店竹簡《老子》甲、乙、丙三本。
  關於第一點,〈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不僅記載了李耳著《老子》乃是關令尹喜強迫要脅的結果,更明白記載了此書分為上、下篇且「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呂氏春秋.不二〉:「老耽貴柔……關尹貴清」高誘註:「關尹,關正也。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悅)之,請著上至(下)[44]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亦明言《老子》一書只有五千多字。而這樣的篇幅正與同時期產生的著作《孫子兵法》相當。[45]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流傳的《老子》註釋本有四種,分別是: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劉向說《老子》一書,當如「《論語》類」之《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一樣,屬於古代註釋說解的體例,即承襲古代《文子》、《尹文子》、《韓非子》註解形式的一種非全本式的註釋解說本。鄰氏、傅氏、徐氏三種《老子》由於掛以「經傳、經說」之名,可知並非白本,而是全本式的註釋本。
《老子》的這種流傳著錄情況正與《孫子兵法》相同。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其中所謂的八十二篇,就是飽含了註釋解說的十三篇《孫子兵法》文本。[46]《孫子兵法》這種白文與註釋緊密結合的形式,一直到東漢末年,曹操註《孫子略解》、賈詡抄白本行世,才獲得緩解。但往後的刊印者仍將曹操註結合其他註家文字合刊,並未完全以白本行世。這種「原典結合註釋」的形式之所以成為主流,乃是因為單純以白本行世,並不受世人歡迎,因為多數人都早已無法在沒有註釋解說的情況下看懂全書,尤其當原典已經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產生了非常多的訛誤的情況下。
  關於第二點,由於項羽妾塚本經由唐朝傅奕參校其他版本後,產生了傅奕本。這個版本由於比較接近古本,又與今本文字相近,因此對妾塚本產生了排擠效應,從而成為成功流傳下來的版本,而妾塚本便消失了。因此,我們僅能從對傅奕本的探討中,間接看出妾塚本的面貌,而無法直接對妾塚本進行評論。
  以下便分別就傅奕本、馬王堆帛書本、郭店竹簡本,進行一些重點式的評述。

傅奕本
若純就傅奕本而論,它與今日其他非出土版本相較,較接近古本。其原因是今日許多版本早已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經過人為刻意的變動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一些簡單的事實中看出。以下就今日各主要版本字數與傅奕本、帛書本字數製表比較如下:

版本
道經字數
德經字數
總字數
總字符數
帛書乙本
2426
3041
5467
傅奕本
2475
3077
5552
810587[47]
王弼本
2374
2908
5282
804581
河上公本
2367
2894
5261
795577
嚴遵本
2829
?(576
三家本


5722

洛陽官本


5635

王弼本(混)


56835610

河上公本(混)


53555590


  其中帛書乙本的字數並非來自對帛書乙本字數的實際統計,因為帛書乙本部份文字早已殘破無法辨識,其詳細字數也難以精確統計而出。其字數的來源來自其〈道經〉、〈德經〉兩篇篇末的記載。而這個記載,應該即是《老子》原本字數的記載。[48]此外,三家本、洛陽官本、王弼本(混)、河上公本(混)的字數都來自宋朝謝守瀨所編《混元聖紀》卷三的記載。
  由上表可見,除傅奕本較帛書本為多,而符合流傳年代越久字數越多的規律外,[49]王弼本、河上公本,甚至嚴遵本的字數都遠比帛書乙本來的少。而事實上我們又在《混元聖紀》提到的字數中看到王弼本、河上公本的多種字數版本,並且有些字數正符合這種文獻流傳越久、字數越多的規律。這種規律之所以存在,乃在於虛詞如「者、則、之、乎、也、以、而」的增加,以及註文摻入正文的現象之頻繁。
  由上表可見,即便是王弼本、河上公本字數,其古、今兩種版本,也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甚至今本的字數都呈現驟減的現象,而與規律背道而馳。造成這種反常現象的唯一原因,其實就來自於後人不尊重古本而妄自修改的結果。這一點從下表中部份文字字頻的差異中,即可得知。
  由於筆者詳細比較過各家文字後,發覺王弼本、河上公本之所以文字驟減,乃在於一些虛詞的消失。由於這些字詞的消失「通常」只會影響讀者的語感,而不會影響及文意,因此一般人不容易察覺。通常這種虛詞,在文本中是使用頻率最高的族群,因此經過對各版本字頻的統計,我們便很容易得到各版本字數差異如此之大,但各版本的「文意」卻變化不大的根本原因。今特將古籍常用虛詞依據各書字頻統計,製表如下:


郭店
帛甲
帛乙
傅奕
王弼
河上公
嚴遵
傅奕德[50]
86
208
231
282
252
251
145
163
56
140
160
64
13
11
2
44
53
130
141
178
161
161
101
120
48
110
137
158
143
139
74
93
37
96
137
129
118
119
76
82
21
71
80
115
90
95
50
60
9
40
40
51
46
50
32
31
5
34
35
32
34
33
13
17
7
26
32
40
33
32
18
20
6
24
22
27
11
9
12
18
12
23
24
26
22
18
10
11
2
11
8
11
9
8
1
4
12
5
11
13
10
6
1
5
0
1
0
7
7
7
4
3
0
1
1
2
2
2
2
2
0
0
0
0
2
3
1
0
0
0
0
2
0
0
0
2
0
0
0
27
27
26
2
2
共計
354
920
1059
1164
980
970
544
677
總字數


5467
5552
5282
5261
2829
3077
比率



0.209654
0.185536
0.184376
0.192294
0.220019

  上表郭店竹簡、帛書甲乙都是根據不全的文本所做的統計,因此與實際的狀況必有誤差。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也能發現一些值得留意的事項,譬如:傅奕本之所以比王弼本、河上公本多出二百多字的篇幅,其中「也、以、而、其」的使用與否就佔了很大的份量。然而最驚人的卻是帛書甲乙的「也」字用量高,但總體字數卻比傅奕本少。這體現了:多數語句型態的改變,在人為與自然之間互相拉扯的結果。


論正本
武經本
會註本
314
340
338
197
184
195
96
95
96
78
88
87
162
182
186
216
225
228
61
68
71
12
10
13
80
85
85
13
13
13
54
51
50
1
1
1
9
7
7
3
4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共計
1296
1353
1373
總字數
5907
6059
6098
比率
0.219401
0.223304
0.225156


若按照《論正本》《孫子兵法》與宋朝官定《武經本》《孫子兵法》的比較,則可見其比率與傅奕本的相關比率相近。

論語
論語
鄧析子
鄧析子
508
154
444
84
180
56
226
36
294
104
192
76
148
67
71
13
113
52
155
10
684
4
73
5
139
1
61
0
11
0
0
0
0
1
5
0
共計
3304

663
總字數
13486

3131
比率
0.244995

0.211753


書名
版本
字符數
總字數
篇數
老子
傅奕本
810
5552
2
孫子兵法
論正本
753
5907
13
鄧析子

720
3131
2
論語

1221
13486
20






鄧析子撰寫《竹刑》表明他有著作,並且也收徒。〈漢書.藝文志〉:「《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馬王堆帛書本
  馬王堆帛書於1973年十二月出土於三號漢墓,該墓的下葬年代,據其中的紀年木牘可以確定為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其中帛書甲本《老子》因不避劉邦諱而被帛書整理小組認為可能抄寫於漢高帝時期(前206年至前195年),帛書乙本因避劉邦諱而不避漢惠帝、文帝諱,而被認為抄寫年代可能在漢文帝時期,如此加上墓葬下葬年代的確定,則乙本的抄寫年代介於前179年至前169年間。[51]
  帛書甲乙本的出土,最重要的價值在於讓世人得以見識到年代較早的全本《老子》。不管是甲本、乙本,都是不分章的,其中甲本在有些段落前有圓點標記,被小組以為是與今本分章做法相關的一些標誌。帛書甲、乙兩本與今本最大的相異處有兩點,一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的篇章順序,一是其中部份章節的順序與今本有異,小組云:「通行本第四十一章,帛書兩本在四十章之前;通行本第八十、八十一章,帛書兩本在六十七章之前;通行本第二十四章,帛書兩本在二十二章之前。」[52]這第二點相異之處,尤其透露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即通行本與帛書兩本中篇章不合的地方是以「章」為單位而非以「句」為單位的。且〈道經〉與〈德經〉自身篇章的文字段落雖然有錯置的地方,但兩篇的文字段落卻不相混,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古代的版本中,並不存在一個從〈道經〉到〈德經〉或從〈德經〉到〈道經〉的連續編號方式。因為假設當時存在著這種跨篇章、連續編號的分章方式的版本,那麼篇章錯置的情況便不可能發生。當然,只要帛書本不是根據這樣的版本抄錄而來,它也可能出現篇章錯置的結果。但至少可以肯定,帛書所根據的底本是不具有連續章號的版本。
由於帛書與通行本篇章相異的地方不只一處,且都是整章的位置相異,加上帛書甲、乙兩本有個別的句子位置是相異的,但相異的位置僅僅只是前後兩句倒置罷了。因此帛書與通行本在篇章上的位置差異,只能有幾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帛書抄寫者所根據的底本源頭來自竹簡,竹簡是有分章的,因此這些錯開的章節,其實就是錯簡所造成的。二是今日通行本的來源來自一個錯簡的版本,而那個版本也是分章的。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帛書所根據的版本錯簡了,就是今日的通行本所根據的版本錯簡了。至於古代的竹簡怎麼分章、分了多少章,並不能確定。但至少這些錯位的章節可以確定當時是被分為一章的,且其中的八十、八一相連的兩章可能在早期是單獨合為一章的。
因為帛書本身由於載體的連續性,不可能出現錯簡的情況,只會出現小規模的句子錯置現象。[53]如果這本帛書的底本也是帛書,那麼除非那本帛書也是分章的,否則不可能出現這種整章錯置的現象。何況八十、八十一章要與六十七章錯開,那距離過於遙遠,並非帛書的載體所可能出現的錯誤。只能出現於「分章」的「竹簡」因為編繩脫落後,產生了錯置的結果。由於錯置後,竹簡與竹簡之間還具有上下文關係,因此產生出的結果是整章的錯置而非整簡的錯置。
至於帛書兩本與今本的第一個差異:「篇章錯置」,更是古籍中常見的訛誤現象。譬如1973年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它的篇章次序與今本完全相異,而日本流傳的版本,其〈火攻〉篇置於〈用間〉之後,也與宋本不同。[54]不僅如此,由於曹操註本《孫子兵法》廣為流傳,隨著這個版本的普及,十三篇篇序便也在唐朝前開始呈現穩定的狀態,於是到了唐朝時,便有註家開始對「篇序意義」進行探索而作起註解了。為篇序作註解,從唐朝李筌開始,往後還有宋朝王晳、張預兩人。不僅固定的篇序開始被牽強附會的解釋出意義,連篇名也產生了變化。原本十三篇中有三篇篇名為單名,其餘為雙名,但宋朝武經七書頒訂後,剩下的〈計〉、〈形〉、〈勢〉三篇單名也都被改成了雙名而成〈始計〉、〈軍形〉、〈兵勢〉。甚至再往後演變,每一篇篇名下又增加了「第幾」的字樣[55],以標明其次序。有了這種標明次序的數字後,篇章便再也不可能產生錯置的訛誤了。而事實上,不僅宋刊本《十一家註孫子》仍做單名,就是出土的竹簡也仍是單名。此外,出土竹簡〈實虛〉篇,今本做〈虛實〉篇,同樣是名字產生訛誤的例子。
又如靜嘉堂藏本《六韜》,其〈兵道〉篇在〈武韜〉中的〈順啟〉篇與〈三疑〉篇之間,而續古逸叢書本《六韜》,其〈兵道〉篇卻在〈文韜〉中的〈賞罰〉篇之後。即便是按著一定邏輯順序撰寫,每一篇有固定的篇數,而不太可能發生篇章順序錯置的《呂氏春秋》,也在流傳的過程中,發生了同樣的錯誤。
《呂氏春秋》由「十二紀、八覽、六論」的框架所組成,每一框架之後又跟了固定篇數的文章。即「十二紀」除最後一紀〈季冬紀〉多了一篇外,前十一紀每紀都由五篇文章構成;八覽除第一覽〈有始覽〉為七篇之外,其餘七覽都由八篇文章構成。「六論」則每一論由六篇文章構成。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季冬紀〉多出的一篇正是〈有始覽〉欠缺的一篇。因為按照司馬遷〈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以上兩處記載「八覽、六論」的次序都先於「十二紀」,且〈史記.太史公自序〉稱:「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司馬遷將《呂氏春秋》簡稱為「呂覽」,無非就是因為「八覽」是《呂氏春秋》的開頭。且〈序意〉篇篇名即已透漏,此篇當是《呂氏春秋》全書的第一篇,而其內容除記載「維秦八年」的年代資訊外,更是全書唯一提及「文信侯」也即《呂氏春秋》的主事者的篇章。〈序意〉篇的這些特色都類似於今日「序言」之格式。且「八覽、六論、十二紀」的排列並非根據數字大小而來,顯見這樣的排列方式並非基於修辭上的需要。故知今本「十二紀」前於「八覽、六論」的形式,當是後人所改。
今本《呂氏春秋》不僅篇序的安排讓人有可議之處,甚至不同版本的篇名也並不相同,譬如〈功名〉一作〈由道〉、〈勸學〉一作〈觀師〉、〈誣徒〉一作〈詆役〉、〈用衆〉一作〈善學〉、〈蕩兵〉一作〈用兵〉、〈愛士〉一作〈慎窮〉、〈八立〉一作〈立意〉、〈序意〉一作〈廉孝〉、〈首時〉一作〈眉時〉、〈慎人〉一作〈順人〉、〈必巳〉一作〈本知〉又作〈不過〉。[56]魏徵《群書治要》版《呂氏春秋》甚至多出了許多今本《呂氏春秋》所沒有的文字,[57]《群書治要》版《六韜》更是多出了許多今本所沒有的篇章。[58]
以《老子》而言,其篇幅不過五千多字,並且也只分為兩篇,如果《老子》也發生了篇章次序錯置的情況[59],那情況自然就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
不管是《孫子兵法》、《六韜》、《呂氏春秋》或《老子》,它們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是東周時代的創作。同時那也是一個主要使用竹簡為書籍載體的時代。因此,從校勘學的角度而言,帛書本的篇章次序與今本「顛倒」,那不過是一個在古籍流傳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訛誤現象罷了。只是因為《老子》只分了兩篇,因此其效應便被不識校勘學者無限放大。
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稱:「帛書《老子》甲乙兩本皆分為二篇,〈德經〉在上,〈道經〉在下,與〈韓非子.解老〉、嚴遵〈道德指歸.說二經目〉相合。」[60]其實《韓非子》〈解老〉、〈喻老〉兩篇都是不按順序的註解形式,而整理小組卻稱〈解老〉與帛書次序相合,未免失之牽強。《韓非子》引文次序見下表:
引用次序
〈解老〉引用章號
〈喻老〉引用章號
1
38
46
2
58
54
3
59
26
4
60
36
5
46
63
6
14
64
7
1
52
8
50
71
9
67
3
10
53
64
11
54
47
12

41
13

22
14

33
15

27

由上表可知,那些以〈韓非子.解老〉的順序當成韓非所見的《老子》為「〈德經〉在上,〈道經〉在下」的論述,全是牽強附會之辭。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昔者老子之作《道德經》也,原本形氣,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進退感應,呼吸屈伸,叅以天地,稽以陰陽,變化終始,人物所安,窮微極妙,以睹自然。演要伸類,著經二篇,叙天之意,見地之心。」其中嚴遵稱《老子》為《道德經》而非《德道經》,而〈道德真經指歸.君平說二經目〉稱:「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效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目前殘存的嚴遵本〈德經〉確實有四十章,[61]則四十章當是指所謂「上經」,如此則嚴遵所見的篇序確實應該是「〈德經〉在上,〈道經〉在下」的版本。

最後,我們從以上所談到的諸現象,又發現了《孫子兵法》與《老子》在流傳過程中所遭遇的許多相似、相同的經歷。這些經歷顯示了一本經典,從書名、篇序的混亂到固定的過程。製表如下:



《老子》
《孫子兵法》
書名演變
《老子》(上下經)→《道德經》
《兵法》(十三篇)→《孫子》→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法》
內文格式
先後出現不知多少章、七十二章、八十一章等分法。
每一篇的開頭開始固定加上「孫子曰」三字。
篇序混亂
漢朝後確定
東漢後確定
對篇序作註釋
漢朝嚴遵開始解釋篇序以及七十二章的意義,唐朝顏師古[62]開始解釋篇序以及八十一章的意義。
唐朝李筌開始解釋今本十三篇篇序的先後意義。
開始出現連續篇章號碼
嚴遵所見版本為七十二章無連續編號本。顏師古所見已是八十一章跨篇連續編號本。
出現「第幾」的十三篇順序編號。
開始對篇章名作改變
唐朝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為每一章又增加章名。宋朝河上公註本則有不一樣的篇名,但不確定是出自何朝,同時其篇名是經過消化內文所起的新名而非從每一章的開始取出文字當作篇名。
宋朝時,經官方整理,單字篇名都被改為雙字篇名。





 

[1]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頁39-50
[2]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頁51-62
[3]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4]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正義〉註:「《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
[5] 譬如如果以孔子為此原因,那麼將無法解釋為何同為孔子老師的老萊子的資訊卻不如李耳來得詳盡。而史書子籍中,身為孔子的老師,而被記載的最詳盡者就是李耳,其次是也著書立說的萇弘,接著才是老萊子與其他人。
[6] 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戰國時代就有兩位孫子。除孫臏外,另一位為道家類著作「孫子十六篇」的作者,班固於此書下註曰:「六國時」。
[7] 除司馬遷的記載表明孔子曾問禮於李耳外,〈呂氏春秋.當染〉亦稱:「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而〈尸子.處道〉記載仲尼暗引《道德經》四十七章「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一語,此外〈論語.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一愚民思想同於《道德經》六十五章:「故曰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智也。」、〈論語.為政〉:「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同於《道德經》七十一章:「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8] 據上引〈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到達關口時遇到關令尹喜,尹喜強迫老子著書而成《老子》。〈莊子.天下〉將「關尹、老聃」視為具有同一思想之人,〈呂氏春秋.審己〉「關尹子」高誘注:「子列子賢人体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故知此處之關尹即關令尹喜之省稱,如此則此段對話當發生於《老子》成書前後始為合理。
[9] 《孫子兵法論正》,頁180-181
[10] 據〈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記載,此段對話發生於勾踐十二年,當前485年。
[11] 孔子死於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當前479年。因此這段對話必發生在其死前。
[12] 尸佼為商鞅幕僚,商鞅死後,尸佼逃入蜀國。商鞅死於前338年。《尸子》一書或是尸佼逃入蜀國後所寫的,或是投效商鞅時即已殺青。因此其成書時間可以界定為前338年左右數年間。
[13] 〈尉繚子.天官〉曾記載梁惠王與尉繚子的對談,魏惠王在位期間據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考證,為前369至前319年。
[14]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5] 田駢,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因此可知,田駢所對談的齊王即齊宣王。另據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考證,則齊宣王在位時間為前319至前301年。
[16] 此段對話,顏斶身為諫臣向齊宣王提到了「昔者秦攻齊」事件。戰國時代,秦攻齊的實例不多,發生於齊宣王前的有兩件,一件發生於齊威王時,當前323年,是為「抗秦之戰」。詳見《孫臏考》頁62-70。此戰秦惠王、張儀趁著大勝魏國的威勢,想要一舉東進挫敗齊國,齊威王派遣匡章為將軍,孫臏為軍師,率軍反擊,大獲全勝。秦惠王更因此「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既然如此,顯然這一個實例無法有效讓齊宣王知所警惕。第二件發生於前312年,是為濮上之戰。此戰,秦軍方面由號稱「智囊」的嬴疾(樗里疾)率領韓、魏聯軍大舉進攻齊國,一路打到濮上,大敗齊軍,齊軍主將匡章敗走,副將田聲戰死。此戰正當齊宣王之時。若以人性而論,齊軍方才大敗,齊宣王不可能不知所警惕,必是此事件發生已久,為齊宣王所「淡忘」,因此有顏斶的諫言。因此可知這段對話當發生於前311年(前312年濮上之戰後)至前301年之間。
[17] 楚威王在位期間為前339年至前329年。由於這期間蘇秦實未配六國相印,因此實際上的時間必然展延。此處「暫時」就楚威王在位期間做一記錄。
[18] 〈說苑.君道〉記載尹文與齊宣王的對談,〈呂氏春秋.正名〉則記載尹文與齊湣王之對談,由此可見尹文活耀於兩位齊王在位期間。〈尹文子.大道上〉 曾提及田駢、彭蒙等稷下學宮的學士,而稱田駢為田子、宋鈃為宋子,根據司馬遷記載田駢、接予、慎到、環淵皆為齊宣王時的學士,並且孟子在齊宣王在位時遊歷齊國也曾與宋鈃對談,故可以確定尹文當活動於齊宣王中年至齊湣王一朝之學士。〈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班固註:「說齊宣王。先公孫龍。」由此可見,《尹文子》的內容主要記載其與齊宣王之對談,因此此書成書時間,以齊宣王至齊湣王在位期間為最大可能。齊湣王在位時間,據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考證,當前300至前284年。
[19] 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呂不韋發佈《呂氏春秋》的時間約為秦王政元年至七年之間,即前246年至前240年。另據〈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秦八年,即前239年。則《呂氏春秋》當成書於前239年。
[20] 由於趙悼襄王是《鶡冠子》提到的最後一位歷史人物,而趙悼襄王在位期間為前244年至前236年,因此《鶡冠子》當成於此後。
[21]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秦始皇十四年當前233年。
[22] 文子,據〈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班固註:「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儘管周平王有可能是古籍流傳過程中被誤改或竄改的結果,譬如周平王可能是「晉平公」之誤,然而書中提到「師曠、莫邪、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墨子無煖席」諸事,雖然孔子、墨子本傳為同時之人,論其時間也與老子的弟子所處時間相合。但由於《文子》屬於最早的一本註釋《老子》的著作,因此引文量龐大,為免爭議,暫時將他下移於戰國時代。
[23] 因呂不韋門客是一個不確定的數目,但可知必在一人以上,因此稱13人以上。
[24] 《孫子兵法論正》頁273-278
[25] 7次分別是:〈說苑.敬慎〉叔向對韓平子說引老聃,〈列子.力命〉記載老聃對關尹自引,〈列子.黃帝〉引老聃,〈莊子.天下〉引老聃,〈韓非子.六反〉引老聃,〈淮南子.道應〉田駢對齊王說引老聃。此外,〈列子.黃帝〉記載楊朱遇老聃,而老子對楊朱說,因此也算一例。
[26] 11次分別是:〈莊子.庚桑楚〉引老子,〈莊子.寓言〉引老子,〈列子.黃帝〉老子對楊朱說自引,〈慎子.外篇〉三引老子,〈戰國策.齊策四.齊宣王見顏斶〉顏斶對齊宣王說引老子,〈尹文子.大道上〉、〈尹文子.大道下〉各引一次,《群書治要》版〈尹文子.大道〉引一次(三次引文章號各不同),〈韓非子.難三〉引老子。不計《文子》之例,乃因世傳《文子》中的「老子曰」多為後人所加,早期的版本並沒有,因此無法統計。
[27] 《孫子兵法論正》頁322
[28] 《孫子兵法論正》頁180-181
[29] 《孫子兵法論正》頁171-241
[30] 譬如春秋以後就失傳了。但一本普及的經典讀物,遇到這種狀況的可能性極低。
[31] 郭店竹簡甲乙丙三種版本共計牽涉到31個章節,將《鶡冠子》前之戰國中期前引文所牽涉章節與郭店竹簡的31章進行交集比對:不含《文子》,則兩者只有4章交集;含《文子》,則兩者有19章交集。不含《文子》共計引用23章,卻只有4章交集;含《文子》共計引用49章,卻只有19章交集。統計結果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郭店竹簡《老子》只是一個節選本。至於帛書版的篇序與今本相反,則更是一個校勘過程中常見的現象,篇序錯置普遍發生於先秦諸子書如《孫子兵法》、《六韜》、《呂氏春秋》中。因為《老子》只有兩篇,因此發生篇序錯置的錯誤後,便被學者誇大而成為一種成書年代的證據,其實對於先秦古籍篇序錯置的認知不過是校勘學的基本知識罷了。
[32] 聃、耼,古通。又作「耽」(〈呂氏春秋.不二〉),此諸字同音通假,因此周太史「儋」也由於其所服務的國家、博學的身份、名字讀音與李耳相近或相同,而被傳為老子。
[33] 清朝王引之《經義述聞》。
[34] 〔〕內註文為班固自註。
[35] 不放李耳出關,正是一個關令可以強留李耳、脅迫他寫下《老子》的最直接辦法。非如此,則想要強迫李耳寫作,卻沒有任何具體的措施可以脅迫,而最終卻也能讓李耳寫下《老子》,便不免讓人覺得矯情、不合常理。矯情的態度正與《老子》一書所表現出的態度、思想背道而馳。而關令不放行,迫使李耳寫下《老子》作為交換,不失為一自然而合理之事。
[36] 〈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即老子、彭即彭祖。由此可見,老子原本「述而不作」,這一點又與關令尹喜「逼迫」老子留下著作一事吻合。因為如果不是老子「述而不作」,哪裡需要關令尹喜脅迫他,他才願意留下著作呢!同時,由於老子是被迫倉促留下了著作,因此書中完全沒有提及任何他與弟子的對談,同時整本五千多字的書也只分為兩篇,這些特徵也都與相關的記載相合轍。
[37] 《論語》一書不僅有孔子獨白、描述孔子言行如「子之所慎、子不語」的內容,更多的是孔子與弟子們的交談記錄。甚至某些篇章完全沒有孔子的身影,而僅餘孔子弟子的言論記載。這些特徵,都與《老子》一書,以及同樣是春秋末年著作的《孫子兵法》大相逕庭。
[38] 〈孫臏考.孫臏師承考〉,《孫臏考》頁215
[39] 周王,〈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班固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則班固所見《文子》已稱文子所交談者為「周平王」。實則古籍流傳過程中,存在著將模糊之資訊改為精確之資訊的變動。譬如原本中的「齊王」可能變為「齊威王、齊宣王」,變動後是否正確端賴變動者的史學知識是否正確而定。由於文子生前與周王交談,除非其死期在周王之後,否則不可能知道周王廟號為何。因此原本當作「周王」,「周平王」乃後人為神其說而改。因文子乃春秋末年老子弟子,焉能與周平王交談!而文子與周王交談,也符合其身為周朝官吏老子弟子之身份。畢竟以當時的制度禮節而言,並非人人都可與周王交談的。
[40]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孫貜卒。」仲孫貜即孟禧子、孟釐子。
[41] 如〈莊子.天道〉記載孔子想去周室藏書,結果反而是弟子子路指導孔子說周朝藏書官為老聃,要孔子前往試試看。結果老聃不想見孔子,於是孔子就把十二經都給燒了,這才見到老子。又如〈莊子.天地〉篇記載子貢前往楚國,路遇為圃者,看他辛苦,想要教他用機械來省力,結果自稱「孔丘之徒」,反被諷刺「賣名聲於天下者」。總之,孔子在《莊子》一書中的形象甚差,且多數言及孔子之處都意在反諷。因此〈莊子.天運〉篇以此反諷孔子,既非孤例,其意圖亦甚明顯。說是五十一就是剛過了五十的意思,一個「一」就「戳破」了「謊言」,諷刺意味濃厚!以事實論,魯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而孔子為魯國宰相,此年孔子年五十二。如此則其前年焉有閒暇前往周朝問禮於老子!故知莊子所言乃諷刺之語也。
[42] 參考「《老子》成書時間考」一文。
[43] 宋朝謝守瀨編《混元聖紀》卷三:「唐傅奕考竅眾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武平是北齊後主高緯的年號,武平五年當574年。
[44] 上至經不通,已知《老子》只有兩篇,則必然是一上一下兩篇。故知「至」當是「下二」合字之誤。
[45] 《孫子兵法》據〈呂氏春秋.上德〉:「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高誘注:「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今本除朔雪寒根據竹簡參校各種版本的《論正本》之外,都超過了六千字的字數篇幅。《論正本》《孫子兵法》不含篇名則為5884字,符合高誘說,而與《老子》一書篇幅相近。
[46] 《孫子兵法》頁289-295
[47] ()內為〈德經〉所用字符數。
[48] 其實不僅是《老子》,任何竹簡的篇末字數都該被視為是一種關於原本字數的記錄,因為這是一個檢驗該竹簡是否有脫漏文字的機制。如果不是用來檢驗這個版本是否在字數上符合原本,那麼每一篇都有一個新數字,其用意何在?從現實實物而言,多數出土的竹簡、帛書所記載的文字字數也都與其實際字數不相符合,這一點更說明了那些字數所代表的即是原本字數的事實。
[49] 如《孫子兵法》的兩個主要版本源頭:宋刊本《魏武帝註孫子》以及宋刊本《十一家註孫子》,其中《魏武帝註孫子》本為6035字,而《十一家註孫子》本為6075字。朔雪寒根據銀雀山漢墓竹簡以及作者文理、歷代引文所復原的《論正本》《孫子兵法則為5884字,既符合高誘五千言的說法,更是年代最早而字數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50] 為了與嚴遵本進行比較,因此特將傅奕本〈德經〉獨立進行字頻統計。
[51]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頁1
[52]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頁1
[53] 舉例:
[54] 櫻田本《孫子兵法》。
[55] 如〈始計〉第一、〈軍形〉第四。
[56] 除此外,〈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註:「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二十六卷也。」其中〈恃君〉誤作〈時君〉、〈似順〉誤作〈以順〉,前者為形音皆近而誤,後者為省形而誤。
[57] 如《群書治要》版節選本《呂氏春秋》多出「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一段文字。
[58] 《呂氏春秋》頁5-10
[59] 在記錄篇章次序與字數的篇題木牘損壞或遺失後,就可能發生這種篇章次序錯置的現象。如果是人為選擇,那就更不需要談論了。
[60]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頁94
[61] 《道德真經指歸》卷73章、卷86章、卷97章、卷106章、卷116章、卷126章、卷136章。共40章。
[62] 顏師古《玄言新記明老部》:「〈道經〉象天,所以言上。〈德經〉象地,所以言下。王弼,字輔嗣,山陽人,官至尚書郎,魏正始十年,時廿四。尋宋古本直云王輔嗣,下稱註《道德》二篇,通象陽數極九,以九九為限,故有八十一章。以為上卷。」《玄言新記明老部》現存於敦煌P.2462號抄本之中。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